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docx

浅谈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内容提要 施米特政治哲学在西方是颇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这缘于他对政治的独立理解，即敌友划分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解，并以这种极端现实化的政治理解来挑战马克思的理想政治制度。回应来自施米特的挑战和深入阐发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到马克思政治思想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即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寻找和构建更符合人性的社会政治制度。关键词 现实主义 现实政治 理想政治一、作为现实主义的施米特政治哲学-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明确将政治的标准确定为划分敌友，而划分敌友的过程就是一个根据历史情境随时决断自己国家敌友的过程，它既需要一个以领袖、精英、元首等形象出现的优秀个人，也需要这些个人在适当的时候决断民族国家的敌人。决断民族国家之敌人的过程成了使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标准，而决断朋友甚或说朋友的概念在施米特所理解的政治中处于非常微弱的地位。在施米特那里，决断就意味着例外情态的存在，它是对常规、规则的打破和超越，从而，决断就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可以将它看作是对启蒙理性的颠覆。但是，完全的非理性恐怕是完全的混乱，完全的非理陆对人类来说不能成为有建设性的资源，反而会成为破坏和灾难的根源。所以，我们认为决断必须借助于人的理性能力，没有这种理性能力，诞生新的人类秩序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我们无法回避人的理性能力对于决斯敌人和建立秩序的重要作用，那么，施米特的敌友政治理论中就仍然难以回避理性计算的现代性难题，但也正是这种诉诸理性的决断，才使敌友政治摆脱了它所批判的政治浪漫派的政治审美化立场，扞卫了政治本身的严肃性和残酷性。从以上这些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敌友政治必然同审美活动形成鲜明的对峙局面，审美活动本身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成为施米特所认定的敌友政治。其实在审美活动和敌友政治之间发生了一种深层次的对峙：这就是审美活动主要诉诸个人情感、想象和理想的成分；而施米特的敌友政治更为侧重人的理性、决断和现实的成分。这就注定了审美活动难以成为政治的，也难以与政治形成真实的对抗。德国学者米勒在危险的心灵中就曾提到：“据说，施米特常常因他所谓的韦伯式的切近现实，即务实性和现实主义而令人掩卷难忘。”施米特在自己的着作中已经预设了发生民族国家间冲突、决断敌人和扞卫政治性生存的现实可能性等诸多环节，这就使他的敌友政治理论在国际法乃至国际关系等领域具有了极为广泛的重大意义，其中可能至为关键的还是施米特本人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和立场，从而才使他的敌友政治理论既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又产生了深远的理论效应。施米特还以自己的敌友政治向传统的普世伦理发起了攻击，这与他对敌友政治的现实性理解紧密相关。普世伦理宣称的所谓的正义、公正、真理等普世价值，不仅破坏了这些道德的真正价值，也失却了政治的严肃性，而政治的严肃性本身与伦理道德的规范性是密不可分的。施米特在他的着述中明确反对某一个民族国家宣称站在正义、人道的方面而参与战争，因为他认为哪个民族国家也不具备这样的权力，相反，这些道德价值往往成为他们发动战争的幌子，仅此而已。施米特的这种判断是对追求普世伦理理想的断然否决，而他本人给出的答案是：只为生存而战，除此之外就是借口。用施米特自己的话说就是寻找现实的敌人，识别敌人只是第一步，展开现实的政治行动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这时候战争便作为一种自然状态或说极端状态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对于施米特来说，敌友政治对于保持政治严肃性是不可或缺的，由此也就意味着战争是人类生存事件中不能缺少的自然状态，战争对于人类来说有着重大的生存意义。施米特在论断与概念中说：“将战争诅咒为大屠杀而又要求人去进行战争并在战争中杀人和被杀，以便，永远不再有战争，这是公开的欺骗。战争、作战的人们的死亡准备、从肉体上杀死站在敌方的人，所有这些都没有准则性的内涵，而只有生存上的意义，即其意义在于为反对现实的敌人而进行的现实斗争的现实环境，而不在某种理想的纲领和准则。”施米特在这段话中连续用了三个“现实”，这足以说明他的敌友政治是一种现实政治。与此同时，施米特还在这段话中反驳了达至理想政治的原则和纲领，并将敌友政治称为一种“纯生存层面”的现实政治。尽管否弃了人类追求普世伦理的可能性，但实际上施米特已经将伦理道德和敌友政治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敌友政治正是以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为自己的基点，没有政权统一体以及与之相连的决断敌友的能力，民族国家实质上就名存实亡了。施米特将神学、道德、政治作为密切相连的一条锁链，作为这条锁链的发力点就是政治本身，没有可以脱离政治而存在的纯粹道德领域。从这种意义上说，伦理和政治紧密勾连在一起，而且伦理和政治也只是对于某一民族国家来说的。因而，我们也可以说施米特的敌友政治理论是后现代政治哲学，多元国家、多元政治与多元伦理成为施米特敌友政治理论中的题中应有之意。在批驳相信纯粹道德的言论中，施米特明确地指出：“只有愚人才会相信，一个不设防的民族只有朋友；认为敌人也许会由于未受到抵抗而感动，这更是一厢情愿的估计。”与此同时，施米特还深刻地指出所谓国际联盟的真实本质，即它仍然是个别民族国家主导的表面联合，每个民族国家仍要坚守自己的主权和划分敌友的能力。从而，就没有真正的国际联盟；对于国际法的批评也是同样的道理，归根到底只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除此而外没有更好的解释。纵观人类历史，战争作为人类的宿命已经无法避免，即使在这样一个试图通过高度技术化而寻求中立、和解的时代，战争的阴霾也始终笼罩着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在一个多元民族国家的时代，没有一个超越所有国家之上的超级主权决断者，众多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一般认为，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是政治现实主义者，“但是，较霍布斯而言，施米特是一个更为决绝的政治现实主义者。”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认为施米特恢复了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的神圣光环，并且将其发展到民族国家层面的敌友政治，这是施米特对人类始终无法摆脱的、与生存唇齿相依的敌对本性的再次确认，由此施米特也达到了对现代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法等领域的深层次洞见。因此，我们已经在文中提到施米特将敌友政治作为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是与人类的生存事件紧密相连的重大事件，包括施米特所说的诞生人类事物秩序，也要从敌友政治的敌对和冲突的现实情境中获得动力和解决。按照国内学者陈建洪的看法，实质上在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中，再也看不到永恒自然法的痕迹，而这正是他的政治哲学带有后现代主义气息的原因所在。与其说施米特的敌友政治带有后现代主义气息，倒不如说施米特更为关注现实政治本身。敌友政治以其论述的简洁、激烈的对抗和冲突等特点，十分恰切和深刻地洞见到了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当施米特赋予敌友政治以理性判断的时候，敌友政治理论本身就拨去了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中的混乱丝网，而以一种简短和容易理解、记忆的方式使自然状态理论再次被重申和澄清。据德国学者米勒在危险的心灵中介绍，施米特曾在自己的原文中就认为他本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其实，施米特的敌友政治理论意在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要想达此目的就必须有一种韦伯所说的“政治信念”的支撑。施米特以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统一体来组织和维持一个独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并以此吸引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不仅如此，敌友政治总要与以“他者”形象出现的敌人发生必然的联系，否则敌友政治就将成为不可能。这种作为敌人的“他者”正是作为异质性的文化特殊群体形象出现的，施米特将他们称为“异类”、“非我族类”。通过对作为敌人的“他者”的强调，更容易激起人们对本民族国家的认同和信任，从而激起强烈的爱国情感，甚至会出现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尤其是在民族国家处于政权动荡和混乱的时候。作为德国纳粹主义的领导人希特勒正是利用这种现实政治的激进说辞，树立了共产主义和犹太人这样一个要与之做殊死斗争的对立面，由此产生了极为轰动的历史效果，以至更多的人民选择了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并有很多的人为他卖命和服务。施米特的敌友政治理论在当时也是有所指向的，他明确认为列宁在俄国创造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神话，同时他还将其视为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敌人。如果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东方的共产主义思潮和势力才是德国人真正担心和恐惧的因素所在，施米特对俄国的警惕也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就俄国和东方的共产主义成为施米特的惧怕对象来说，他的敌友政治作为一种现实政治确实是有着强烈的针对目，标的。正如施米特本人曾清晰表述的那样：“我们在此所关注的既不是抽象的理论，也不是规范化的理想，而是这种划分所固有的现实性和现实的可能性。”由此，在施米特的敌友政治理论中已经较为明显的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拒斥，他还仍然固守于现实政治的观点，这一点贯穿于他的整个理论生涯之中。二、施米特的挑战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现实性特征对于施米特来说，敌友政治作为现实政治已经成为各民族国家中最为关键的领域，经济、道德、审美等领域都难以与之匹敌，甚至这些领域难免会出现政治化的转向。试图使这些领域成为取代政治以后的主导领域，将是一个施米特所说的没有严肃性可言的“娱乐世界”，施米特认为这种世界出现的几率十分微小。现代民族国家要想在现代世界站稳脚跟和成为真正的民族国家，就不可能允许一个无政治的理想政治世界的出现。施米特在他着述的一段话中就明确表明了这一立场和态度，他说：“政治的统一体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是普世的。如果地球上不同的民族和人群全都达到如此统一，以致它们之间在事实上不可能存在斗争，这就是说，即便从偶然的情况看也不再有区分敌友的问题，那么，这就只剩下经济、道德、法律、艺术等等：而不再有政治，不再有国家了。地球和人类的这一状态是否会出现，何时会出现，我不得而知。”实际上，施米特对现实政治的坚守，早已设定了这种理论的潜在敌人：马克思的无国家、无政治的理想社会就是施米特设定的直接敌人。在施米特的批判言论中已经露出了这种端倪，比如他说：“这里决不存在什么理性的目的和规范，遑论真假，决不存在什么纲领，更遑论是否值得效法，也根本没有什么社会理想，更遑论其是否美好，这里既没有什么正当性也没有什么合法性能够证明人类相互杀戮是出于某种正当的理由。”施米特认为人类相互杀戮的正当理由只能诉诸划分敌友的现实政治来解释。否则没有更好的理由。这意味着他所说的敌人是威胁到自己生存意义上的敌人，从而，划分敌友并和现实的敌人进行斗争，才是现实政治的本质所在。即便我们说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对理想政治的诉求，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失却了现实政治的维度。那么马克思怎样对待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以辩证的方法宋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即马克思不仅企盼和渴望未来理想社会和理想政治的出现，而且他同时也没有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发现和理解，正是他提出理想政治的现实前提。可以说，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就不可能指出通向未来理想政治的现实道路。因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行一种良好社会秩序的设计和期望的同时，就已经对现存社会的现实政治给予了承认和深刻的剖析，并且马克思也已经看到了现实政治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难以撼动的强大实力。在马克思思想诞生的早期，他十分赞赏费尔巴哈对人的现实性的发现，他将此看作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哲学的伟大超越。然而，随着马克思思想认识的逐步加深，他逐渐认识到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现实理解的不足和缺陷所在，这就是费尔巴哈只是注重单个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孤立个人，从而，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还不是现实的人，而仍然是“抽象的人”，只是他对人的理解较之黑格尔有所进步而已。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由于费尔巴哈所处生活条件的限制，导致他对人的理解只能是众多单个情感个体的集合体，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上半截唯物、下半截唯心”。究其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没有将人放在现实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去理解，而这正是马克思所努力去做并最终完成的任务。马克思明确指出了现实的人只能存在于现实的政治国家内。其实马克思已经肯定了现实政治国家对于人本身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所在。政治国家的出现使原来散乱的人们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为全体人民在一个国家内更好的生活提供了现实的保障，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内进行阶级统治、对外御敌。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已经对政治国家的出现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和肯定，认为政治国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中是一种进步阶段的出现。既然政治国家有其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就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分析，因为政治国家在现代社会中充当了绝对权力象征者的角色。因此，马克思认为对于现存社会的批判不能脱离政治国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社会现实。不脱离社会现实不意味着对它进行妥协和退让，而是在深入了解这种现实政治的同时展开对现实政治的批判。马克思这里讲的批判不是简单的口头言语批判，而是同时进行物质批判的现实运动，承担物质批判的承载者就是无产阶级。恩格斯在1871年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中就认为工人要想获得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就不能放弃现实政治。他说：“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人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我们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并没有放弃现实政治的任何迹象，而必须以现实政治的方式对现存政治国家展开批判和斗争，这样才可能有所谓理想政治因素的出现和到来。三、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虽然现实政治国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寻求全人类解放所无法摆脱的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超越现实政治的理想政治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现代世界中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最为现实的关系已经为施米特深刻捕捉到，这就是任何现存民族国家都难以摆脱敌友政治观的逻辑。即便是这样，全球化的浪潮和民族国家的迅猛发展，所产生的最为本质的问题仍然处于马克思政治理论的视野之内：现代工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大有增强之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斗争仍在不断升级，在政治领域产生的对抗也在不断加深。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将这种特征发挥到了极致，正是在这时针对现实政治本身的威胁和攻击将会加强，由此为一种新社会政治形式理想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对理想政治的期盼就寓于现实政治的发展逻辑之中，马克思所说的新社会的出现也同属于这一历史过程。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此作了充分的说明：“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就会看到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不是处于两个极端的东西，理想政治只能从现实政治中孕育和诞生，而且这种孕育和诞生也只能是现实的历史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追求资本家利益至上的最高原则。为了让资本产生更大的利润，就必须使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力度加强，国家无疑充当丁这种统治的权威工具，国家成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资本在现代社会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也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不仅如此，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现代社会也证明了马克思的判断，即经济事实成了整个社会的坚固基础，政治、宗教、道德都可以从这个领域中获得解释。这就同施米特对政治作为中心领域的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施米特对敌友政治的强调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生存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但是如果从今天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发展来看，经济因素仍然占据着绝对主导性的优势和地位。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政治之所以有其现实可能性，就在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视和深刻洞察。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经济现实就决定了作为政治变革的理想政治行将到来的现实可能性。国内学者王南浞已经提出理想政治和现实政治的界分问题，认为它们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冲突，将现实政治提升到现代社会的重要位置上，这种理解对于当代中国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现实政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即便是这样，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社会对现实政治变革的规约和引导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极为宝贵的思想资源。马克思固然是十分重视社会现实的，他的研究重点也正是力图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充分发掘和体察，就不可能有对这种社会现实的真正批判和扬弃。可以说，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并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目的所在，对理想社会的寻求和寻找现实的实现途径才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恩格斯之所以认为剩余价值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就在于它们具有十分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剩余价值的发现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运行机制和秘密大白于天下，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则使以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并由此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和预测自由人联合体的出现。至于现实的实现途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理想的实现是一种历史过程。理想政治对于人类来说当然还是一个没有完全出现的事物，但它是现实政治必须力求趋向的目标。马克思十分重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辩证张力关系，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理想政治正是与现实政治的映照中才显示出它的崇高性和超越性，因为“没有完满，便无所谓缺陷，没有理想，现实的缺陷便无以彰显，改造便无从着手，失去了目标。”从这种意义上说，理想政治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规约也就变得更加明确起来。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论述，还是他对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解，都已经透露出马克思在理解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辩证方法。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要通过自己的理论去引导和促使持续不断的社会变革与政治变革运行起来。我们知道改变世界成为马克思整个理论的现实指向所在，而要实现改变世界的功能，就必须保持理想政治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这样才能使理想的世界不断地从现实社会中生发出来。正如美国学者詹姆逊所说：“在这种意义上，乌托邦学可以复活思想里长期睡眠的部分，复活政治、历史和社会想象中因不用而退化的器官，复活因长期不锻炼而僵硬的肌肉，复活因长期习惯于不行动而丧失的革命姿态。”这就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的看法颇为相似，他们都宣告了在当代社会不能没有诸多马克思的精神。因为当代社会仍然是一个值得不断质疑和批判的时代，理想政治作为人类社会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只能从对现实政治的不断敲打中缓缓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