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市场与社会(上)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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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市场与社会(上)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1关键词: 市场 国家 社会 权力 阶级 公共领域摘要:本文围绕权力这一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梳理当代中国传播研究所面对的美国实证研究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双重理论遗産,并检视研究中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理论假设、前提性概念和二元对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力图确立中国传播研究的世界历史和当代国内外社会权力关系坐标。本文认爲,分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传播与权力关系需要构建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除了全球视角和历史意识之外,这还涉及以下方面的突破:第一,避免媒体中心论和传播本质化,避免把一些重要的分析范畴脸谱化、去历史化和庸俗
2、化。第二,超越市场对国家、国家对社会等习以爲常的简单二元逻辑,把国家与市场之间、国家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市场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传播领域的复杂构建和动态链接关系作爲分析的重心。第三,克服有关公共领域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偏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同时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中汲取学术资源。第四,在价值层面,超越对国家专制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反射式的人文主义负面批评,分析国家与市场的不同赋权和社会压制本质及相关表现形式,并考量它们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在满足不同社会成员的文化传播需求方面的具体功效。如果说社会文化发展形式和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传播关系是传播研究的主旨,那么,社会权力关系就是传播研
3、究不可避免的核心问题。而要把握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梳理当代中国传播研究面对的双重理论遗产:美国实证研究和传统马克思主义。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美国主流传播理论被引入中国。传者 、受者、信息、渠道、反馈这些概念使厌恶了工具论和阶级斗争话语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可以说,美国主流传播理论在中国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权力概念在该理论表述中的缺席及其媒体中心论和传播本质主义倾向。作为一门冷战社会科学,美国实证传播研究以自由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共识为前提和假定来建构宏大理论和抽象实证主义。它不但有很强的科学主义色彩,而且往往在分析传播现象与过程中忽视权力问题和淡化社会历史背景。而这在某种程度
4、上正好符合文革后的中国学者希望纠正学术研究过于政治化的趋势,迎合了他们希望建立学术相对独立性的要求。出于不同的理论与历史渊源,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僵化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框架以及相关的工具论则把权力概念单面化和庸俗化。更重要的是,在突出经济与国家的同时,这一传统很少给处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留以余地。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对社会活力的压制。在学术领域,这一传统的表征之一,就是新闻传播理论对工具论的单方面强调和对社会传播以及媒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的忽略。然而,社会的弹性与活力正是资本主义得以长久维持并不断超越自己的一个关键因素。与此相反,对社会的压制和社会的脆弱正是导致苏联
5、与东欧社会主义崩溃的一个致命弱点。 与以上两个传统相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发展起来的批判传播研究不但一直注重权力问题,而且将它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历程中来审视。最显着的是,这一传统一开始就将传播研究理所当然地视为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行为,呼吁传播理论与社会理论的结合。比如,早在1978年,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戈尔丁和默多克就呼吁传播学者致力于发展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要求它不但能够将大众传播过程的诸多层面彼此相互关联起来,而且将它们和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核心层面关联起来。 今天,传播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地位更为突出。从事传播研究意味着就社会文化发展本身的形式与决定因素
6、来立论。因此,戈尔丁和默多克的呼吁显得更有现实意义了。正如这两位学者所指出,这样的理论框架要关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关注传播系统控制权的不平等分配和更大背景下的财富与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模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大众传媒和社会分层的轴心阶级结构的关系。第二,关注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被呈现为自然和不可避免并进而被合法化的过程。第三,彰显抗争。正如这两位学者所言:收编和合法化的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相反地,沟壑与矛盾存在于预想与现实、承诺与兑现之间。在这些裂口和缝隙中,流动着批评的洪流和抗争运动(1978:353)。 以上文所提及的权力和社会范畴以及戈尔丁和默多克有关构建整体性理论框架的三个出发
7、点为切入点,本文旨在讨论中国传播研究中一些不可避免的理论假设、前提性概念和二元对立关系,这包括国家、市场、自由民主,公共领域、阶级、意识形态等,从而加深对传播作为重要的社会控制与抗争场域的认识。同时,本文通过对中国传播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力图确立中国传播研究的世界历史和当代国内外社会权力关系坐标。本文的目的是,在增进不同理论框架间的对话和学术多元化的同时,促进传播学者对传播理论与方法及其社会性和规范性的反思,并在此过程中深化对传播作为权力的核心矢量和重要社会抗争场域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角色的认识,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传播理论建设抛砖引玉。国家、市场、社会体验和中国挥之不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
8、世纪年代中后期以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在中国思想界十分激烈。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上,流行的自由主义的宏大叙事认为:大众启蒙和抵抗政治威权是首要的任务,市场是自由和解放的源泉,自由民主是最好的制度选择。而中国的问题是,真正的市场逻辑被国家权力歪曲了用学者朱学勤的话,就是权力这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部分由于新闻传播学术领域的政治敏感性,这一宏大叙事在国内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演绎受到了限制。面对思想界的争论,传播学领域可谓波澜不惊。但是,如我在别处已阐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但对海外中国传播研究影响深远,而且或明或暗影响着国内学者有关媒体的市场化、全球化与民主化的认识。在今天,国内大学
9、课堂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中有不少人熟知作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冷战思维经典文献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却从未听说过英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家、着名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提出的传播的威权制、家长制、商业主义和民主制四种模式。的确,自由主义宏大叙事不但吸引人,而且其普世的解放性宣称更易被肯定。跟所有的迷思一样,以上自由主义宏大叙事和脚与手的比喻包涵着部分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性。在中国新闻传播领域,政治控制不但没有被放宽,反而被强化这一事实也更增强了这一话语的政治挑战性和现实意义。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仅隐含了简单的线性历史逻辑和机械二元对立的框架性错误,而且隐含了企望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
10、迷思内化为后发国家现实的历史性误解。这一理论框架可能限制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运作的复杂性和自由与解放的社会历史性的理解。在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话语里,国家往往与权力的负面,也即其压制性相关,而市场使人联想到解放。然而,一个民主的国家是民众改变社会和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的主要途径。同时,作为权力的不同矢量,市场与国家相互构建,它们彼此并不隔膜和相互排斥。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引入市场关系重构自己;作为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市场不可能脱离国家权力孤立存在,它是政府和政治的産物。虽然这不符合市场乌托邦主义关于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迷思,但是,这却是制度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也是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与确
11、立的历史事实。作为权力的不同矢量,国家和市场力量都有既能限制也能赋于社会表达的双重功效 。这两个力量有其对抗的可能,也有其相互迭加从而形成合力的可能。比如,国家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自身利益或者迎合国内外资本利益和促进出口,可能会限制下层劳工和农民的话语权力,以保持社会稳定 或者是降低工资、提高本国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在商业逻辑的驱动下,传媒可能因下层劳工与农民这两个社会阶层不是广告商的目标受众而忽略他们的话语表达和社会传播需求。这样一来,媒体的政治控制就可能与媒体的市场逻辑形成结构上的合力,同时压制这两个社会群体的话语权力。同样,政治控制和集团化经营这样的经济模式也可以在权力的集
12、中方面相得益彰。传播研究需要进行具体分析的是,在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国家和市场的相互构建情况以及最终形成的传播体系在什么情形下,如何赋予或者限制不同社会力量的传播权力,并对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文化发展模式産生何种影响。同时,理解不同社会历史主体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对解放性或压迫性权力的不同体验十分重要。在中国官方语境里,上半个世纪为民族独立和铲除社会极端不平所进行的社会革命被称为解放。年成了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分界线。虽然革命是血腥的,而且在革命名义下往往出现践踏人性的暴力与压迫,但是,我们不必否定革命在一些特定社会群体所引发的解放性体验来理解改革时代二次革命给另一些社会群体所带来的新的自由与解放。同样
13、,我们不能忽视,正是一些强有力的社会和政治限制,使改革时代新的自由与解放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些限制与压制可能随着市场逻辑的不平衡发展和社会冲突的加剧而强化。例如,对边缘化群体日趋强化的监控,为了防范罪犯而不断强化的保安系统,正是这样一些日益强化的压制性机制。当然,市场与国家压制与社会排斥的形式与强度有别,而对一种压制力量的批评也并不自然意味着对另一种压制力量的容忍。批评改革不一定为极权招魂;指出市场逻辑的局限性不一定认同国家舆论控制。最为关键的是,自由和压制体验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意味着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这些问题。正如伊戈尔顿所言,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不只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幻想。不管它有多少不协调
14、的成分,这种意识形态必须有使认识主体获得一个足够真实的、可认知的、以至于他们不会简单地将其摒弃的社会现实图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对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吸引力恰恰在于这种意识形态的部分历史真实性和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与对自由与解放的具体的、社会的和历史的体验。尽管一些右翼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中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怀恋情绪不以为然,甚至把它当作极权主义情结来嘲讽、奚落、进而妖魔化,从而使自己的话语体系在社会话语霸权的争斗中占上风,但是这些意识形态努力并不能淹没和压制改革中出现的弱势群体对于社会正义的追求和对基本社会保障的渴望。正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改革过程中被相对褫夺,他们才意识到,
15、被抛弃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争取社会正义的过程中具有新的意义。那种要么盲从市场乌托邦主义、要么就是为极权招魂的二元逻辑其实是在自由多元名义下通过污名化对立观点来建立新的意识形态霸权的一种话语策略。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政权合法性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主导势力在推进市场改革的过程中无法彻底放弃其反资和反帝的立国根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産。因此,中国的政治文化出现了奇特的悖论现象:一方面,执政党的权力,包括其用强制性国家力量推进和建立市场关系的权力,实实在在;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的幽灵,具体体现在来自左翼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对官商结合的批评和对社会正义的呼声,在中国大地上游荡。随着中国市场改革的深化和与全
16、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进一步融合,由此带来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矛盾不但强化了重新认识中国这一革命后国家无法回避、挥之不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而且增强了这一意识形态遗产的合法性与吸引力,从而使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称有了新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含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传播学者面临着不同学术立场与取向的选择。在诸多可能性中,有一种可能是,继续自由主义宏大理论在中国传播研究领域的演绎,一边抨击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播,一边在中产阶级中寻求民主化传播主体和理想化的公共领域。另一种可能是,超越简单化和脸谱化的理论范畴来研究解放与压制体验的社会分布与相关媒体呈现、关注和解释民
17、众复杂的社会利益和意识形态诉求及其与官方意识形态的链接与互动关系。在这方面,中国的传播学者不但落伍于社会学者,而且好像把应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让位于同时代的作家和记者群体了。例如,90年代,中国传播学者很少研究社会意识形态问题,而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凌志军、马立诚的交锋、呼喊等书却展示了中国意识形态论争和改革政治的复杂历史图景。市场自由主义模式和方法论民族主义在国外传播研究中,有关媒体与民主的讨论至少有市场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自由主义和激进民主等三种理论模式。然而,将市场自由主义模式理想化和去历史化、把它等同于民主,并构建它与宣传型政府或威权主义二元对立仍是中国传播研究不可忽视的理论定势。报刊
18、的四种理论所构建的冷战思维遗产在中外传播学术界的影响、80年代后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演绎,包括哈维所指的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推行和在媒体与思想界的影响的如下论述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本质上反对宣传型政府的模式是民主模式。在民主模式里,自治的公民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在一个结构完好和制度化的公共领域里,自由地产制和传播信息。而政府的角色只不过是确保游戏规则被执行了,这些规则主要是针对诽谤、诋毁、煽动、叛变而设的。有时,自由政府也会传播公共服务信息,但它们不会像宣传型政府那样强制性主导公共领域。在自由主义系统中,公共领域理论上是属于社会全体成员所有,而且社会成员们只承认政府拥有
19、维持公共领域正常运行及其公正性所必须具有的权力。这里,哈贝马斯的历史性概念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被当作了普遍的现实性前提。不但资产阶级这一修饰定语被隐去,而且哈贝马斯有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如何因现代商业大众媒体的勃兴,公司资本主义的出现和现代国家强有力的官僚机构的干预而产生了结构转型的分析,更不必谈西方理论界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批评与扬弃,一概被忽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从全球政治经济和世界历史视野中来把握现存市场自由主义模式。西方传播制度是现实世界最自由多元的制度。但是,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分析,这岂不是也意味着接受从欧洲殖民主义在美洲大陆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到目前正在反恐名义下进行的血腥侵略这整个历史
20、包袱?更具体地说,今天沃尔玛之所以能向美国消费者出售廉价的中国制造商品,从而使美国生活方式,包括其民主政治框架和现有的新闻自由得以继续,这与中国劳工的低工资制度没有任何关联吗?而又是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体制使得中国劳工的低工资状况成为社会现实的?在中国劳工工资的增加会导致美国通货膨胀和中国成了美国联邦债券持有者的今天,全球视野在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由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深远,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不仅被当作普遍政治理想来追求,而且被当作普遍理论和规范性框架来套用。然而,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共领域和自由民主制度有其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和演变路径。比如,西欧历史上的公
21、共领域中的自由个体首先是第一世界的白种有産男性,他的主体性是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国际政治经济密不可分的。这一论点跟有关亚洲价值和亚洲文化如何不相容于自由民主的本质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不同。它强调的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有关自由民主模式的讨论必须与对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的殖民和后殖民结构以及传播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批评结合起来。李金铨曾教诲中国传播学者不要滥用全称命题而混淆自由主义、权威主义与极权主义传媒的界限,盲目地把西方学者在西方语境下对西方媒体制度不够民主或去民主的批判照搬到中国。这点的确很重要。事实上,我在中国的媒体、市场与民主(1998:181182)一书中就明确论及:在西方,自由派和批判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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