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00002).docx

一带一路

一、一带一路的背景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世界贸易组织，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市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 ，以取代成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拥有160个成员国，成员国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97%，有“经济联合国”之称。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也被称作“经济北约"。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P4），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2011年11月10日，日本正式决定加入TPP谈判，而中国大陆没有申请参与TPP谈判。2013年9月10日，韩国宣布加入TPP谈判。
　TPP最早起源于2002年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四个APEC成员在APEC框架内签定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美国宣布加入TPP，并邀请澳大利亚和秘鲁等一同加入。此后，美国全方位主导TPP谈判，并竭力把它打造为可以重塑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自由贸易谈判组织，涵盖农业、工业、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标准等多领域。此后，日本、加拿大等国相继加入谈判，但中国至今没有受邀。
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由美国主导的TPP将包括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但把中国排除在外。如果TPP最终成型，将发展成为涵盖APEC大多数成员在内的亚太自由贸易区，成为亚太区域内的小型世界贸易组织（WTO）。
二、一带一路的内涵

三、一带一路的意义

1、化解国内产能过剩　　由于前几年投资持续过快，又极大偏重于房地产业与钢铁，投资明显过热，导致当前增长过剩的产能对中国经济的运行造成了很大影响。　　但在国内经济增长渐缓，国际经济增长乏力的大环境下，中国传统的出口国较为单一，而这些市场的开发和需求量已难以增长，国内的过剩产能很难通过他们进行消化。在此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来开辟新的出口市场对国内经济会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另外，中国不仅有过剩产能还有过剩的外汇储备。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欠缺，中国利用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资本金，同时也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　　2、开拓区域经济贸易发展新格局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其主导试图孤立中国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伙伴谈判)也在积极推进。而“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而言，不仅能有对冲风险的作用，还有可能借机在“一带一路”实施中探索全球贸易新规则并主导，进而在全球形成国际贸易新格局。　　如海上丝绸之路将以国内外的港口为支点建设，推动各种规格的自贸协定谈判。在国内，特别是一旦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后，就可以以上海及周边地区的超级深水港为依托建设国际中转港，并带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赢取国际贸易主导权、定价权和资源配置权。　　3、资源获取多样化和国家战略安全　　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海上进入中国，渠道较为单一。并且，中国与其他重要资源国的合作还不深入，经贸合作也未广泛有效开展，使得资源获取方面不稳定和牢固。“一带一路”新增了大量有效的陆路资源，使中国获取资源的渠道相对多样化。　　当前，中国的资源进入主要是通过海上，而沿海直接暴露于外部威胁，在战时极为脆弱。我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也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的打击，整个中国会瞬时失去核心设施。在战略纵深更高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有很大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潜力，通过“一带一路”加大对西部的开发，也将有利于战略纵深的开拓和国家安全的强化。　　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洲也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但也面临不少新老问题。比如亚洲的区域一体化水平与欧美相比差距还很大，特别是亚洲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联系不紧密，交通基础设施或不联不通，或联而不通，或通而不畅，对深化区域合作构成了不少的障碍。又比如，全球贸易投资和能源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亚洲国家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要适应经济变化和保持经济强劲和可持续的增长，避免踏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前所未有。“一带一路”连接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部分区域，并包含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有利于改善区域内和有关国家的营商环境。　　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务实发展的过程中，互联互通具有重大意义，且有助于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投资方向多元化。截至今年三季度，中国外储已达3.89万亿美元。外管局局长易纲亦公开表示，当前中国继续积累外汇储备的边际成本已经超过边际收益，继续增加外汇储备已不合算。对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而“一带一路”的融资需求就为化解外汇储备压力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从战略上看，建设开放式的新丝路，有助于减轻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担忧。中国传统的丝绸之路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今天必须保持开放这个优势。中国建设新丝路并非要和其他国家竞争地缘政治利益，而是要促进“一带一路”沿边沿岸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既有助于中国本身的可持续经济发展，也有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不会被其他国家视为战略威胁。　　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带动区域间贸易活动的增长和更广泛的区域合作，通过充分利用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做到贸易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促进区域间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塑造着亚、非、欧大陆交往的新框架。　　通路、通航、通商是“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重要职能。古丝绸之路，给我们的是美好回忆。新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则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他们是中国的，也是亚洲和世界的，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新常态下，中国和世界理应携起手来，寻求共同发展，共同迎

“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是一个内涵丰富、涉及面广、包容性强的巨大发展平台。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组对应平衡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

　　一是古今传承。丝绸之路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我国从汉、唐、宋时期通过陆路和海上把丝绸、瓷器、茶叶、冶铁、耕作等商品和技术，传播到国外，同时从国外带回国内没有的东西，这种互通有无的经贸联系和文化交流，改善了沿线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今天重新提出“丝绸之路”，不是期望恢复古老丝路往日的辉煌，其现代的含义更加宽泛，丝路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一个大的国家发展战略。从古到今要延续历史的精神，传承并提升古代文明，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在物质和文化等多方面更广泛的交流合作，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战略棋局。

　　二是内外开放。“一带一路”既涉及国内区域又涉及国外区域，是国内沿线区域与国外沿线国家和地区通过现代运输方式和信息网络连接起来的相互开放战略，对外开放是战略的核心。我国当代对外开放从空间上看很不平衡，沿海地区起步早，开放程度高，而内陆和沿边地区相对较晚，开放程度较低。丝路经济带要有包括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国内大部分区域参与，扩大这些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形成全方位的开放经济体系。

　　三是海陆统筹。“一带一路”既涉及陆上通道又涉及海上通道，陆路通过铁路、公路联通中国到中亚、东南亚、西亚到欧洲，形成若干条陆上大通道、大动脉；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路线基础上不断拓展新航线，也就是现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陆海连接双向平衡。“一带一路”将打破长期以来陆权和海权分立的格局，推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完全连接的陆海一体化，形成陆海统筹的经济循环和地缘空间格局。

　　四是东西互济。丝路经济带贯穿东西，联通南北，但主线是东西两个方向。从我国来看，过去30多年主要是依托东部地区通过海上贸易的东向开放，丝路经济带则更多是考虑通过连接亚欧的陆路大通道，加大西向开放的力度。我国西部地区由过去开放的末梢变为开放的前沿，向东开放和向西开放的相对均衡化，也必将促进国内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当然也考虑到南北向与国际的货物运输、贸易往来，除了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有北方对接“草原丝绸之路”联通东北亚的蒙古、俄罗斯等陆路通道，开辟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新局面。

　　五是虚实结合。“一带一路”是一个长远的国家战略，一个内涵丰富的大概念。由于它的边界不是完全确定的，它所涵盖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目标也不会是完全清晰的，因而使得这一战略显得有些“虚”。但是，从提出初期的基本构想到现在推进的过程看，这一战略正由“虚”变得越来越“实”。比如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大通道建设，陆上和海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源和矿产资源合作、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中国产品和投资“走出去”、油气管道在建、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建立，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成果，“一带一路”战略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已经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落实的工作。

　　六是中外共赢。“一带一路”是由我国提出的倡议，显然对我国自身发展有着重要战略意义，不仅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尤其是保障我国的能源资源安全、化解富余产能和经济转型升级，而且还有利于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但必须看到，“一带一路”又是一个中国与相关国家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一方面是中国的发展会对丝路沿线国家经济产生巨大的带动效应，如带动这些国家的优势资源开发、满足这些国家对中国工业品和生产技术的需求；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充分考虑到周边相对落后国家建设“一带一路”的现实困难，出巨资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并鼓励中国企业向外投资，这些都会使沿线国家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利益，从而实现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总部设在北京。[1] 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2] 涵盖了除美日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3] ，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仍可以作为普通成员加入亚投行。
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各方商定将于2015年年底之前，经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后，《协定》即告生效，亚投行正式成立。[
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是各方利益的交汇和聚合。

一是共同利益。加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利益在于走出衰退，加快复苏，整合资源，实现共同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尚未结束，欧洲深陷泥潭，美国复苏脆弱，金砖五国也在困难中前行。事实证明，每个国家或区域仅靠自身力量难以走出危机，必须各国联手，合作共赢才能实现世界经济的真正复苏。

二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亚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可以满足其巨大的资金需求，达到吸引外资、更新设备、引进技术和开发资源的目的。

三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发达国家有先进的技术和设施，但缺乏资金，而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可以提供资金。

四是中国利益。中国的困境在于产能过剩、巨额的外汇储备成为包袱，希望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进行产业转移、资本输出，让外汇储备变成外汇资本提高其投资效益。由上述分析可见，各国都需要一个进行资源整合的平台，而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将成为最好的平台，各国将在这个平台上寻找利益的交汇点，实现各方利益。

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平台，能够帮助“一带一路”不断深化互联互通建设，提高“一带一路”区域的投资能力和分散投资风险，并平衡多个国家在该地区的利益。这将帮助拉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对于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也必然带来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新的国际战略框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多重发展机遇。其战略愿景可分为远近两大层次：近期着眼于“基建互通、金融互通、产业对接、资源引入”，远期则致力于“商贸文化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基于以上分析框架梳理，“一带一路”战略给国内产业发展将带来五大主题机遇：

一、“通路通航”主题：包括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整机生产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交通运输是优先发展领域，以加快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并形成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

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将率先直接受益于亚欧交通运输大通道的建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将加快推进公路、铁路、民航、海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的互联互通,吞吐量将明显提升。连云港至鹿特丹港连通的新欧亚大陆桥，将强化其在国际陆路运输中的骨干作用。中国也将全力打造与我国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东盟地区的海陆空综合交通方式：海上——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连起来；内河——中国出资澜沧江-湄公河河道建设,打造黄金水道；公路——南(宁)曼(谷)、昆(明)曼(谷)公路已经开通，东南亚正在形成两横两纵的公路通道；铁路——中国计划以昆明和南宁为起点,建设泛东南亚铁路联系东南亚陆路国家。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走出去”，也将带动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及整机生产等产业增长。

中国的港口有着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经验，铁路建设“走出去”给其他基础设施类公司走出去提供了良好样板。同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存在强烈的建设大港口的需求，这些领域的优质企业存在建设和运营“走出去”的良好前景。

尤其是在铁路建设方面，突破国家界限的“欧亚铁路网计划”，也会刺激铁路建设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意向的铁路工程已达到0.5万公里，和欧亚铁路网的8.1万公里规划目标相比还有巨大空间。

二、“基础设施产业链”主题：包含建筑业（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装备制造业（设备及配套类装备制造），基建材料（钢铁、建材、有色等）。

从需求端来看，“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无论是从国内需求或是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分析,这些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均极其旺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财政紧张的原因,基建投资支出不足,普遍呈现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人均GDP、人均公路里程、人均铁路里程等指标均远低于我国，亚洲和非洲的沿线国家较中国分别有10%和20%的城镇化提升空间,而中国在自身城镇化过程中累积的大量经验和产品、服务能力可以对外输出。从国内来看，西北部各省区铁路、公路及高速公路密度在全国均排在后面,新疆、青海、甘肃在倒数5位之中,宁夏、陕西居于中后段水平，为实现“一带一路”各国间的基建对接，中国西北部的城市建设、交通运输网络等基建领域投资很有空间。

从供给端来看，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台阶,我国建筑业及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日趋严重,“基建输出”能够大幅缓解我国建筑业、制造业的产品需求压力。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大背景下,我国参与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我国加大对外开展基建投资业务的战略构想。

根据总体基建投入约占GDP的5%估算,“一带一路”沿线对基建的需求或达到每年1.05万亿美元,而中国对外承包完成额2013年仅为0.14万亿美元,仅占其中的13%。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形成合力，未来我国建筑业和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将大幅加快，海外市场广阔的产业扩张前景将逐渐打开。

在“一帶一路”的战略政策支持下，对外工程承包施工企业“走出去”能形成较大的出口拉动,有效对冲国内需求端的下滑，从而带动整个“基础设施产业链”。

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也面临艰难转型，全球贸易环境不佳,追求出口增长容易引起诸多摩擦和矛盾，而对外投资更容易被接受，用对外投资启动外需是比出口更好的选择。利用施工企业输出方式，能带动国内设计、咨询、制造、材料、劳务、金融、保险、服务等多行业的输出,对冲国内需求端下滑。不同于外贸出口通常的低成本和低附加值，施工企业“走出去”方式有效带动的是中国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如机电产品,符合国家产业升级的目标。

三、“能源建设”主题：包括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电站建设、电力设备等。

拓展稳定的油气资源进口途径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目标。近几年我国对油气资源的需求在快速增加,但我国的油气资源进口主要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海陆运输,获取途径较为单一,能源安全较易受到威胁,拓展新的油气资源进口途径十分紧迫。

“能源建设”主题之下，构建中国陆上的能源大通道战略，将直接利好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与新疆接壤的中亚国家油气资源极为丰富,是仅次于中东的第二个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目前我国从中亚及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占比仍偏低,天然气近几年从中亚的进口量在不断攀升。随着天然气的普及,国内需求量的快速增长,通过新疆从中亚的进口量仍将持续增加。

未来,为满足新增进口量的输送需求,新疆将建设多条能源管道，构建中国陆上的能源大通道。配套的输油管道、天然气的输送管道、电网以及道路运输等,这些领域必然迎来进一步的利好。

需求面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电力消费水平极低,发展空间巨大。根据2013年的电力消费统计数据来看,“一带一路”沿线非OECD国家的人均年电力消费量仅约1655.52KWH,而同期OECD国家的人均年电力消费量约为7579.49KWH,前者仅为后者的21.84%。因此单从电力消费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的非OECD国家的未来电力消费水平将会有极大的增长空间,伴随着电力消费量的增加,必然会带动这些国家的电力投资,从而带来巨大的电气设备需求。

由于这些国家国内制造业比较薄弱，“一带一路”所涉及的主要国家电气设备严重依赖进口。上述国家的总体进口比例约为56.73%,按照此比例并且结合“一带一路”涉及地区的未来投资趋势计算可以得出,在2014~2020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非OECD国家大约有年均1396.06亿美元或更多的电气设备进口需求,今后我国的电力企业有可能会分享这个巨大的海外市场。

供给面来看，现阶段我国电气设备的产能明显过剩。2013年,我国发电设备产量约1.2亿千瓦,约占全球总量的60%,而我国的年均装机水平只有5000万~6000万千瓦,产能严重过剩,因此我国的电气设备企业有“出海”消化这些产能的迫切要求。

我国电气设备的技术水平在诸多领域都已属于世界先进水平,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目前我国的水电项目及设备在国际上是极具竞争力的,全球的水电工程中约有80%是中国企业建设的。在光伏市场方面,我国的太阳能电池产品的转换率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并且出口组件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0%。

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渐展开,我国电气设备走出去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我国的电气设备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非OECD国家市场上占有40%左右的市场份额应该是可期的。照此比例计算,我国电气设备企业2014~2020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总额将可能达到984.35亿美元/年左右,这将使我国的电气设备企业大幅受益。

四、“通商文化”主题：商贸与文化旅游产业。

长期来看,道路连通、贸易连通中同样伴随着文化沟通，“丝绸之路”自古是文化交会的体现，其交流合作的内容涵盖了文化、旅游、教育等人文活动。培育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可以积极推进特色服务贸易，发展现代服务贸易。人员的流动还会加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旅游产品、文化产品、民俗风情、旅游线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发展，旅游企业可以开展旅游管理协作、旅游业务合作、旅游包机航线、旅游投资贸易、旅游服务采购。

从政策支持方面来看，文化旅游产业也将伴随着“一带一路”整体战略的推进而迎来新的增长空间。

五、“信息产业”主题：抓住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趋势，加快我国信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互联互通”是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由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组成,还包括互联网、通讯网、物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深度互通会对信息基建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对中国通信行业特别是像华为、中兴和信威等已经成功“走出去”的通信基础设施提供商,构成重大利好。

中国通信设备产业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先行者,在全球五大电信系统设备厂商中已占据两席,华为的销售收入已超过爱立信跃居第一。目前华为海外收入占比已超70%,中兴海外收入占比达到50%,烽火通信也有10%的收入来自海外。中国电信系统设备厂商的全球竞争力,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的通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

回想中国企业的第一轮“走出去”,华为、中兴和信威等公司受益于国务院扶持优势装备出口的优惠政策,相继获得国家开发银行数百亿元规模的买方信贷融资支持,从而在非洲、拉美、东欧等新兴国家市场拓展中占据优势；现在中国企业迎来了第二轮“走出去”的战略机遇，一方面，全球经济的数字化趋势意味着“一带一路”国家存在持续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增长空间；另一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融资机构必会积极对海外信息基础设施进行融资。中兴、华为等已实施“走出去”战略并取得良好海外布局的排头兵,以及ICT领域其他已经开始海外拓展的公司，都将迎来重大产业机遇。

六、自贸区建设主题：除产业迎来发展机遇外，自贸区战略也将和“一带一路”战略产生良性互动。

“一带一路”规划将以推动建设自贸园区或港区的形式推动经济走廊建设，目前中国正在推进一系列自贸区谈判，逐步构建辐射“一带一路”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是“一体两面，相互配套”的关系，将共同构成我国新对外开放格局，前者侧重以基础设施为先导促进沿线经济体互联互通，后者则以降低贸易门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域内经济一体化为主要内容。“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内自贸区的连接互动关系如下：

1.自贸区是“一带一路”新开放格局下先行先试的载体。推动沿线地区发展港口经济和自由贸易园（港）区，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先行先试的载体。“一带一路”的持续发展需要若干沿路港口经济区作为支撑。我国要用好自由贸易园（港）区这一区域合作平台，加快沿线地区自由贸易园（港）区建设，着力消除现有开放领域当中体制机制障碍和壁垒，扩大市场准入，推动重点领域对外开放。

首先要总结上海自贸区的宝贵经验，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时，加快在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等沿海、沿边省份推进自由贸易园（港）区建设。

2.自贸区构成“一带一路”框架下内外联动的抓手。纵览我国各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规划方案，不难发现，建设各有侧重的自贸区是标准配置。“一带一路”主打开放型经济，自贸园区建设将成为“一带一路”内外联动的重要抓手，上海、天津、广东、福建“1+3”自贸区构建完成后，未来不排除会在中西部地区设立更多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切入点是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价值目标，建立健全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规则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同时，促进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紧密结合的金融创新，包括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金融服务业更大程度的开放、金融市场 的建设等。

以港口为枢纽，打通东北亚、东南亚，通过印度洋、南太平洋，连贯欧亚大陆。因此，加快建立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区，是加快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举措。广东自贸区的功能主要是加强粤港澳合作，带动珠三角地区发展，其起点相对较高，在高端服务方面有较多投资机会；天津自贸区的功能主要是面对东北亚市场，航运、金融租赁有较强优势；福建自贸区则主要发展台海贸易，在与我国台湾企业开展深入交流、合作方面有优势。

3.自贸区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互动构成深化改革的动力。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的自贸区战略不仅要在国内建设以上海自贸区为代表的若干个自贸区，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尝试、总结经验的机会，而且要与当前和未来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建立自贸区，为经贸合作伙伴增强双边经贸活动能力、提升资源跨境配置效率提供更为重要的平台。

从新设自贸区的优势，我们不难看出，以开放倒逼简政放权改革的战略，更是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更大范围改革的起点，这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经由国内自贸园区和国际自由贸易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将获得更加坚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