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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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的中国人看来,晚明文学与隆汉盛唐文学相比,不算是伟大的文学时代,不过,如果就传统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这一点上看,晚明文学却是与之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晚明文学思潮就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视野的观照和阐释中大放异彩的。 一 “五四”与晚明,本是两个相隔遥远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史学界的普遍分法,一个属于现代,一个属于古代,中间又隔了一个近代。然而,“五四”与晚明的关系却是20世纪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 “五四”以来,传统文学受到空前冲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对中国正统的文学史谱系:唐宋八家明前后七子归有光桐城派,作猛烈的攻
2、击。周作人作为“五四”文学的先驱之一,在积极批判正统派文学的同时,也注重发掘非正统文学如公安、竟陵等的积极因素,试图重建中国新文学的谱系。他为新文学追宗晚明,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1932年,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到辅仁大学作过几次讲演,听众之一的邓恭三作了记录,再经周氏校阅,这便成了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认为,古今文艺变迁有两个时期,即集团的时期和个人的时期;两种势力,即“文以载道”与“诗言志”。集团与“载道”相对应,“个人”与“言志”相一致。“载道”与“言志”的相互消长便构成了文学发展的流程。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这样,周氏就在文学界祭起一面“
3、言志”的大旗,提出“反集团、反君师、反载道”的口号。 其实,周氏这番见解酝酿已久,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早在陶庵梦忆序(1926)中,他就表达过这样的意见,“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这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绪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同年,在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再次申明,“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事似大
4、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这样的文选,周氏没有编,但是他的弟子沈启无却编了一本近代散文抄,在周作人(1930)的序中,集团与个人、载道与言志的提法已经出现,并认为这两种势力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这似乎可以看作源流的简明提要了。两年后,周氏又为近代散文抄作新序,大力推崇三袁的文章,又把他们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相联。 1945年,在关于近代散文中,周作人详细地讲述了他形成这一套文学史观的过程。那是1922年夏,周作人经胡适之介绍到燕京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
5、课程: 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这之后加一点白话译的旧约圣书,是传道书与路得记吧,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随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这些改变的前后年月现今也不大记得清楚了。 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大
6、家的努力决不白费。 这篇文章起码有三点应引起我们注意:一、这是周氏对追宗晚明方法的最明白的表达。溯而上之,由“五四”到晚明,注重发掘明清以来非正统的文学传统。二、李卓吾自是知堂佩服的人物,但似乎周氏原先只重视其思想的异端,即反权威、疾虚妄、重情理等,源流未提及李氏对晚明文学的影响。周氏对李卓吾看法的改变可能是受容肇祖李卓吾评传的影响,也是一种事后追认罢。三、知堂明确说出追溯源流的意见是“由假定而渐确实”,可以说是一种“主题先行”的研究。其目的无非是寻找新文学的本土根源,从而使新文学顺利进入历史,取得合法地位。 周作人的追宗晚明,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其理论背景的,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于晚明“近代性”的
7、认识。三十年代初期,沈启无编选近代散文抄,近代即指明清。以“近代”一词专指明清时期的用法,似受日本学界影响,如青木正儿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编明清部分即称中国近世戏曲史。当然青木也非首倡者,日本汉学创始人之一的内藤湖南在他的中国史研究中就使用上古、中古、近世等分法。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伊藤虎丸认为:“在日本,一般是把近代这个词作为具有人类解放、光明的、肯定的意义加以接受的。”日本的这一用法也是从西欧移入的,即指中世纪以后的那个时段。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不少学者认同了这一用法,如周作人集中多次出现,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把明中后期以后称为近代。五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在进行“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时就有
8、不少学者认为明末清初中国便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近年来海外学人如余英时、刘广京、沟口雄三等人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这一时期确实出现了新的倾向,如公私观念的区分,对居间社会的重视,对商业的重视等,都具有近代社会的性质。另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也认为明末清初,中国即出现启蒙思想,亦即具有近代性。所有这一切可以证明,“五四”新文学的追宗晚明不是盲目的。 二 当时作为师大学生的任访秋由于受到周氏散文中一些论公安派文章的影响,而阅读三袁作品。在袁中郎评传中他同意周氏在燕知草跋和杂拌儿序中对小品文的意见,认为在现代作家、现代小品的观照下,公安派小品的价值自然可以显现出来。在同篇文章里,他
9、还表达了这样的意见:“近代文学革命十余年前我国文坛之革命,其主张差不多与公安派的都一样,这也许不是受着公安派的影响,而是偶然的暗合吧。”任氏这篇文字完成于1931年,周氏尚未有源流的讲演。1935年,任氏到北大研究院读书,定的论文题目便是袁中郎研究,而导师即为周作人。尽管如此,他在“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的关系上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意见:“这次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无须附会说是从公安来的,因为它显然是受着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以及西方的文艺论与创作的影响,而与晚明文学是绝无关系的。”这篇论文完成于1936年,经过修订和补充,直到1983年才出版。 胡适是较早论述“五四”新文学渊源的人。他为申报五十周
10、年所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记述了晚清至“五四”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历史。他又是倡导“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的,认为在中国最早倡导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是公安袁氏三兄弟。但他对三袁的作品并不怎样看重,认为和三言、二拍相比,“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朱自清认为小品文受西方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传统的影响,并以周作人为例,说明他受外国的影响超过中国。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开“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曾专列“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一章,对外来文学的影响给予特别的重视。可见,他不会认同周氏的追宗晚明说。 早在1929年陈子展即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中,就非常关注外来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刺激。因此,他
11、反对周作人的大谈公安、竟陵。他先后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道统之梦、文统之梦和京派的起源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推重袁中郎,意在争文学上的正统。他说: 公安竟陵是注重个人的性灵的言志派,“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者似是注重社会的文化的载道派,所以新文学运动,有时被人从广义的说,称为新文化运动。因此,我们论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倘非别有会心,就不必故意杜撰故实,歪曲历史,说是现代的新文学运动是继承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而来。 然而支持周氏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林语堂就是一个很有力的同盟。他对沈启无近代散文抄评论说:“这派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
12、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遍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之个人主义。其中之排斥仿古文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他标榜晚明文学之近代性,认为与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文学相一致。在小品文之遗绪中,林语堂称小品“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周作人的影响显然可见。 嵇文甫是一位较早接受历史唯物论的学者,他的左派王学就是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思想史的一个范例,在序中他也表明了周作人的影响: 从前讲明代文学史的,只注意一堆假古董。近来经周启明、俞平伯等提倡晚明文学,特别表章公安、竟陵诸
13、子,于是我才恍然见到明中叶以后的文学界自有一种新潮流,其自由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的精神,直使现代新文学运动家倾慕赞叹,拉为同调,这要算研究明代文学史的一个新方向。道学界的王学左派和文学界的公安竟陵派,是同一时代精神的表现。 嵇氏敏锐地看出周作人所提倡的公安、竟陵研究,是明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这已为此后数十年的历史所证明,他还指出这种文学新潮流同思想界的王学左派相一致,此为后来的大多数文学研究者所接受。在左派王学的序言及附录中,嵇氏对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的扩大而深入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与后来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精神基本一致。 由于受周作人等人的影响,朱维之充分肯定了周氏源流
14、在提倡晚明文学的影响。“因为周作人自己是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分子,并且是新散文底树立者,他的散文早已传诵青年读书界了,所以他的话影响很大。”又认为李卓吾的文学主张,“却和二十世纪的我们新文学运动相一致”。朱氏还认为李卓吾不但在文学上而且在思想上具有现代的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李氏思想的因子,陈独秀、吴虞都是其继承人。陈念萱也认为晚明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渊源。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论述公安派的时候,也认为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精神是相同的: 晚明公安派的议论,精神是浪漫的,态度是革命的,一反传统的释古的思想,而建立起重个性、重自由、重内容、重情感的新理论。这与“五四”时代的文学运动精神完
15、全相同。 总结1949年以前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关注“五四”与晚明之间联系的大多是自由派,如周作人、林语堂等。他们本身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非常深的,自然明白“五四”新文学承受外国的影响有多大。然而他们为了强调“五四”新文学的本土文化渊源,所以努力挖掘“五四”新文学的中国之根。他们这样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如过分强调传统而忽略了外来的影响。他们的目的是使“五四”新文学顺利地进入历史,因为新文学只有和中国的历史传统相联结,才能获得社会更普遍的认可和理解,获得合法性。 这一时期另一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以嵇文甫等人为代表,从历史唯物论出发,特别重视李贽等王学左派和“五四”思想的相通性。这一路向与后
16、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相结合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时值今日,谈论晚明文学,大多依然是这一路向。先谈社会环境,即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情境在思想界的反映在文学界的反映。 三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一连串的政治思想运动,打断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也切断了与海外学术界的联系。国内学术界被人为扭曲,被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又由于中国历史以政治标准划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成了近代、现代的分界线,打断了学科间的联系,于是王瑶、唐弢等人编写的现代文学史便只好从“五四”讲起,晚清尚未顾及,遑论晚明。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史、研究论着,一般都强调新文学如何新,旧文学如何旧,二元对立,割裂传统。但是,史学界在五十年代关于明
17、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却放出一线光明,即晚明与“五四”有建立联系的可能。 新时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上的调整,过去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开始转向灵活多样,“五四”与晚明的联系成为可能。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萌芽王学左派”模式占主导地位。 李泽厚是新时期重建晚明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联系较早的一个学者,在美的历程中他称李贽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想,具有市民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晚明浪漫思潮的中心人物;并称公安派“之所以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仍有影响,原因就在它们毕竟开始有了近代文人气息”。李氏的这些意见本身并无多少新意,只不过是三十年代自由派文人意见的重现,或是五十年代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
18、的适当延伸,但以李泽厚当时的地位,在新时期重提“五四”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联系,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侯敏泽也开始反思“五四”与传统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反对孔孟之道,主张个性解放,而中国传统中就有鲜明地反对封建礼教、偶像的传统,李贽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张宜雷认为“五四”新文学不但在“性质”方面有传统的源头,在“载道”方面也有它的源头,认为“从李贽和公安派经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和胡适、周作人,与从顾炎武、王夫之经戴震、章太炎和鲁迅、钱玄同,这两股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进步思潮在五四这一历史时刻汇合,它们共同构成了五四的民族文化思想渊源”。 王瑶作为新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
19、的重要奠基人,也对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发表了新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发展方向就是使外来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点,并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并认为鲁迅杂文在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上同“魏晋文章”具有一脉相承之处;而周作人散文所追求的“雅致的俗语文”,则在内容和形式上同传统散文有着深刻的联系。 1986年,任访秋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渊源一书,这是周作人源流之后为新文学溯源的一项重要收获。在自序中,任氏自称此书受到周作人的启发。解放后,任氏长期讲授宋元明清文学,戏曲、小说、民间文学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无不代表了当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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