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政府与私营工商界(194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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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国初期的政府与私营工商界(1949摘要:建国初期,由于政府继续维持革命时代的“劳资协商”政策,私营工商界情绪逐渐稳定,并主动配合政府贯彻各项政策。政府为迅速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采用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措施“援助”私营工商界。但私营工商界经济好转之后,出于对利益的本能追求,对政府“援助”采取了或明或暗的抗拒态度。政府出于现实考虑,主动妥协,进行了多次政策调整。但政府的妥协并不意味着原谅私营工商界的“不忠”。1952年初,国民经济初步恢复之后,政府发起“五反”运动,以打击“五毒”行为的名义对私营工商界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通过“五反”,私营工商界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以前者的屈服而宣
2、告终结。从此,私营工商界完全转变经营方向,成为政府社会改造战略的忠实配合者。关键词:私营工商界/政府/抑制/抗争/思想改造关于建国初期政府对私营工商界的利用与限制,学界已有诸多论及,但总体来说,其研究深度和视角仍存在某些欠缺,主要表现为:一、主要集中于梳理国家对私营工商界的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方面,且偏向宏大叙述,缺乏对具体细节的阐释;二、忽视私营工商界的态度及其回应,将私营工商界视为完全被动的改造对象,从而使政府与私营工商界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事实上,建国初期,政府的工商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私营工商界也并非毫无作为。两者之间有一个相互制衡、相互妥协的变迁过程。本文拟以建国初期私营工商界与政府间的
3、关系为视角,重点考察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政策的细节变动及其制衡因素,私营工商界对国家强力调整的态度演变及其回应等,以丰富对国家与私营工商界间关系的认知。一、政权交替与私营工商界的“去留”抗战结束后,中共根据地一度出现过激的工商业政策。乱罚款、乱没收、工资过高、机关排挤等现象经过国民党有意渲染,使国统区的工商界误以为共产党真得“共产共妻”。随着中共步步推进,他们对中共的恐惧与日俱增。中共中央发现问题后,及时进行了调整。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
4、。在此原则指导下,中共一方面通过媒体阐释保护工商的政策,另一方面也通过地下工作者对有头有脸的工商人物进行游说和劝说,许诺短期内不会“共产”。事实证明,游说和劝导工作在资本家阶层中获得了相当的成效,一部分人抛弃忧虑,留下来参与新政权的建设。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主动布置迎接中共事宜,重庆银行同业公会理事长与重庆市商会理事长蔡鹤年秘密成立“迎接解放军筹务小组”,西安市临时商会会长薛道五为中共军队购买面粉便是突出的例子。1不过对于大多数上层工商业者来说,即使接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承诺,私下里仍然半信半疑,惶惶不安。“他们还完全不相信我们的保护工商业政策,他们还怕我们只说不做,怕贸易自由没有保障,怕
5、工资加得太重,怕工人斗争,怕雇佣不自由,怕税收没有底,怕手续麻烦,怕支前差事影响私人运输,怕农村的反霸斗争牵连到他们身上,怕公营企业把他们并吞、排挤。此外,还怕将来共产,怕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不如我们所说那样长久。”在恐惧心理支配下,“少数人则抱着吃光、用光、蚀光,散厂了事的态度。有的趁市场混乱,进行套购抢购,投机倒把。极少数人进而抽逃资金、设备,以至逃亡海外。”1天津解放后,军管会、市政府有些领导人几个月没有理会资本家,报纸也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资本家如何不好等,使得私营工商界“越来越恐慌”。上海的资本家甚至向毛泽东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一般中小工商业者受不到中共的“
6、特殊照顾”,不了解内情,对中共接管城市更是充满了疑虑。济南解放后,一位百货商店老板在座谈会上问市委书记刘顺元:“济南解放以后,工商业者是否会像农村的地主一样被斗争,财产是否要拿出来平分?”其实,商店老板的担心不是个别问题,而是当时几百万中小工商业者心态的缩影。为了稳定私营工商界的恐惧情绪,中共高层和各大城市军管会迅速召开会议,解释新政府的工商政策。刘少奇到天津视察时表示:“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陈毅在上海表示: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刘顺元在济南表示:“平分工商业是对社会不利的,中共从来无此主张。如果有的工商业者农村有土地,那就要遵守政府的法令,实行
7、分配;但是绝对不许侵犯工商业,决不会叫工商业者回去被斗争。”向明在青岛示:“在中国现阶段来看,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问题,故对私营经济必须给以发展的机会,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一概予以保护。但我们反对投机取巧及囤积居奇的那些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如洋钱贩子必须禁止。”林彪在武汉表示:“我们的政策是要大力发展私有经济而不是限制它不得发展”。新政府表明工商政策后,各城市私营工商界的恐惧情绪逐渐散去,开始主动配合中共接管工作。在私营工商界配合下,城市接管进行得非常顺利。接管完成后,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商业恢复。由于常年战争,各地工商业已基本陷入破产境地。以工商业最为集中的上海为例
8、,原料来源缺乏,棉纺业平均存棉不足一个月,每星期开工只有3昼夜;产品销路不振,工厂普遍有货卖不出去;成本与售价脱节,制成品贬价销售,尚没有人要,工业品与农产品之剪刀差,工厂商店普遍亏蚀。为渡过经济难关、恢复工商业,各地政府采取了诸多积极措施,譬如上海工商部门代私营工商业主向业务机构“代洽收购成品,介绍他们去申请原料配给和运输优势,以及反映资方的困难,协同劳动局处理劳资纠纷”。1949年北京市花纱布公司向私营染织业收购和以原料换成品的布匹,占该业总产量的54%;上海市花纱布公司以代纺代染、短期定货、收购等方式维持了全市2/3以上的私营纺织染厂;天津市粮食公司对私营面粉业的加工占该业生产总量的70
9、-80%.一方面生产经营开始好转,另一方面受到新政府各个方面的照顾,一般资本家的态度亦有所转变,大都认为“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稍具头脑的”,意识到“大局已定”,开始主动与新政府合作。但是,由于私营工商界和政府都缺乏足够的相互信任,所以其合作非常脆弱,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诚信。1949年下半年的物价飞涨终于导致了双方关系的恶化。在这场风波中,惯于投机的资本家各显神通,企图象民国时期一样凭借聪明谋取暴利。但他们精明的脑袋打错了算盘。新政府最痛恨的就是“不劳而获”的商人,也最不能容忍私商投机行为。更何况新政府立足未稳,投机行为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国民党“捣乱”而视为“政治事件”来处
10、理。果不其然,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部门和各地政府按照中央意旨,一方面调剂资金和物资“以毒攻毒”,另一方面直接封锁证券大楼,逮捕投机分子。政府的软硬兼施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资本家们不仅亲身体会了中共的政治威力,也真正认识到中共与国民党的统治区别。有投机倾向的开始收敛,规规矩矩做生意的则更加约束自己。大多数人都努力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言行,适应新政权下的新生活。长沙的工商界甚至主动组织了参观团到华北、东北的大城市访问,了解老解放区工商业的新动态,学习老解放区工矿企业的管理经验。10二、私营工商界抗争与政府妥协陈云等人在上海的“快刀斩乱麻”让私营工商界体会到了新政府的威力,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一些重要私
11、营行业组织对于政府工作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配合。比如上海钱业公会在维护同业利益的同时,亦努力配合政府督促钱庄增资,并对违法钱庄予以公示警戒。11然而1950年初政府的税收政策再度搅乱了刚刚趋于平静的“官民关系”。1950年1月,中央财委指示上海在3月份内“通过公债税收各三千亿来征集一大笔现金资金,以平衡财政,稳定币值”,但1949年上海工商业利润有限,完成任务很困难,于是税务机关便在“重罚”两字上做文章,“组织直接税局检查室的工作人员出去查帐,查出问题,从严解释税法,从重课处罚金。这种逃税处罚和公债征募同时进行,即使确有税法根据,也可以把逃税户弄得破产。”12上海工商界感到难以接受,有的通过工商
12、联、协商会议等大提抗议,有的则干脆采用极端做法来示威。当时主管上海财政税收的顾准两个月内收到一大堆匿名恐吓信,以致公安局配备了两名警卫员保护顾准的安全。此外,私营工商界还进行了停工停业示威。1950年1月上海工业方面向工商局申请歇业者159件;2月161件;3月243件;4月370件;5月500件;6月上半月108件。13据14个较大城市的统计,1950年1月到4月间,共有2945家工厂倒闭;在16个较大城市中,属于半停业状态的商店达到9374家;到4月下旬,上海市倒闭工厂1000多家,停业商店2000多家。14大规模的停工歇业多出于迫不得已,但也不能排除私营工商业者有以此向政府示威的企图。上
13、海工商界的抗议给市政府带来了很大压力。从3月中旬至4月初,上海市市长陈毅连续三次打电报给毛泽东,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及党内错误倾向。在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第三份电报中,陈毅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公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15工商业的正面抗议和停业示威终于迫使中央作出了妥协。1950年
14、春,毛泽东提出“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16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再次强调“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17讲话传到上海,包括工商业者在内的
15、各界“表示拥护,其悲观失望可相对减少”。18华东、华北等地根据中央指示都采取了针对措施。上海市调整公私关系,改善劳资关系,适当减少税收。华北局提出了5条对策:纠正党内“左倾”情绪,克服“先公后私”和“只公不私”甚至企图取消商业资本的错误思想;消除私人工商业者的顾虑,鼓励工商业及早复业,维持正常生产;划分公私企业经营范围;对私人工商业成立专门机构来领导;教育工人维护、发展生产。19在政府调整下,各地渡过了经济危机,但就整体来说,工商业凋敝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私营工商界对政府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怨恨。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说,“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
16、很不满。”“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20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政府开始大规模对工商政策进行调整,一来发展生产,二来缓和与私营工商界的紧张关系。调整主要围绕三个基本环节展开:第一,调整公私关系。内容包括由政府或国有企业委托私营工厂加工定货,以维持和促进私营工商业产品销路;适当减轻私营企业的税收负担;国有商业在限制私营商业投机的前提下,在经营范围、市场管理、价格等方面给私营商业让路。第二,调整劳资关系。主要措施就是在工商企业中建立劳资协商会,一方面保证工人在工厂企业、商店中的民主权利,一方面也给予资方一定的经营权。第三,调整产销关系。目的是克服生产中
17、的无政府状态。为此,中央政府财经部门先后召开一系列专业性会议,由公私代表协商解决产销中的公私分配问题。经过三个方面的调整,工商业迅速复苏。1951年与1950年相比,私营工业户增加11%,私营商业户增加%.151950年年底,苏南各城市和主要集镇增加8000多工商业户,棉纱产量比1949年增加36%.21能赚到钱,私营工商业者当然高兴。上海“过去逃走的资本家,近来亦多有回沪重理业务者。工商界情绪已逐渐稳定”。22河北省“私营工商业者的情绪一般趋向稳定,有的积极活动起来”,23张市“资本家情绪提高,歇业风气已经过去”。24太原染织厂股东看到产品质量提高,成本减低,销路顺畅,满意地说:“干吧!这可
18、有办法了,只要我们染织厂搞好,它就是我们的摇钱树!”25“一般工商业者,对我党平稳物价、调整公私等各项政策,表示热烈拥护。他们说:”共产党的政策变好了,今后买卖好做了,利虽不达,可是稳当。“26”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畅。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从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加工、定货、包销、收购中得到的利润,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所谓共产党要挤垮私人资本主义,要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等等传言和思想疑虑,在渐渐消失。“15三、政府与私营工商界矛盾的激化及其解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政策对私营工商业走出经济困境确实
19、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经济好转,资本家发现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援助措施并非“恩惠”,而是束缚手脚的“套索”。醒悟过来的资本家开始以不同的形式反对加工定货。直面拒绝者有之,委婉抵抗者亦有之,一度缓和的“官民关系”复趋于紧张。人民日报对此严厉斥责:“当他们发生困难的时候,政府以加工定货的方式援助他们克服了困难;现在加工定货,也仍给他们以合理的利润,而他们却忘恩负义,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了。有的私营厂商竟无耻地宣称:”去年春天我们在困难中,政府委托加工定货是雪中送炭,我们是欢迎的;现在不需要锦上添花了。他们唯恐赚钱不够多,总想脱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正常轨道。他们不愿接受加工定货,或者接受之后用种种无耻的
20、手段捣鬼,企图为所欲为地投机取巧,牟取暴利。他们以为人民政府的干部是可欺的,他们以为人民政府对他们是无可奈何的。可是,他们想错了!人民政府是决不会听任他们为所欲为的。“27政府当然不能容忍私营工商者“私欲膨胀”,只是经济上还要依赖他们,才“先礼而后兵”,主动妥协。上海工商局和有关部门对资本家进行思想教育,要求私营工厂服从国家需要,自觉接受定货;其次对部分明显偏低的产品价格进行适当调整,来调动私营工厂的积极性;再次对时常比较紧缺的工业原料均由工商局或有关国营公司进行核配,以保证国家需要;市工商联还推动各业订立行业爱国公约,组织同行业相互监督,将承接加工定货制度化。27在私营工商界的“半推半就”中
21、,加工定货制度基本维持了下来。国民经济尤其是国营经济在对私营经济的“帮助”中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中央政府并没有因此增加对私营工商界的好感。相反,资本家在加工定货制度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及个别资本家惯于投机的本性激起了中央政府深深的不满。1952年初,积聚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内心已久的不满终于彻底爆发了。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向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三反”时提到“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12月20日华东局报告亦提到“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15商人问题由此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2月31日,毛泽东对来汇报工作的薄一波说:“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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