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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问题後案

　　[摘要]：本论文从批判研究方法出发，指出在文子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綫性预设、非此即彼等思维定势。然後详细收集有关文子问题的资料，对一些主要论点进行了讨论，指出认定今本《文子》爲伪书的观点，尚不具有充分的证据。
〈关键词〉：文子、竹简
近些年大量竹简、帛书重见天日，使学者们耳目爲之一新，“走出疑古时代”的时机已经来临，然而旧有的思维模式似乎依旧挥之不去。《文子》一案，尤其是对於《文子》与《淮南子》关系的讨论，聚讼纷纷。笔者也曾多次动笔，但最终发现，此处之因果，却能成爲彼处之机缘，竟若阴阳互爲其根。而本属臆断之说，却似有铁证如山……仔细梳理自己及某些学者研究文子问题的思绪，笔者觉察出自身被陷在一种後设的眼光下，依某些逻辑上的预设，綫性地来讨论《文子》问题。即只要承认或不自觉运用这种逻辑预设，依据相同的证据和丰富的想像力，便能得出所想要的结论。这些逻辑预设常见者有三：
一、《汉书·艺文志》记《文子》九篇，则八角廊竹简《文子》爲九篇，刘向、歆父子校定本与之大同小异；
二、於一较早时期，古本《文子》已大体定本；
三、今本《文子》大部分与《淮南子》相近，所以不是今本《文子》抄袭《淮南子》，就是《淮南子》抄袭今本《文子》。
八角廊竹简《文子》正式发表以前，学者们根据预设一，认爲今本《文子》有所自来；再根据预设二，认爲《文子》形成早於《淮南子》；最後根据预设三，自不难推论《淮南子》抄袭了《文子》。竹简《文子》发表後，由於竹简《文子》只有一小部分与今本《文子》内容相近，所以学者们根据预设一，认爲今本《文子》大部分非古本《文子》；再根据预设二，认爲今本《文子》之定本时间不可能早於竹简《文子》；而竹简《文子》内容几乎不见於《淮南子》[1]，所以根据预设三，自不难得出今本《文子》只保留了部分古本《文子》，大部分乃抄袭《淮南子》而成的结论，剩下的事就是给今本《文子》的定本找到时间，以及如何对待不见於《淮南子》的《文子》内容。
实际上，众所周知，《汉书·艺文志》除兵家外基本上本于刘歆之《七略》。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指出：“古人着书，本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传其学者各以所得，爲题书名。及刘向校定编入全书，题以其人之姓名。而其原书不复分着，後世流传，多是单行之本”。刘向“编次之法，其别有二：凡经书皆以中古文校今文……凡诸子传记，皆以各本相校，删除重复，着爲定本。”因此，时间在刘向校书前的子书，几乎没有中、外书篇数与刘向、刘歆“定着”篇数相同的情况。证之以出土的先秦文献，也尚未见有子书与《汉书·艺文志》篇数相合的情况。实际上，民间藏书乃先秦流传而来，未经校订，若非转抄自中秘，篇数当然不会与《汉书·艺文志》相符，更何况入葬在刘向校书前之《文子》？当时民间所藏子书，既存在篇章重复的情况，也存在所藏书爲中秘所无的情况。证之以出土文献，银雀山《孙子·形》篇就存在重复，而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就有一些篇章爲中秘所无，司马迁也未曾看到。所以，八角廊《文子》不必是《汉书·艺文志》所校订後的《文子》，今本《文子》也未必是九篇的《文子》，虽然他们密切相关，但并非綫性地有先有後。
而子书的“定本”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後设的眼光，或是由经书而来的误导。我们想像有一种本子，或是祖本，或是最佳本，以爲它大体上一直不变，今本之真者即由之而来。当然，子书曾有刘向、刘歆父子的校本，但中秘之书不外借。《汉书·宣元六王传》载东平王来朝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不得。张霸上古文《尚书》，以中秘校考之，无一字相应者。可见中秘之书外界难得而知。後经王莽之乱，损佚严重。我们重视今传子书与《汉书·艺文志》的关系，但需要慎重对待，具体分析。
《淮南子》与今本《文子》的关系，也许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抄袭关系。前人据彼此文字之优劣作判断标准，今人也偶尔沿袭此法，却不过互有胜负。但先秦时期，各学派之间，尤其是同派小宗之间，每每保留一些相近的资料。比如郭店楚简中的《穷达以时》篇的思想，据李学勤先生的研究，就曾以如下的形式流传：
《穷达以时》→《庄子·让王》→《荀子·宥坐》→《吕氏春秋·慎人》→《韩
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风俗通义·穷通》→《孔子家语·在厄》
而《庄子·让王》却是借其事，用孔子之口，说相反的话。余嘉锡先生曾指出先秦书籍体例，“称述师说者，即附之一家之中”。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淮南王安爲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
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爲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
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
所以由“宾客方术之士”编写而成的《淮南子》被置於杂家，其中有大量章节、语句同於先秦子书实不足爲怪。相反，《淮南子》借用、综合这些材料，写出不同内容，在思想史上有进步意义。
当然，笔者也并非认爲《淮南子》一定抄袭了今本《文子》，以目前所知的资料来看，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较早的共同来源。要之，对於有相近内容的古籍，我们不当以非此即彼的抄袭关系而论，而应当依照古人的着述习惯来考察。
下面笔者将梳理有关《文子》的綫索，对有关问题寻求解释。
《韩非子·内储说上》：其说在文子称“若兽鹿。”……齐王问于文子曰：“治国何如？”对曰：“夫赏罚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
此“文子”，马驌《绎史》认爲是“田文”，钱穆以爲是“尹文”，然皆无坚强证据。
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所出竹简《文子》，发掘者推断墓主是中山怀王或孝王，但倾向於前者[10]。李学勤先生已指出：中山怀王卒於宣帝五凤三年，比刘向校书早29年，孝王卒於成帝随和元年，则接近刘歆开始领校秘书之年[11]。而刘安“献所作《内篇》”，在汉武帝建元二年[12]。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曾指出《文子》之言爲《荀子》等所取，虽有某些疑问，但参之以马王堆《黄帝书》，则战国、秦汉时期有与《文子》相近之语流传，当可论定。这些相近之语，不必出於文子本人，在当前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证实它们先出自於某人某书，其它爲抄袭。而《韩非子·内储说上》明称引“文子”[13]，《汉书·艺文志》收有《文子》，因此认爲先秦至汉初已有《文子》流传，无可厚非。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以爲以下《文子》之语爲汉人所引用，值得注意：
“山有猛兽，林木爲之不斩，园有螫虫，葵藿爲之不采”——《汉书·盖宽饶传》：郑昌“愍伤宽饶忠直，以言事不当意，而爲文吏所挫。上书颂宽饶曰：‘臣闻山有猛兽，藜藿爲之不采；国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铢而解之，至石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汉书·枚乘传》枚乘“谏曰：……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
“譬若积薪燎，後者处上”——《汉书·汲黯传》：汲黯“见上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後来者居上。’”
“临河欲鱼，不如归而织网”——《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对策》曰：“临河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用兵有五：有义兵，有应兵，有忿兵，有贪兵，有骄兵。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此天道也][15]”——《汉书·魏相传》魏相“上书谏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於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汉书·王吉传》王吉“上疏言得失，曰：‘欲治之主不世出。’”
“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班固《答宾戏》：“孔席不暖，墨突不黔。”
“文之所加者深，则权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汉书·刑法志》班固曰：“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
“人之将疾，必先厌鱼肉之味；国之将亡，必先恶忠臣之语”——约於建武末年前由袁康、吴平编定之《越绝书·德序外传记》有：“传曰：‘人之将死，恶闻酒肉之味；邦之将亡，恶闻忠臣之气。’”
“再实之木，其根必伤”——《後汉书·皇后纪》建初二年，明德马皇后报曰：“……再实之木，其根必伤……”
“乳犬之噬虎，伏鸡之搏狸”——何休《公羊解诂·庄公十二年》：“乳犬攫虎，伏鸡搏狸。”
“德均则众者胜寡，力敌则智者制愚”——《三国志·吴·陆抗传》陆抗“上疏曰：‘臣闻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
但王应麟也指出，因汲黯“学黄老言，故用《文子》之语”，颜师古注云“‘积薪之言出《曾子》’，当考”。虽然王氏有所怀疑，态度较爲审慎，但仍不免以宋时之见闻，度汉人之耳目。即便我们从李定生先生之说[17]：汉武帝建元初淮南王入朝据“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而东汉末年，高诱注《淮南子》时，“覩时人少爲《淮南》者，惧遂陵迟”[18]，推断《淮南子》在一段时期内流传不广。但以上诸人之语，并未明言出自《文子》，这种“引用”只是就後世所知文献，推定汉人此语出於《文子》，实际上不能排除汉人所引古语，另有来处之可能性，譬如类似马王堆汉墓《黄帝书》之类的文献。丁原植先生就认爲此中许多话“似格言或谚语”，“不能明确断定，班固所言九卷本《文子》即包含此项资料”[19]。所以，爲客观起见，这些引语在当前并不能说绝对出自《文子》。不过，由於其相关性，我们可以将它们视爲“引用”《文子》的旁证。
而且实际上，扬雄《法言·问神》引有：“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20]，许慎爲《淮南子》作过注，王充《论衡·命禄》篇引《淮南子·齐俗》、《论衡·说日》篇引《淮南子·俶真》、《论衡·对作》篇引《淮南子·天文》，《论衡·谈天》篇提及“淮南之《地形》；杨修《答临淄侯笺》云：“《吕氏》、《淮南》，字直千金。”[21]故当前似唯有郑昌、枚乘、董仲舒、魏相、班固之语可作爲“引用”《文子》的旁证。班固《汉书·刑法志》所引文与《文子》近而与《淮南子》远，诸以班固所见《文子》与今本《文子》不同之说，尚需仔细分析。
相类似而较爲突出的现象还有不少。李定生先生在《论文子》和《文子非伪书考》中指出：《老子》本无“大军之後，必有凶年”两句，《汉书·魏相传》中魏相所引“军旅之後，必有凶年”；《汉书·严助传》中刘安所云“臣闻‘军旅之後，必有凶年’”，均未明言出於《老子》，而此语见於《文子·微明》，因此断定《淮南子》抄袭《文子》[22]。李定生先生在《文子非伪书考》中又指出枚乘谏吴王刘濞曰：“欲汤之凔，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犹抱薪而救火也”，时间上早於《淮南子》，《文子·上礼》：“故扬汤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文子·精诚》：“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无以异於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与之略同。如上所述，枚乘之语或另有所自。
王利器先生指出，《盐铁论·本议》篇“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一语，袭自《文子·自然》“故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有余者，非多财也，欲节事寡也”；诸葛亮《诫子书》“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引自《文子·上仁》。[23]
案：《诫子书》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24]一般认爲此书系诸葛亮告诫其子诸葛瞻，但诸葛亮去世时瞻方八岁。王瑞功结合《又诫子书》之言及酒，认爲可能是诫诸葛乔，定其年於北伐之前[25]。此语《文子·上仁》作“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身……非惔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淮南子·主术》作“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之语与《文子》较接近，然而尚无必然证据説明诸葛亮参考过《文子》。
笔者也发现过类似之例，其中之一爲：
今存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有两段文字[26]：
1、子曰：耳听者，学在皮肤；心听者，学在肌肉；神听者，学在骨髓。
2、子曰：涤盃而食，洗爵而饮，可以养家客，未可以飨三军。兕虎在后，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后患。闻雷掩耳，见电瞑目。耳闻所恶，不如无闻；目见所恶，不如无见。火可见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故有象之属，莫贵于火；有形之类，莫尊于水。身曲影直者，未之闻也。用百人之所能，则百人之力举，譬若伐树而引其本，千枝万叶，莫能弗从也。
案：今残存之《永乐大典》未见此两章，称“子曰”待考。《立言》1见《文子·道德》及简2482、0756；《立言》2略同于《淮南子·诠言》、《淮南子·说林》、《吕氏春秋·贵生》[27]、《淮南子·原道》、《淮南子·缪称》。依其文例及与《淮南子》之关系，疑爲《文子》佚文。
再如北齐刘书所着《刘子》，王应麟已指出有文与《文子》接近[28]；李善注《文选》，引用《文子》五十余处，原文之锦句妙语，有一些可能化自《文子》。值得注意的是，内中李善所引有的还附上张湛注。然真正与《文子》句义非常接近，疑化用自《文子》，可以作爲旁证者，笔者以爲只有：东方朔《非有先生论》：“囹圄空虚”。其它则因年代较晚，或见於《淮南子》等书，或渺不相关，难以爲旁证。
关於高诱所注《淮南子》，有学者指出《淮南·主术》“故善建者不拔”有高诱注“言建之无形也”，今本《文子·上仁》第7章“把注文一并移如”[29]，进而认定曹植《求通亲亲表》所云：“臣闻《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祸先’”，“难言曹植所据何本”；但李定生、徐惠君之意见正与此相反[30]；而江世荣先生已引王念孙说：“此六字乃正文，非注文也”[31]，则此说可再议。何志华先生已专门作文论证高诱注《淮南子》参考过今本《文子》[32]。
真正直称文子，表明比较熟悉《文子》，可以作爲直接证据者，《韩非子》之後，有刘向《别录》：“今按《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问於墨子”[33]；刘歆之《七略》；王充《论衡·自然》云：“以孔子爲君，颜渊爲臣，尚不能谴告，况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班固自注《汉书·艺文志》：“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曹植《求通亲亲表》：“臣闻《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祸先’”；晋葛洪(283——363)《抱朴子·释滞》称：“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东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形尽神不灭第五》云：“文子称黄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4]；刘勰《文心雕龙·诸子》谓：“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35]；梁阮孝绪《七录》载《文子》十卷；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栽树》引：“《文子》曰：冬氷可折，夏木可结，时难行而易失。木方盛，终日采之而复生。秋风下霜，一夕而零”，并附注：“非时者功难立”[36]，王叔岷疑另有注者[37]；北周道安《二教论》云：“文子称黄帝之言曰：‘形有縻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8]；东晋张湛曾注《文子》，有如下条见於《文选》李善注： 《文选·东都赋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

2、《文选·鹪鹩赋注》：“《文子》曰：‘去其诱慕，除其嗜欲。’张湛曰：‘遗其衒尚，爲害其性。’”
3、《文选·游仙诗注》：《文子》曰：‘三皇五帝轻天下，细万物，上与道爲友，下与化爲人。’张湛曰：‘上能友于道，友或爲反。’”
4、《文选·天监三年策秀才文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也。’”
5、《文选·奏弹曹景宗注》：“《文子》曰：‘起师十万，日费千金。’张湛曰：‘日有千金之费。’”
6、《文选·晋纪总论注》：“《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执也，不可爲也，爲者败之，执者失之。”
7、《文选·恩幸传论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于毂。’”
8、《文选·辩亡论注》：“《文子》曰：‘群臣辐凑。’张湛曰：‘如众辐之集毂也。’”
北魏李暹也曾注《文子》；而隋萧吉所着《五行大义》中也引及《文子》： 《论诸人》：“《文子》曰：‘人受天地变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胞，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外爲表，中爲里，头圆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星、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喜怒哀乐。’”
2、《论诸人》：“《淮南子》及《文子》并云：‘胆爲云，肺爲气，脾爲风，肾爲雨，肝爲电雷，与天相类，而心爲主。耳目者，日月也，气血者，风雨也。’”
3、《论诸人》：“《文子》曰：‘昔者中黄子云，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声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间，二十有五人，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次五有德人、贤人、善人、中人、辩人，中五有仁人、礼人、信人、义人、智人，次五有仕人、庶人、农人、商人、工人，下五有众人、小人、驽人、愚人、肉人。上五之与下五，犹人之与牛马也。圣人者以目视，以耳听，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视而明，不听而聪，不言而云，不行而从。故圣人所动天下者，真人未尝遇焉，贤人之所矫世俗者，圣人未尝观焉。所谓道人者，无前无后，无左无右，万物玄同，无非无是。’”

另有佚文一则：
《文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以禀天地五行之气而生，爲万物之主，配二仪以爲三材。然受气者各有多少，受木气多者，其性劲直而怀仁；受火气多者，其性猛烈而尚礼；受土气多者，其性宽和而有信；受金气多者，其性刚断而含义；受水气多者，其性沉隐而多智。五气凑合，共成其身。气若清睿，则其人精俊爽如也；浑浊，则其人愚顽。”

隋唐以後，有关《文子》的资料比较多，不烦引。江世容先生指出《太平御览》中有《文子》佚文四则，另有附注，疑爲张湛或李暹注之遗文[41]。
其中道安《二教论》所引，曾达辉先生以爲“此语以释述形神之义，当转引自慧远”[42]。然二论的上下文并不同，且慧远引文之“靡”字，宋本、《大正藏》本《二教论》与之均不同，缺乏确切证据说明道安没有见过《文子》。
另外，王利器先生提及：“唐释法琳《辨正论》八引道士陆修静《答明帝所上目录》云：‘《文子》十一卷，文阳所撰。’”[43]
案：释法琳之《辩正论·诸子爲道书谬》上承甄鸾《笑道论·诸子爲道书》。《笑道论》云：“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陆修静录有其数，目及本并未得……至如《韩子》、《孟子》、《淮南》之徒……得爲道书者，可须引来。未知《连山》、《归藏》……何以不在道书之例乎……修静目中，本无诸子……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经目，止注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经……”[44]，此一段文字前爲《玄都经目》，後无诸子目；而《辩正论》云：“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披检道士陆修静答宋明帝所上目录，其目及本今并未见”[45]，此一段文字前爲《玄都经目》，与《笑道论》所引略同，其後爲《文子》等诸子目，目後又云：“道士所上经目皆云：依宋人陆修静所列。检修静目中……本无杂书诸子之名。指如《韩子》、《孟子》、《淮南》之徒……并得爲道书者，其《连山》、《归藏》……等，亦得爲道书乎……《笑道论》云：妄注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经也……”
则甄鸾犹见陆修静之目，其中本没有《诸子》；《辩正论》所列诸子目，仅两百余卷，疑最早不过是“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经目”，并非陆修静之目；释法琳所说当是转引甄鸾之语。
曾达辉引《玄都观经目录》，以证“六朝末年李暹注本以外，尚有别本《文子》存世”，待考。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唐时朱玄注《文子》“缺《符言》一篇，或取默希注补焉”[46]，此十一卷之《文子》，未知与《辩正论》目中所提十一卷《文子》有无关系。所言“文阳”，缺少来历、证据，今人多不信。
爲便於分析问题，我们不妨依目前所知材料，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依时间先後，排列
直接证据间接证据
韩非《韩非子·内储说上》
郑昌上书
枚乘谏
董仲舒《对策》
刘安上书
东方朔《非有先生论》
魏相上书
八角廊竹简《文子》
《盐铁论·本议》
刘向《别录》
刘歆《七略》
王充《论衡·自然》
班固《汉书·艺文志》自注班固《汉书·刑法志》
高诱《吕氏春秋注》
诸葛亮《诫子书》
曹植《求通亲亲表》

晋葛洪(283——363)《抱朴子·释滞》
东晋张湛《文子注》
东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
刘勰《文心雕龙·诸子》
梁阮孝绪《七录》
北齐刘书《刘子》
北魏李暹《文子注》[47]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栽树》
玄都观上《经目》[48]
北周道安《二教论》
隋萧吉《五行大义》

另：以下《文子》篇目中已有文字被直接证据引用：《文子·道德》、《文子·九守》、《文子·上德》、《文子·微明》、《文子·上仁》。
综合以上材料，不难看出，有关《文子》之资料不绝如綫。尤其六朝时期，见於南北方；又有佚文，很难説此时作僞。今本《文子》之形成，可能与张湛、李暹、徐灵府所注《文子》有关，而徐注所用底本，并非其时之全本。或其时《文子》传本不止爲一，可能因爲徐注流行而亡佚。
据以上材料，可分析某些有关《文子》的问题。
《文子》一书，自当视作某一学派之作品集。目前可确知者，是该学派作品中有“平王问”形式。
魏启鹏先生据竹简《文子》2391号“天王”一语，指出与文子对话者“只能是周平王”[49]，其说可从。班固“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之“依托”，孙星衍以爲：“盖谓文子生不与周平王同时，而书中称之，乃托爲问答，非谓其书由後人僞托”[50]；余嘉锡先生以爲：“其授受不明，学无家法，而妄相附会，称述古人，则谓之依托。如《艺文志》《文子》九篇，注爲依托，以其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时代不合，必不出於文子也。《杂黄帝》五十八篇，明知爲六国时贤者所作，而不注爲依托，以後人可以称述前人之说也……宋明人之辨诸子……多辩乎其所不必辩者……《提要》之於周秦诸子，往往好以後世之见议论古人，其言似是而实非，今亦不欲以空言多所争辩，姑发其凡於此。”[51]二说皆以问答之事爲依托，然二人於问答之“托”是否出於文子，意见不一。孙又从杜道坚疑“平王”爲“楚平王”；李定生先生则据《别录》、《韩非子》，认爲是“齐平公”[52]。
案：《汉书·艺文志》云：“《力牧》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故所谓“依托”，盖当如余嘉锡先生所言：“其授受不明，学无家法，而妄相附会，称述古人，则谓之依托”。然而班固於《黄帝四经》、《黄帝铭》并未说起於何时或是否依托，似乎古人相信黄帝之言有流传者，非依托。可是《黄帝君臣》、《杂黄帝》已明説爲六国时作，与《力牧》同，爲依托之义非常明显，看来“依托”可能并非余嘉锡所言“以後人可以称述前人之说也”，余嘉锡先生指出的“其授受不明，学无家法，而妄相附会，称述古人，则谓之依托”，较爲可信。班固对於文子当是有“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的怀疑外，还怀疑《文子》有无授受源流，疑後人托之文子。《别录》与《艺文志》、《古今人表》所记文子年代不合，今难以考定。此托爲周平王之问答，就《韩非子》来看，可能有其原型，不一定是“妄相附会”，但目前难以指实。然而今本《文子》与竹简《文子》，问答内容已有多少之不同，疑爲学派内部流传不同，而许多问答内容可能出自後学附益。
八角廊竹简《文子》，疑仅爲某一学派所保留资料。李学勤、邢文先生之标点方法[53][Lirui1]，赵建伟先生提出五点疑问[54]，其是非尚可讨论。但胡文辉先生指出“不能真正确定竹简《文子》一定是九篇，一定就是《艺文志》所收的传本”[55]，说是。
竹简《文子》尚未正式发表之前，张岱年先生曾认爲“《文子》即令是《汉志》之旧”，但不一定是“先秦的旧籍”。张先生根据《文子》有语见於《庄子》、《孟子》、《易传·文言》、《荀子》、《吕氏春秋》、《乐记》，依据《吕氏春秋》、《乐记》年代断定《文子》着作年代“最早不能早於战国後期，最晚不能晚於汉景帝时。”[56]
案：《庄子·让王》、《吕氏春秋·审爲》俱引詹何语，《文子》可能另有所传，不必晚於《吕氏春秋》，且《文子》各部分未必同时完成。张先生曾指出《乐记》袭用《易大传》[57]，然《乐记》年代恐未必晚至汉武帝时，李学勤先生曾指出“《荀子》、《吕览》都徵引《乐记》，足知《乐记》在战国末已成爲重要典籍，其作者当然不会晚过战国中期，这正适合於公孙尼子的情况。”[58]故《文子》之上限尚难以确定。
张先生主要是根据思想内容，推断“《文子》一书是汉文景之时黄老学派的着作”。相近之推断今本《文子》作於此一时期者，尚有王利器、熊铁基、丁原明[59]等先生。
案：就从思想上考察而言，此种选择较爲合理，然并不具绝对可信性[60]；且《文子》的成书时间不等於《文子》思想的形成、流传时间，而学界对於黄老思想之形成时间，未有共识。
李学勤、陈丽桂、曾达辉、胡文辉先生有相近的意见，认爲：汉简《文子》与《文子·道德》对应的文字，全部都只见於《道德》中以“文子问，老子曰”开头的章节，而绝无见於以“老子曰”开头的章节，无一例外；《淮南子》与《文子·道德》对应的文字，见於《道德》中以“老子曰”开头的全部十一章，而绝无见於以“文子问，老子曰”开头的章节，也无一例外[61]。并由此做出推论，认爲今本《文子》主要据竹简《文子》和《淮南子》而来。
案：何志华先生已指出竹简《文子》简0198“知足以知权”见於今本《文子·上礼》以“老子曰”开头的部分；简1181、0792、2376、2252与今本《文子·道德》对应的部分，以“文子问”开头者，见於《淮南子·人间》、《淮南子·修务》、《淮南子·本经》[62]。上说难以成立。
何志华先生据竹简、今本《文子》简约而《淮南子》详，甚至怀疑竹简《文子》未必早於《淮南子》。此前何先生据今本《文子》、《淮南子》二书重文中，《淮南子》义胜者多；《淮南子》徵引事例，往往人物年代後於文子、老子，古《文子》编者每每删去人物，只作泛论之辞；有《淮南子》合韵而《文子》失韵者；高诱《淮南子·序》指出《淮南子》讳“长”，改爲“修”，“丛兰欲修，秋风败之”一语，当从《文子·上德》在“日月欲明，浮云盖之”下，《文子》编者以“修”字不可解，因改作“秀”，後又避光武讳改爲“茂”，皆失韵，认爲今本《文子》抄《淮南子》，但在高诱甚至光武帝之前便已成书[63]。
案：《文子》有注比较晚，因传抄而多误、失韵，不足爲怪，有字义胜於《淮南子》的地方反倒更值得注意；《文子》当爲学派着作，《淮南子》徵引事例中人物年代後於文子、老子，无足怪；是否删去具体人物，当视作者意图而定，因爲这些事例爲当时人众所周知，很难説没有具体人物的便是抄袭、晚出；所谓《文子·上德》失韵，王利器《文子疏义》所据道藏默希子注本作“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愠”，“沉”、“愠”爲文、侵通转迭韵；高诱说刘安避父讳，但似乎并不严格，《淮南子》中多有“长”字，何志华从吴曾仕《淮南旧注校理》之说，“凡长短对文，皆曰修。而长大长养长老长幼诸文，并不改长爲修。疑长短长幼，彼时读音已殊”；但《淮南子》中有明显作“修长”字意的地方，《淮南子·主术》有“鱼不长尺不得取”，《淮南子·道应》有“筑长城”，梁玉绳疑爲“及”、“修”之误[64]；但《方言》卷一指出：修，长也，陈楚之间曰修，也有可能《淮南子》并非避父讳，仅因方言之故作长作修；又“丛兰欲修”一语，何志华先生於其位置已有疑惑，又疑此文“丛兰欲长”之“长”亦当读爲“长大”之“长”，而仍避讳改爲“修”者，盖例外者也[65]，则这个字本身可能就有误，难以作爲很充分的证据。何宁疑本作“长”，读长养之“长”，淮南不讳长养字，疑校者误改误补[66]；然“长大”、“长养”之义似皆不甚合，以笔者陋见度之，不若“芳”字贴切合韵，默希子注正解作“芳”，汉武帝《秋风辞》：“兰有秀兮菊有芳”，“秀”、“芳”义近，修、秀皆爲心纽幽部字，与阳部爲旁对转迭韵，疑《文子》作“秀”者是。总之，此处何志华先生若欲证明己说，需要太多假设，还需求证。
李学勤先生曾根据《文子·道德》“见小，故不能成其大也”一语，论及语义与《老子》本义相反，作爲窜改之证[67]。张丰乾据张元济《通玄真经校勘记》指出《子汇》本作“执者，见小也，小故能成其大也”。
案：正统道藏《通玄真经》作“执一者，见小也，见小故能成其大功”；道藏默希子注本作“执一者，见小也，见小故能成其大也”；王利器指出唐写本作“见小故能成其大”[68]。《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校勘记》注以爲“默本和杜本均作‘不能’”，疑“默本”有误。
张丰乾君根据慧远所引与今本《文子》有不同，认爲“慧远所称引的应该是古本《文子》的内容”，又据今本《文子》所言能在《淮南子·精神》中找到原文，以爲“《淮南子》有可能称引了古本《文子》的部分内容，但在文字上作了加工，而今本《文子》确是直接抄袭了《淮南子》的原话”[69]，推断今本《文子》的出现“应该是在慧远之後”，并进而“有理由推测张湛所注是古本《文子》”，认爲“北魏人李暹有伪造今本《文子》的嫌疑”。
案：张湛与慧远大致同时，其注唐时犹见，且文字小有不同，当是广爲流传所至。张君以张湛所注爲古本，则不能排除今本来自张湛本之可能；张湛注北魏时当亦在流传，当时人有称引《文子》者，李暹於此一时期作伪，难以令人信服。
张丰乾君此前曾有一文论《文子》与《淮南子》关系[70]，认今本《文子》爲伪，此文不过是该文观点的继续。张君於此重复了该文中的一段话：“刘歆及班固所见《文子》爲九篇，都爲问答体，当和古本《文子》差异不大。班固时古本《文子》即使有残缺也不会很严重。故而今本《文子》的出现不会早於东汉前期。”
案：据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前已言及班固《汉书·刑法志》一语，有可能化用自《文子·下德》，彼处并非问答体。张君认今本《文子》爲伪的主要理由是，“竹简本中的一些思想爲今本所误解”。张文认爲：“今本中的‘天下大器也’，在竹简文中是‘天地大器也’……帛书《老子》中的‘可以爲天地母’，在通行本中都改成了‘可以爲天下母’，意义大变。”但郭店楚简《老子》甲简二一正作“可以爲天下母”，故此条理由可疑。张文还拿竹简《文子》与同时出土的《论语》类比，这有一定的可比性，但认爲“任何一种古籍的不同传本之间，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应该是大同小异”，这却似是而非。经书、子书在战国前并未定本，而众所周之，刘氏父子之校书体例，经、子有别。马王堆帛书《易经》、《易传》与今本大有不同，其之不传，是因爲刘氏父子以中秘之古文校经书。而《文子》属子书，是广收诸本，去其重复，传本不同，实不足为怪。
关於慧远所引《文子》称“黄帝”，竹简称“文子”，今本爲“老子”，曾达辉先生以爲可爲窜改之证；何志华先生则认爲高诱所见《文子》已变。然而不能排除流传不同之可能。
丁原植先生认爲：“见於今本《文子》中的《淮南子》资料，应当属於《淮南子》别本的残文。今本《文子》并非抄袭《淮南子》，而是此种《淮南子》别本残文的混入，经由後人编辑而纳入到《文子》的章节之中。”[71]
丁先生欲説明某些古时资料爲《淮南子》所保留，今本《淮南子》似爲苏颂编定，而有别本《淮南子》被窜入今本《文子》。其突破点是《刘子》，因爲“《刘子》一书……文字相同或近似《淮南子》者，有二百五十余处，而与《文子》相关者，亦有七十余处。这七十余处中，仅六、七处不见於《刘子》与《淮南子》重叠部分，而另见於《史记》、《吕氏春秋》《国语》或《司马法》”[72]；《刘子》“在同一段落中，部份引用与《淮南子》重叠的《文子》文句，部份却袭用不见於《文子》的《淮南子》章句。刘书不可能一时引述《文子》，又接着引用《淮南子》”[73]，而有时今本《淮南子》文气、义理不如今本《文子》，今本《文子》“的义理更能合於《淮南子·要略》的意指。”[74]
丁先生所提出的思考方向是有益的。但笔者以爲不能排除《刘子》仅引用所谓别本《淮南子》，以及《史记》、《吕氏春秋》《国语》或《司马法》，而这种所谓别本《淮南子》与《文子》之关系，将更复杂；而刘书本人之创造性，似乎被限定。丁先生也曾答覆笔者，此説是假设。
以上笔者就某些学者之观点，提出了个人之陋见。并非笔者想证明今本《文子》爲真而存心挑剔，实在是笔者以爲要説明一问题，必须有充分的证据与合理的解释。倘若证据并不充分，或解释不符合时空环境，未通盘考虑全部之可能性，仅提供假説，那麽就不必忙着下结论，还须进一步论证。对於今本《文子》，笔者也有怀疑，但目前没有充分证据，故只能悬置，而谋求较爲合理的解释。
依当前资料，笔者以爲：《文子》与《淮南子》二书相近部分，可能有共同来源。其中“周平王问文子”的形式，是文子诸学派托文子之名作书、附益的形式之一。刘向父子校定的九篇《文子》，可能并未搜集到全部流传的、不重复的《文子》[75]。竹简《文子》、今本《文子》与它的关系尚难以确定，但都有平王问的内容。张湛、李暹注《文子》所据本，大概已接近今本《文子》。但似乎在他们所选定的《文子》内容之外，还存有不少佚文。後人沿用其本，尤其当某一版本的《文子》被封爲《通玄真经》，并有默希子等爲之做注之後，其他的版本便逐渐消失，散佚。
《晏子春秋》一书，刘向将“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辩士所爲者”[76]也编爲一篇，对於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之不同，我们不如从刘向之做法。
最後，可以指出的是，《文子》一书并非如许多学者所不自觉接受的，一直都被认爲是抄袭《淮南子》而成的伪书。相反，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三引《周氏涉笔》，“《淮南子》多本《文子》”[77]，其时在黄震之前；明刘绩更认爲《淮南子》“乃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78]。无疑，这种观点亦有失偏颇。
另外，列出有关《文子》问题的研究目录，以供同仁切磋、琢磨。该目录参考了丁原植、胡文辉、张丰乾等先生的目录资料，谨致谢。

柳宗元：《辩文子》，《柳河东全集》47——48页，中国书店1991年据世界书局1935年本影印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674册21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据文渊阁本影印
周氏《涉笔》，见马端临《文献通考》之《文子》，《四库全书》614册503——50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据文渊阁本影印
洪迈：《容斋续笔》卷十六《计然意林》，404——4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674册70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据文渊阁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89页
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五，《四库全书》708册410——41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据文渊阁本影印
宋濂《诸子辨》：予尝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概《道德经》之义疏尔……盖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书杂以黄、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
胡应麟：《四部正譌》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纪晓岚等：《四库全书提要》，《四库全书》1058册305——306页
陶方琦：《汉孳室文钞》
章太炎：《菿汉微言》
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饮冰室合集》第10册84之21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高似孙：《子略》卷二，可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新世纪万有文库”本49页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五、八、十，可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新世纪万有文库”本107、113、122、177、216——217、224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之《文子》、《淮南子》，《四库全书》614册503——504页，53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据文渊阁本影印
吴全节《通玄真经缵义序》：《文子》者，《道德经》之传也。老子本易而着书，文子法老而立言，所以发明黄帝王伯之道。
刘绩：《淮南鸿烈解二十八卷弘治王溥刻本刘绩题识》，参何宁《淮南子集释》1501、1504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马驌：《绎史》卷八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册602页
孙星衍：《文子序》，《问字堂集》88——90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3册1088——109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据文渊阁本影印
《四库全书提要》之《文子》、《文子缵义十二卷》，《四库全书》1058册305——306页，371——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