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工业低..._——来自用能权交易的证据_黄和平.pdf

收稿日期：；修回日期：作者简介：黄和平（），男，江西吉水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谢云飞（），男，湖北咸宁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政策与绿色低碳发展。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市市场场型型环环境境规规制制促促进进了了工工业业低低碳碳转转型型吗吗？来自用能权交易的证据黄和平，谢云飞（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西 南昌）摘要：“双碳”背景下，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否助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仍有待检验。基于 年我国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法，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工业碳排放和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并考察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有助于城市工业碳排放减少和工业碳生产率提升，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内陆城市工业低碳转型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同时为沿海城市带来“锦上添花”的效果；相较于非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城市，用能权交易制度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促进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能耗“双控”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及绿色创新效应等途径驱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进一步分析可知，经济增长目标削弱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产业结构效应及绿色创新效应，要素错配弱化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能耗“双控”效应，二者对用能权交易的低碳治理效果产生负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进一步完善了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低碳治理效应评估，为理解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制度优化有重要启示意义。关键词：用能权交易制度；工业碳排放；工业碳生产率；工业低碳转型；双重差分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一、引言中国正经历着以高能耗为特征的工业化及城市化，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阶段，但仍保持中高速增长，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能源需求还在不断增长，这也将导致我国面临长期的碳减排压力。碳排放增加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进而影响全人类生存环境。探寻低碳发展路径既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也提出了相应的规划目标，如习近平主席在 年 月举办的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力争于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年前实现碳中和。在随后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习主席进一步提出，到 年，中国碳排放强度（单位 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年下降 以上。当前，我国环境建设面临两方面形势：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逆全球化形势严峻；另一方面，我国又处于生态文明建设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在当前形势下，经济（双月刊）年第 期（总第 期）DOI:10.13269/ki.ier.2023.01.009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尤为突出，如何找到兼顾经济发展与“”双碳目标的低碳转型之路，是中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命题。如期完成双碳目标，进而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导向型环境规制的运用。为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发改委于 年印发了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并于 年正式批复浙江省、福建省、河南省及四川省这四个省份试点实施。事实上，低碳发展一方面有赖于经济活动放缓导致的碳“减排”，另一方面还得益于经济效率改善引起的碳“增效”。那么，以用能权交易为代表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是否能兼顾工业碳“减排”与工业碳“增效”，进而促进工业低碳转型，俨然已成为中国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不少研究对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但碍于研究样本及研究方法的差异，所得结论不尽相同。以排污权交易为例：涂正革和谌仁俊认为现阶段我国市场运行效率较低，不足以支撑排污权交易的运行，排污权交易试点未能激发出预期的波特效应；而李永友和文云飞、史丹和李少林则分别从减排和能源利用效率视角出发，验证了排污权交易的有效性。碳排放权交易作为控制碳排放的重要市场型环境规制，不少学者也围绕其有效性展开了探讨。多数学者肯定了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有效性，并从动态边际减排成本、环境红利、低碳技术创新、产业集聚等角度展示了其低碳治理效应。但也有少数研究发现，欧盟碳排放交易的实施存在一定风险，对碳减排的影响甚微。以上所谈到的排污权交易及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型环境规制都强调末端防治，未能从根源上解决环境问题。而用能权交易制度则以“十三五”时期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作为目标，强调从源头上解决环境问题。相较于排污权交易及碳排放权交易，用能权交易制度出台时间较短，与之相关的经验研究也很匮乏。在仅有的几篇实证研究中，王兵等采用非参数 测算出用能权交易制度模式下，总能耗下降，能源强度下降。张宁和张维洁利用非参数优化模型，估算用能权交易的节能潜力及经济潜力，并预期用能权交易制度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双赢。刘海英和王钰基于历史法与零和 方法探讨了用能权及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问题。罗晓梅和张佳、薛飞和周民良进一步从波特效应及能效角度证实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有效性。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和回顾，不难发现，已有文献对排污权交易及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展开了充分探讨，而用能权交易由于出台时间较晚，相关研究则相对匮乏。虽有少数学者从能耗“双控”、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波特效应及能源利用效率等角度证实了政策的有效性，但在当前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却鲜有学者关注到用能权交易的低碳治理效应。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与持续推进，各级政府更加重视绿色低碳发展，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现阶段的工作重心应由能耗“双控”向碳“双控”转变。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对用能权交易的低碳发展效应进行评估，从而进一步完善和推广用能权交易制度。基于此，本研究以用能权交易为例，首先搭建了用能权交易赋能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理论框架，然后利用双重差分法深入探讨了用能权交易对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区别于以往研究多集中于考察用能权交易对能耗的影响，本研究则将目标转向用能权交易的低碳效应，并创新性地对用能权交易的工业低碳治理效应进行系统评估，更能贴合当前的中央工作部署，且更满足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二是在理论层面上，首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阐明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影响工业低碳转型的规模路径，并进一步通过数理推导的方式归纳了用能权交易影响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结构路径及技术路径。三是在实证层面上，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用能权交易对城市工业碳“减排”及工业碳“增效”的影响，同时检验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影响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还分析了经济增长目标及要素错配对用能权交易制度赋能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调节作用，从而丰富了与用能权交易相关的经验研究。二、理论机制及研究假说（一）用能权交易制度促进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按照经典环境经济理论，影响环境的路径通常可归纳为以下三种：规模路径、结构路径和技术路径。鉴于此，本文也基于上述三条路径对用能权交易制度的低碳红利作传导机制分析。规模路径 能耗“双控”效应从宏观上来看，方案明确指出，试点区域需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布局及节能潜力等因素，合理确定各地市的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并针对产能过剩产业、高能耗产业及重点用能产业采取更为科学的初始用能权确权方法，以此化解过剩产能目标任务。并且方案还指出，鼓励可再生能源生产与使用，用能单位自产自用的可再生能源不计入其用能配额，这可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用能企业改用清洁生产模式，引进节能技术，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进而起到降低能耗的目的。图 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市场机制从微观上来看，其市场作用机制可通过图 予以说明：为简化分析，假定市场上存在两个工业企业（企业 与企业），企业 的能源投入量为，企业 的能源投入量为，两个企业的初始能源使用配额分别为 和。其中，企业 为低能效企业，企业 为高能效企业，即投入一单位能源要素，企业 获得的产出低于企业。由此可得，企业 的边际收益曲线 相较于企业 的边际收益曲线 要更为平坦。（）在不存在用能权交易的情况下，假定其他要素不变，则边际成本曲线与能源价格相等，即企业增加一单位的能源投入等于能源价格（边际成本曲线即图 中 ），那么在初始能源消耗配额 处，企业 的净收益为 梯（梯 矩），企业 的净收益为 梯（梯 矩）。（）在存在用能权交易的情况下，低能效企业 会将一部分用能配额出售给高能效企业，企业 可将购进的用能配额用于扩大产能，增加收益。现假定企业 出售的用能配额为，根据市场均衡理论，在企业 与企业 的边际收益曲线的交点（图中 点）可达到市场均衡，此时有 ，而这时的用能权交易价格为经过 点的一条水平线（图中虚线）。通过计算可知，企业 的净收益变为 梯矩（其中 矩即为企业 出售用能配额获得的收益），易知企业 的净收益在未进行用能权交易的基础上增加了 三角形。此时，企业 的净收益为 梯 矩，易知企业 的净收益在未进行用能权交易的基础上增加了 三角形。总的来看，用能权交易的存在使整个市场的净收益增加了 三角形。综合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来看，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市场调控机制，降低了工业能耗，同时还增加了工业企业产值，缩减了能源消费规模，利用能耗“双控”推动工业低碳发展。结构路径与技术路径接下来，我们仿照 的方法分析碳交易政策对碳排放配额的影响，具体通过建立以下数理模型分析用能权交易驱动低碳发展的结构路径及技术路径。其中，结构路径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技术路径的表现形式是绿色创新。假定用能权交易制度实施后，地方政府分配的初始用能数量为，企业用来交易的用能数量为，则企业实际消耗的能源配额为 。若，则企业的能源消耗数量超过指定配额，企业为了继续经营则需要在用能市场上购买用能额度。假定在用能权交易市场上，用能交易价格 （、黄和平，谢云飞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工业低碳转型吗？均大于，为初始用能交易价格，系数 为用能配额的边际成本），设单位能耗为企业带来的利润为，同时为了保证用能权交易的顺利推行，假定单位能耗为企业带来的收益大于用能权交易市场的初始价格（），则企业的利润函数为：（）（）（）若考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假设企业将其中一部分利润用于转型升级，设这部分成本与利润的比值为，企业进行转型以后，实际能耗与原能耗的比值为 ，节约出来的用能配额 用于市场交易，其余 用于企业生产，、（，）。由此可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后的实际能耗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用能配额节约量为（），用于交易的用能配额 （），此时企业的利润变为：（）（）（）（）若考虑绿色创新。假设企业将其中一部分利润用于绿色生产技术研发，设这部分投入即企业用于绿色创新的成本占利润的比值为，用能权交易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进而改进企业现有生产方式及生产设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生产效率，增加企业净收益，致使能源消耗降低，实际能耗与原能耗的比值为 ，节约出来的用能配额 用于市场交易，其余 用于企业生产，、（，）。由此可知，进行绿色创新后企业的实际能耗为（）（），绿色创新带来的用能配额节约量为（），用于交易的用能配额 （），此时企业的利润变为：（）（）（）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为：（）据此可得：（）|（）|（）通过式（）可知，说明实施用能权交易制度后，企业需要在用能市场购买用能份额。将式（）和式（）与式（）对比易知，且 ，说明在考虑产业结构和绿色创新因素后，企业可用于市场交易的用能数量增加了，当 （）（）时，当 （）（）时，。依据经济增长理论，并假设生产函数满足希克斯中性，可得生产函数为 （，），、分别代表产出、技术进步、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及能源投入。企业为保持成本最小化的成本函数以柯布 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表示如下：（，）（）式（）中，、为各生产要素的价格，、为对应的产出弹性，且 。由谢菲尔德引理及自由竞争市场下各要素具有相同边际生产率的假设可知：（，）（）令 ，则 。同时，在当前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还应将碳排放约束纳入生产函数，而碳排放主要来源于能源消耗，假定碳排放与能源消耗量成正比，由此可得：（）（）（）式（）中，为投入要素的集合。同时从理论上来讲，碳生产率越高意味着能源消耗越少，产生的非期望产出碳排放也越低，而期望产出 越高。为简化研究，据此我们通过式（）予以说明：（）将式（）代入式（）可得：（）（）（，）（）（）通过式（）可知，碳生产率（）与能源消耗量（）成反比。而通过之前的分析可知，在考虑产业结构因素及绿色创新因素之后，企业的能源消耗量（）均有所减少，说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绿色创新降低了企业的能源消耗，进而减少了碳排放，同时有助于提高碳生产率，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绿色创新是用能权交易制度驱动工业低碳转型的重要途径。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假说：用能权交易制度具有显著的低碳治理效应。假说：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能耗“双控”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以及绿色创新效应三条路径助力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二）经济增长目标及要素错配对用能权交易驱动工业低碳转型的调节作用方案的总体要求中提到，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据此可以推测，政府行为及市场环境会对环境规制的低碳治理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从地方政府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来看，经济增长目标具有强激励性，基于传统晋升锦标赛激励的经济增长目标会强化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动机，并驱动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优先发展地方经济。一方面，地方为保证经济快速增长，被迫采用“逐底竞争”的方式降低环境准入门槛，吸引高碳排放工业企业入驻辖区以拉动经济，由此形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制约地区工业低碳转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更倾向于采用粗放型发展模式，优先将资金投入铁路、公路、地产等经济增长见效快的传统基础设施行业，严重挤占地方创新资金投入，进而形成产业结构固化及创新活动阻滞的不利局面。这也削弱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等市场型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结构效应及绿色创新效应，进而阻碍了工业低碳转型。从市场分割格局引致的要素错配来看，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存在要素市场滞后于产品市场的问题，于是地方政府会加强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和控制，并人为压低要素价格，导致要素市场错配。地方政府也更倾向于选择要素价格更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增长，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碳排放问题。此外，在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格局下，要素错配还会降低能源效率。随着人力及资本价格的抬高，一些资源比较富裕的地区可能出现能源要素价格低于劳动力及资本要素价格的情况，由此，企业将通过投入大量的能源要素来代替其他高成本生产要素。这无疑会加剧企业能耗，并导致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总的来看，要素错配不利于用能权交易制度发挥能耗“双控”效应，进而削减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低碳治理红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假说：经济增长目标削弱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产业结构效应及绿色创新效应，要素错配弱化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能耗“双控”效应，二者对用能权交易制度的低碳治理效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三、研究设计（一）实证策略本文探讨的核心是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工业碳排放及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为此，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看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将试点地区作为实验组，将未试点地区看作对照组，利用双重 黄和平，谢云飞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工业低碳转型吗？差分法检验用能权交易影响城市工业碳排放及工业碳生产率的净效应。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如下：（）公式（）中，、表示城市与年份；被解释变量 为城市工业碳排放及工业碳生产率；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表示用能权交易对城市工业碳排放及工业碳生产率的净效应；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密度、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对外开放、基础设施等；为地区固定效应；为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城市工业碳排放（）与工业碳生产率（）。本文选取工业碳排放及碳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从碳“减排”和“增效”这两个层面衡量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一方面，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降低碳排放总量是当前的首要目标，故选取城市工业碳排放量作为碳“减排”层面的被解释变量。另一方面，低碳发展要求在减少高碳能源的基础上又不影响经济发展，即实现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而碳生产率能很好地兼顾碳减排与经济增长，因此将工业碳生产率作为工业低碳发展“增效”层面的被解释变量。（）城市工业碳排放（）。参考韩峰和谢锐的做法，城市工业碳排放的计算公式如下：（）其中，考虑到目前有统计的城市工业能源消耗主要为工业天然气、工业液化石油气以及工业用电，、分别为工业天然气、工业液化石油气以及工业用电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三种能源的碳排放折算系数分别取 千克 立方米、千克 千克、千克 千瓦时。（）工业碳生产率（）。用工业总产值与上文测算出的工业碳排放的比值予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用能权交易政策（）。本文以虚拟变量 来表示用能权交易政策变量。、分别为组间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若城市 在第 年被认定为用能权交易试点城市，则相应的 在当年及之后的年份取值为，否则取值为。在本文样本期内，共有 个城市被列为用能权交易试点城市，故本文的实验组最终包含 个城市样本，对照组包含 个城市样本。控制变量。参考丁从明等、汪克亮等、余泳泽等的研究，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人口密度（），用单位行政区划面积人口数表示；（）研发投入（），采用地方财政预算支出中科技支出与当地 占比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采用各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占 比重表示；（）金融发展（），采用各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当地 的比值表示；（）对外开放（），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地区 比重表示；（）基础设施（），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积的自然对数表示。机制变量。通过前文理论分析可知，用能权交易通过能耗“双控”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及绿色创新效应驱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故选取以下机制变量：（）能耗“双控”效应，选取前文测算的工业能源消耗总量及工业能源消耗强度来衡量。（）产业结构效应，选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衡量。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参考陶长琪和彭永樟的研究，通过向量夹角进行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参考干春晖等的研究，运用重新定义的泰尔指数进行测算。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绿色创新效应，选择每万人绿色发明专利数及绿色发明专利数与发明专利总数的比值来衡量。（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剔除了三沙、儋州、毕节、铜仁等城市，最终选取 年中国 个城市进行实证分析。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及各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值根据年平均增长率予以补齐。此外，数据按各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行转换；为剔除价格因素干扰，所有涉及 的指标均以 年为基期价格进行平减处理。表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模型（）模型（）模型（）模型（）（）（）（）（）（）（）（）（）（）（）（）（）（）（）（）（）（）（）（）（）城市固定时间固定样本量 注：、分别代表在、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四、实证结果与分析（一）基准回归表 详细汇报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工业碳排放及工业碳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和模型（）未添加控制变量，模型（）和模型（）分别在模型（）和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控制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口密度、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以及基础设施等因素后，用能权交易制度减少了城市工业碳排放并提高了工业碳生产率，且均在 水平下显著，初步验证了假说，即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一种典型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可以从工业碳“减排”及工业碳“增效”两个维度推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具体来看，相较于未试点城市，试点城市的工业碳排放减少了，工业碳生产率提升了。从控制变量来看：金融发展显著增加了城市工业碳排放，可能的原因在于金融发展加快了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由此引致能源消耗增加，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并进一步降低工业碳生产率；对外开放显著减少了城市工业碳排放，同时促进了工业碳生产率的提高，可能是因为随着开放程度的提升，更多的外资企业被引进，外资企业相对于本土企业拥有更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对本土企业的技术“示范”作用和对高能耗产品的“挤出”作用，促进本地的低碳转型。（二）平行趋势检验用双重差分进行政策评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验组与对照组满足平行趋势，即在受到政策冲击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为此，参考 的做法，通过构建用能权交易制度建立前 年与建立后 年的虚拟变量，验证平行趋势假定同时分析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工业碳排放及工业碳生产率的动态影响效应。具体模型设定如下：（）其中，和 分别为用能权交易制度实施前第 年以及用能权交易制度实施后 年的虚拟变量。系数 描述的是用能权交易制度实施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差异，用于考察实验组与对照组在用能权交易制度建立之前城市工业碳排放总量与工业碳生产率的平行趋势；系数 描述的是用能权交易制度建立之后实验组与对照组间的差异，用于考察用能权交易对城市工业碳排放总量与工业碳生产率的动态影响。其余变量则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表 报告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不难发现，在用能权交易制度建立前的各年份，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成立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工业碳排放与工业碳生产率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另外，从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动态效应来看，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碳“减排”和碳“增效”存在持续性，且随着年份的推移，低碳转型效果越来越明显。黄和平，谢云飞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工业低碳转型吗？表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模型（）模型（）（）（）（）（）（）（）（）（）（）（）（）（）（）（）城市固定时间固定样本量 注：、分别代表在、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三）稳健性检验 控制时间线性趋势。用能权交易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存在事前差异，而试点城市的选择还与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密度、产业布局及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密切相关，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事前固有的差异可能对本文的回归结果产生影响。为排除上述由事前差异造成的偏误，本文参照 的做法，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事前变量与时间趋势多项式的交互项，构建如下模型：（）（）其中，为一系列事前变量，包括是否为环保重点城市、是否为两控区城市、是否为胡焕庸线右侧城市、是否为省会或副省级城市。（）为时间趋势项的多项式，具体表达式为（）。（）控制了城市固有的事前变量随时间推移可能对基本结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分配不随机造成的估计偏误。表 模型（）和模型（）报告了相应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并未发生变化，仅仅在数值上略有下降，说 表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控制时间线性趋势考虑滞后效应 估计变量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时间固定样本量 注：、分别代表在、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明在考虑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事前差异的前提下，估计结果依然保持稳健。考虑滞后效应对结果的影响。考虑到政策影响可能存在一定时滞，本文对用能权交易政策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同时，为了避免联立方程偏误，遵循沈坤荣和金刚的做法，对所有控制变量也作滞后一期处理。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回归。从表 中模型（）、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考虑滞后效应的前提下，用能权交易制度依然显著减少了试点城市的工业碳排放，同时提高了工业碳生产率。采用 估计。为避免样本选择偏误导致政策评估结果不准确，我们通过 方法进一步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工业碳排放及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具体步骤为：首先，利用 模型对用能权交易制度虚拟变量及协变量进行回归，得到倾向得分值；然后，将倾向得分值最接近的城市与用能权交易试点城市样本配对，得到匹配后的样本，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小系统误差，防止样本选择偏误。具体估计中，本文采用卡尺内一阶近邻匹配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中的模型（）和模型（），可以看到，用能权交易制度依旧显著降低了城市工业碳排放量并提高了工业碳生产率。从数值上来看，相对于未建立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城市，用能权交易试点城市的工业碳排放总量降低了 ，工业碳生产率提高了 ，无论是系数数值大小还是显著性水平均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进一步证实了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图 以工业碳排放为被解释变量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安慰剂检验。参考 的做法，通过随机选取用能权交易试点城市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操作为：在本文的 个城市样本中共有 个用能权交易试点城市，以 年为政策实施年份，随机选取实验组城市，并构造假的实验组变量（）；然后，基于公式（）对城市工业碳排放及工业碳生产率重复进行 次回归。图 和图 分别绘制了以城市工业碳排放及工业碳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的分布。不难发现，图 和图 中通过随机选择实验组样本估计得到的回归系数均 图 以工业碳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安慰剂检验结果分布在 附近，并都与基准回归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工业碳排放及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未受到遗漏变量的干扰，再次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其他稳健性检验。第一，考虑预期效应对结果的影响。在原模型中加入提前一年的政策虚拟变量。第二，剔除异常值干扰。对样本数据进行上下 的 缩尾处理，重新回归。第三，排除其他试点政策干扰。在原模型中分别加入低碳试点、碳排放交易试点以及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政策虚拟变量，重新回归。第四，考虑内生性影响。考虑到空气流通系数与是否纳入用能权交易试点相关，同时空气流通系数由客观存在的自然条件决定，无法直接影响碳排放，由此认为，空气流通系数具备作为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及外生性约束。进一步地，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上检验结果均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表 城市区位异质性检验结果 沿海城市内陆城市变量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时间固定样本量 注：、分别代表在、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四）异质性分析 不同区位城市的异质性影响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与内陆地区相比，沿海地区发展迅速，各类产业更完善，经济结构更为健全，由经济高速增长引致的能源消耗也更多，并造成大量的碳排放。那么，作为一种典型的市场型环境规制，用能权交易制度是否可以促进沿海城市工业碳减排，推动其低碳转型？为此，本文按照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对沿海及内陆城市的划分标准，将样本城市划分成 个沿海城市与 个内陆城市。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模型（）至模型（）所示。从模型（）至模型（）的回归系数来看，无论是在沿海城市抑或内陆城市，用能权交易制度均发挥了工业碳“减排”及碳“增效”作用，且该作用效果至少在 水平下显著。但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内陆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促进效果显然更好。对以上结果可能的解释 黄和平，谢云飞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工业低碳转型吗？是，相比于沿海地区，内陆欠发达地区仍处在工业化及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存在有色金属、化工、钢铁建材等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占比过高等问题。实施用能权交易制度，坚持市场导向，能有效推动能源要素向优质项目、工业企业及产业流动汇集，促进内陆工业企业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内陆产业优化升级，进而促成内陆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内陆地区工业低碳转型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而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更高，相较于内陆地区，其在要素集聚、创新水平、制度及市场环境等方面均更具优势，因而用能权交易制度也能充分发挥其制度优越性，改善沿海地区能源结构，为沿海城市工业低碳转型带来“锦上添花”的效果。表 城市资源禀赋异质性检验结果 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变量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时间固定样本量 注：、分别代表在、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异质性影响为考察不同资源禀赋下用能权交易制度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差异，本文参考 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年），根据各城市的资源禀赋，将本文选取的 个城市划分为 个资源型城市和 个非资源型城市。表 中的模型（）至模型（）从工业碳“减排”及碳“增效”视角报告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不同资源禀赋城市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到，用能权交易制度仅在资源型城市存在显著的碳“减排”作用。从碳“增效”的结果来看，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估计系数都在 水平下显著，但资源型城市的估计系数更大。上述结果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更有利于资源型城市的工业低碳转型。可能的原因在于资源型城市工业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且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等高碳排放工业产业为主。用能权交易制度更有利于资源型城市创新要素流动，通过低碳生产技术的外溢加快资源型城市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促进资源型城市工业低碳发展。表 城市工业特征异质性检验结果 老工业基地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变量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时间固定样本量 注：、分别代表在、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不同工业特征城市的异质性影响本文按照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年），将选取的 个城市划分为 个老工业基地城市和 个非老工业基地城市。表 中的模型（）至模型（）从工业碳“减排”及碳“增效”视角报告了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不同工业特征城市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到，用能权交易制度仅在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存在显著的工业碳“减排”及碳“增效”作用。上述结果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更有利于非老工业基地城市的工业低碳转型。可能的原因在于，与非老工业基地城市相比，老工业基地城市高污染、高排放等重工业特征更明显，工业企业总体绿色创新技术较为落后。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能促进少数具有减排优势的工业企业出售用能配额，并进一步提升绿色生产技术，进而实现低碳转型；而对于老工业基地的大多数工业企业而言，在用能总量受到限制的前提下，企业更倾向于购买用能配额，从而限制了企业绿色生产技术的提升，总体低碳转型效果仍不太理想。（五）机制分析通过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知，用能权交易制度从碳“减排”和碳“增效”两个层面促进城市工业低碳转型，持续释放市场型环境规制的城市低碳治理红利。然而，市场型环境规制驱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作用渠道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根据前文机理分析可知，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依靠能耗“双控”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以及绿色创新效应这三条路径推动城市工业低碳发展，为此本文接下来将从上述三个路径展开分析。进行机制分析时，以往学者们通常的做法是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然而，江艇则指出中介效应模型源于心理学研究，用于经济学实证分析可能存在内生性偏误以及影响渠道识别不清等问题。为避免上述问题，本文参考 以及宋弘等的研究思路，通过考察核心解释变量对机制变量的影响进行机制分析，模型设定如下：（）其中，、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表示机制变量，其余与公式（）保持一致。首先，对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能耗“双控”效应推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机制，进行检验。本文选取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强度作为机制变量。表 模型（）和模型（）显示，用能权交易制度对能源消耗总量及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均在 水平下显著，说明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城市工业能源总量及强度的“双控”。城市工业能源消耗是城市工业碳排放的主要源头，从源头上抑制碳排放是助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关键因素。为完善能耗“双控”指标管理，国家将能耗强度降低作为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约束性指标。实施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城市为响应国家政策，会通过管控高耗能高排放工业企业、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技术等手段严格控制其能源消耗总量及能源消耗强度，从而减少碳排放，提升碳生产率。由此可见，能耗“双控”是用能权交易制度推进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重要影响渠道。表 机制检验结果 能耗“双控”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绿色创新效应变量能源消耗总量能源消耗强度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每万人绿色发明专利数绿色发明专利数发明专利总数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时间固定样本量 注：、分别代表在、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其次，对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产业结构效应促进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机制，进行检验。本文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层面衡量产业结构。表 中模型（）和模型（）的结果分别展示了用能权交易的实施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结果，不难看出，用能权交易在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不显著。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针对试点区域内的钢铁、水泥、造纸等高耗能高碳排放产业，依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产业布局及节能潜力确定各地市能源消费目标，在能耗目标约束下倒逼劳动力、资本及能源等生产要素流向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的低碳排放行业，进而推进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也带动地区低碳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用能权交易制度并未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这可能是产出与就业的耦合程度低所致的。由此可知，用能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产业结构效应驱动城市工业低碳发展。最后，对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绿色创新效应驱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机制，进行检验。本文分别选取每万人绿色发明专利数以及绿色发明专利数与发明专利总数的比值衡量城市绿色创新水平。黄和平，谢云飞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工业低碳转型吗？表 中模型（）和模型（）的结果显示，用能权交易在 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理论上讲，绿色技术创新是减少城市工业碳排放、促进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重要因素。如前文理论分析，用能权交易制度通过给工业企业施加成本压力，同时利用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倒逼高碳排放工业企业进行绿色改造，进而提高工业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推动工业低碳转型。五、拓展性分析：经济增长目标及要素错配的调节作用本文围绕用能权交易制度这种市场型环境规制如何促进城市工业低碳转型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且上述实证结果证实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低碳发展效应及其显著的异质性特征。然而，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保持适宜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市场中普遍存在的要素错配现象，均可能影响到用能权交易制度的工业低碳治理效果。为此，本文从经济增长目标、劳动要素错配以及资本要素错配三个属性出发，进一步探讨经济增长目标及要素错配对用能权交易制度工业低碳治理效果的调节作用。为验证假说，本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如下：（）（）（）其中，表示经济增长目标，参考詹新宇和刘文彬 的研究，选取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值衡量。和 分别表示劳动错配指数和资本错配指数，本文参考白俊红和刘宇英的研究，采用如下资源错配指数衡量：，（）|，|（）表 调节作用回归结果 经济增长目标的调节作用劳动要素错配的调节作用资本要素错配的调节作用变量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控制变量城市固定时间固定样本量 注：、分别代表在、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其中，、为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系数，表示城市 的产出占总产出 的比例，为产出加权的资本贡献值，为地区 拥有的资本与资本总量的实际比值，为资本实现有效配置时城市 使用资本的理论比值。相应地，、则为资本错配指数和劳动错配指数，数值越大说明资源错配程度越高，配置越不合理。其他变量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表 报告了经济增长目标及要素错配对用能权交易制度驱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调节作用结果。通过表 中模型（）、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用能权交易制度（）与经济增长目标（）的交互项对工业碳排放及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分别为正和负，且至少在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经济增长目标对用能权交易制度的碳“减排”及碳“增效”有负向调节作用。其中的缘由在于经济增长目标会强化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动机，为达到既定的目标值，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降低环境准入门槛等手段引进高碳排放工业企业，由此形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逐底竞争”现象。此外，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还会造成地方政府在工业领域的过度投资及重复建设等问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