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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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是人类文明演变进程中在近代的孪生骄子。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物化。城市不仅是人口密集的聚落,也是人类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高度凝结的空间。从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洋务运动,我们将会看到这一运动所蕴含的一种未被认识的历史价值。 洋务运动并不是一个形态完满、性质鲜明的运动,它既不似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那样粗犷和单纯,又不象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那样具有政治理性。然而不管其“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中的内在矛盾是如何难以调协,从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近代化上进行观照,其对中国近代化、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2、,而又有严重的缺陷和不足的。一、对域外近代城市文明的认同 世界上文明古国的城市可上溯到公元前数千年,但在中世纪和前中世纪,城市布点有限,发展程度亦不足。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特别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地球上呼唤出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世界性城市化的新纪元。18世纪中叶,城市化势头在西欧涌动,19世纪欧美城市化进程延伸,到20世纪更大跨度加速延伸。如果将城镇居民达到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称之为城市化,那么20世纪初英国就率先跨入城市化。1920年美国也实现了城市化。“二战”以后,许多发达和较发达国家跻入城市化行列。到1980年,有47个国家实现了城市化。 欧美城市化进程日呈强劲时,在19世纪中叶,中国
3、还沉浸在中世纪残梦之中,清代帝王和大臣们的意识结构中盘踞着顽强的天朝上国观念,北京中心观念。就是农民领袖洪秀全也同样以“天京”作为“万国来朝”的世界上最高的城市文明。这种状况,既可视之为自大,但更多的是闭塞和无知。如果说,在鸦片战争时期,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魏源等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那么洋务派则充当了第一批直接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郭嵩焘、曾纪泽、崇厚、李鸿章、丁日昌、薛福成、何如璋、容闳、黎庶昌、徐建寅等洋务派及其僚属,与林则徐等间接了解“夷情”不同,除了在兵战中了解西洋火炮的性能外,还在出访、出使外国时,身历目睹了域外城市文明。实践是孕育新知的温床,洋务派从目击和亲
4、历中,以朦胧的非系统形态,萌动着对域外文明的新知。其感受最深之处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欧美城市建筑的瑰丽,街道之整洁。许多人在身历域外时,对高楼之巍峨,皇宫之富丽,教堂之庄重,纪念建筑和雕塑之别致,园苑之优美,商场之繁华,住宅之宜人,留下很深印象。他们来自中国的封建农业社会,第一次横跨了通向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心理障碍,从而萌发了对近代文明的认同。 最早受清王朝总理衙门派遣,于1866年率同文馆学生游历欧洲达5 个月之久的斌椿,身历目睹英、荷、德、俄、法等国城市,获得很好的印象。斌椿访问伦敦时,英国皇太子问道:“伦敦景象较中华如何?”斌的回答是:“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
5、海外有此胜境。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荷兰人在明史中被称为“红毛番”,但斌椿在海牙呆了5天, “日记”中称道:“拉里街道洁净,楼宇高者四五层,颇修整。” 1876年被中国政府派往美国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的李圭这样描述了费城的城市风貌:“城建于特尔拉洼河西岸,计地四百二十六正方里外通海港,商船可直达城下,街道纵横,其直如矢,宽自六七丈至十丈。各街中砌鹅卵石,并仿轮车铁路法,平铺铁路,专行马车,左右稍低,夹植树木,疏风荫目。行人皆从两旁砖石路来往,亦甚宽展。屋宇或砌红砖,或砌美石,自二、三层高至五、六层。桥梁多以精铁为之,有长至百余丈,宽至七八丈者,均坚固灵巧,而尤以域西志尔
6、乃尔一桥为特色。轮车铁路约十余条,或径空城而过。电线木杆,几乎举目皆是,难更仆数。有一杆上悬电线多至五、六十条者。居民八十一万七千有余,民房十五万一千余所,工厂、店铺,城内居多。” 黎庶昌在游西洋时,对巴黎街道十分赞许。他认为:“西洋都会,街道之洁净,首推巴黎”,街道两旁种树,林荫下有咖啡馆、油画院、马戏院。街正中有宽平马车道,马车道两边有整洁人行道。道旁的树木排列有序,悬以煤气路灯。晚上灯火如贯珠,如游龙,“论者据为地球上街道第一,殆非诬也”。 在波士顿,洋务派随员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记载道:“闾巷密如蛛网,万宝云连,百货填溢,滨海之区,往来番舶不计其数。” 第二,深感城市近代工业文明的发达
7、,如工人动辄数万的巨大工厂、钢骨铁筋的桥梁、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和电讯网络等。 近代欧美城市展示出工业文明景观,这对由东徂西的中国人无疑大开眼界,富有魅力。志刚在18681870年间出使欧美时,乘轮船,坐火轮车,参观造船厂、毛织厂、水银矿、疯人院、纪念馆、国会大厦,看显微镜、起重机,乃至抽水马桶。有些人还坐过轻气球,看到过早期的机器人,如中国徐建寅在德国柏林游历蜡像院,见到一个蜡人足有轮,能据案疾书。蜡人还笔答了他们的问题。 当年的张德彝,在美国苏本逊坐缆车过河,“上下天光,人影倒置,是时疑在虚无缥缈之方矣”。 刘锡鸿是一位思想很守旧的人,他以副使出使英国。尽管他向来主张“用夏变夷”,盲目自大
8、,但出国以后有一些思想变化。他在伦敦观览水晶宫,感受颇深:“伦敦东南三十余里,有水晶宫,博雅那所筑馆舍也。穷穹隆广厦,上罩玻璃,琢石为人,森立道左”“是夜往观烟火,烟火制造之巧,非中国所及。真奇观也”。 域外城市的公共设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煤气路灯、自来水、下水道、公园、电报局、学校、医院、图书馆、育婴堂、报纸、缆车、疯人院、海滨浴场、游乐场、舞厅以及国会大厦等,均引起了中国人的盼顾。曾纪泽到伦敦时,得到的印象是:“英之各城皆有城主,能赏罚城中之民。惟每城岁一易主。”另一位出访者则记载:“外国各城皆有地理书”,“开卷首载地图,东西南朔,一一详注,了如指掌。后书分数段,所有官府、官署、礼拜
9、堂、花园、商铺,系何名目,坐落何处,咸按字母,阅者一览即知,无须向导。” 第三,对欧美城市化加速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在城市化过程中,欧美许多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容闳对美国当时的城市化过程有实际感受。1847年初履美国时,纽约还是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但到1909年“则已成为极大之都会,危楼摩天,华屋林立,教堂塔尖高耸入云表,人烟之稠密,商业之繁盛,与伦敦相颉颃矣”。 薛福成出使欧洲四国时,描述:“地球最大城市有八,其一为英京伦敦,约五百余万人。其二为法京巴黎,约二百七十万人。其三为美国纽约,约一百六十余万人”。洋务巨擘李鸿章1896年从上海启程访问了彼得堡、莫斯科、柏林、汉堡、海牙、布鲁塞尔
10、、巴黎、伦敦、朴茨茅斯、格拉斯哥、纽约、费城、华盛顿、温哥华、多伦多等名城巨埠,参观工厂、银行、邮电局等,采风访俗,对域外的古城名都,留下极深的印象。英国特报描述:“中堂既至欧洲,无事不惊创见。其尤在意中者,铁路之善法也,尤出望外者,高大之古城也”。在乘坐马车参观伦敦市容,游览纪念堂、园林后,深感“市肆之盛,阀阅之多,亦足一开眼界”。李在离英时的告别辞中,深感“贵国之聪明智慧、天财地宝、物力人材,何尝心仪之,会得目击者,且见其日积月累,离不可攀。于此而不能刻骨铭心以载之东归者”。 应该说,当时洋务派对域外城市文明的了解还是表层的、局部的。他们对城市的机制和城市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可能是一知
11、半解,乃至完全不了解。但他们毕竟是闭塞中国在道路未开通前,最早对域外文明直接感知的近代中国人,冲破了国人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思想,呼吸了一些域外新鲜空气,开启了风气之先。他们对域外城市文明的赞叹不无夸大之处,有些人流露出自卑心理,这是开眼看世界中产生的负面意识,是国人不足取的。二、中国城市化的起步 洋务派作为文化传体,在国内却遭到顽固派和封建势力的抵制,以至像郭嵩焘这样比较开放明达的人,只是因为说了些欧美文明的好话,就被调回国,解职,永不录用。而且洋务派的一些近代化观念和信息,的确似浮油一样只飘流在薄薄的上层中,和广大农业社会的民众没有沟通,因此也就成为社会习惯力量的对立物。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
12、,洋务派既然在心理上处于域外城市文明的共震带上,他们的认识就会形成指向性,并打破陈旧的心理平衡,支撑起开放意识和学习西方的意识,并且影响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行为。 洋务派是域外城市文明的感知者,也是国内城市化的启动者。 中国是一个有着古老城邑文明的大国,但中国古代城镇主要是以行政中心、军事设防而建立,缺乏以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成长。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僵滞与城市发育缓慢是互为因果的。在古老的中国,城市化的确是姗姗来迟。 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就是城市化的初步启动,其显着特点就是一批因工而兴、因商而兴、因路而兴、因港而兴的城市的诞生和发育。这些城市逐步以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型、
13、又有一定程度近代化的城市。其形成是多重因素所致,如对外通商开埠,洋务派的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等。洋务派对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推动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又是缺乏深层理性导向的。整个洋务运动奉行“中体西用”的理论、政治模式,是封建统治集团中具有一定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者们的政治心理主流的结晶,它是在西方文明强烈撞击东方文明,在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仍然顽固,但又蒙受船坚炮利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凌辱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累加效应下所出现的一种心态,一种观念,一种理论。尽管洋务派对城市化的历史必然性并没有理性的把握,但办工矿、兴商贸、修铁路和建学堂等,都直接、间接推动了城市化的启动,使一些
14、古城古镇扩大,文明转型,使一些村落演变为城市,使一部分农业人口被吸引到城市做工、谋生,从而加速了城市人口集聚。 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的城市开始进入了艰难的童年期。现在我们还未能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兴举的种种经济项目作出精确的统计,就其大者而言,从19世纪60年代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兴办的军用企业21个,民用企业40个。在甲午战争后洋务派也创建了一些工厂。武汉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20个,其中不少是甲午战争后兴办的。洋务派还主持或督办了唐胥铁路、京汉铁路、津沽铁路、基隆到台北的铁路、大冶到长江边铁路的修建,开拓沿海沿江航线。在天津设电报总局,在许多省建立电报线路,1894年前形成了全国性电讯网,其
15、对近代中国城市网络的形成关系殊深。中国近代207个城市中,直接受惠于洋务运动的占14以上,洋务运动间接影响则遍及所有城市。 第一类通商口岸城市。从“五口通商”始,至甲午战争前,全国通商口岸34个。这些口岸一般是被迫开放的,但也有一些是自动开放的。象上海、天津、广州、汉口、青岛等口岸城市都是以外贸为先导发展起来的。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一些都会发展的新道路。上海的外贸,从1864年到1910年,大体占全国对外贸易货值的一半左右,其中最高年份达。 第二类工业城市。中国各地工厂有外资工厂、官办和官商合办工厂、民族资本主义工厂三大类。洋务派所主办的工厂,虽然数目不很大,但规模较大、引进设备多、资金投入多,
16、因而对所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当推动力。这些城市经历了从封建镇邑的农业文明到近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出现了成片的厂区和服务行业,以及工棚和相关的交通、电讯设施。洋务派所办的工厂主要在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福州、西安、广州、济南、长沙、成都、吉林、北京、杭州、昆明、太原、台北,对推动这些城市的发展有一定作用。特别是洋务运动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均成为旧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 第三类矿冶城市。洋务派也举办开采铁矿、煤矿、铜矿、金矿,据不完全统计,共有官办煤矿6处,官督商办9处,金属矿官办3处,官督商办18处。采矿以及相应的冶炼,导致了一批矿冶城市的产生。荒郊变为闹市,
17、旷野成为聚落。象唐山、安源、焦作因煤而兴,湖南冷水滩、甘肃玉门也因采掘而兴市。安源本是赣西人烟不稠的乡野,由于煤矿的开采,集结几万矿工和商民,形成数里长街,一时号称“小南京”。李鸿章在1878年奏准,1881年建成的唐山煤矿,乃我国第一个采用机器生产的现代化煤矿,唐山由此而从一片农家村落发展成为工业城市。 第四类港口、码头城市,其中有沿江、沿海港口和水码头,也有沿铁路线的陆码头。有人对旧中国207个城市作了分析,其中176个位于水陆交通线上,尤其是铁路和江、海之滨。不仅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陆码头,还有一些城市如京汉、粤汉线上的石家庄、衡阳,津浦线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路
18、而兴的。蚌埠又处在铁路与淮河交界之处,商务大展,人口集结,1914年已增至10万人,1926年达26万人。 至于沿江沿海城市,由于航运和内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沪、津、穗、汉、渝等大城市均为港城一体化的城市。秦皇岛依靠其沿海港口的地理优势,在1898年由帮办路矿大臣张冀奏请自开为商埠,出口开平煤矿的原煤,顿时商民麇集,形成为港口城市。与港口相联的北戴河海滨则被辟为避暑区,1895年津渝铁路通车后,中外人士在此建立别墅700栋。 由于洋务运动及其他因素所形成的历史合力,中国近代城市走出了中世纪的停滞、闭塞之门,有了城市化的起步。尽管举步维艰,但在晚清时大体上奠定了近代城市体系的格局,形
19、成了以上海、北京居首位的城市网络以及各区域城市网络,如天津为首位城市的华北城市系统,武汉为首位的华中城市系统,广州为首位的华南城市系统,重庆为首位的西南城市系统,沈阳等为首位的东北城市系统,兰州为首位的西北城市系统。三、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聚集 城市是一个与农村异质的人口、财富、文明集中的人类社区。城市化和人口聚集是互为表里的。我国在近代随着城市化的缓慢起步,城市内聚力加大,人口增幅比前近代有明显扩大。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间,全国总人口从 亿人增至亿人,共增加亿人。在此期间,城镇人口由1843年的2070万人,至1893年增至2350万人,从占总人口的上升为。至1949年增至57
20、66万人,从占总人口上升至。 但这一时期,世界城镇人口比重已达,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到1985年,我国城市人口上升到亿人,占总人口的,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近代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聚集,大体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固有城镇的扩大、延伸,人口增长,而增长中又依其地理方位之优劣,工商和交道运输功能的大小呈现出不平衡性。一般而言,沿海沿江和中部城市,人口增长快,而闭塞和边远地区城镇发展慢。上海在1843年只有23万人,到1880年突破100万人,超过北京。1914年为200万人,30年代初,达到350万人,到1949 年已达550万人。武汉在1840年前后约20万人,到清末达80万人,19
21、35年已达130万人。北京、南京等城市人口也增加1至2倍。 第二种是农村和荒郊因兴工矿或通铁路而演化为新的城镇。我国东北从1881年到1894年,先后兴建热河、承德三山银矿、建平金矿、奉天骆马山煤矿、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吉林老头沟天宝山煤矿、三姓金矿、漠河金矿、观音山金矿,推动了这一地域的农村转化为城镇。 石家庄是一个只有八九十年历史的新城市。清末民初,在京汉、正大铁路修通后,工商业日盛,生长成为城市。连云港则因为在陇海路终点,又面临黄海,成为水陆联营的出海港城。这些城市都有大量农民被吸入。 城市人口聚集,主要不是城居人口的自然繁殖,而是商品生产、商品市场吸纳力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非农业化转移
22、。因此,急剧发展的城市总是具有很大的移民量,形成五方杂处的格局。下面我们以大冶、黄石从荒村转化为城区和工矿区的历史来考察这一移民和农转非的过程。 清末大冶铁矿的开发使大冶、黄石形成鄂东工矿区和城区,大批农民加入矿工和产业工人队伍,大冶很快就形成1300人的第一代矿工。在建设大冶铁矿的同时,亦开工兴建兴国锰矿、大冶王三石煤矿、李土墩煤矿及江夏马鞍山煤矿等矿山。其中王三石煤矿及马鞍山煤矿系采用新式机器开采,两矿大量招农为工,工人数量多时达到3200余人。 为将大冶矿石运至汉阳铁厂,张之洞购进德国器件及机车,兴修了从铁山至石灰窑江岸的30余公里运矿铁路,并在石灰窑江岸兴建了两座装矿码头,建立了由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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