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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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年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 2000年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论文约为250余篇1,较1999年有大幅度减少,但整体水平有所提高。首先表现在创新意识有所增强;其次表现为较为注意理论与方法;第三表现为强调对于现实的干预作用。其研究重点移至财政金融,也凸显了经济史既干预现实生活,也接受时代影响的特色。一、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多年以来,“创新”并未成为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响亮口号,这是低水平重复和平庸之作屡屡出现的原因之一。近年以来,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开始引起一些学者的警惕,“精品意识”开始深入人心,使近代社会经济史学论坛出现了一些喜人的新气象。本年的学术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王玉茹把
2、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对中国工业化的研究。她指出:在传统经济学完全竞争的模型中,前提是完全的私有财产制度,而非私有财产制度和私有财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则往往被排斥于经济学的分析之外。但事实上,完全界定的单一的私有产权只不过是一种理论的假定,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来考察,一个国家或一个时期的产权结构往往都是多重的,而不是单一的。旧中国尤其是这样。所以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适合于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国,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当所有者与其他有关人员,如经营者、劳动者对某一财产的权、责、利关系划分不清时,就会使所有者的财产权利及收益在不同程度上沦为他们之间的“共同财产”,这就
3、损害了所有者的权益,因此必须把产权界定清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对产权立法的缺乏和不明确,所有人们通常的习惯是尽可能不把财产交给外人经营,而交由自己的亲属来经营;雇佣劳动者也尽可能由亲属、宗族、同乡、朋友中选择,以借助于伦理道德习惯来约束这些人的行为,从而保证自己对财产的权利不致受到损害。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使中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遇到困难。这种选择经营人材的机制是落后的。文章还指出:在西方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工厂制度传入中国时,这种制度的弊病已十分明显。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的很多政治精英,由于他们头脑中潜在的中国传统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始平等思想,在乌托邦
4、式的理想的大同社会观念的掩盖下,主张通过革命的手段,将这些由西方引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传统的封建一齐废除,以避免中国再走西方那种贫富不均的老路。因此可以说,近代经济制度在引入中国后立足未稳,就已斗转星移,成为明日黄花了。文章认为产权制度未能在中国生根,是近代中国工业化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无疑颇有新意,对现实也有借鉴作用,值得深入探讨。李一文、王仁才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公式研究近代中国对美国贸易的贸易条件,其公式是:其综合贸易条件指数表达方式为N=Px/Pm,当Px=所有进口商品的综合价格指数,Pm=等于所有出口商品的综合价格指数,则N为所有出口商品对所有进口商品的贸易条件指数,即通常所说的综合贸易条
5、件指数。据此公式,文章首先计算出了主要进出口商品的单位平均价格和价格指数,然后对各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和价格指数进行加权平均,进而算出了中国对美综合出口价格指数和综合进口价格指数,最后算出了中国对美综合贸易条件指数。该指数显示:从总的趋势来看,近代中国对美贸易条件是逐渐有所改善的。以192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1902-1920年中国对美贸易条件总趋势是恶化的,1921年以后至1936年,中国对美贸易条件逐渐有所改善。国际经济学家多认为:在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贸易条件在通常的情况下对落后国家是不利的,因为落后国家工商业规模太小,缺乏组织,情报信息不灵;同时,落后国家的出口大部分是农、矿等
6、初级产品,这类产品的价格和需求弹性相对较低,这样便使落后国家的贸易条件在长时期内处于不利地位。但根据作者的研究,中美贸易似乎不符合这种说法。中美贸易同中英、中日贸易一起是旧中国对外贸易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但是,中英贸易带有强权掠夺的性质,因此中英贸易的贸易条件不可能有利于中国。与中日贸易相比,中美贸易的背景也有很大不同。日本国内市场小,资源贫乏,工业兴起后缺少海外市场。在日本人眼内,中国是最理想的倾销商品的市场和获得廉价原料的产地。日本频频发动对华战争,因此日本对华贸易的背景往往是军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的中日贸易,其贸易条件显然不可能有利于中国。美国工农业发达,资源丰富,国内外市场均极广阔。故
7、在美国眼中,中国的市场地位并不是头等重要的,远在美洲、西欧等美国传统市场之下。美国官方对中国的重视程度又逊于美国实业界。所以,中美贸易与中英、中日贸易相比,有较多的自由贸易色彩。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两国贸易的商品构成和数量由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所确定。并且,除了鸦片之类绝对有害的商品以外,其他商品的贸易总会带来一定的比较利益。中美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贸易条件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一边的。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其贸易条件并非一定处于不利地位。文章利用经济学的理论公式研究中美贸易条件,其结论也有理论创新。但其断定中英贸易带有强权掠夺性质,似应展开说明。因在一次大战之前,此说易于
8、理解,而在一次大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遭到极大削弱,作为和美国同样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如何对中国进行强权掠夺,似有些令人费解。赵新安的税收弹性与税收增长1927-1936年中国税收增长的相关分析也是一篇利用经济学理论公式研究经济史的文章。文章指出,经济学中,税收弹性被定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程度,可以用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来表示:式中,Er-税收弹性;T/T-税收收入增长率;Y/Y-经济增长率;Y表示国民生产总值。税收弹性反映了税收对经济变化的灵敏程度,按上式计算Er1表明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或者说税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这种税制称为
9、富有弹性的税制;当Er=1时,税收与经济同步增长;Er1时,尽管税收绝对量可能增长,但税收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新增国民收入中税收集中度下降,这种税制称为缺乏弹性的税制。Er0说明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呈反方向变动,这种情况最为严峻,这表明政府对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处于失控状态,也不利于组织财政收入。税制设计应当使税收具有较好弹性。一般来说,应当使税收弹性大于1,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能与日益增加的国民收入同步增长,而无需通过调整税基和开征新的税种来增加收入。但需要说明的是,税收的弹性原则并不是说税收的弹性越大政府的收入越多越好,而是说税收收入应达到其应该具有的规模,以满足政府的开支需要为准。如果税收
10、的弹性过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税基薄弱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伤及税本,阻碍经济发展。作者通过计算,确定从1927年至1936年的平均税收弹性系数为,说明这一期间的税收制度总体上是富有弹性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是造成税收总额的绝对值越来越大,宏观税负逐年提高的主要原因。但作者通过计算,却发现税收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总量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增量却表现出弱相关甚至说是负相关,这说明经济的增长不能带来税收的增加。作者认为,国民政府时期的税收弹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税率结构关系不大,税收的增长是政府不断完善税制,多次提高税率水平的结果,这样的弹性税制虽然也能增加税收收入,但必不可免
11、地增加了国民经济的负担,损伤了税基。该文利用经济学理论公式,研究近代税务史,是个创新,但其中也不无矛盾之处,如谓国民政府的税制增加了国民经济的负担,损伤了税基,缺乏论证。就该文表1.税收收入与税收弹性系数表来看,1928年和1930年税收弹性系数分别为和,都远大于1,而GNP增长率分别为和,税收弹性系数增大了倍,GNP增长率反而增加了9%,很难说是国民经济的负担,损伤了税基。莫曰达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估算1940-1949年中国的农业增加值,得出了1840-1949年,中国农业生产发展很慢并走向衰落的结论。110年间农业增加值从92亿元增长为99亿元,仅增长%。这期间又可分为几个段落:从1840
12、-1894年,增长%,平均年增长%;从1894-1911年,增长%;平均年增长%;从1911-1936年,增长%,平均年增长%;从1936-1946年,经过抗日战争,农业生产下降%,平均下降%;从1946-1949年,经过解放战争,农业生产再下降%,平均年下降%。1936年比1894年,粮食作物增长%;棉花、油料增长要快得多,前者增长%,后者增长%。探讨我国农业的增长速度,意义极为重大。但该文所估粮食、棉花产量与巫宝三等和刘大中、叶孔嘉所估出入甚大,如1933年的农作物产量较巫等所估粮食少%;棉花少%;较叶等所估粮食少%,棉花少%,应多着笔墨,说明原因。再如牧业生产数字,该文以中央农业实验所的
13、估计数字为基础,未经考证,也有疏漏。如对河南30年代黄牛数量的估计,中央农业实验所几次估计皆为三百余万头,而据河南经济调查会的报告,全省养牛总数为八百零七万余头,其中水牛之数为十万余头,超过农情所估计一倍有余。最后,文章对中国近代农村副业生产做出评价是:“副业生产是近代中国农民在耕地不足,负担过重情况下维持生活的重要来源。农民负担愈重,收入愈少,副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愈高。农民为了活命,不得不以副业生产弥补不足。副业收入在种植业收入中的比重,是随着农村经济不景气而日益增长的”。中国近代农业是否是“糊口农业”,正是当前经济史学界歧见分明,争论激烈的问题,而文章对近代农村副业生产的评价也与当前
14、大部分深入研究近代中国农村副业的学者不符。这一点是值得文章作者在深化研究时认真考虑的。1 论文数量系根据2000年中央和地方各报刊及各大专院校学报统计。 据拙着199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199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为415篇。 本年关于财政金融的论文有35篇,占全部论文的14%,是本年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头戏。 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 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莫曰达:1840-1949年中国的农业增加值,财经问题研究2000年第1期。 河南新志,河南旧志整理丛书,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重印,198
15、8年版。二、实证研究必须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历史研究有两个层次,其一是事实判断层次;其二是价值判断层次。事实判断层次主要是作实证性的研究,而价值判断层次则需进行理论分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历史研究离不开当代人的价值判断,说明价值判断是历史研究的更高层次。但当前的近代社会经济史学研究有停留在事实判断层次的迹象,正如林甘泉先生所说:“有些学者的研究工作走上了繁琐考据的路子”1。其表现是回避重大理论主题,单纯进行细分化的实证研究。已故着名史学家李时岳先生曾批评过这种现象:“近年来年轻人往往绕过重大选题而选择冷门,虽有创获,但对传统旧说冲击不大。这种攻坚战太少人去做,也是当前近代史
16、研究中的一个缺憾”。李时岳先生是针对近代史研究而言,但无疑也适应于近代社会经济史。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恐怕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中国学术界历来有考据学的传统,近来又频频强调实证主义,加之有些前辈、导师长于实证研究而弱于理论分析,影响后学甚大;二、进行单纯实证研究易于见功,不易于见过,而结合理论分析则易于见过,不易于见功。且学术杂志大都乐于发表四平八稳的作品,因此理论思考被弱化和搁置,呈现研究细碎化的态势。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勇于探索,致力于宏观理论研究。林刚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即是实证研究结合理论分析的力作。中国理论界的传统观点认为:一、中国经济至目前为止,仍是二元的,即由“传统农
17、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二、二元经济的最终发展前景是现代经济取代传统经济,整体经济终将变为现代经济的一元化格局。林刚则提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状况不完全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前提和条件。长江三角洲现代化过程中呈现的不是传统与现代部门截然对立的二元现象,而是在传统部门中分化出与现代经济密切相关的新型成分,呈现出“三元结构”。“三元结构论”讨论的是现代部门无法吸收庞大的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前提下的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补互动。通过三元结构,中国经济现代化途径不是单向的由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而是多方向的、特别是通过传统部门自身的现代化来消化劳动力,
18、通过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协调发展提高全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几年前,吴承明先生曾撰文,批评西方学者把传统产业看成一钱不值,在国内也有人把二元社会看成是“二律背反”,指出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它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发展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化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是多途径的,扬长避短,发展前者,也改造后者,共同创造克丽奥之路。林刚的创新在于提出了近代三元结构论,并将其与当代三元结构论区别开来,即1.“当代论”认为:传统部门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是消极的,而“近代论”认为:经过改革后的传统部门本身就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2.“当代论”认为:现代部门的一元化是最终目标,工业化
19、、城市化是标志。而“近代论”认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传统部门、中间部门、现代部门、家庭经营、企业经营、公司加农户式经营,可以共同现代化,互相补充,协调发展,绝不是一种部门或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3.“当代论”认为:当前的农村工业只是城市大工业的低级阶段,或称之为“近代工业部门”,它的发展前途应向城市现代部门迈进。而“近代论”认为:中国传统经济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中与现代经济相结合,已显示了巨大优越性和顽强生命力。在当前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重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经济的优越性可能较“工业化”时代具有更大优势和生命力,中国有希望走出一条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西方国家工业化道
20、路严重弊端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林刚的理论分析具有实证研究的支撑,他通过对近代长江三角洲棉纺织业和缫丝工业的考察,发现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即:现代部门尽可能使自己适应传统部门,从中寻求可促使自己发展的基础;传统部门同样尽可能使自己适应现代部门,以此发展和壮大自身。由此,在中国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以自给性粮食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部门、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以及具有两部门共同点的新型农村商品性工副业部门和新型经济结构,即近代三元结构。近代三元结构论符合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这已经为一些经济史学者的研究所证实。它对当代三元结构论的批评也具有现实意义,有
21、利于调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人口压力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解明清以来资本主义化的问题,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珀金斯认为,人口增长是历史上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黄宗智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是中西学术界都承认的“规范认识”。而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虽有增长而无发展等现象,又是对规范认识的“悖论”。中国明清以来的商品化,是在人口压力条件下产生的,不能引起近代化质变的“过密型商品化”,亦即“没有发展的增长”。行龙认为,黄宗智把“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中国农业有无发展的唯一标准是不合适的。他指出,在传统农业生产中
22、,农民除种植粮食作物外,还有各类技术农作物、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等收入。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应当计入这些生产项目的收入,然后按总产值确定其是否发展。事实上随着人口压力的加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农业生产中除粮食作物的收入外,农民的其他收入日渐增多。且不说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很难精确计算的指数,把粮食作物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排斥在外,显然是欠妥当的。行龙提出,以近代华北农村的具体情况而言,在严重的人口压力驱动之下,技术农作物、亦农亦商、以副补农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大,这些都可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 。胡成的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及其影响兼论小农与经营式农场衰败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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