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实践中的文化批判——解读布尔迪厄《关于电视》.docx

浅论实践中的文化批判解读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论文关键词布尔迪厄电视电视观文化批利论文摘要作为当代重要的文化研究理论家，布尔迪厄的后期着述(关于电视)对电视这种占据现代大众传媒主导地位的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解析。本文从电视的活动空间、符号幕力特点、节目媚俗化、知识分子的自主性等方面予以重点解读。一、揭示电视作为符号暴力的生产空间性质关于电视是布尔迪厄的后期着述，成书于1996年。作为当代着名学者，布尔迪厄的研究对象涉及文学、艺术、语言、教育、法律、宗教、体育、传媒等领域，研究方法更是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等多维的取向，学术成果丰硕。布尔迪厄文化社会理论的基本构架建立于三块基石之上，即“场域”、“习性”和“资本”，这三块基石直接承担起了反思社会科学、观照人生社会的指南，他的电视观念同样在此范围。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研究单纯的个体，而是研究无数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场域的综合性结构，个体则是“场域”中最活跃、为社会建构的、不断更新自己的一些要素。布尔迪厄认为，“电视的发展在新闻场并通过新闻场在其他文化场中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就其强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都是无法相比的。那么，新闻场有哪些主要特征呢?首先，它与文学场或艺术场一样，也是纯文化的特殊逻辑的存在场所，通过记者所造成的相互间的约束和交叉控制，这一逻辑又被强加给记者;其次，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易受制于市场的裁决，要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而这是通过受众的直接认可或收视率的间接认可来进行的;第三，新闻场很不利于集体的或个人的自主性的确立，它经常利用与文学或哲学等专业场之间的不确定位置来对这些文化场施加影响。有鉴于此，布尔迪厄认为，电视在当代非但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还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甚至对政治生活和民主还有不小的危险。“当代文化中电视拥有一种符号暴力，其高收视率和图像功能远远凌驾于文字媒介(如报纸和杂志)之上。以致某个事件或活动如果没有电视的加人，就不足以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并获得某种回报。其结果是电视构成了对其他媒体的威胁和霸权。电视能够把一切事件都非政治化，也能够把一切非政治事件政治化，大众传播媒介的基本作用是凸现事物以引起公众关注，“我们可以稍稍夸张地说，50位机灵的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的露面5分钟，其政治效果不亚于一场50万人的大游行。”似乎秉承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和阿而图塞的主题召唤理论一样，布尔迪厄认为，电视深人社会的各个层面，无所不在地影响着整个社会，同时，社会也以其国家秩序、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控制和限制着电视的运作发展。从总的社会价值取向看，主流意识形态一般不允许反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宣传存在，而且他们还要极力把这种社会结构推销出去，导致某种自觉的潜规划。如媒介人通常善于自我审查，这一点似乎成了媒介人的共性，无论法兰西的电视台还是BBC或VOA，或者日本的记者协会，无不秉持这一“潜规则”。曾担任我国央视主持人的着名社会学家郑也夫，也指出了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电视成了第一大众媒介，在审查上也就首当其冲了。但不好理解与忍耐的是在婆婆还未审查时，大家就自我审查起来。很多好的选题竟然是猜测婆婆不能同意而媳妇把它枪毙了。结合我国的情况，就我国电视体制改革缓慢沉重的步伐而言，布氏的“电视新闻场”理论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也应当指出，布尔迪厄的电视新闻场理论自有西方独特的媒介批判语境，在电视媒介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这种政治实践性的批判尤其富有现实针对性。而反观今日之中国，由于物质技术条件的薄弱和国民的文化素质状况，电视媒介无疑还是广大受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学习知识的有效手段和休闲娱乐的普遍工具。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电视仍然在发挥着文化启蒙的功能，将电视视为“反民主的符号暴力”，这种“法兰克福式的批判”似乎微嫌过早。二、电视商业化运作导致节目媚俗化科塞认为，在电台电视以及多数大众流行杂志中，终端产品是许多人通力合作的结果，这类产品只能在极少数的情况下留下单一个性的印记。因为在正常活动的过程中，销路的要求要优先于其它的考虑。同样地，布尔迪厄说:“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向电视施加影响。即)收视率从根本上说是媒介市场化的产物，是电视媒介的“他律性”在经济层面的体现，且无论这种经济利益是站在媒体一边，还是站在投资者或广告商一边。不仅如此，久而久之，这种“纯商业的合法性的制裁”还将导致电视行业的职业眼光和内部循环的同质化，布尔迪厄深刻揭露了这一点。这种同质化的一个突出表现，便是电视人常有一种特殊的眼镜，要透过这种眼镜去看世界，他们对某些事物视而不见，对另一些事物则片面夸大。这种选择有一个确定的目标，那就是追求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于是，各家电视台纷纷抢新闻、占头条、制造轰动，以求区别于别的同行和其它电视台。从表面上看，这可以使不同电视机构之间产生竞争，促进新闻业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但在深的层面却会导致千篇一律和平庸化。“电视不利于表达思想，它必须在固有思维的轨道上运作”，“思想的颠覆性沉沦于老生常谈之中。说到底，电视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消化过的食品和预先形成的想法”，不同的烹调技艺调制的是同样的新闻，齐放的百花背后掩盖的是大量的雷同。在商业和资本逻辑的强大支配下，商业性的娱乐文化上升为西方的主流文化，电视为此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消费文本。也就是说，商业逻辑将艺术纳人商品交换的轨道，从而使艺术丧失了先锋性和自主性。对此，布尔迪厄给予了直白犀利的抨击:90年代的电视为了尽可能地招徕最广大的观众，蝎力地迎合并利用公众的趣味，给群众提供一些粗俗的产品，典型的有脱口秀、生活片断、赤裸裸的生活经历曝光等，用于满足某种偷窥癖和暴露癖。虽然布尔迪厄的指摘来自西方语境，但就电视的庸俗化来说，布氏理论对于反思我国的某些电视文化现象仍不乏意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繁荣发展电视艺术和产业应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追求收视率”应以电视节目的“精品化”为前提。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讲，文化逻辑与商业逻辑都可以并行不悖，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我国目前收视率较高的节目一般也都是制作比较精细的节目，所谓“曲高和寡”之说无疑有贬低观众审美能力的嫌疑。并且，我们的电视媒介还具有引领消费需求的文化功能，像马克思说的:“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既然艺术产品能够培养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那种“高品位节目收视率低”的说法，不过是某些创作者用来掩盖其他意图的一个幌子而已。目前，国内某些电视节目媚俗化并有所扩张的趋势已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导致电视节目的媚俗化倾向，主要还在于媒介人士疏于自律、急功近利、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现象应引起社会各层面的高度重视。三、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标本场就知识分子研究而言，笔者认为西方有三大人物值得关注:卡尔曼海姆、刘易斯科塞和布尔迪厄。如前所述，习性、场域和资本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的三个概念和武器，由此概念出发的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也构成了他迥异于其他社会学家的研究特色。在关于电视一书中，作者特别以电视这一标本“场域”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认为，法律场最容易受到权利的影响，而科学场则距离最远。然而，在电视无所不及的历史条件下，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纯粹的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进而造成了传媒与学人或艺术家的“合作”来危及科学和艺术的自主性。对于“自主”的含义，布尔迪厄举例说:“一个非常自主的场，如数学场，是这样一个场:在场中，除了与自己竞争的同行，生产者就没有别的顾客，竞争对手们完全可以取代他们，发现他们所介绍的成果。”然而在当前，“资本”向“自主”提出了挑战，争夺“资本”成为艺术和科学丧失自主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自身条件来说，知识分子更多拥有的是文化资本(或象征资本)，他们对文化资本的不断追逐，也是实现拥有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累积手段，从而使自身的自主性丧失成为可能。电视邀请学者走上屏幕，经过剪辑和整理，结果只能是维护电视而不是批判它，学者则借电视的力量成为明星，产生了与媒体的一种隐秘合作。随着电视自身的经济活力和影响力成为媒介焦点，电视还往往以排行榜一类的手法来暗中实施商业化的策略，结果使得作者和记者互惠互利，并排斥打击了另外一些与电视促销无缘或抵抗这一商业逻辑的行业。一些人误以为成功与否取决于传媒的认可和获得的知名度，而不是科学界和艺术界自身的评价和检验。电视遂开始扮演真理裁判的角色。毋庸置疑，社会科学理应独立自主地确立自己的社会需求和作用，所以布尔迪厄认为，“剥夺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和自己的生产的特权这样一种倾向”为“最严重的危险”。那么，怎样才能获得自主性呢?一般来讲，在最为自主的生产场域，最引人注目的是生产者建构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但生产者只把自己的竞争者作为消费者，因此他“呼吁开创一种新型的参与方式:集体性知识者，从而，知识的生产者们能够首先通过确立自身作为一个群体的独立而存在。具体的办法则是“必须建筑一种象牙塔，人们在塔内互相评判，互相批评，甚至互相斗争，但相互都知根知底，明明白白;在塔内尽可以对阵，但用的武器应是科学工具、技术和方法。”在中国，有关知识分子自主性的讨论也是近年来的一大热门话题。面对各种学术成果、课题申报的压力，面对媒体的诱惑，不少学者岂止是简单的“不能自主”，简直是身不由己，闻风而动。其实，布尔迪厄的自主性问题，是一个从来就在讨论而且会继续讨论但谁也给不出结论的两难问题:知识分子“出世”和“人世”的悖论。社会是普遍联系的，作为“社会人”的知识分子也必须时刻与周围发生联系。知识分子似乎不可避免地要从象牙塔里的“立法者”变成现身江湖的“阐释者”。就此而言，布氏理想中的象牙塔，恐怕也只能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正如学者谢泳所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学者介不介人电视，而在于怎样介人电视。当然，布尔迪厄的“自主性理论”，对分析和解决“越界现象”之类的问题无疑也具有相应的参照价值。也许，从事媒体工作的人不愿听取媒体批评家的意见，甚至打心底里就认为没必要，偶尔还会回敬一句:你们懂这个行业吗?作为偏重实用主义的媒界人来说，似乎务实的建设性意见才是他们所真正感兴趣的。然而，任何事物没有批评或是拒绝批评只能导致萎缩的命运，正如科塞所说，没有知识分子对永恒的往昔形成的陈规陋习或传统发起挑战甚至当他们维护标准或表达新的要求时我们的文化不久就会成为一种死文化。布尔迪厄的“长处在于他使理论与经验研究紧密结合的方式。对布尔迪厄来说，理论活动不应当是孤立的实践;它应当是跟经验实在的接触过程中产生的”。作为一名萨特式的法兰西知识分子，在实践中反思，利用电视为电视“祛魅”，是切合这位大师身体力行学术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旨趣的。他愿意以更直接的方式行动，发出批评的声音，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象征资本”为无力言说者充当喉舌。对中国的电视理论界而言，我们有必要体悟布尔迪厄那种批判的精神、实践的态度和深刻的反思意趣，未雨绸缪才是一种真正的“拿来”主义，也是我们阅读布尔迪厄着作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