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思潮与现当代文论的新视域.docx

激进主义思潮与现当代文论的新视域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备“自为调和持中”的特性，中国的知识人信奉先贤中庸的教诲，这样的文化传统与激进主义毫无瓜葛。但是，我们看到，现当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此起彼伏，各派力量的文化博奕不妥协、不让步，锋芒毕露。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建构是在激进主义的时代氛围中实现的，其思想方法与学术特征明显带有激进主义的特征。激进主义的勃兴与特征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也一直受到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激进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始终居于强势。五四新文化运动公认带有激进革命的特征。美国学者林毓生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动向。他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是胡适与李大钊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选择。他说：“1919年是20世纪中国历史悲剧的门槛李大钊对其抱持主义的说明，预示着激进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将采取的意识形态的方向与内容。另外一边，胡适对中国的变革所应采取自由主义式渐进改革的立场做了有力的辩护；当时获得不少人的支持。然而，历史环境对他所提倡的变革方式却极为不利。自由主义渐进改革的途径预设着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秩序的存在；在这样的秩序之内以渐进和平的方式进行逐项改革才有其可能。但中国当时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秩序均已解体，它是处于深沉的政治、社会、与文化三重危机之中。在这样整体性危机之中的人们，渴望着整体性的解决。自由主义渐进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能适合当时许多人急迫的心态，也提不出立场达成整体性解决的办法。”激进主义是五四时期的强势思想意识。在文学审美领域内，激进主义一方面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加速转型与革命发展；另一方面，也时常造成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周期性震荡。激进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激进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理想的展望在多数时间里淹没在对当下的否定语境中。现代西方的大众文化批判也带着激进主义的色彩，从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马尔库塞对否定精神的礼赞中我们能够获得许多关于激进主义的信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否定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并由此将否定当作一切，将该论题推向了极端。恩格斯认为，对现实简单地说不并不能给现实增添些什么，缺乏与肯定联系的否定是消极的。从否定精神这个层面上讲，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收了辩证的思想方法，本质上也带有激进主义的某些特征。但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一般激进主义，总体而言，它属于西方的理性传统，它不是否定一切，它所表现的对社会的否定是克制的，例如，它并不给予暴力以无条件的肯定；它不一概地否定渐变、改良的意义；它批评现实的时候也乐意指出现实中的合理因素、肯定的因素，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了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里包含了实现社会和谐的内容。激进主义有几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激进主义具有不计后果的蛮干特征，激进主义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徒逞匹夫之勇，匆忙出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能给个人和集体带来不必要的损失。第二，激进主义不讲求策略，不懂得前进道路的曲折性，不懂得为了实现最终目的需要妥协。第三，激进主义者拒绝作长期艰苦的工作，希冀社会在转瞬间发生符合其理想的突变，因此，它带有显而易见的空想色彩，在文学上它倾向浪漫主义。第四，在思想方法上，激进主义表现为主观唯心主义，激进主义不懂得尊重客观规律，用情感代替理智。激进主义者大多是唯我独尊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脱离实际，随心所欲。政治上，激进主义特别表现为对政治权力的过度崇拜，不恰当地估计暴力的作用，以为夺取政权将使一切社会问题迎刃而解。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必然提出文化上的激进诉求，要求意识形态的支持。其核心便是要求对新的权力结构的合法性、正当性给予学理上的说明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身上便明显地带着激进主义的性格特征，颇似一个莽夫。他承担着巨大的领导责任，却任性地孤身上街散发传单，作单枪匹马的抗争。他看问题也显得过于偏激、绝对。毛泽东身上也明显地带着激进主义的特征。他以一篇民众的大联合引起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广泛注意，从文章学的角度看，民众的大联合气魄宏大，富有感染力量，却未能指引走出迷津的路径。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篇情绪化的文章却赢得了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胡适的激赏。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的旨趣、性格有了适应环境的调整，变得谨慎、精细。但是，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领导中共打败了得到美国军援的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建立了不朽功业后，他身上本有的激进主义故态复萌，赶英超美，大炼钢铁，大跃进，无视客观规律一意蛮干，期望一夜之间实现共产主义，使发展中的中国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激进主义得势的原因激进主义思潮在20世纪的中国长期得势，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一般来说，社会动荡、结构转型、权力重组，容易在社会人群中滋生转型的焦躁，弥漫激进的情绪。而革命力量在它处于弱势地位时也需要将人们的情绪调动至悲剧的高度，用激发牺牲精神来实现政治动员，鼓励人们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奉献一切。文艺界也因之确立了一种“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的战时体制。现代中国激进主义的抬头是由民族危亡的紧急形势引起的。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阐明的，中国近现代的社会改革动能源自中国知识人强烈的忧患意识意识到中国在制器、制度、文化三个方面均大大落后于进步了的世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日益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地，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动了一场场瓜分势力范围的战争，并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封建统治者对外一味妥协，对内则强化其对人民的压榨。承袭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秉承爱国传统，自觉地承担起救国的责任。一部分激进的知识人决绝地将传统文化看作是现代化的沉重负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试图离开已有的文化土壤，完全借鉴西方文化重建现代化的精神根基。群情激愤是该时代最突出的特征。鲁迅“自题肖像”一诗，真切地表现了当时觉醒了的青年知识分子面对沉重国难时的忧愤深广与叛逆反抗的决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共合作的局面宣告破裂，国民党向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举起了屠刀，将中国推入了白色恐怖。面对险恶的形势，共产党人不得不奋起抗争，独立地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激进主义思潮的抬头也成了革命处于低潮时一种醒目的动向。激进主义者不是下力气去发动群众，做积蓄力量的工作，而是想通过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来改变被动的局面。激进主义对当时进步文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左翼文艺界浸润、漫漶着“左派幼稚病”。激进主义者在文艺界提出了一系列极左的口号，排斥同情革命但尚未做好参与革命的思想准备的作家，在力量对比不利于革命的方面、革命极需援军的时刻不去做团结人的工作；不是着力于对创作进行审美的锻炼，提高其创作的艺术欣赏价值，而是简单地将标语、口号装进他们所谓的创作，以期达到宣传的目的。在他们的文论中还有散布革命恐怖主义的言论，连倾向革命、本身也带激进主义倾向的鲁迅也看不下去了，站出来批评他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说他们摆出一种极为左倾的凶恶的面目，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鲁迅认为，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激进主义者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当时的现实。建国后，中国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激进主义仍然保持了强势。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二次大战的噩梦中挣脱出来，相继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新的科学技术的开发与广泛运用使经济发展如虎添翼。相比之下，刚刚结束了国内战争的中国仍然处于一穷二白，落后贫穷的境地。迅速改变落后面貌以使中国尽快入列为世界强国，成为新中国领导人强烈的愿望。众所周知，历史上，中国长期处在世界的中心，其经济、文化都是当时世界各国难能望其项背的。如陈独秀所说：“吾华国于亚洲之东，为世界古国之一。开化日久，环吾境者皆小蛮夷。”而现在这些“小蛮夷”变脸坐大，倒过来压迫、欺侮我们这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文明古国。这样的情势怎能不引发素有爱国传统的中国人的愤激情绪。建国初期脱离经济规律的共产风、50年代中期以后的大跃进都是弥漫在该时期的激进主义情绪的表现。激进主义影响下的文学思想激进主义对现当代文学思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文学审美领域，激进主义罔顾大众的审美需要，缺乏提升作品审美品格的自觉。激进主义与虚假浪漫主义相互配合，在创作中宣扬盲目的乐观情绪；在文化遗产问题上，激进主义者在“厚今薄古”的旗帜下全面否定文化传统，坠入了文化虚无主义的深渊。改革开放以后，有学者撰文认为，建国以后我们把现实主义抬到了独尊的地位。我觉得这不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人的竭力提倡和某些人的虚伪宣扬就认定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发展中已经取得了正宗的地位，在理论上肯定现实主义和在艺术创作中真正坚持现实主义是两回事。实际的情况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强调从生活出发而在实际创作中随心所欲滑稽而尴尬地并行于同一条前进轨道上。50年代末，为了配合领导人不切实际的发展思路，我们曾搞了具有虚假浪漫主义色彩的“红旗歌谣”。甚至还将“三突出”、“高大全”也归并于现实主义的大旗下。文化大革命是上世纪漫延于现代中国的激进主义的最后一次淋漓尽致的表演，将激进主义的荒诞性发展到极致，也因此激活了纠正这种倾向，使文学发展回归正道的机制。虚假浪漫主义特别青睐“宏大叙事”与“宏大制作”。这一点早在普罗文学兴起之初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早期中共着名活动家邓中夏在题为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的文章中对“宏大叙事”表现出特别的偏好，直接要求作家“文体务求壮伟，气势务求磅礴，造意务求深刻，遣词务求警动”，将写出能够激励人们的“史诗”式作品的要求派发给其时完全未能做好准备的作家。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这种宏大叙事于我们这个发展了的时代并不相宜，经过五四的思想启蒙，我们的民族已经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现了理性化、理智化的除魅，“试图发明一种巍峨壮美的艺术感，那么就像过去20年的许多图画那样，只会产生一些不堪入目的怪物。”激进主义推波助澜，助长了文学审美领域内的政治化取向。邓中夏公开将“欣赏自然”、“讴歌恋爱”这类为人们所熟悉、为大众所喜爱的审美选题与“赞颂虚无”一起列入“没志气的勾当”。这种意见不只表现出作者在题材方面的狭隘，更在价值取向方面有意无意之间站在了与大众审美对立的立场。自然为何不能欣赏，恋爱为何不能讴歌？“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让人从对自然景物的观赏中升发出空灵之美、遐想之美；“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勾起人们对一段失落了的恋情的牵念，使感情获得纯化。这些健康的、正常的审美感受为什么要否定？在作者心目中，似乎选择了投身政治革命便必与欣赏自然、讴歌恋爱相诀别。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此种政治革命对大众又有多少吸引力呢？尽管30年代左翼文艺界庸俗社会学取向表现得特别突出，却没有接受邓中夏在文艺创作中摒弃人之常情的“恋爱”题材的观点，而是另辟了“恋爱加革命”的路径。尽管“恋爱加革命”经过左翼文艺家的惨淡经营并未有成功的表现，但至少说明多少懂得创作的左翼文艺家还是承认，恋爱也是革命者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是标榜革命的文艺也不能忽略了它的存在，拒绝对它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邓中夏第一次提出了“文学是革命的工具”的理念。在如何对待文学遗产的问题上，学术界长期受到激进主义主要表现为文化虚无主义思想的干扰。建国后，全盘否定文学遗产的思潮达到了高峰。不顾起码的常识，胡乱批判古代作家和作品，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在这股反传统的思潮的影响下，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北师大中文系三四年级师生“七一”前“响应党委号召，进行教学改革所突击出来的战果”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初稿。用当事人谭丕模文章中的话来说，这是这部分师生“以敢想、敢干的精神，鼓足干劲、苦战七昼夜，完成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大纲”。文章称赞大纲“做了许多翻案文章”，主要“功绩”包括：“过去文学史上所肯定的作家，大纲加以否定，如王维、孟浩然、李商隐、李后主、周邦彦等是；过去文学史上评价过高的作家，大纲适当的降低，如司马迁、苏轼是；过去文学史上评价很低的作家，大纲给以提高，如皮日休、聂夷中是；过去文学史上没有地位的作品，大纲给以地位或很高的地位，如民歌、民谣和其他的民间文学作品是；过去文学史对作家只肯定而不批判，大纲实事求是的把该肯定的肯定、该批判的批判，如李白、白居易是；对作家的时代局限、阶级局限不加保留的加以指责，让同学对古典作家有全面的认识。”平心而论，“厚今薄古”作为一种总体要求，就它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而言，是合理的。然而，当时流行的观念实际上是将“厚今薄古”理解为对古代文学遗产批判得越严厉越好，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对当前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作品肯定得越多越好。这就成了对“古”的盲目排斥和对“今”的盲目乐观。根本丧失了这个口号本来具有的那一点积极意义。此外，“厚今薄古”还是一个极为抽象的口号，这个缺乏明确的质的规定性的抽象口号，极易为错误的文学史观开方便之门。譬如，在“厚今薄古”的旗帜下，就有人提出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要搬用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原则；在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上，认为批判就是一切，批判就是目的；在对古代文学的评估上，强调“价值不能夸大”，而消极或反动部分“不宜估计过低”。当年身居高位的陈伯达曾利用“厚今薄古”的口号大肆制造混乱。他先是否定继承文化遗产的意义，继又提出“化腐朽为神奇”，实际上是鼓吹随心所欲、实用主义地对待文化遗产。他的这两手，在我看来都是彻头彻尾反历史主义的。因为，遗产既已被判作“腐朽”，那么它之能化为“神奇”，便全仗掌握点金术的陈伯达之流的信口雌黄。近年来，学界对20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研究渐趋深入，王岳川认为在文化传承问题上：“文化激进主义大抵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又对西方现代文明持怀疑保留态度，而希望以文化重建的方式建立新的文化理想秩序。”对文化激进主义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我想事实俱在，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但说激进主义对西方现代文明也持怀疑保留态度，似乎应作阶段性的分析。在我看来，至少上个世纪初的情形不是这样的。那时，中国激进的知识者们痛感传统文化对人的束缚，认为该文化已经不能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精神支撑，遂决绝地将重建本国文化的希望寄托在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上。都说胡适属于新文化运动中较为温和的一派，但全盘西化的主张就是这个给人温和印象的胡适与他的同伴们于五四时期率先提出来的。可见，鄙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是那个时代不少中国知识人趋同的立场。全盘西化就是要抛弃中国文化发展的旧有模式，重起炉灶，建构新的文化体系与价值标准。面对一个陆沉中的民族，中国知识分子忧愤深广，他们从东邻日本通过变法维新，全盘西化得到拯救的实例中受到启发，走西方人的路被认为是解救中国，使之走上强国之路的一剂灵丹妙药。西化论因此得到普遍的支持，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强势力量。否定传统文化与全盘西化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激进主义不可能既否定传统文化又反对全盘西化。激进主义的制约因素与特例在中国现代史上，激进主义思潮是强势意识形态，但它在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度里，背离审美的常规，抛弃祖宗的文化遗存必定会遇到的极大阻力。上世纪20年代的学衡派对西化派的观点深表异议，新月派则一方面抵制虚假浪漫主义，一方面扞卫文学的审美特性。在新文化运动队伍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存在。陈独秀是全盘西化的坚定拥护者。他的三大主义，肯定、否定的态度和盘托出，绝无半点隐瞒，“三大主义”鲜明地表达了陈氏扫荡旧文学重建新文学的决心。用胡适的话来说，也是属于“彼可取而代之”之意。但进一步研究却发现，陈独秀的全盘西化论是全盘革命化的理论，秉持的是梁启超“新民说”的立意。他一开始借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说事，将文化革命视为建设民主政治的前驱。后来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文学在他眼里也便成了宣传革命的工具。20年代以后他参与创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文化、与文学渐行渐远，但其关于文学的旨趣并未发生大的改变。鲁迅五四时期倡导“拿来主义”，“拿来主义”肯定“拿来”的合法性，文化旨趣与全盘西化同调。但鲁迅又强调“拿来”的选择性，这里选择的立场，选择的标准必定是拿来者的中国本位思维。承认这一点，便可以推断，鲁迅心目中“拿来”后的重建，必是具有中国特点的新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的简单复制与拷贝。激进主义受到制约的另一股重要力量是域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肯定性评价。杜威、罗素、白璧德等人都注意中国的文化，有的还到过中国。他们直觉地感到启动了现代化加速发展轮子的西方在品尝着由发展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由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现代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刺激起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他们认为在西方文化已经显示出它先天不足的弊病的时候，中国人理应更多地向自己的文化传统回眸，吸收其中多方面的合理因子，而不是重蹈西方的覆辙。梁启超深受这些观点的影响，之前他宣传“新民说”，意思是要我们这个积贫积弱的民族换文化、换思想，完成脱胎换骨的改造。但欧游归来，梁启超一改之前激进的态度，在他的欧游心影录中也说了东西方文化应当融合的话。激进主义在现实发展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例。这里，我想说说李大钊。李大钊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也比较激进，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中，李大钊将东西文明区分为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他认为：“苟不将静止的精神根本的扫荡，或将物质的生活一切屏绝，长此沉延在此矛盾现象中以为生活，其结果必蹈于自杀”五四时期李大钊还就“问题与主义”一案向北大同事胡适发难，强调中国问题整体解决的必要性、紧迫性。但在文学问题上，他却显得异常柔软、异常温情。他提倡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批评对文学的工具性的利用，提倡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这些意见与同时期的许多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完全不同的。由此是否可以推断，李大钊并没有将其在社会政治领域内的激进观点运用于文学审美，他愿意看到文学审美领域不受政治干扰，保持其审美特性，从容自由地发展？激进主义是时代的主潮，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激进主义也仍然有潮涨潮落的周期性特点。表现在具体的个人身上，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这些人受时潮的影响，其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带有激进的特点，胡适甚至成了全盘西化论的始作俑者。但到了30年代，胡适经过对五四时期思想的理性反思，意识到“全盘西化”并不可行，于是调低到“充分世界化”这样具有较大弹性的层面。周作人亦复如此，五四时期他打出了平民文学的旗帜，将普遍与真挚界定为新文学的审美特征，颇受时论的好评。但五四退潮后，周作人对平民文学的主张进行了反思，觉得平民文学过于看重实利，缺乏超越的品格，因此重又肯定贵族文学的审美价值，为了减少异议，他用了“贵族精神”一词，将普遍与真挚、贵族精神与平民精神结合起来作为建构新文学的审美维度。此外，我们对激进主义的摇摆性也应当有所体察。激进主义者往往有情绪化取向，显示出此一时，彼一时的摇摆性。刘师培在辛亥革命前一度混迹于无政府主义，提出打倒一切的口号，甚至参与刺杀清廷官僚的活动，表现得十分激进；但后来由激进而消沉，竟然堕落到卖身投靠清政府的境地，极为时人所不齿。对于激进主义者身上的这种摇摆性，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鲁迅有很深刻的认识，他曾指出，在左翼作家队伍里存在一批“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注释：“问题与主义”论辩的历史意义，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5页。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第1卷6号，1916年2月。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8页。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1923年第10期。谭丕模：评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初稿，光明日报1958年10月19日。参见新建设1963年有关文章。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