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象征策略及政治功能.docx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象征策略及政治功能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多年中，各国社会主义者对政治象征(符号)策略的运用，在达成其所宣传的社会政治目标的运动实践中都发挥了极其引人注目的作用。换言之，政治象征策略的运用是这场声势浩大、历时长久的社会改造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运动与其它社会运动相区别的特质之一。因此，对过去社会主义象征策略的研究与探讨，既有益于加深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理解，也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立场与信念，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和政治象征策略从思想与观念史上看，“社会主义”表达了人类对理想社会不断探索的思考历史。这类思想的原生态可上溯到柏拉图，在十五、十六世纪乃至十八、十九世纪都有思想家们对其不断的继承和阐发1。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社会主义”逐步成为一些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与反资本主义方式、社会及观念紧密相连。当“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创立其极具影响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后，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被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而且也在很多国家获得了广泛传播与支持。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思想在一些国家中也被本国政治精英们所丰富、发展或者修正、甚至也被曲解。比如在西欧，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论展开了持久性的激烈辩论，俄国革命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推动了这场理论争辩并使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化。二战以后，很多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的精英们也纷纷宣称他们正在实行或者争取实行社会主义，虽然其内容已与欧洲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此外，随着苏联模式神圣性的理论消解，一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则开始强调本国的特殊性，寻求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些变化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很长时期中已不再仅仅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它实际上代表着多种反社会现状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几乎成为所有反社会现状的代名词。在那些社会主义尚未取得成功的国家里，社会主义者对于“非社会主义的”现存秩序来说，其基本的政治身份就被标识为“政治反对派”。他们须将思想化为行动、将理论付诸实践才可能实现其社会主义目标。这一政治过程就是通常所称的“社会主义运动”。已有的政治研究指出，政治精英及群体在驾驭环境、达成其目标的政治过程中，主要可运用象征、暴力、物质和实际措施等方法。作为现存社会的反对派，社会主义者与统治集团相比通常更缺乏物质的、制度性暴力和相应的实际措施。因而，他们一般地更依赖于象征策略的运用 15，56。象征策略的政治功能在于，借助象征符号的意义表达向世界传播社会理想、进行社会动员和采取社会行动，并使政治诉求和行为合理化。法国大革命是此种象征策略运用的古典范式，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则使这类政治传播策略得到大力发展。因为很多社会主义者都对大革命称赞备至，实际上也运用了许多大革命时期的象征资源。政治象征策略通常包括了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象征物、仪式行为和话语等等，它们既被用于实践层面，也被用于理论建构中，因而各种各样的象征都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某些作用。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象征策略的基本性质由这种社会运动的“反现状”特性所决定。也就是说，作为政治反对派的社会主义者所选择的象征，通常是那些预计可以使大众感情背离现存权力象征、可以使大众的喜爱之情转移到挑战性象征上去、并且可以把大众的敌对情绪引向现存权力象征的那些象征。因为社会主义运动是要同现存的陈腐观念和道德决裂，并使这种行动在新的道德基础上得到解释 29。本文的分析试图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生死攸关的政治斗争其实包含着大量对象征资源的创造、争夺、控制和运用；在权力斗争的行为表象之后同时也隐含着特定意义和价值间的斗争，可以说，正是“意义”居于现代政治冲突的中心性解释地位。二、旗帜、绘画、标语、歌曲：象征物与社会主义运动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其争取政治权力的运动中广泛使用了种类繁多的政治象征物。与其它象征表现形式相比，象征物最为直观、具体，因而最易于用来表达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情感。它们通常以一种“图示化”的方式而被使用。例如，“红旗”就一直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用来表达社会主义者的鲜血流淌在成员血脉之中的意义以及表达一种兄弟般的普遍人类情感。事实上，自法国大革命后，与红色有关的东西几乎都成为社会革命者的象征。当然，很多社会主义者也将某些独创符号与红旗结合在一起作为其运动的大旗。比如，法国社会主义者在红旗上一般写有如“自由”、“平等”和“博爱”这类富含魔力的词汇，用来象征他们追求的社会目标。美国社会主义旗帜上的符号则是步枪和火炬，表达着美国工人阶级用暴力手段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心以及在黑暗世界传播光明与真理的愿望，而各国共产主义者团结一致的标志则是镰刀和斧头交叉的红旗，代表着列宁所阐述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想。简单地讲，没加区分的红旗主要表达了工人阶级国际间的普遍团结，而有独创符号的红旗则用来表达本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特性。所有这些旗帜都被视为劳苦大众社会团结最具鼓舞性的象征而被崇扬和使用。“红旗如林”、“红色海洋”典型反映出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浩大声势的政治真实性。更多的“图示化”象征和符号也包括了由艺术家们创作的多种绘画。绘画是一种高度象征化的表达性艺术，因为同样的一幅画可以在不同的观者中引出类似的或者相反的意义阐释。在社会主义绘画中，一类主题用来表达资本主义秩序下的种种社会罪恶，比如童工、贫穷、剥削、战争等。另一类则以亮丽的色调或配上易于联想的词汇来象征自由、平等制度下的美好生活。比如，人们熟悉的卡通漫画的主要表现手法就是将特定的政治个体或群体予以“象征化”抽出实在性、赋予预定特质而成为“象征人”。多年来，卡通画中的“资本家”、“地主”和其它剥削者总是被打扮成肥肥胖胖、不讲情理的样子，他们由一大堆过分奢侈的东西包围着。为了强调其贪婪的特性，他们的手有时被画得格外肥大。在损害工人和农民利益的情况下，剥削者们总是咧着大嘴露出喜笑颜开的模样，或者穷凶极恶的样子，而工人、农民等劳苦大众则被画成瘦骨伶仃、衣衫褴褛的样子。不过，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国家里，或在社会主义运动已取得胜利的国家里，劳苦大众已被画得比过去更富力量，目的是要表明被剥削阶级已有充足的能力与一切剥削势力展开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在中国革命后冲时期，政治宣传画或漫画中的工人通常是一位目光坚毅、肌肉发达的炼钢工人，农民由一位温顺、健康的妇女扮演，在表达社会主义的相关主题时，通常的空间安排是工人突前居中、农民紧随正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革命的雄性气质、工农一家和暴力革命等信念和意义的浓缩象征。而在表达斗争主题时，“阶级敌人”总是会被画成不成比例地瘦小和丑陋在充满自信和强大的“人民”面前，一切“敌人”都总是不堪一击的。各国社会主义者使用象征策略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普遍运用领袖人物的“肖像画”确切地说是其“理想化”文本来象征社会主义的纲领和理想。心理学研究已经指出，“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及其战友恩格斯的肖像对于各国社会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影响。这两位杰出领导人的堂堂仪表、渊博学识以及对事业的信心姑且不谈他们那印象深刻的胡须就足以在其大批追随者或劳苦大众中建立起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统、尊严和权威的信念以及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当然，许多社会主义者也努力造就本国的精神领袖。比如，英国的凯尔?哈定、法国的尼恩?伯纳姆、美国的恩吉?德比斯、南斯拉夫的铁托、古巴的卡斯特罗、中国的毛泽东等等。这些本国领袖代表着各自社会主义运动的特质，也被用来激发成员对社会主义事业更大的激情和献身精神。运用简练、鲜明、生动的“标语”(口号)也是各国社会主义者重要的宣传策略。标语是政治语言的“物化”表现，是文字的“放大”形态，在实践上具有强有力的心理暗示作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标语一部分用来控诉现存社会的罪恶、揭露当权者的腐败与无能，另一部分也用来展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描绘未来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乐园。例如，英国工党就特别擅长将标语、口号张贴在建筑物、广告栏和会议大厅墙上，也经常分发印有鲜艳彩图的小册子来宣传它的社会合作目标。奥地利的维也纳社会主义者同样很喜欢用一种鲜明生动的图画式形式来展现有关社会需求的数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 414。许多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广泛运用这类象征性的宣传策略，如在中国的“文革”时期，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所形成的那种铺天盖地之势就令人难以忘怀。同样，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始终回响着由不同语言写成的、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因为音乐、歌曲本身就富含象征特质。一些歌曲充满了爱国主义气息，或者国际团结精神，另一些则主要用来表达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斗争力量、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等等。多年来，“国际歌”就是各国社会主义者传唱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歌曲。在社会主义者的各类集会中，这首歌对于激发兄弟般的团结情感特别有效。“歌声如潮”、“歌的海洋”形象地表达出社会主义集会时那种被充分释放的高涨情绪所营造出的空前盛况。总体而言，渗透着社会主义情感的象征主义歌曲在二战以前比在二战以后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二战后的社会主义者更加强调表现本国运动特质的歌曲而不是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此外，社会主义运动也创造出某些特有的象征姿势、仪式以加强信念和鼓舞士气。比如，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里，举起握紧的拳头为增加政治权力而进行武装斗争的象征姿势在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新一代中已经很流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或工人党的新成员在入党宣誓仪式中也是相同的姿势。当然，更多富于象征性和表演性的政治仪式可以在斯大林时期和中国的“文革”中看到。因为这些威权政治时代也正是政治仪式的各种形式达到登峰造极的时期。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运动象征策略的核心语言然而，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联系最为重要的象征符号并不是上述这些象征物、绘画、歌曲或者政治仪式，而是社会主义者一贯使用的语言词汇和短语。在理论言说中，关键概念和术语构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中，特定的政治语言不仅从认知上影响人们对政治现实的定义和理解，而且具有很大的情感影响力。因为一种极富感染力的语言、文字可以成为高效的政治炸药，它可以被用来摧毁它所要攻击的任何目标。在雅各宾派的文告中、在列宁的革命宣传册子中、在领袖的最高指示中或在红卫兵的口号中都可窥见一斑。从理论层面上看，社会主义运动中多数的语言象征策略选择和意义争论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这个关键术语展开的，因而“社会主义”也被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在其最宽泛的、或愿意认可的意义上得到阐释和发展。它们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逻辑方法就是在“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前添加各种各样的限定词或修饰词。目的一要使自己的理论保持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大传统之中，二则是要表达自身理论的某些特质并试图与其它的或想要攻击的理论敌人划清界限。因而，“社会主义”到现在已成为含义众多、最富争议的政治词汇，成为历史解释、经济学说和社会理论中多样概念的浓缩象征。下面的例子将说明，位于社会主义象征体系核心的“社会主义”概念在保持其语言形式上的高度稳定的同时，它的意义又是如何出奇地富于变化。随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经济和社会信念的复杂体系。它代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认为生产方式及其交换决定着整个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过程的普遍特征。它也代表着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些信念，前者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的相关必要的社会劳动量，后者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剥削理论的基础。同样，马克思主义代表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观察和预言资本的不断集中、工人生活的不断恶化、资产阶级数量的日益下降、中产阶级的迅速消失、工人数量的大幅上升、劳工组织力量的不断增强以及持续性的工人与资本家间的“阶级斗争”将最终导致工人掌握政权 591-610。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现存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遍信念。然而，马克思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一系列科学预测并没有完全实现，因而曾经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着名的卡尔?考茨基开始转向社会“进化”的观点。另一方面，由于列宁、斯大林和其它共产主义者坚信自己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扞卫者，“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很多人眼中就成为共产主义者所持信念的象征。“社会主义”的思想也通过其它一些概念而得到表达和传播。在英语国家里，听得最多的就是“费边社会主义”。它代表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和运动，致力于渐进、民主的社会变化。费边主义者认为，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才是社会变化中的重要角色，通过有效的、民主的政治行动而不是阶级斗争才是社会革新的最佳途径。他们以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租金理论而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其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费边社会主义是犬儒主义，因为它鼓吹“社会渐进变化的不可避免性”。在德国，“修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一种多少与费边社会主义相类似的意识形态，但伯恩斯坦旗下的“修正主义者”则把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职业工作。他们的批评与修正指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剩余价值论、资本集中的概念、中产阶级消失、阶级斗争、劳工不断贫困化等方面10。这种修正不仅在德国社会主义理论界产生了持久争论，也导致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和衰落。当然，接受了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都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共产主义”成为最具影响的意识形态之一。“共产主义”代表了非西方国家中理论上坚持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传统、实践中已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强调用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权力集中的必要性以及国家控制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共产主义者通常互换使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这两个词表达了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不同但必然相联的两个阶段 639-642。他们倡导和开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成为二十世纪最为显着的时代特征。然而，在一些国家里，托洛茨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许多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精英们也宣称他们正在实行或者争取实行社会主义，甚至希特勒的追随者们也称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由此，在一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已被用来表达从民主到独裁、具有广泛差异的不同概念和思想。由于意义的过分泛化，人们对“社会主义”真正代表什么也变得前所未有的迷茫。这种复杂情形的后果之一就是，西方国家中的很多社会主义者用“民主社会主义者”来称呼自己。“民主社会主义”是多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复杂综合，到今天也代表了一大堆有关理想社会的观念和主张。比如认为，民主、合作的秩序是消灭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手段，也是提升经济安全、增进工业民主、大众物质、心理和精神发展最大化的手段，因而最终将代替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下，民主政治模式会不断加强，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宗教自由和政治活动的自由；合作的社会主义秩序将是动态的发展，通过不断的合作试验，它将进化到更高级的形态；最后，民主社会主义保证主要的生产资料将由民主、自治的社区所有，但仍有许多行业留给合作组织和私人，这样，就可以平衡地保护消费者、生产者和公共利益 420-421。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以及相互间的论争表明，“社会主义”的现代含义从一开始就处于不断争议和多样性阐释过程之中。它促动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探索，也同时导致了意义混乱，它使更多工人阶级觉悟和行动起来，但也使早期较为完整统一的欧美社会主义运动变成后来的各自为战。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激烈辩论也揭示出这样的重要事实，即在人们极为关注的利益政治、权力政治的表象之后隐含着政治过程的另一个侧面：语言政治。语言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有关话语权的斗争11。即究竟谁有权力决定谁能创造语言、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谁编创了“我们的”故事？故事应如何发展？谁有权力在语言的概念与其所指的现实世界之间进行协商？一句话，谁对事物的理解才算数？语言一直是人们用以构筑和评价所谓“社会现实”的重要方法。就此而论，严肃的理论争辩也好、运动中出现的鼓舞性或者攻击性的语言象征策略也罢，无不关乎“定义能力”的话语权力斗争。由此，在严酷的权力和利益争夺的同时，话语权的争夺其实更为激烈。四、社会主义运动中象征策略的功能阐释作为政治传播的重要手段，象征策略是所有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它们旨在激发情感、形成态度并导致一致行动。因而，象征策略构成了政治过程一个重要的、持久性动力因素。从“类型学”研究角度看，社会主义运动中象征策略的运用具有多样的和复合的功能。这些功能可被区分为工具性功能与文化性功能，前者作为一套技术策略，主要用于解决运动中的许多基本运作问题，后者则表达一套价值和意义，主要用于对政治行为、权力诉求作合理性和合法性论证与辩护。象征策略的工具性功能12 首先表现为它们是政治识别与区分的标准。政治运动是社会行为，个人一旦参与政治生活，就不再是其自然之身，而是被赋予了政治特性的政治之身。因而，使用特定的象征物、举行某些仪式、采行某套话语以及对政治人物的公开态度，就成为区分敌我的基本方法。透过这些象征策略，成员与外界之间以及成员之间的政治区分和沟通得以达成，统一的集体行动才得以出现。比如，在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冲突各方正是以明晰的符号被区分为两个仪式化阵营：法国国旗与红旗、马赛曲与国际歌、爱丽舍宫与巴士底狱，或者更一般的讲，右岸与左岸。另一方面，象征策略也是用于建构权力结构和权威序列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各种象征物、仪式行为和政治话语的不断重复使用、演练和言说，权力和权威秩序就被不断明确、显示和强化，人们也能在具象的感观世界中意识和明晰到权力所在、权威所属，谁更有权力、谁应服从谁等等。如此，象征策略进而也成为促成关键性政治行为政治决策的合法化和权威化的有力工具。从文化性功能13 的角度上看，政治象征是意义浓缩、情感表达和价值展现的重要形式。各种象征策略首要的文化功能在于为人们提供某种“社会记忆”。在政治场域，这类记忆的实质就是政治记忆，其主要内容在于“一个社群被提请注意其由支配性话语表现并在其中讲述的认同特征14。”也就是说，把群体的过去和现在理解为一种具有某些明显认知因素的集体自传或集体象征文本。这同时也要求集体或国家对于各种各样用于表达意义和价值的象征“符码”作井然有序的排列组合，使它们能够互相支持和强化，避免相互间的冲突。这类意义整合主要表现为建构主流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大都以特殊化的政治话语作为其主要内容，而其他象征策略的运用则使意识形态得以不断重现和再生。象征策略的复合性功能将在“政治社会化”中得到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政治社会化”被作为政治先知先觉者向其所信赖的大众反复不断传输其思想、观念、规则和技能并要求大众按其指引开展政治活动而获得特殊定义。只有通过不断的运动、通过象征符号的意义表达，才能唤醒及强化正确的“阶级意识”，否则，社会主义运动就难以取得成功。简言之，“政治社会化”就是要灌输一套意识形态、推行一套行为方式、教会一套政治话语、造就一代社会新人，最终实现一种新型社会。在过去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者对促进其事业发展的象征策略的运用在激发社会情感、表达核心观念以及促成政治行动等诸多方面已发挥出显着的功效作用，象征策略本身与社会主义运动结成了共生共存的关系，对其的运用已成为一类普遍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当代，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应该继续将过去卓有成效的象征策略置于新的研究性分析视野中，并在新的变化了的环境中予以重新审视。换句话讲，所有的象征策略应坚持能够为读者、听者或观者传达其所代表的真实的社会主题，以及它们可能实现的范围与程度，能够给人们带来对以事实陈述和逻辑论证所阐明的主题的全面性理解。如此，“社会主义”的精神与内涵才可以保持“与时俱进”的特质。我们相信，在一个充满改革、创新和发展的新时代里，基于对社会运动、时代特征和政治变化的全面、准确理解而采取的理性行为愈多，那么，国家解决现存社会问题的能力就会愈强，而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美好明天的希望也就会越大。参考文献1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黎鸣，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6.钱根禄，等.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望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拉斯韦尔 哈 D. 政治学M. 杨昌裕，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EDELMAN M. 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18.高毅. 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190-222.BRYSON L, etal. Symbols and Values: An Initial Study C/not well known about the writer. New York: not well known about the publishing house, 1954.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变迁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74.麦克里兰. 西方政治思想史M. 彭淮栋，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韦伯. 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M/萧伯纳 乔 B. 费边论丛. 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85-222.10中央编译局. 伯恩斯坦言论M. 北京：三联书店，1973：63-164.11洛克夫. 语言的战争M. 刘丰海，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32.12马敏. 政治象征：作为权力技术与权力实践的功能J. 探索与争鸣，2004(2)：27-28.13马敏. 政治象征：作为意义和价值阐释的功能分析J.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31.14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