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改革开放历史的深层脉动——评焦祖尧的小说创作.docx

把握改革开放历史的深层脉动评焦祖尧的小说创作改革开放已走过了整整30年的历程。今天的老中青几代作家，都亲历了这一段历史。但真正深刻、艺术地表现了改革大潮的作家，又有多少呢？这值得我们总结和研究。焦祖尧就是一位执着表现改革历史且成果丰硕的作家。他从1957年就开始发表作品，“文革”之前就出版了数本短篇小说、报告文学集，文学生涯至今已有50余年。但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则是在1978年至现在的30年间。他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短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及文学评论，而其中几部代表性的中、长篇小说，无一不是直接描写改革题材的。从1978年的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到1992年的故垒西边，再到2007年的飞狐等，从中可以窥见30年改革的风云际会和历史走向，也可以看到作家对改革的深沉思考和真知灼见。焦祖尧是一个坚定不移同时又富有创新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继承了老一代作家那种“忧国忧民”、直面社会人生的文学传统，一有机会就深入到社会底层和普通百姓中，在最真实、鲜活的生活激流中，去感悟、把握改革开放的深层规律和动向。这样从现实生活中得出的结论和认识，不仅更加吻合生活自身的逻辑，同时也能克服作家主体的思想局限，显示出现实主义创作的强大力量和魅力。他特别注重对各种各样的人物以及社会关系的观察和研究，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丰满而坚实有的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丰富了新时期文学以来的人物画廊。他信奉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表现形式和手法，但又绝不因循守旧，而是努力借鉴和汲纳各种现代表现方法和手段，构成了清新、流动、刚健的艺术风貌和个性。焦祖尧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故事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反右倾时代，但作品实际上写的是反“左”。表现敢想敢干和实事求是要结合起来，强调做工作要尊重科学和规律，违反科学必然要受到惩罚。总工程师等一批科技人员身上体现的正是一种严谨、务实、严格的工作精神和作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大讲阶级斗争、反对右倾路线的时期，当时的作家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用这样的观念观照和表现生活，作者自然也难以超越这样的时代局限。但作者置身在实际生活中，依循自己的所见所感去写作，写出了距离政治要求甚远而距离生活现实很近的作品。作品由于没有突出阶级斗争，主人公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普通工人，所以在当时没有得到出版，却成为新时期文学初期一部很有影响的现实主义力作，成为表现当代生活中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跋涉者，标志着焦祖尧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和超越，是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反映改革开放的作品之一。作品以飞狐岭矿1978年前后改革整顿为前景，以该矿1958年的“大跃进”为背景，以新任矿长、书记杨昭远捅伪“劳模”“马蜂窝”为主要情节，以女工程师丁雪君和杨昭远的爱情为陪衬情节，全面而深入地展示了国营煤矿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揭示了企业改革的紧迫性和必然性。其中有两点思考是弥足珍贵的。一是煤矿工人的“主人公”地位问题，在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煤矿工人已逐渐丧失了主人公地位，而沦为“出煤的工具”，成为一个贫困而无奈的弱势群体。改革就是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二是只要产量的“大跃进”式的“左”倾思潮与政治体制的内在关系问题。为什么从上到下的领导，都热衷于追求高速度、高指标、高产量，就是因为它与各级领导的政绩和升迁密切相关。领导的命运掌握在更高一级领导的手中，只要经济效率上去了，就有得到提拔的可能。至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可以置之不顾的。新任矿长杨昭远，就是要大胆改革，解决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可贵的突破。经过十年动乱后的70年代末期，改革虽已启动，但还没有全面展开，人们的思想还较混乱，而新一轮的“洋跃进”思潮又在萌发。在这样的背景下，焦祖尧的跋涉者展示了改革的艰难复杂，提出了一些敏锐而重大的社会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发表在1992年的中篇小说故垒西边，作者把笔触从工矿转向农村。作品写晋北农村的知识青年靳宝山，从“文革”到新时期的人生命运，特别是在发展科学养猪道路上的种种艰难曲折，展示了中国农村传统文化和道德同现代文化与科技之间的尖锐冲突。发表于1993年的中篇小说归去则把艺术视野投向了广阔的城乡结合地带，在晋北某中外合资的露天煤矿的独特环境中，演绎了一个青年农民“出而复归”的人生故事，艺术地表现了中国农民在两种文明和文化的夹缝中的困惑、彷徨和痛苦。200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作家的长篇小说飞狐，继续了他在跋涉者中的社会人生思考。作品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叫飞狐岭矿的国营中型煤矿，如何由每况愈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艰难的探索和改革，转变为“股份合作”体制，使企业实现了转型，走出了困境。千千万万的普通工人，永远是工矿的主人，历史的主角，只有他们才能推动历史的变革，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没有对底层社会和民众的深入了解和把握，是揭示不出这样的宏大主题的。纵观焦祖尧的创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始终关注和思考的是改革进程中一些突出的、深层的社会问题。同时又因这些问题来自他对生活的直接观察和领悟，因此就显得格外深刻有力、发人深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焦祖尧这一代作家孜孜追求的。由于作家熟悉工矿、农村的各种各样人物，因此塑造了众多鲜活、丰满、扎实的人物形象，有的达到了典型的高度。概括起来，作家主要塑造了三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一是知识分子形象。焦祖尧曾在工厂当过几年技术人员，在煤矿研究过采掘、安全等问题，接触过众多从事科技的知识分子，使他对这类人物“情有独钟”，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且写得相当成功。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中的叶赋章，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千辛万苦出国留学，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他在科技工作中积极探索、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表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和高洁人格。他热爱新生活，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但也有旧的思想重负，显得谨慎而懦弱，是一个富有立体感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形象。跋涉者里的杨昭远，是80年代文学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改革者形象。他有50年代走向社会的知识分子那种单纯、天真、性急的性格，更有这一代人执着、自律、献身的精神。他忘我工作、搁置爱情，心系矿工、勤政为民，多方改革、冲破罗网，终于使飞狐岭矿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坦途。故垒西边中的靳宝山，则是在农村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力图开辟一条科学养猪道路的探索者形象。飞狐里的余大中，与杨昭远有异曲同工之处，是一个工人化了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工人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是改革历史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他虽是一个很懂专业技术的副矿长，但他的根却深扎在矿工之中。他冲破重重阻力，打碎了旧的行政、经济体制，创建了由工人当家作主的“股份合作”体制，在90年代后期为企业的改革蹚出一条新生之路。作者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形象，质朴、坚韧、崇正，有一种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二是普通工人、农民形象。飞狐中塑造了一组普通矿工的系列形象。老师傅陈洪海是一个有传统色彩的老劳模，但他身上有一种“愚忠”性格。徒弟庞根生是采煤队长，他不仅带领矿工积极挖煤，同时热心关注、参与煤矿改革，富有“担当”精神。徒孙刘天生则由于煤矿的不景气，逐渐滋生了“叛逆”性格，当企业改制后他终于找回了“矿山主人公”的感觉。三代矿工、三种性格、三种境界，令人感动。归去里的吴福，是青年农民中的一个典型形象。他与现代露天煤矿的生产机制和生活方式的格格不入，对自由自在、融融乐乐的农家生活的梦牵魂绕，“返乡”之后突然对农村诸多现象的不满困惑，深刻地表现了两种文明、文化的冲突中农民精神世界里的内在裂变和微妙演化。三是工矿、农村的各级干部形象。这类形象中自然有优秀的、杰出的，但亦有平庸的、变质的。譬如跋涉者里那位善于玩弄权术的伪君子邵一锋，飞狐中那位精明圆滑、最终算计了自己的陆震云，在旧的体制中渐渐变得庸庸碌碌甚至滑向腐败的邢耀等，都刻画得逼真、丰富而深刻。此外，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如叶琪、丁雪君、邢凤仪等，作为知识女性，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人格，作为具有传统品格的女性，她们坚贞、温情、贤淑，都写得生动、鲜活、优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在叙事视角上一般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在叙事结构上较多选择情节贯穿方式，这似乎已成为一种通用模式。焦祖尧在创作实践中，为了更有效地展示环境、刻画人物、表现主题，潜心探索，积极借鉴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表现方法，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路子和风格。首先是叙事视角的精心选择。其次是叙事结构的独辟蹊径。焦祖尧的小说时空开阔、情节繁复、人物众多，但却显得集中而简练，原因就在他创造了一种以人物心理为主线的叙事结构法。作为长篇小说，采用这样的视角和结构，有一定的难度，但作家处理得纵横捭阖又和谐井然。作家的一般叙述，大抵采用知识分子的书面语言，清新、细腻、灵动、雅致，时有抒情、哲理式警句。而人物的心理、语言，则本色、简练、深切、传神，富有人物个性和生活韵味，洋溢着“塞北的刚健之气，又带有江南的明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