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效应与机制研究_张营营.pdf

第 卷 第 期经济经纬 年 月 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效应与机制研究张营营，彭硕毅，白东北（西安邮电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蚌埠）摘 要：在理论阐述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包含专利价值信息的创新指数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质量，估计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多期双重差分法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从长期来看，这种作用还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趋势。影响机制的检验表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扩大消费市场规模是数字经济驱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要渠道。最后，门槛模型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表明“梅特卡夫法则”在城市创新系统中完全适用，并且在充分考虑创新资源配置、消费市场规模的调节下，城市创新系统中数字经济的动态溢出效果会进一步得到强化。关键词：数字经济；城市创新质量；创新资源配置；消费市场规模；门槛模型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一般专项科研计划项目（）作者简介：张营营（），男，山东菏泽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研究；彭硕毅（），男，陕西汉中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创新研究；白东北（），男，吉林长春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产业与贸易发展研究。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得益于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中国创新产出水平快速提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 ，已经连续 年位居世界首位。然而，年中国创新实力排名为全球第 位，所面临的“数量长足、质量跛脚”的创新困境日益突出（杨骞 等，）。在破解中国创新困境的实践中，城市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大量研究表明，城市作为创新活动的空间载体，不仅是创新要素与资源的策源地，也是知识创造和应用的重要基地（李政 等，）。释放城市创新活力，提高城市创新质量，对增强国家创新实力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综上，如何提升城市的创新质量是当下中国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从现实观察看，一个与城市创新质量密切相关的事实是，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按可比口径计算，较去年增加 亿元，增速高达 ，是同期 名义增速的 倍多。数字经济在规模保持高速增长之下，能够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进经济社会的智能化、网络化与数字化水平，不仅有助于优化传统创新活动的资源配置方式，还会创造一系列新的消费需求，从而对区域技术变革和创新升级产生深远的影响（徐翔 等，；李研，；姜舸 等，）。由此，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否促进了中国城市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如果该效应得到证实，其内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另外，数字经济创新溢出效应的充分发挥又呈现怎样的规律和特征？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对于新时代下深入贯彻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具有重要意义。DOI:10.15931/ki.1006-1096.2023.01.002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学界对其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有益探索。如焦勇（）认为，数字经济会从“投入产出企业产业”四个维度的转变，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王文（）基于中国省级（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有利于降低中、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业数量，扩大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业人数，进而促进就业结构的改变。等（）、范鑫（）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显著推动了区域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出口效率的提升。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技术创新方面，夏杰长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的推广与应用能够有效促进研发创新投入，进而提高区域创新产出水平。吴赢等（）对我国城市样本数据的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每提高，将会推动城市专利创新增长 。侯世英等（）、蒋殿春等（）则进一步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专利创新的积极影响及其异质性。整体来看，上述文献已经认识到数字经济带来的诸多正向效应，也从“数量”视角印证了数字经济的创新激励作用，然而，鲜有文献从“质量”视角研究数字经济与城市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即没有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更未探讨其可能存在的传导渠道和机制。基于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城市层面数字经济综合测算指标，采用包含专利价值信息的创新指数衡量城市创新质量，建立多种计量回归模型，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可能的贡献：一是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这既丰富了数字经济的研究视角，又拓展了区域创新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二是运用模型检验数字经济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扩大消费市场规模等传导渠道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从而深化了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质量的研究；三是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识别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效应的非线性特征，这对于推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此外，本文还借助份额转移工具变量法和多期双重差分法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较好地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大量研究表明，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消费市场的需求引致可以有效降低创新风险、改善创新环境和增强创新动力，是影响区域创新质量的两类重要因素（，；，；金培振 等，）。而数字经济作为互联网发展的产物，又会对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和消费市场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扩大消费市场规模两个渠道来剖析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同时，考虑到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法则”，即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长（赵涛 等，），具有网络溢出“边际效应”递增性，为此，本文还将对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非线性特征作进一步分析。（一）创新资源配置渠道数字经济可能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机制提升城市创新质量。根据资源配置理论，创新资源投入（如 人员、经费等）只是创新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如何合理配置这些资源以发挥最大效用，才是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和质量的关键。在创新活动中，优先将创新资源配置到正确、合适的企业或部门，既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也可以有效规避创新失败的风险，促使创新主体获得相对较高的创新收益（，），进而有助于区域创新质量的提高。尤其是，在当前各地区对创新资源需求持续增长、创新资源稀缺性不断凸显的情况下，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由此不难看出，如果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改善创新资源的配置状况，那么就可以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途径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事实上，数字经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一，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数字经济具有及时性、准确性、充足性的信息传递特点，在降低信息不对称上具有天然的优势，能够避免或有效减少创新过程中的资源搜寻成本、谈判成本、运输成本等，加速创新要素资源在不同环节、部门和地区间的自由、合理流动，进而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二，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极大地扩充了“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映射关系（张昕蔚，），使得“物理空间”对创新资源的获取和对接可以通过智能化方式在“网络空间”实现，为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有利于创新资源在不同创新主体间的整合与优化，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第三，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组织边界对创新活动的限制，使研发创新模式呈现出开放化、开源化特点（，），有助于创新主体调动各种资源与能力，将创新活动交由最合适的人员在最有效率的地方来开展，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配置范围的拓展和配置效率的改善。（二）消费市场规模渠道数字经济对消费市场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可能有助于城市创新质量提升。需求引致创新理论认为，高质量创新活动的推进有赖于众多试验性消费者的出现，或者是多样性的偏好和潜在用户的需要（，；程鹏 等，）。公众消费需求的快速扩张以及对产品质量的高度重视，催生了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强了企业研发创新的内在动力，从而促使企业不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提升技术创新质量（金培振等，）。由此可以推测，如果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消费市场活力不断提高，那么数字经济也会通过扩大消费市场规模这一重要传导机制来提升城市创新质量。理论上，数字经济对消费市场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首先，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应用于传统产品的生产过程，有助于传统产品附加数字化要素，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实现产品使用价值的扩展和延伸，从而改进产品的使用价值，为产品提供新的消费内容，以激发居民消费的新动能，推进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规模扩张。其次，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和数据抓取、挖掘、分析手段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不仅加快了产品生产侧的智能化与数字化水平，也有效提升了消费侧的智能化与数字化，拓宽了消费的新领域和新渠道，从而大幅缩短了生产、消费之间的时空距离，减少了供给端对需求端的响应时滞，促进了供给和需求的快速匹配，对消费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最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还有助于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成本，增强金融安全性与普惠性，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差异化的消费信贷，以及更为便捷的支付方式，从而缓解了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黄凯南 等，），增强了其在消费市场的即期消费能力，进一步促进了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有待检验的假说：假说：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假说：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产生的提升效应，是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扩大消费市场规模等渠道和机制实现的。（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在数字经济作用下，不同部门之间或同一部门内部创新活动的边界性正在被弱化（韩先锋 等，），网络中获取知识资源、物质资源的成本也大幅下降，这种情景的出现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与传统创新主体一起参与到研发创新活动中，推动城市创新系统真正形成“大众创新”的良好氛围，使数字经济的创新质量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随着数字经济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不断加深，一方面，根据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的价值与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当数字经济发展超过某个临界点，其外部经济性就会呈现爆发式增长（裴长洪等，），此时创新生产的边际成本递减，创新主体的收益不断增加，城市创新系统就会出现数字经济创新溢出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在推动城市创新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其自身也会呈现出边际递增特点，具有明显的自增长效应，这种效果有助于创新主体更为便捷地获取到信息、知识以及技术等资源，从而进一步降低研发创新的边际成本，促使创新参与者的收益几何式增长（赵涛 等，），最终形成数字经济创新溢出的“边际效应”递增现象。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假说：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二、模型、变量与数据（一）模型设定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式（）中，衡量 城市 年份的创新质量，为 城市 年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的固定效应，为随机误差项。为其他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控制变量，可表达为以下形式：（）上式控制变量包括金融发展（）、政府干预（）、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建设（）。（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城市创新质量（）。关于区域创新质量的度量，国外文献主要采用专利的被引证数作为其代理变量（，），由于中国区域专利引证次数信息难以获取，国内文献侧重于使用专利申请数或授权数来反映。但是，专利数量中包含了较多低质量的专利产品，因而并不能有效刻画区域创新质量（张宽等，）。基于此，本文参照张宽等（）、杨骞等（）的做法，使用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依据专利存续时间测算的涵盖专利价值信息的创新指数来表征城市创新质量。之所以选择该指数，是因为它通过专利更新模型计算了每个专利的平均价值，更加关注了创新专利的质量维度，客观地衡量了中国城市的创新质量，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同时，考虑到该指数是一个年际累积量，我们进一步借鉴谢呈阳等（）的处理思路，计算各城市当年创新指数与上一年的差值，即创新指数增量，用以测度各个城市的创新质量。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目前对数字经济具体测度的研究较为有限，且已有文献主要以互联网发展以及数字交易为核心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基于城市层面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赵涛等（）的研究，从城市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个维度对中国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其中，城市互联网发展，包含互联网普及率、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互联网从业人数和互联网产出四个层面，对应的实际内容分别为每百人互联网人数、每百人移动电话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数字普惠金融，采用郭峰等（）编制的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表征。在测算方法上，本文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采用全局主成分方法合成综合指标，来测度中国各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控制变量为控制其他因素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参照金培振等（）、张宽等（）的做法，本文设定如下控制变量：（）金融发展水平（），以各城市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值表示。（）政府干预（），使用当年政府财政支出除以城市 反映政府干预程度。（）城镇化水平（），采用城市建设用地占辖区面积的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以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除以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度量。（）基础设施建设（），选取各城市人均道路拥有面积作为其替代变量。（三）数据说明考虑到研究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样本为 年中国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主要数据来自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历年）、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中国数字金融普惠发展指数报告以及各省区市历年统计年鉴。三、基本估计结果（一）基准回归为保证经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表 汇报了基于方程式（）回归的基准估计结果。在表 的回归结果中，模型 只控制了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估计系数为 ，且通过了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初步验证了理论假说 的成立。在模型 中，纳入控制变量的影响后，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估计系数依然在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估计值为 ，相比模型 变化较小，说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推动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从而证实了假说 的成立。在控制变量方面，金融发展水平（）的估计系数在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金融业发展是影响城市创新的关键因素，可以通过缓解创新过程中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城市创新质量。政府干预（）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干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城镇化水平（）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房价高涨、资源匮乏等“城市病”问题，使其并未对城市创新质量产生明显影响。关于对外开放程度（），回归结果显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产出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基础设施为城市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支撑条件。表 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模型 模型 （）（）（）（）（）（）（）时间效应是是地区效应是是常数项 （）（）样本数 注：、分别表示、和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下表同（二）内生性问题为克服经验分析过程中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质量互为因果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部分试图采用份额转移工具变量和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进行估计。份额转移工具变量法关于工具变量的选择，本文参照黄群慧等（）的研究思路，采用 年各城市每百人电话用户量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该种形式的工具变量被称为份额转移（）工具变量（，），其外生性主要由份额部分（）决定。在本文中，部分是 年各城市每百人电话用户量，它满足有效工具变量的两个条件：一方面，互联网是从固定电话普及开始的，当地历史上的电话普及率会从设备配置、习惯养成等方面影响未来互联网的应用和发展，进而影响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因此，符合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各地区历史上电话用户量对当下城市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已逐渐消失殆尽，从而能够满足排他性的要求。此外，为了使工具变量满足地区、时间的双向动态特征，可将 部分与 部分进行交互处理，本文的 部分为上一年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上述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如表 所示，从模型 和模型 中不难发现，检验和 检验分别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识别的原假设，说明本文所选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同时，工具变量法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否纳入相关控制变量的影响，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回归结果仍然是可靠的。多期双重差分法为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参考李广昊等（）的研究思路，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的网络基础设施升级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克服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网络基建的设施支撑，网络性能和服务质量都与基础设施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试点城市渐进式扩容，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准自然实验。具体地，根据国家工信部、发改委公布的“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名单，以是否获批“宽带中国”试点来反映一个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将试点城市作为“实验组”，其他未获批城市作为“对照组”，构建如下 模型：（）上式中，为此处关心的关键变量，如果某一城市在当年开始获批或已经获批“宽带中国”试点，则赋值为，否则赋值为。表 模型 和模型 的结果显示，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宽带中国”试点实施后，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显著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创新活动的开展，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再次证实了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质量之间较强的因果关系。表 内生性问题的检验结果工具变量法模型 模型 双重差分法模型 模型 （）（）（）（）控制变量否是否是时间效应是是是是地区效应是是是是 统计量 统计量 样本数 （三）稳健性分析 测量误差的稳健性为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通过改变核心变量的度量方法进行稳健性分析。首先，采用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与年末人口数的比值对城市创新质量进行重新计算，表 模型 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且在 的水平上显著，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较好地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其次，借鉴李廉水等（）对区域智能化指标的研究，利用熵权法重新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来检验测量误差的影响。表 模型 汇报了该方法测算的数字经济（）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依然显著，这充分说明本文核心结论不受变量的观测偏误所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其他稳健性分析鉴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会受到省级层面上总体产业规划以及创新激励政策的影响，同时，不同省份的城市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发展差异性，为排除这些非观测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还将通过控制省份时间的联合固定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模型 所示。不难发现，在控制了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效应之后，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系数依然在 的水平上显著正，与基准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此外，由于目前城市创新质量指数仅更新到 年，因而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使用了 年的样本对基准方程进行估计，进一步地，考虑到数字经济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我们根据杨骞等（）的做法，用之前的数据对城市创新质量数据进行了补充，将样本考察期调整为 年重新进行回归检验。模型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扩大的样本中，数字经济仍然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这说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表 稳健性分析的检验结果改变 模型 改变 模型 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效应模型 年模型 （）（）（）（）控制变量是是是是时间效应是是是是地区效应是是是是样本数 （四）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收敛性的分析从现实观察看，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在经济基础、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也决定了各城市之间创新质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如何弥合城市间的“创新质量鸿沟”，助力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理论上，数字经济可能对区域创新差距存在“涓滴效应”和“极化效应”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郑万腾 等，）。那么，从长期来看，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的不断提速，其驱动城市创新质量是倾向于收敛还是发散？能否促进区域之间的创新协调发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借鉴 等（）的研究构建 条件收敛模型，就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收敛性进行检验。收敛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所示：（，）（）在式（）中，为收敛系数，若 小于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表明城市创新质量是收敛的，反之则为发散。表 汇报了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质量收敛性的回归结果。具体来看，表 模型 未加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收敛系数为负且在 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样本观察期内，全国总体的城市创新质量是收敛的。在此基础上，通过条件收敛模型来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收敛性的影响。在不考虑数字经济影响的情况下，表 模型 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收敛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城市创新质量存在条件收敛特征。进一步地，表 模型 结果显示，在纳入数字经济影响后，全国的城市创新质量仍然呈现显著的条件收敛，且 收敛系数的绝对值变大，说明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收敛具有明显的“加速器”作用。同时，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 ，并且通过了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城市创新质量同比增长率的提升，加速开放、共享的区域创新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从而有助于城市创新质量趋于收敛，推动中国区域创新活动的协调发展，再次验证了研究假说。表 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收敛性的回归结果模型 模型 模型 （）（）（）（）控制变量否是是时间效应是是是地区效应是是是样本数 四、机制与非线性分析（一）影响机制分析前文的分析已经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提高城市创新质量。但是，数字经济是如何影响城市创新质量仍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为此，本部分将借鉴蒋殿春等（）的做法，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揭示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具体模型设定如下：（）（）（）在上述模型中，表示中介变量，包括创新资源配置（）和消费市场规模（）。其中，借鉴蔡卫星等（）的处理思路，采用城市创新效率，即城市专利数量与研发投入的比值表示；参照孙伟增等（）的做法，使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城市的消费市场规模。表 汇报了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从表 模型 和模型 不难看出，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的有效中介变量。这主要表现为：（）在模型 中，核心解释变量 对创新资源配置（）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值为），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区域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前文理论分析相一致；（）在模型 中，创新资源配置（）的系数显著为正（值为 ），表明创新资源配置状况的改善，有助于研发要素更好地投入到最具潜力的创新部门，最终形成更多的高质量研发产出；（）模型 中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系数值为 ，小于表 基准模型的估计系数 ，这意味着在控制创新资源配置变量之后，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推动作用有所降低。上述估计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这一重要机制，对城市创新质量提升产生促进效应。表 模型 和模型 采用消费市场规模（）作为中介变量，其中，模型 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消费市场规模的影响系数为 ，且在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显著推动了城市消费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这是因为，数字经济有助于改进产品的使用价值，为产品提供新的消费内容，并且能够提升消费侧的智能化与数字化水平，拓宽消费的新领域和新渠道，从而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规模扩张。此外，数字经济还有利于增强金融服务的安全性与普惠性，缓解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进一步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在模型 中，我们列示了被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不难发现，中介变量（）的系数与被解释变量（）呈高度正相关，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也显著为正，且系数估计值（）明显小于基准模型的估计系数值（）。上述结果验证了消费市场规模在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质量中存在中介效应，表明了数字经济确实可以通过影响消费市场规模这个重要渠道，对城市创新质量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综合以上中介效应的分析可知，数字经济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扩大消费市场规模等渠道和机制促进了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从而验证了前文假说 的成立，也为假说 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证据。表 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创新资源配置模型 模型 消费市场规模模型 模型 （）（）（）（）（）（）控制变量是是是是时间效应是是是是地区效应是是是是样本数 （二）非线性特征分析为考察数字经济在推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过程中是否存在非线性的溢出效应，这里将借鉴（）的研究方法，构建如下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估计：()()（）上式中，既是核心解释变量，也为门槛变量；为门槛值，可将观测样本划分为两组；（）为指标函数，当括号内的条件满足时取值为，否则为。此外，为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非线性机制，本文还选取创新资源配置（）和消费市场规模（）作为门槛变量，构建如下面板门槛模型：()()（）()()（）需要说明的是，（）式至（）式仅考察的是单门槛情形，但可以根据实际计量检验结果将其扩充至多门槛情形。表 列示了门槛变量存在性的检验结果，不难发现，数字经济门槛变量在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但没能通过双重门槛的检验；创新资源配置、消费市场规模门槛变量均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且至少在 水平上显著。因此，数字经济门槛变量应选取单一门槛回归模型进行估计，而创新资源配置、消费市场规模门槛变量则应基于双重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表 门槛效果的检验结果门槛变量模型 值 值估计值 次数数字经济（）单一门槛 创新资源配置（）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消费市场规模（）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在门槛变量确定之后便可进行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分析，表 汇报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的结果显示，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低于门槛值时，的估计系数为 ，显著性水平为，说明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有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跨越门槛值处于较高规模时，的估计系数为，显著性水平为，说明数字经济再次对城市创新质量提升产生积极的作用，且作用效果明显增强。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互联网网络规模会超过某个临界点，网络外部性的倍增效应就开始凸显，这使得城市创新生产的边际成本逐步递减，创新主体的创新收益不断递增。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具有明显的自增长效应，这种效果有助于创新主体更为便捷地获取到信息、知识以及技术等资源，从而进一步降低研发创新的边际成本，促使创新参与者的收益呈现出几何式增长模式。上述结果表明，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证明了“梅特卡夫法则”在城市创新系统中是适用的。因此，本文假说 成立。为探究数字经济与城市创新质量之间“边际效应”递增的动态规律，是否存在着其他方面的调节影响，本文还分别选取创新资源配置（）、消费市场规模（）作为门槛变量进行估计。从表 模型 可以看出，当创新资源配置依次跨越两个门槛值时，在各门槛区间的系数估计值及显著性水平逐步变大，这表明数字经济影响城市创新质量的积极作用是持续增强的，数字经济的“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依然存在，即创新资源配置状况的改善可以正向强化数字经济的非线性创新溢出效应。模型 的结果表明，随着消费市场规模的稳步扩张，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也是持续增强的，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消费市场规模对数字经济创新溢出中的强化作用不容忽视。以上分析，不仅再次证实了前文选取创新资源配置、消费市场规模作为中介变量的合理性，还得出了上述两种因素可动态强化数字经济创新溢出效应，提升“梅特卡夫法则”效果等结论。表 面板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模型 模型 模型 （）（）（）（）（）（）（）（）控制变量是是是时间效应是是是地区效应是是是样本数 注：、为不同门槛区间数字经济变量的估计系数五、结论与建议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归纳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然后利用中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包含专利价值信息的城市创新质量指数，采用多种计量回归方法对理论预期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同时从长期来看，还有助于加速全国层面的城市创新质量收敛。第二，影响机制的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以及扩大消费市场规模两个渠道，推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第三，门槛模型的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变化趋势，证实了“梅特卡夫法则”在城市创新中的适用性，并且创新资源配置等中介因素还能够强化这种非线性特征。此外，在使用份额转移工具变量法、多期双重差分法、控制省份时间联合固定效应等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分析后，本文主要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基于上述理论和经验研究结果，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首先，政府应重视数字经济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过程中的正向溢出效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积极推进数据中心和 基站的布局与建设，尤其是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的融合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向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以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带来的“数字红利”优势。其次，应不断拓展和优化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创新质量的传导渠道，有效发挥创新资源配置、消费市场规模的中介作用。一方面，关于创新资源配置，要逐步破除区域性的制度壁垒，通过完善资本市场、人才市场以及技术市场的建设，推动创新要素资源在不同创新主体间的自由合理流动，提升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以便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创新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对于消费市场规模，要不断构建更加细化的消费市场，弱化居民消费阻力，培育定制消费、时尚消费、体验消费等消费新热点，从而实现消费市场的“扩容”和“提质”，推动城市创新质量提升。最后，在关注数字经济创新溢出效应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存在的非线性门槛特征，这就要求各地区要结合自身经济状况、产业基础、要素禀赋等，有针对性地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从而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参考文献：蔡卫星，倪骁然，赵盼，等，企业集团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程鹏，李洋，本土需求能倒逼企业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成长吗？科学学研究（）：范鑫，数字经济与出口：基于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 经济学（季刊）（）：韩先锋，宋文飞，李勃昕，互联网能成为中国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的新动能吗 中国工业经济（）：侯世英，宋良荣，数字经济、市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 当代财经（）：黄凯南，郝祥如，数字金融是否促进了居民消费升级？山东社会科学（）：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 中国工业经济（）：姜舸，安同良，陈孝强，新发展格局下的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研究：第二届互联网与数字经济论坛综述 经济研究（）：蒋殿春，潘晓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焦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从价值重塑到价值创造 经济学家（）：金培振，殷德生，金桩，城市异质性、制度供给与创新质量 世界经济（）：李广昊，周小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改善中国的环境污染：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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