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docx

犯罪学的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关键词: 犯罪学/中国犯罪学/西方犯罪学内容提要: 中国犯罪学的发展不能不关注西方犯罪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状况这两大因素。西方犯罪学的理论学说与学科发展经验，在犯罪学研究中不仅具有学术沿革的意义，而且还构成了犯罪学的基本框架、基础性智识思想和主要学术通识。西方的理论与经验为我国犯罪学的发展提供了充分养料和资源。对中国犯罪学的现实状况尤其是所遭遇困境的理性体察，则是我国犯罪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起点。故此，未来中国犯罪学的发展路径在于：既需要科学地借鉴西方犯罪学理论与发展经验，也需要立足于中国转型社会的本土情势，更需要在借鉴西方经验与体察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整合型、应用型及实证型的学术理论与学科体系。一、中国犯罪学的“西学东渐” 犯罪学起源、发达于欧美国家，西方犯罪学在犯罪学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发展阶段上看，犯罪学主要可以划分为19世纪末的实证犯罪学研究和当代犯罪学研究。实证犯罪学派的兴起主要是由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学者所推动，而当代犯罪学研究主要以美国等国家的学者为代表。在犯罪学诞生后的一百多年间，犯罪学研究的中心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从欧洲各国逐步过渡到美国这一发展趋势。当代处于显要地位的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和犯罪生物学均是发展、成熟于欧美诸国，犯罪社会学最为着名的学习理论、紧张理论、控制理论均是美国学者的智识结晶。故此，西方犯罪学的理论、学说、学派在犯罪学研究中不仅具有学术沿革的历史意义，而且还构成了犯罪学的基本框架、基础性智识思想和主要学术通识。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在悠久的历史中孕育了很多有关犯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其中不乏精辟且有远见的见解，但这主要是一种“前科学”的理解，还远未形成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和学科框架。在我国，“由于法律虚无主义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新中国犯罪学研究刚刚起步，即被迫处于停滞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内竟然没有成立过一个专门研究犯罪问题的机构，更没有一所高等院校开设犯罪学课程，偶尔可见的几篇研究文章也是侧重于分析犯罪的阶级根源，而缺乏对犯罪原因客观而系统的分析”162。 新中国成立已经近60年，中国的犯罪学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后30年间发展起来的。在这30年间，我国历经多次犯罪浪潮的冲击，整体犯罪态势亦是逐年趋重。迫于严峻的犯罪压力，犯罪学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这一阶段，“西学东渐”成为犯罪学研究的一种发展趋势，西方理论构成了我国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资源，我国有关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的很多思想皆受到西方理论的启示，我国犯罪学界很多杰出代表均有求学欧美的学习经历，我国介绍和翻译西方犯罪学理论的学术作品如西方犯罪学、理论犯罪学均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犯罪学的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西方理论、智识思想、研究方法及发展经验的充分汲取和借鉴，离不开与国际犯罪学界的交流与对接。 改革开放以来，犯罪学的“西学东渐”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的学术现象，这一学术现象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缘由。受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总体上处于“断层”和相对落后的状态。于是，对西方理论的汲取与借鉴就成为犯罪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可以说，犯罪学的“西学东渐”是我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整体上“西学东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犯罪学“西学东渐”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为我所用”，进而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犯罪学理论和知识体系，为中国的犯罪治理实践工作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故此，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势在必行。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借助于西方犯罪学理论和发展经验加强中国犯罪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研究、完善中国犯罪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自然摆在我们面前。本文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这一问题的回应。笔者的思路是：首先，总结、归纳、提炼西方犯罪学中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发展经验；其次，对我国犯罪学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进行分析，尽量还原出我国犯罪学各种现实问题的“原貌”及来龙去脉；最后，通过借鉴西方理论，尝试提出中国犯罪学的发展路径。 二、西方犯罪学的发展经验 历时百余年的发展与完善，西方犯罪学已然形成一个由众多学派、理论学说及研究成果所组成的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对于我国来说，西方犯罪学的发展经验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视野广阔与学说繁多 从整体与宏观的角度上看，西方犯罪学最为鲜明的特色在于学派众多、学说林立，而学派众多与学说林立皆源于西方学者考察犯罪问题视野的广阔。西方学者不单纯将犯罪视为一个法律问题，还在更为广阔的道德、宗教、社会、自然环境、风俗习惯、教育、心理、气候、人口、文化、生物、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考察和分析犯罪问题。由于犯罪学的研究者具有不同学科的研究背景和学习经历，以致西方理论整体上呈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西方犯罪学理论以广阔的研究视角和繁多的理论学说极大地加强了犯罪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策略研究，促进了犯罪学学科的完善和成熟，推动了犯罪治理实践工作的开展，扩大了犯罪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实践中的积极影响。可以说，西方犯罪学的演进史就是西方犯罪学的学术流派更迭史、理论学说争鸣史。在这一过程中，犯罪学的理论不断推陈出新、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犯罪学的知识资源不断向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拓展、不断将犯罪融入到人类社会生活中进行理解，犯罪学的思想在反思与批判中不断趋于智识化和理性化、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犯罪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断更新。犯罪学通过学派与学说之争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提供与犯罪有关的知识，可以说，犯罪学的进步就是犯罪学学派与学说之争的结晶和产物。80 科际整合与方法丰富 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科际整合研究模式在西方犯罪学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科际整合的犯罪学研究乃指由一群来自各种与犯罪问题有关学科的研究者所组成的彼此能够协调而相互整合的科际工作组，从事犯罪的实证研究。”105 西方学者往往以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医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作为整合研究的支柱开展研讨。这些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一步拓展了犯罪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人们对犯罪问题的认识。科际整合的研究模式并非是犯罪学与其他学科的简单联系，而是建立在单个学科充分专业化基础之上的，学者对单个学科的充分掌控是科际整合开展的前提与基础。故此，西方犯罪学所强调的科际整合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单个学科充分专业化基础上的跨学科研究。同时，科际整合必然意味着犯罪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和丰富。从当代西方犯罪学研究看，科际整合模式与多元研究方法已然成为西方犯罪学界的一种学科通识。 多元的犯罪原因论与综合的犯罪预防论 西方犯罪学发展初期，受各方面认识的局限，对犯罪原因的解释往往是一种一元的犯罪原因论，即相关理论往往只在某一方向上发展，并试图用单一方面的理论对犯罪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由于这些一元论的解释理论之间常常彼此矛盾，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过于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又不能全面说明犯罪现象，同时从各个角度探讨犯罪的多元犯罪原因论得以出现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在多元论的犯罪原因探讨中，学者们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各个角度探求与犯罪发生的关系，以致“多元论”的范围日益扩大。与这种原因解释的多元化相适应，在犯罪预防上也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即将刑事控制模式、心理治疗、医疗模式和以改造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模式同时应用于司法实践领域。 在西方早期的犯罪学研究中，相对于犯罪原因的研讨，犯罪预防是受到冷落的。20世纪以来，犯罪预防的理念、措施越来越受到西方各界的重视与运用。事实上，犯罪预防理论进入犯罪学的研究视野并日渐受到重视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犯罪学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是犯罪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内在需要。只有将犯罪学研究的重点放到犯罪预防上，犯罪学这一学科才能获得其动力和活力。 多元的犯罪原因论要求综合的犯罪预防论与之相呼应。于是，西方学界对法律预防、社会预防、被害预防、特殊预防等等犯罪预防做出了全面且深入的研讨。同时，在西方犯罪预防理论发展过程中特别注意理论的操作性，重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并努力以各种实证措施来验证预防手段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实证研究运行成熟 作为一种社会法律现象，犯罪的发生与变化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要研究犯罪必须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相对于我国犯罪学研究来说，西方学界更多地依赖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犯罪问题。一般来说，“犯罪实证研究方式包括个案研究、犯罪统计研究、比较研究、追踪研究等”92。 个案研究是对于某一特定人或特定群体及其行为的具体资料的研究。个案研究以特定个人或特定群体为研究单位，侧重于考察特定个体与群体的家庭、环境、交友、教育、职业、经济状况等有关资料；个案研究的目的在于探寻特定个体或群体的犯罪原因，进而加以控制和改善。 犯罪统计研究是根据警察机关公布的犯罪统计数据及各级检察机关或法院的司法审判统计，从事整理分类与统计分析等方面的研究。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犯罪统计研究在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到相当细致、完善、成熟的程度，犯罪统计成为西方犯罪学研究的必经程序和不可动摇的学术传统。 比较研究是犯罪学对于罪犯的研究，必须与没有犯罪的一般人相比较；犯罪学对于犯罪和社会越轨行为的研究，必须与社会正常行为相比较。否则很难找出罪犯和犯罪与一般人和正常行为有何不同。在西方犯罪学中，比较研究大多以不犯罪的普通人为研究对象，亦可以两组不同犯罪类型的罪犯，从事比较研究。追踪研究源起于监狱行刑效果的追踪调查，即调查刑满释放人员的再犯率及其再犯的因素等。追踪研究乃是考察一群犯罪人的某一段生平经历，是一种动态的实证研究。时至今日，追踪研究已经成为对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研究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 三、中国犯罪学的现实困境 我国一贯坚持严厉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立场，改革开放后历次“严打”运动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思想的提出、践行，均反映出我国政府应对犯罪问题的智慧。在新中国成立近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应对犯罪的理念在不断更新，制度日趋理性和科学，具体措施亦不断人性和文明。可以说，犯罪学研究和犯罪治理实践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犯罪学研究是一帆风顺的。如前所述，新中国犯罪学主要是在改革开放30年间获得发展的，对一代学人来说，30年时间基本能够穷尽一代学人的智慧与精力；但对一门学科来说，30年时间还不足以使其由萌芽阶段马上过渡到成熟阶段，30年时间尚不足以发展出成熟、完善的犯罪学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客观地说，我国犯罪学经过30年的发展还存在很多现实问题；也可以说，我国犯罪学的发展正遭遇某种困境。 外部困境 1.政府重视不足与司法体制的制约 外部的困境是指由各种具体影响犯罪学学科发展的外在因素所构成的问题。在范围上，外在因素包括除犯罪学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外的一切因素。它涉及国家对犯罪学的基本认知和态度、体制因素、历史因素及现实因素等。 一方面，国家对犯罪学的重视程度不足，这是困扰犯罪学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虽然不能说国家忽视了犯罪学的学科建设，但是与刑事科学中的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分支学科相比，犯罪学的受重视程度明显不够。国家的这种潜在态度直接导致对各门学科在体制层面的安排有所偏颇，犯罪学学科定位的现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情况。 根据我国高校专业设计目录，“法学”为一级学科，“刑法学”和“民法学”等学科为二级学科，二级学科以下的学科被列为研究方向，也称三级学科。犯罪学就属于“刑法学”之下的三级学科。我国有学者指出：“把犯罪学列为刑法学之下进行学科管理，不仅限制了犯罪学学科的发展，而且削弱了它对刑法学的宏观指导作用。”当前国家所认可的学科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限制国家对犯罪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也势必会从宏观上影响犯罪学的理论研究与犯罪学对社会生活的指导。以我国当前的国情，一个学科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更取决于政府的重视与大力支持。 另一方面，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中，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因具有实在的基本法律支撑和明显的应用性而处于“显学”地位；犯罪学在刑事司法体制中还未获得稳定的立足之地。犯罪学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中的边缘化，也导致犯罪学难以通过司法制度的路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较大的影响和作用，导致犯罪学的理论成果和智慧结晶长期囤积于学术圈难于传播，也势必限制犯罪学的发展空间。 2.我国犯罪学发展遭遇历史的断裂 在外部困境中，我国犯罪学发展的历史断裂是正视当前困难所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由于法律虚无主义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新中国的犯罪学研究刚刚起步，就被迫处于停滞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内竟然没有成立过一个专门研究犯罪问题的机构，更没有一所高等院校开设犯罪学课程；有关犯罪学的学术论文数量较少，对犯罪问题的研讨尚未脱离阶级分析的限制。 严格地说，我国犯罪学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仅有二十几年的时间。尽管在此期间犯罪学发展较快，并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犯罪学研究曾存在过30年的空白，这至少耗费了一代至二代学者的学术生命。历史的断裂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我国当代犯罪学研究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犯罪学研究都是在重续历史，在补因历史原因落下的课。 3.社会转型中犯罪浪潮的挑战 在外部困境中，我国犯罪学研究所面对的社会结构性转型和社会急剧变迁也是当前研究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市场经济下的贫富分化在不断加剧；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紧张、失范以及不可预期的偶然因素在增多。 尽管对转型社会来说，社会矛盾与犯罪率攀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切足以使犯罪发生的环境和原因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也导致犯罪控制和预防工作难以有效开展。可以说，我国犯罪学主要研究的就是转型社会的犯罪问题，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犯罪问题又是一个广泛的“问题域”。毫无疑问，对于地广人多、犯罪总数与涉案人数较大的中国社会，此时的总体犯罪规律将更加难以把握，我国当前犯罪学研究所面对的现实外在环境相当复杂。 内部困境 内部的困境主要是指我国犯罪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其主要涵盖对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方法不足和资源狭窄等因素。 1.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薄弱 关于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学科建设不足的问题，有学者曾将其理性地概括为，“我国犯罪学理论体系不严整、理论内容不严密、缺少必要的学术范畴和理论抽象不够”。在犯罪学研究中，这种基础理论的薄弱较为常见，而且对犯罪学的发展带来致命的打击。一方面，尽管犯罪学界就犯罪学与刑法学关系的问题已取得一定共识，认为犯罪学并非隶属于刑法学，而是独立的刑事科学分支学科；但犯罪学中犯罪含义的理解一直未获得理论上的突破。犯罪学主流的观点坚持犯罪学中的犯罪定义不同于刑法中的法定犯罪，犯罪的概念包括犯罪的法律概念和犯罪的社会学概念。319-320笔者也赞同这种主张，这样在坚持犯罪的社会学概念的前提下，就必然得出犯罪学中的犯罪除了包括法定犯罪以外，还包括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越轨行为。但是目前却缺乏限定社会越轨行为的标准。因此，犯罪学中社会越轨行为理论研究的不足直接导致犯罪学中犯罪的含义长期得不到完整、严谨和科学的论证。 另一方面，西方犯罪学理论的中国化严重不足。犯罪学理论基本上是由外国人创建，并基于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实践产生、发展的。它们立足于对犯罪规律的深层考察，无疑具有一定的普世性；但它们也具有浓厚异国文化基调和社会背景，因此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对于普世性与地方性交织、融合的犯罪学理论显然不能直接采用“拿来主义”；为解决中国的犯罪问题，必须对上述理论进行中国化。目前，我国犯罪学研究中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还集中于根据中国国情借鉴西方理论，进而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犯罪学理论体系，显然对于国外理论的中国化我们才刚刚上路。 2.实证研究方法运用不足 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在科学研究中长久以来就扮演着分析工具与研究路径的重要角色。犯罪学的研究方法包罗广泛、种类繁多，但在这些方法中，实证分析是犯罪学最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然而，我国犯罪学研究在实证方法的运用上还存在较大的问题。 刑事人类学派的一个历史贡献就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正如菲利所说，“实证犯罪学和古典犯罪学两者相比，他们各自说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183菲利所指的“语言”就是指两个学派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我国的犯罪学研究既需要理论上的思辨，更需要方法上的革新。其实，理论思辨与实证研究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实然犯罪态势需要理论的归纳和总结，而实证研究能为理论思辨反映真实的犯罪状况和提供有力的论据。当前的情况是理论上的思辨较多，而实证研究较少，从而导致理论研究脱离实践。实证方法应用范围的狭窄和运用质量的低迷也是导致我国犯罪学研究总体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 3.学术资源与知识储备欠缺 从学术资源的汲取上看，犯罪学的困境也与犯罪学学术资源和知识储备薄弱有关。古典刑事学派所遵循的以法律控制犯罪的思想，导致犯罪学的学术资源长期以来均投入到法律、刑罚和司法机构之中。实证犯罪学派为犯罪学打开了面向实践的研究路径，促使犯罪学的知识域开始逐渐扩大。以犯罪社会学派为代表的当代犯罪学研究最终使犯罪学的学术资源处于开放状态，并能够联合人文社会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犯罪学展开研究。 当前我国的问题在于，不仅运用实证方法的犯罪统计学不发达，而且犯罪学研究缺乏一种联合人文社会各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模式。犯罪学的学术资源和知识储备严重不足，经济、政治、文化、地理、心理、社会等多学科的知识一直被排斥在犯罪学的学术资源之外，这直接导致我国犯罪学关于犯罪与经济、犯罪与政策、犯罪与文化、犯罪与心理、犯罪与社会等理论极度不发达，也严重影响了我们对中国犯罪规律全面而深入的体察。 4.研究者专业化程度较差 犯罪学的研究最终要依靠研究者来推进，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发挥关键性作用。经历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我国犯罪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离不开我国学者的长期努力。尽管我国学者为犯罪学的完善付出了很多心血和精力，但仍不能忽视研究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的犯罪学研究者当前存在的问题是专业化程度不高，进而影响了犯罪学研究的总体水平。“我国犯罪学研究者的构成广泛散布于社会各阶层各部门。不仅大专院校、科研部门、政法实践部门，而且工会、共青团、妇联、教育部门也介入其间，使研究队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特点。这种情况造成了犯罪学成果大量地低水平重复。”160研究者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直接后果就是犯罪学研究向“对策犯罪学”方向片面发展。这种片面的对策犯罪学表现为：往往还未来得及认真观察某类犯罪的现状、深入分析它的社会深层原因，就径直得出具有结论性的对策建议。这种片面的对策犯罪学蒙蔽了犯罪学真正的问题，限制了犯罪学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妨碍了人们对犯罪问题客观而全面的认识。 总之，面对困境，需要我们勇于探索犯罪学新的发展路径。对于研究者而言，犯罪学发展所遭遇的外部困境是我们所无力改变的，但在解决犯罪学发展的内部困境方面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尤其是在充分移植和借鉴西方犯罪学理论基础上，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犯罪情势，运用跨学科研究模式完善犯罪学基础理论、更新犯罪学的知识形态等方面。 四、中国犯罪学的发展路径 为了走出前述犯罪学的发展困境，我们需要合理地借鉴西方犯罪学理论和发展经验，需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犯罪现实状况加强犯罪学自身的知识积累，反思以往理论和实践工作的不足，推进研究方法的更新。具体来说，这需要着力做好以下两个方面： 推进西方犯罪学理论的中国化 当前，我国需要继续推动和促进西方犯罪学理论和发展经验的中国化进程，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为中国犯罪学尤其是犯罪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汲取营养和储备资源。 西方理论与学科发展经验对我国犯罪学尤其是基础理论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帮助和影响。故此，西方理论本身所提供的知识与智慧值得我们学习，西方犯罪学的研究历程与发展经验更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犯罪学理论主要是根据西方特定社会的犯罪情势而发展起来的，适应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西方理论未必能够直接适应中国转型社会的犯罪治理工作，因此，西方理论需要经过中国化的过程，才能对我国相关研究和工作有所裨益。 由于犯罪问题的一般性，西方犯罪学的知识和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由于犯罪问题的本土性和区域性，西方犯罪学的理论与学说本身还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进行适当的中国化。西方犯罪学理论和发展经验的中国化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历史过程。这是中国犯罪学与国际社会交融和接轨的过程，也是中国犯罪学的自我反思和改良的过程，还是中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走向成熟和理性的过程。在西方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全面了解和体察西方犯罪学的理论成果和发展经验、理性把握西方犯罪学的最新发展趋势，这是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而将西方理论成果与中国犯罪学本土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增长紧密联系起来，以中国特定的犯罪问题为对象、以中国转型社会的综合环境为场域和语境、以坚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进而将西方理论有机体察、筛选、梳理、运用，这是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发展模式。 促进有中国特色犯罪学理论的成熟与完善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犯罪学理论过程中，我们需要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视科际整合模式及跨学科研究方法在犯罪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应用，促进方法创新和知识整合的整合型犯罪学的形成。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犯罪学经过上百年风雨历程的曲折发展，已然形成了包括犯罪学基础理论、犯罪统计学、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学、被害人学、犯罪文化学等内容的枝繁叶茂的大家庭。犯罪学的发展史是一个方法单一到方法多元、知识储备薄弱到知识储备丰富与复杂、学说简单到学说分立及百家争鸣的学科成熟历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犯罪学保持生命力和活力经久不衰的秘诀在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犯罪学知识通过整合的方式不断得到扩充。而方法的创新与知识的整合是与犯罪学发展相互伴随、唇齿相依的两个重要方面。故此，我们应注重科际整合的研究模式及跨学科研究方法在犯罪学中的运用。 一方面，整合研究的基础在于学者对单个学科专业化的理解和掌控，所以对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精准掌握是犯罪学学者的基本要求，尽管单个学者难以掌握上述全部学科，但是掌握其中某一种学科还是力所能及的。只有充分体察和理解上述学科的知识、思想和方法，才有可能形成跨学科的反思与研讨。另一方面，整合研究的发展模式在于以合作研究的形式，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联合研讨特定的犯罪问题。这需要学者提炼出跨学科研究的连接点，以特定的连接点为研究范式梳理、提炼其他学科中有益于犯罪研究的内容，进而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和学术壁垒，弥补以往学科间条块分割的不足，拓展犯罪学的知识空间。 第二，将犯罪学理论研究与中国本土的犯罪治理实践相结合，面向犯罪治理实践的需要大力发展犯罪学的应用理论，推动犯罪学理论更好地应用于犯罪治理实践。 “犯罪学的学科价值在于提供与犯罪有关的知识，全面地认识犯罪，进而指导实践中的犯罪治理工作。”80于是，犯罪学也需要更好地服务于犯罪治理的实践，进而发展出有意义的应用型犯罪学理论。这种应用理论是以犯罪学基础理论为指导的，并直接影响着犯罪治理的实践。转型社会为犯罪治理工作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一方面，犯罪学的应用理论需要更加贴近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与整体环境，更加关注社会中产生及诱发犯罪的新因素及新的犯罪趋势，更加重视对具体犯罪态势和潜在犯罪人群体的把握。另一方面，犯罪学的应用理论需要更加注重对犯罪学基础理论的依靠，更加重视对犯罪原因与犯罪规律、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现象与犯罪类型、犯罪对策与刑事政策等犯罪学基本范畴和理论的理解。 第三，提倡、践行实证研究的学术传统，将实证研究作为犯罪学理论发展的基石，扩大实证犯罪学研究的影响。 犯罪是一种社会法律现象，其涉及大量的社会事实，所以从事实出发调查、整理和分析相关经验资料，有助于揭示犯罪问题事实真相。同时，犯罪学理论的科学性往往也需要经过实证研究的验证与考量。故此，中国犯罪学需要面向实证性研究发展。实证研究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资料收集困难以及开展实证研究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故此，我国开展实证研究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获取实证研究资料需要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帮助与支持。在我国涉及犯罪问题的数据与统计资料往往由国家有关部门整理和收集，离开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大面积且长时段的实证研究根本无法展开。另一方面，实证研究需要讲究技巧与方法。如前所述，实证研究的方法包括个案研究、犯罪统计研究、比较研究、追踪研究等等。在运用上述方法时，需要讲究技巧，这包括需要合理地观察犯罪、需要通过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调查犯罪、需要在收集的资料中进行选样、需要科学地测试选样等等。 总之，我国犯罪学的发展既需要科学地借鉴西方犯罪学理论与发展经验，也需要立足于中国转型社会的本土情势，更需要在借鉴西方经验与体察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知行合一”的犯罪学，一种整合型、应用型及实证型的学术理论与学科体系。 注释： “失范”作为默顿的犯罪行为紧张理论的关键术语，可以理解为社会为人们设置了共同努力的目标，而部分人群不能够通过社会所认可的方法实现目标时，他们会选择社会所不认可的方法实现目标和内心满足。 关于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曾存在三种争议。第一，辅助学科说，认为犯罪学是刑法学的一个分支学派。第二，辅助独立统一说，认为犯罪学既为刑法学服务，其在研究对象和方法又有别于刑法学。第三，独立综合说，认为犯罪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理念与研究范式，犯罪学是一门具有独立性和综合性的科学。目前第三种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参见严励：犯罪学研究的路径选择兼论犯罪学的学科地位，载犯罪研究，2004年第4期，第8页。 近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西方理论中国化的犯罪学研究，如有学者将源自美国学者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加以中国化，形成了适应中国转型社会犯罪研究的文化冲突理论，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发展模式问题具体可以参照这些研讨。 【参考文献】 1许章润.犯罪学：第3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张旭，单勇.论刑事政策学与犯罪学的学科价值及其连接点J.法商研究，2007(5). 林山田.犯罪学M.增订3版.台北：三民书局，2002. 王牧.论犯罪学的学科定位及其属性J.中国大学教育，2004(8). 王牧.学科建设与犯罪学的完善J.法学研究，1998(5). 王牧.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M/肖剑鸣，皮艺军.罪之鉴：世纪之交中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