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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行业有效监管的瓶颈与对策摘要：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是我国金融监管机制步向专业化与法治化的一个重要举措。然而，从目前央行与银监会的实际职能来考察，这种分设的模式并没有使中国的银行业监管走向专业性、高效率性与更有效性，也没有真正解决央行原有的双重角色冲突问题，只是使原有的内部冲突外部化；同时，由于银监会的弱势，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性正潜伏着可能失灵的危机。关键词：分立模式；央行；中国银监会：对策虽然中国银监会的新设使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有了一定的改观，但笔者认为由于-这种分工的不彻底性及银监会所处的相对“有职无权”状态，目前我国银行业的监管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欲求。相反，这种不彻底的分离已给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性埋伏下了监管失灵及监管成本扩张的风险。因此，有必要从中国银监会的角度来考察一下我国银行业监管所面临的困惑，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应对策。一、独立监管基础的欠缺：中国人民银行抽空3-中国银监会独立监管之基础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必须依赖于一个前提，即相应监管者必须具有正式的权力及以有效的信息为依托。然而，考察一下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在分离后所保留的职权，不难发现银监会有效监管基础基本上呈现为一种相对的真空状态，且在监管实践上目前中国银监会还摆脱不了受中国人民银行的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其在监管中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影子”或“化身”。这正如有些学者所言，中国银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关系是“分手不分家”的婆媳型关系。虽说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过激的观点，但这种定位也揭示了一定的事实。关于中国银监会独立监管的缺失，笔者作如下探讨。(一)信贷管理问题中国银监会成立后信贷管理的去留便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保留派认为：在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央行的信贷政策一直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在这个时期，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与激励机制，货币政策的传导还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所以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行为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窗口指导与监督。此外，目前央行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币值稳定，而这一目标的核心在于防止泡沫经济的产生，而房地产又是泡沫的主要生产源。于是，2003年6月央行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的形式事实上占据了这一滩头阵地。笔者认为，央行的这一做法是值得质疑的，因为信贷政策是规范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若银监会要依法履行其监管职能，除了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进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外，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制定与完善包括信贷政策在内的银行业的监管制度与法规。同时，信贷政策的制定要以“银行监管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及商业银行在业务创新中对现行监管所提出的要求”为依据，而非脱离银行监管的实践。由于实现职责分离后，央行主要依赖于运用利率、再贷款、及存款准备金等宏观经济杠杆来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而不直接涉及微观上的商业银行之经营管理。因此，央行制定信贷政策就失去了应有的基础。虽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在第3章“监督管理职责”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中国银监会享有对信贷管理的职能，但该章却明确地提出了“审慎监管”的理念，这事实上表明信贷管理应属于银监会的职能。因此，央行目前所造成的一种“事实状态”已在一定程度上抽空了银监会有效监管的基础。(二)反洗钱监控权的归属问题 由于洗钱能让黑钱洗白进入流通领域，有可能造成货币量增加的假象，从而致使经济统计产生误差，甚至导致国家宏观经济决策走偏。因此，自2001年起，央行就开发了一套商业银行内大额资金统计分析系统和大额资金可疑支付交易系统。2002年7月央行又成立了反洗钱工作处、支付交易监测处，专司反洗钱的具体工作。2003年初，央行发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及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三文件初步勾勒出了我国金融机构领域反洗钱的基本法律框架。然而，在中国银监会成立后，这部分职能目前仍保留于中国人民银行。从国外反洗钱机构的设置来看，当金融监管职能与央行分立后，对金融机构反洗钱的职能一般都集中于分立后的金融监管机构，而非央行。如英国的金融服务局根据金融服务与市场化法负责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工作，日本的金融厅则设立专门的金融情势办公室来专司反洗钱的监管。这种配置的根本原因在于反洗钱是与银行机构的日常监管紧密相联的。洗钱与简单的存贷款不同，它是一个通过银行往来账户、邮政汇票、旅行支票及其他流通工具而发生的连锁过程，这种洗钱几乎会渗透银行业务的各个环节，这说明反洗钱职能必须伴随机构的分离而发生移转。(三)支付结算监管权归属 中国银监会分设后，央行继续保留了原有的对商业银行支付结算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的权力。作为央行直属事业单位的清算中心不仅为商业银行的支付结算活动制定相关规章，对业务活动中产生的纷争进行协调，提供网络设备支持服务，而且还对商业银行的支付结算业务负有检查与监督的职能。支付结算业务不仅是银行内部与银行之间进行资金清偿与余缺调配的润滑剂，更是资金安全与市场稳定的基础。目前，在金融监管机构与央行分设的国家，支付与结算的管理仍由央行负责，但许多国家的支付结算系统都倾向于非官方化，如澳大利亚的支付清算协会、韩国的金融电信与清算协会及新加坡清算所协会等，其会员都由会员银行组成。对于我国而言，支付结算的民间化可能性不大，现在的问题是央行仍持有的该项职能是否移交给银监会。在该问题的处理上会出现两难：一难是若将该职能移转给银监会，则涉及如何移转的问题。多年来，央行在“总行至县支行与央行至各商业银行”之间已构建了庞大的支付清算网络，虽然专职的管理人员可以“人随业务”，但是支付系统的物理转移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另一方面，央行宏观政策上的公开市场活动也必须依赖于支付结算系统。二难是若维护现状而将支付结算系统保留于央行，那么对银监会而言则意味着其对商业银行经营监管链的断裂，因为商业银行的支付与结算与其他业务密不可分。若将支付结算的管理与日常业务的管理进行切割处理，则无疑不利于银监会对银行业进行整体性的监管。同时，从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来看，也只是在该法第4条规定央行“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而没有明确决定这项权能的归属。因此，作为法定监管者的银监会基于监管的目的就有可能直接要求商业银行接受此方面的管理，在面临两个“婆婆”的情况下，一方面商业银行可能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法律规定的不明也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守法成本。(四)“最后贷款人制度”所衍生的挑战最后贷款人制度长期以来都是央行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在金融监管机构分立的情况下，各国央行仍然保留了一这职责。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即如何确保央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与真正需要救助的程度评估的一致性。客观而言，由于银监会没有创造货币的功能，所以也就没有为陷入困境的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的能力。因此，对于最后贷款人职责的行使，央行是责无旁贷的，但其行使是以充分了解银行的经营状况及风险水平为基础的。若央行没有微观的监管职能，则存在信息、权、责等不对称等现象，因而可以说央行在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将更多地依赖于银监会对银行困境与资金需求额度的判断，这容易引发新的道德风险：若银监会运用过于严格的监管标准，或援助请求过迟，则又有可能使援助错过防范银行风险的最佳时机。因此，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在银监会设立后，央行在决定是否援用最后贷款人制度时已不是基于应有的“建设性模棱两可”原则，其更多地是基于银监会对被救助银行机构状况的说明及银监会自身的请求。同时，由于银监会的存在，央行在该项职能的决策上也易滋生责任转嫁的心理效应，由此导致其决策时的审慎性被削弱，而非原有的市场中立姿态，这也是金融监管权剥离后所衍生的新问题。实际上，上述几个方面还没有全部涵盖央行所持有的与银行监管相关的职能，如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条便添加了央行监管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与银行间债券市场及外汇管理等职能。虽然从理论上说，央行对银行业的监管是宏观上的，银监会的职责主要是微观上的，且两个机构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即确保整个银行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但是在职能分配两极化及缺乏有效的协作机制下，则可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二、分立理论与现实基础的薄弱性：银行业有效监管所面临的危机(一)“分拆理由”的检讨与反思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与银行监管的双重角色是人们倾向于将央行与监管部分机构分拆的主要理由。持该种观点的人认为：央行身兼两任时，为了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央行会倾向于保护银行机构的利益，而忽略对存款人利益的保护。实际上，这是一个带有悖论性的观点。分拆是否能确保央行货币政策职能的实现及银行业监管的更有效性呢?从理论上看，分拆能保证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中立性，能够使用更多的时间、人力与物力资源等，这一点对于分立后的银监会而言亦似乎如此。然而，人为地将这两种紧密关联性的职责进行切割，也会引发诸多理论上与现实上都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分离的情形下，央行与银监会无疑都具有各自的信息比较优势，如央行拥有较充分的货币政策信息与不完备的监管信息。而银监会则拥有较充分的监管信息与不完全的货币政策信息。这两种信息链的断层无疑影响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有效性。虽然目前可以借助信息交流机制来克服这一难题，但其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此外，从现实考察，虽然可以通过有形机构及通过法律颁布的形式来实现货币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的分拆，但是由于央行宏观上的监管职责仍然存在、新设立的金融监管者并没有创造流动性的功能及职责交接中的有所保留等，分离出的监管机构往往成为央行影子下的监管者。如即使是像德国那样将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分离较早的国家，其银行法仍然承认德国银监局的功能与德意志银行的功能密不可分。事实上，其银监局缺乏自有的分支机构，必须借助于德意志银行的机构与网点才能有效实施金融监管，这说明其央行事实上参与了金融监管。同时，在涉及银行资本与流动性的重大政策上，其银监局必须征得德意志银行的同意。这些事实说明，分立后的金融监管机构职能的有效发挥无论是从信息平台的需求上，还是从提供流动性所需资金上等都离不开央行的支持，而央行则很少依赖分立后的机构。因此，笔者认为，分立后原有的“双重角色冲突”问题并没有全部得以解决，这种矛盾只不过是借助机构的外设而被外部化。在机构分离的情形下，若央行与金融监管机构就金融风险的评估及金融稳定所须采取的措施发生分歧而相持不下，则会面临一个最终裁决者的问题。在原有的模式下，无论这一问题是多么复杂，总是可以有相应的答案，但在分离情形下，若法律地位上平等的各方相持不下，则最终只能诉求于共同的上级部门。另外，为了保证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各国一般都保留了央行的“建议权”与“监督检查权”，如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334条便对这两种权力作出了规定。这种处置又为央行间接地“侵蚀”银监会的监管权营造了可能的空间。(二)金融监管之专业化：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构建专业化的监管体制是我国一直在追求的目标，如1998年的央行机构变动及2003年银监会的设立等。然而，有一个问题仍值得我们注意，即监管的专业化是否就是机构的设置?事实上，监管专业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不仅需要高业务素质的金融监管人员与相对独立的监管机构设置，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在另起炉灶设立新机构时就必须具备完善的以持续性风险管理为框架的规则体系。而非沿用以前数量繁多，参差不齐且矛盾丛生的监管规则体系；它需要专门进行审慎风险监管研究的专业人员、能真正发挥作用的金融业协会及金融业内部有效的治理机制：它必须考虑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政策的信息共享，使央行和银监会之间进行合理分工和协作，必须使非现场监控与现场检查能有序协调，既充分监管，又不破坏商业银行经营的规律，上述种种问题是在实施机构变革之前应予充分考虑的。从中国银监会目前的情形来考察，不难发现我国只是在机构上进行了有形的变动，机构的分立还并没有触及到一些金融监管专业化所要求的实质内容。如在人员的配备上，中国银监会主要是由原人民银行总行的“银行一司、银行二司、非银司、合作管理司、银行管理司”等负责银行监管的部门来充实的。另外，在监管规则上，目前的监管依据也主要是沿用原人民银行颁布的千头万绪的部门规章。再者，央行与银监会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还没有有效确立。同时，内部治理及行业协会在中国银行业监管中也只是起到装饰性作用，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基本上处于“跛行”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机构变动不是金融监管专业化的必要前提，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审慎地反思原有监管为什么效能不佳的体制因素，并充分考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其特殊的经济环境、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法律体制和抑制型金融体系本身的惯性对有效金融监管的种种制约。理性而言，中国银监会的分设是一个价值取舍问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分设只是银行业有效监管的一个因素，而非绝对的条件。若要真正达到预期的价值定位，就必须摆正中国银监会的位置。使其具有比较实质性的独立监管权力，而非停滞于形式上的分离。笔者认为，由于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本身就与银行业的运行及其监管密不可分，所以若对央行与中国银监会断然地“一分为二”，而形成一种“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这也是不现实与不理性的。然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在于，无论是从中国人民银行法及央行发布的规章与把持的职能来看，还是从机构网点、技术基础等考察，央行都或多或少地成为了银监会的“影子”。这种局面是非常不乐观的，因为它可以造成两种不好的后果：其一是形式上独立的中国银监会出于对自身独立地位的敏感性，一方面会以比较积极的姿态来扞卫自己的独立性，从而可能会在央行实施货币政策需援助时而进行冷处理：另一方面由于处于一种相对无权的状态中，会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监管。其二是对于央行而言，虽然权力职能的多项拥有能带来一定的优势，但也事实上导致银行监管的责任向央行的集中，这说明央行仍可能徘徊于原有的执行货币政策与监管职能的怪圈之中。总而言之，职能的分离与机构的分设只是表明向专业化监管过渡的一种姿态，分设的实质还应在于权力分配的适度、平衡及协调。其分配的标准是各方都能运用配置的权力在职能范围内得心应手地履行各自的职责，而不感到在对方的影子下而左右为难。否则，机构分设的价值便会黯然失色。三、对策(一)调整目前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在这方面，我们具有较充分的法律依据，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其第35条亦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事实上，早在2000年9月，央行曾与中国证监会、保监会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在2004年6月，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及保监会又签订了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备忘录(后简称备忘录)，建议建立监管联席会议与经常联系机制，并提出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管人”概念。虽然我国已开了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先河，但这种机制却存在很多缺陷：一是上述备忘录并没有央行的参与，只是象征性地规定三机构应与财政部及中国人民银行密切合作，这无疑使银行业的有效监管大打折扣；二是从性质上分析，备忘录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是三机构之间的君子协定，因而在不遵循的情况下，只能诉诸于道德方面的谴责及向上级部门投诉：三是从文件出台的目的上看，其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银行业的有效监管，而是针对金融业务的相融而引发的新监管问题提出对策，至于银监会与央行之间的关联问题则不是文件的重点。可以说，这也是在缔结备忘录时没有央行参加的原因。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监管协调机制的出路何在呢?笔者的看法可以考虑由国务院出台一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条例，该条例所涉的当事方应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及财政部等五方。在内容上可以原备忘录为基础进行适当的细化与内容上的扩展，但主体的内容应围绕各方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分享、金融突发事件的磋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现场与非现场检查请求权的实施、监管联席日常机构的设立及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等。另外，由于银监会的监管与央行具有更紧密的关系，所以在出台上述条例时，国务院也有必要对这两者之间的协调问题作出更具体的规定。(二)央行与银监会之间职责分工明确化问题虽然中国银监会自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一管机构、二管人”的口号，但客观而言在实践监管中，银监会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相对无权状态。这无疑有背于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中所倡导的“监管者正式权力”的主张。笔者认为，若我国意图让分离的模式发挥真正的作用，就必须赋予银监会比较全面的、实质性的监管权力。基于上述思维，笔者认为就有必要将一些现在由央行所把持的、目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不明确的权力自央行进行再次剥离，以实质增强银监会的监管权力。这些可考虑移转的权力包括信贷政策的管理、支付结算的监管、对反洗钱的监管与存在于央行内的与银行紧密相关的信息系统及人员的分离等：另外，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3-34条所规定的央行之监督检查权与建议权行使的条件是“经国务院批准”，但具体批准的条件并不明确，规则的模糊性无疑不利于银监会对此种行为有个合理的预期。因此，我国有必要使这种检查权与建议权行使的条件具体化，以避免在央行与银监会发生冲突时，央行滥用此种权利来制约银监会的监管行为。(三)银行监管法律规则平台的构建尽管自银监会成立以来，其已发布了一些监管规章，但不可否认目前的银行监管依据主要是原中国人民银行所颁布的行政规章。客观而言，这些行政规章暂时性地弥补了法律规则的不足，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如许多规章被冠以“试行”、“暂行”、与“通知”等，但一般都“只生而不死”，这就导致了虽然某些规章已经时过境迁，但其效力仍然处于游离状态，如人民银行于1986年4月发布的再贴现管理暂行规定及于1990年12月发布的利率管理暂行规定历经十余年仍处于暂行之中。监管规则是金融监管法治化与专业化中的核心，因为它直接指引着监管行为的走向，左右着被监管者对自我行为的评价与预期，并引导着金融的可能创新及展现一个国家金融法治化的质与量。因此，可以说金融监管的专业化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法律规则平台的构造，而非单纯机构的物理转移。笔者认为，从银行监管法治化来考察，现在中国银监会工作的重心应在于对原有的监管规则进行系统性的汇编，其目的有四：其一是使银监会对所有的。监管依据有个全面的了解；其二是消除规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现象；其三是决定某些陈旧性规章的去留；其四是为未来严格的统一立法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