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医疗纠纷案件中确立医疗过错鉴定制度的必要性及对策.docx

浅议医疗纠纷案件中确立医疗过错鉴定制度的必要性及对策近年来北京市法院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已占全部赔偿案件的。因该类案件涉及到医学专业知识及医学技术鉴定，在审理中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当事人自行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医疗事故鉴定已经不能作为医疗纠纷案件中认定医疗单位或医疗工作者是否在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的唯一证据。笔者认为应当在医疗纠纷案件中确立医疗过错鉴定制度，从立法及司法上保证该类案件的公正审理。一、医疗纠纷案件的范围以往的医疗事故纠纷案件，是指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疾、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纠纷。笔者认为，此概念是在医疗事故鉴定的基础上所作定义，外延过窄、内容不准确，原因第一、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加强，在诊疗过程中是否构成患者死亡、残疾，或组织器官是否损伤、器官功能是否形成障碍，已不再是医患双方成诉的绝对要件，有时医患双方对簿公堂可能仅仅是因为医院一方非常小的失误，或单单是病人及家属对诊疗过程存在怀疑而已。比如，1998年法院受理的曹静玉诉北医三院医疗纠纷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无组织器官损伤及功能障碍而要求赔偿的案例。1978年，北医三院为曹静玉实施子宫肌瘤切除术，术中将一导药软管一端留在曹静玉腹内，以便药液输入。而后，软管被医务人员遗忘在曹静玉腹内。1997年曹静玉再次行子宫切除手术，术中，曹静玉提出其长期右下小腹疼痛，让医生予以检查，终于发现存留的塑料软管。曹静玉就此要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结论为：医院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埋藏软管是病情的需要，虽在术后工作中有小疏忽，但因其未造成曹静玉器官功能丧失，故诊断结论为非医疗事故。曹静玉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二十年长期腹痛而又查不出病因所造成的精神损失。如果仅依据原来给医疗纠纷案件所下定义，曹静玉未因医院的医疗行为而造成组织器官丧失或功能障碍，那这起已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为非医疗事故的案件，就不是医疗纠纷案件，曹静玉无权就其所受长期痛楚要求赔偿，曹静玉长期所受的痛苦就无处主张权利。可见，原来给医疗纠纷所作定义外延已明显过窄，无法适应现在当事人所主张事项的需要。第二，在确定此类案件的案由时，如果仅仅定名为医疗事故纠纷案件，也有所不妥。因为按照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复函中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出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病员及其家属如果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可以向上一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如因对鉴定结论有异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当事人对卫生行政机关作出的医疗事故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当事人仅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按民事案件立案受理。”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又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应否受理的复函中认为，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虽有异议，但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在医疗事故鉴定中可能会产生不是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而如果鉴定结论为非医疗事故，当事人对此结论不服，可以进行行政诉讼，也可以进行民事赔偿案件的诉讼，在进行民事赔偿案件的诉讼时，当事人已经不是针对医疗事故鉴定的结论进行诉讼，而只能是针对民事赔偿部分提出主张，这种情况下仍旧定名为医疗事故纠纷，把非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民事赔偿案件排除在外有所不妥。医疗事故鉴定是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而不是法院确定的医疗纠纷案件的赔偿依据，笔者认为把医疗纠纷案件定名为医疗事故纠纷案件，剥夺了当事人就侵权提起诉讼的权利，显为不当。故医疗纠纷案件，应指医患双方对医疗后果及其原因产生分歧而向卫生行政部门或司法机关提请处理所引起的纠纷。换言之，凡病人或其家属对诊疗护理工作不满，认为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未按医务道德或医院规章要求完成工作，对病人出现的伤残或死亡，以及诊疗延期或痛苦增多等情况，要求医疗方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赔偿损失，即为医疗纠纷案件。二、审判实践中医疗纠纷案件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医疗纠纷案件的主体是否应为医患双方。“患”为接受治疗的病人，“医”为医疗单位和医疗工作者。有意见认为，只有病人和医疗单位或医疗工作者能够成为医疗纠纷案件的主体，如果不是医疗单位或医疗工作者就不能成为医疗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此类案件也不能按照医疗纠纷案件进行处理。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单以主体是否为医疗单位、医疗工作者来确定是否是医疗纠纷案件，未免过于片面，在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卫生室、卫生院，学校内设的医务室等诊疗单位，或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资格的主要进行专业医学研究的研究院与患者间发生的诊疗纠纷，也应按医疗纠纷案件处理，否则不利于此类涉及专业知识及多方面医学理论的案件的审理。此外，是否为医疗纠纷案件，还要看案件的性质，这包括案件的起因是否因诊疗引起，案件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案件中的医疗行为是否在相关行政规章规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的范围之内等因素。在这点上，鉴于医疗技术本身有其局限性，医疗纠纷案件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又不是单纯用法学理论和法律规定就可以予以诠释的，应该就此类案件审理的范围进行扩大，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推动，社会上多体制的单位逐渐增多，更应该从多方位考虑侵害赔偿案件中所涉医患纠纷案件的定性问题。如张井和与昌平区西营村委会、西营卫生室医疗纠纷一案，张井和左眼剧痛，去村卫生室看眼伤，西营卫生室负责人诊断为上火，给张井和开了去火的中药和眼药水，张井和在用药三天无效的情况下，转同仁医院继续治疗，诊断为异物射进眼内，但因为西营卫生室贻误了治疗时机，致张井和左眼球摘除，张井和经向昌平区卫生局申请，所做医疗事故鉴定为非医疗事故，张井和遂起诉被告西营村委会和西营卫生室要求赔偿。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医疗机构是指经登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依法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个体诊所，主要包括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室以及急救站。任何单位或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西营卫生室无法人资格，为西营村委会下设为村民做简单治疗的卫生室，该卫生室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卫生室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在昌平区卫生局已就张井和眼球摘除为非医疗事故鉴定的情况下，如果仅以此案中的被告西营村委会为非医疗机构而把此案作为非医疗纠份案件，按照普通侵权纠纷案件处理，显然不当。另外，某些医疗纠纷案件中，患者经过治疗未痊愈，或发生医疗事故致患者死亡，患者的继承人在申请了医疗事故鉴定后，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的案件，也应该作为医疗纠纷案件处理。2.医疗纠纷案件的客体应为生命权和健康权。医疗纠纷案件是以患者或其家属认为自己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为基础的，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经诊疗护理过程，病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良后果，并且患者或其家属认为此后果的产生缘于医疗机构的过失，而要求赔偿的依据也往往是其生命权或健康权受到侵害。3.诉至法院的医疗纠纷案件往往是经医疗事故鉴定后，结论为非医疗事故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争诉标的额较一般赔偿案件为高。病人，尤其重症病人的家属对医院所抱期望值过高，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医院身上，但由于治疗手段的限制以及行业尖端技术自身的局限性，再加上个别医生的不负责任，在出现医患纠纷后，往往矛盾激化，导致出现了最近比较频繁的医患双方矛盾加剧，甚至病人家属和医生发生冲突的事件。而在此类案件中另外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医疗事故委员会针对案中的医患纠纷进行鉴定之后，结论常常是非医疗事故，这与作为患者的自然人一方所希望更发生差距。在案件审理之前，医方依据医疗鉴定的结论而拒绝赔偿对方当事人的损失，使得医患之间的矛盾加大，一旦患方起诉至法院，往往又想依赖法院解决全部问题，所以导致争诉案件的标的额很高，加之双方之间的意见差距较大，案件很难以调解方式解决。我院三年来审理的三十余起医疗纠纷案件中，仅有二起案件是经过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医疗事故的案件，其余均为非医疗事故纠纷案件，而在这三十多起案件中也仅有三起案件调解解决。4.此类案件的审理容易引起媒体关注，给案件审结造成困难。由于医疗纠纷案件中原告一方往往是因在医院治疗过程中造成了死亡、器官功能丧失或明显的医方过错，医院医治质量本身与每个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且在新闻媒体看来，更容易产生社会效果。而在法律规定置后的情况下，法院的判决是否维护了患者的权益，也是普通老百姓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法律规定急需完善的情况下，很多新闻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也直指问题的关键，也就是案件中作为认定医院一方无过错的证据是否仅仅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因此新闻媒体的炒作给案件的审理带来了难度。比如上述的案例1与案例2，在审理中，全国与北京市均有多家新闻机构进行报道。三、医疗纠纷案件的种类从确定纠纷性质的角度出发，按照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有无过失，笔者认为可将医疗纠纷归纳为两大类，医疗过失纠纷和非医疗过失纠纷。非医疗过失纠纷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未存在过失，由于医疗上的原因或医疗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导致病员遭受不良后果的医疗纠纷。这种纠纷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医疗技术的局限性、治疗手段的限定性而造成的。在审判实践中，容易引起医疗纠纷的主要是医疗意外、并发症、病情的自然转归等几种情况。2.医疗过失纠纷是指由于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的过失而引起的医疗纠纷，包括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疾、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包括医务人员因违反规章制度、诊疗护理规程等失职行为所致的医疗事故和因医务人员技术过失所致的医疗事故。医疗差错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医务人员确有过失，但经及时纠正，未给病人造成严重后果或未造成任何后果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与医疗差错的区别就在于，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的后果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即造成病员死亡、残疾、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否则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可能是由于医务人员工作不负责任、专业技术水平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标准而导致的误诊误治，医务人员违反查对、交接班等规章制度而导致的错误用药、错治病人等，还有可能就是医务人员违反检查、注射、手术操作规程而导致的违反操作规程的医疗差错。四、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为确定民事赔偿案件的唯一依据的不合理性目前普遍认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是人民法院据以查明案件是否存在医疗过失以及医疗过失与患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重要手段。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从医疗事故鉴定的主体看，很难保证同行之间的鉴定的公正性。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是经过卫生行政部门考核核准或承认，取得相应资格的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而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往往是有临床经验、有技术、有权威的各大医院的主治医生，有可能是被鉴定的医院的医务工作者，所以这种鉴定是同行之间的鉴定，虽然患者有申请回避的权利，但对于医疗单位内部的人员又担任鉴定委员会委员的当事人是否享有此项权利未予规定。而且在民事案件中，鉴定委员与委员会并不能以鉴定人的身份出庭质证，造成证据的来源不明。2.医疗事故鉴定对象的限定性，限制了患方权利的行使。医疗事故必须发生在诊疗护理过程中，非就诊护理过程中发生的其他伤害，按照其他医疗纠纷处理，而不予鉴定。假如在医院住院期间发生的由医院指派的护工造成的侵权伤害可否按医疗纠纷案件处理？如果把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为案件审理的唯一证据，那么有很多医疗纠纷案件将只能按照一般赔偿案件处理，这对当事人来说显失公平。3.医疗事故鉴定判断标准缺少客观依据，导致受害方权益得不到全面保护。医疗事故要求行为人必须有诊疗护理工作中的过失，这种过失可能是违反规章制度或诊疗护理工作中的过失，也可能是诊疗护理过程中的失职行为，还有可能是业务能力低下而致的技术过失。对于在工作中有可能产生的偶合性不良后果有影响的情况，不认定为医疗事故。这种情况下，在医院诊疗期间患者发生的较为严重的并发症的情况，如果是因为医院诊断过程中未考虑到个体差异的情况，即使存在失误，也可以认定为非医疗事故，或者由于法定操作规程的不完善，或医院的不作为行为造成的患者的严重侵害，也可以不认定为医疗事故。事实上，这样的判断标准不是客观的判断标准，患者的权益得不到全面保护。如刘茂华经安定医院诊断，患有偏执性精神病，安定医院给予刘茂华药物治疗，1999年8月30日，刘茂华住该院期间，安定医院按照该院的操作规程，给予刘茂华电痉挛治疗，术后刘茂华下肢站立困难，经诊断为股骨骨折，刘茂华法定代理人向法院主张安定医院违约，安定医院未履行告知义务，对刘茂华实施电痉挛治疗，导致刘茂华致伤，要求安定医院承担违约责任。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刘茂华在安定医院治疗期间的股骨骨折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结论为：安定医院治疗过程符合该院操作规程，不存在失职行为；骨折是电痉挛难以防范的并发症，认定不属于医疗事故。本案中，刘茂华的骨折与安定医院的治疗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安定医院是刘茂华致伤的侵权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认定了刘茂华致伤是产生了并发症，那就要看安定医院的治疗方法是否得到了刘茂华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同时在这一契约行为中，还要看医院是否将其应当履行的义务尽数履行。此案中安定医院未将可能产生并发症的可能性告知刘茂华，而安定医院的这一过失与刘茂华受伤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对此案判决安定医院承担过失责任，并按其责任赔偿刘茂华治疗股骨骨折的损失。4.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依据的非科学性，剥夺了一部分受害人的权利。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依据之一是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严重损害后果，这一规定本身不具有科学性，也不符合民法保护公民人身权的精神，即公民权利无论大小，均应受到保护。在案例1中，曹静玉腹内埋藏塑料软管是事实，但绝对构不成医疗事故等级，而一个人在二十年间所受的腹痛与精神痛苦，任何人都可想而知，所以此案若仅依据鉴定结论而认定无侵权行为与侵权后果明显不当。5.医疗事故鉴定有关时效的规定，导致受害人无法就医疗纠纷案件行使诉权。在我市办法实施细则中规定了医疗事故或事件发生的时间为超过2年申请鉴定的不予处理。这就导致了一些在诊疗以后发现存在医疗过失或后遗症或发生医疗损害结果时，无法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及进行医疗卫生行政处理的情况发生。6.医疗事故鉴定在鉴定程序上存在的缺陷，使当事人双方在原始证据的取得上产生了地位的不平等。医疗事故鉴定程序规定，鉴定委员会发现鉴定资料不完全、不真实，有权拒绝鉴定。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当事人故意提供不完全的鉴定材料或者是破坏、隐匿医疗鉴定的相关材料，必然导致相对方承担无法鉴定的败诉后果，因为作为自然人个人不可能具有相应的法学专业知识，同时又不可能在医疗纠份产生之前对证据来源做任何的准备，医患双方在证据的取得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7.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时应为书证，在证据认定上不应具有决定性作用。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应当属于诉讼法中书证的一种，不同于证据中的鉴定结论。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只能作为过错侵权行为的认定依据之一，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人并不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庭审质证，而鉴定单位作为其他组织，也不会参加庭审，那么这份证据的来源与证明力均相应减低。法院在审查判断证据时，最终的鉴定结沦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8.有关医疗事故的法定标准等规定出现立法置后现象，现有的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定标准存在缺陷。依据卫生部颁布的相关规定，诊疗行为出现的严重后果必须与医疗过失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排除偶合关系。即采取全或无的判断方式，不进行因果关系的全面判断，在原因方面将事故划分为技术事故与责任事故，而对于技术事故中的责任问题、责任中的技术问题均未规定相应的划分标准。同时，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定标准存在缺陷。我国国务院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从医疗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仅规定了医疗事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甚至医疗差错都不承担责任。此规定往往成为非医疗事故案件中的医疗机构的庇护伞。五、从举证责任看确立医疗过错鉴定制度之必要性单纯由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弊端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于自己主张的事实，有提供证据的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行使请求权，向法院提起医疗纠纷诉讼，必须以损害为基础，并且患方要针对诉讼主张提供其真实性与请求权合法性的证据，否则即要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在此，举证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为提出证据，其二为证明作用。我国关于医疗纠纷案例举证责任的承担问题，依据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除此以外，民法通则对医疗纠纷案件未作出明文规定，但根据一般原则，医疗事故是属于过错责任范围，笔者亦同意在医疗纠纷案件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因为医疗技术尚待发展，疑难病症尚待发现、寻找有效的治疗措施，这门科学有其发展的局限性，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势必造成医方在在医疗工作中的谨小慎微，对疑难病症的治疗缩手缩脚。所以可在实践中确定为过错责任原则，医疗服务之侵权责任属于过错责任，即由患者证明医方的医疗服务具有过错，方能获得赔偿。在过错责任原则中，行为人应对因自己的过错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受害人应对侵害人的过错负举证责任。根据此原则，证明加害人的过错，应当由受害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包括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损害结果的发生、医疗行为的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在上述证明的过程中，对当事人来讲最难的是证明力，也就是证明医疗行为的过错、医疗行为的过错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患者不具有医疗知识与技术，而医疗活动是医生运用专门的知识、技能，通过药物或工具设备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人体，目的在于消除缓解人体的伤病痛苦并尽可能使人体康复的一种专门活动。医疗技术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病人要证明医疗行为过错的存在以及过错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困难，而且即使是掌握一般医学技术知识也很难，这就出现了作为患者或患者家属的自然人的一方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情况。如在上述案例3中，刘茂华的损害结果非常之明显，为腿部股骨骨折，但就刘茂华损害结果在被定为并发症的情况下，此并发症的发生是否存在医疗行为中的过失、过失在导致损害结果发生上的作用，均无法证明，刘茂华法定代理人为大学教授，但仍旧无法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对此，在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中根据事实本身证明的原则，依据案件中损害事实的存在，患方即可提起诉讼。在审理中陪审团根据一般情况下患者的康复情况来对案件中当事人是否构成损害、损害与医疗行为过错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来作出判断，同时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和被告可以共同指定医学教授和专家作为证人现场进行评判，提出自己的论证意见。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采取“表面证据的原则”来审理判定医疗责任，即依据医疗纠纷案件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来对侵权行为的可能性作出判断。我国有学者认为，应当由患方承担损害后果的责任，而由医疗单位及其医务人员承担医疗侵权责任中的无过失举证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即如果医疗单位或医务人员不能就其医疗行为无过失承担举证责任，也不能就其医疗过失提出免责事由，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审判实践中存在多种举证责任方式及完善建议在审判实践中，医疗纠纷案件中举证责任的方式主要有患方自行举证、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由法院依法行使职权收集证据，召开专家论证会等几种不同的方式，对此，笔者认为，应予统一。在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时，医疗方所举证据往往为病例、诊断证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医院的院规、操作规程等，来证明其无过错。如果医方提供了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非医疗事故的证据，而且证明在符合操作规程的情况下出现的并发症、医疗意外后，举证责任发生转移，但在转移后，原告患方还是无法针对被告所举证据及其证明作用提供反证，证明医疗行为中的过错，尤其在并发症、医疗意外、手术时机和误诊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患者不可能就此再提供其他证据，在上面的案例3中已有明确论证，所以这种归责原则也不符合该类案件的特点。目前适用专家论证会的方式还较少，如某区法院审理的李山与某医院医疗纠纷案件，李山之妻在该医院生产时死亡，经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非医疗事故，而在法院审理此案中，李山申请做医疗过错的法医鉴定，由于没有相应的医疗纠纷过错鉴定的先例，法院在审理此案过程中，组织进行了一次专家论证会，找到北京市几家妇产科医院的医生及专家，对案件的专业实践进行评论，论证在石景山医院实施手术及治疗过程中是否诊断得当、治疗措施是否及时有效，这是北京市第一起未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为案件定案的证据，而以专家论证会的结论作为案件定案的依据的案例。专家均作为案件的证人参加庭审，在诉讼中提供科学的证据，并受到法院的详细评判，法院根据专家的意见来判断什么样的专业实践在事件当时是合理的，符合治疗规程及个案需要。这种专家论证会的办法为拓宽医疗纠纷案件审判实践开阔了思路，但仍旧存在不合理性，因为在个案中，法院在判断某一特定时期的临床活动是否适时或适宜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沦，因为在法院所找的专家证人的意见就个案来讲就有可能不完全一样。法院所接受的只是专家意见的合理性，此外就是这种合理性是否在医疗方临床活动中对患者肩负的法律责任范围内。这种证据认定的办法曾经因个人主观意识过强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笔者也认为这种司法常识中的证据认定方法可能会由于其不实际的假设和先入为主的主观印象而导致案件审理中的实质性的不公正。笔者认为，对情况不明的医疗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举证不能时，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是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证据时，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证据。如在上面的案例1、2中，曹静玉与张井和已经就损害结果、损害程度提供相应证据，被告医院一方依据医疗事故鉴定非事故责任的结论作为其无过错的证据，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属于书证，不同于证据中的鉴定结论，人民法院在审查判断证据时，最终鉴定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因此，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只能作为过错侵权行为的认定依据，而非过失行为的证据。除医疗事故鉴定以外，还可以进行医疗过错鉴定，由第三者对医疗纠纷案件中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过失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从而保障患方行使诉讼权利，保证案件公正审理。六、在我国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中确立医疗过错鉴定制度的可行性医疗过错鉴定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民事案件的过程中，依据职权或应患者任何一方的申请，委托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患者方所诉医疗损害结果与医疗方过错有无因果关系等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评定和判断，从而为诉讼案件的公正裁判提供科学依据而进行的一项科学诉讼活动。笔者认为这一制度的确立具有以下可行性从鉴定的主体看，经当事人申请由法院委托相关的鉴定部门进行鉴定，患者与医院均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而鉴定的决定权、委托权、组织权、监督权由法院行使，比较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行使，更有利于保护自然人一方的合法权益。2.从鉴定本身的科学性分析，医疗过错鉴定是指针对医院为患者提供的服务是否存在医疗故意和医疗过失进行鉴定。医疗过错鉴定是涉及法医学、赔偿医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内容的综合性鉴定，不仅有单纯的临床医学的鉴定过程，还需要运用法医学和赔偿医学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分析判断。包括：一、对患者原发性损伤程度、病因、医源性因素在所诉损害结果中的参与程度的鉴定，原发性损伤原因、变造病继发疾病的鉴定；二、对患者所诉损害结果的损伤时间、致伤方式的鉴定；三、对患者伪病、诈病、造作病的鉴定；四、医疗时限的鉴定、医疗费用的合理性的鉴定，人身伤害程度的鉴定，伤残等级的鉴定等。3.医疗过错鉴定的鉴定人可以是法庭医学科学鉴定单位或其他具有专业资格、法学知识的法医或单位，司法鉴定机构或专门鉴定人员应以第三人的地位，坚持公开、平等的原则，在充分组织临床医学相关学科专家进行分析、讨论、判断的基础上，结合法医学检查、分析的结果和赔偿医学的要求，进行综合的分析性的鉴定。4.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应当具有能够独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能力，能够保证鉴定人参加庭审质证，并对鉴定结论负责，保证证据的公开性和合法性。5.在法医针对医方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鉴定的同时，可以对自然人一方的伤残及器官伤残等级同时进行鉴定，减少鉴定的时间，保证案件及时审结。目前的司法审判实践中，适用医疗过错鉴定的先例并非没有，只是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定予以确立，在上述的案例2中，张井和就针对其眼球被摘除的损害事实与西营卫生室之间的过失行为间的关系，申请做医疗过错的法医鉴定。鉴定结论尚不得而知，但确立医疗过错鉴定的相应制度已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