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宋至清中期为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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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以宋至清中期为中心 前言 本稿拟对前近代中国史的后半部,即宋至清中期约九百年间的研究现状与课题试作一综述,其中不仅叙述日本方面的研究,亦就管见所及,言及国际性的研究动向。从时期来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研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又处于冷战结束后的政治状况及“近代相对化”的文化潮流中,研究者的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即以这20年来的动向为中心,同时亦涉及从20世纪迈向21世纪的长期展望。还有,我是专门利用汉语文献进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而本稿应涵盖的研究范围,无论从时期来说,还是从使用的语言来说,都大大超出我的能力。凡超出我能直接把握的
2、那些部分,则参考了各领域专家所整理的研究动向,当然,本稿论旨之责由我来负。一史料状况 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公开。宋至清史研究的史料状况,可以说这20年间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其变化之一,尤其是有关清代的庞大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公开。所谓档案,狭义来说指官文书,广义来说也包括契约文书等地方私文书,而不论哪一方面,研究者所能利用的史料数量都有飞跃性的增加。20世纪明清史研究中,以一直被广泛利用的实录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官方编纂物及地方志、文集之类,当然现在仍未失去其重要性,而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档案的利用,近年来惊人增加,说清史研究迎来了“档案时代”亦不为过。紫禁城内所保存的明末至清末的中央档案,渡过了民国初年散佚、
3、毁灭的危机,20世纪20年代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者开始整理,后来主要由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研院负责的整理出版工作,至今仍在进行。70年代后半期以来,北京和台北双方陆续出版了奏折、起居注、上谕档、题本等大型系列。以特定的专题为主汇集相关档案而印刷的资料集,亦出版很多种。用缩微胶卷和数字光盘也可得到这类资料。除中央政府的档案之外,近年来进展迅速的是地方衙门档案的利用。台湾的淡新档案早已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陆开发的四川巴县档案和北京的顺天府档案等府县级别档案亦引人注目,经过整理为研究者利用成为可能。此外,以民间保存下来的契约文书即私文书为中心的地方文书
4、,也可举出台湾文书和徽州文书,以其为中心的整理与研究颇有进展,并被定位为探索地方社会实态的重要史料。这些官私档案的公开,特别对清史研究者应说是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史料宝库,而对其进行充分利用则未必十分容易。对于今后致力于利用这些一手史料的研究者来说,掌握在庞大的史料之海航行的指针与技术,了解个别专题和史料定位的广阔视野,正确利用档案史料的文书学知识等,恐怕从未像今天这般重要。20世纪的中国史学,形成了被称为“甲骨金文学”、“简牍学”、“敦煌学”等独特的学科,而“明清档案学”以及徽州研究者所谓的“徽学”,也许可确定为这些独特学科中的一员。多语言性的研究。如下文所述,近年来宋至清代的研究,可明显看出这
5、种动向,即摆脱一国史性的中国史研究,或以汉族为中心视角的相对淡化。这种研究动向,也是与超越汉语框框而使用多语言研究者队伍的扩大结合在一起的。对原来以汉语文献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出明确批判而清楚显示这一动向的,是元史(蒙古时代史)领域。认为蒙古时代是世界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阶段,并向日本一般读者广泛强调其意义的杉山正明,主张日本的元史研究具有三重构造:利用汉语文献作为中华王朝之一的元代看待的“宋元”史研究;利用汉语乃至蒙语等“东方文献”探索“中国征服王朝”潮流的“辽金元”史研究;利用“东方文献”及波斯语史料等“西方文献”作为贯通东西方问题的“蒙古时代史”研究。他指出这三个方向同时并存,并举出近年来显着
6、的动向之一是将汉语史料和波斯语史料作为双璧,对涉及蒙语、藏语、拉丁语、维吾尔语等20多种语言的基本史料,以严密的语言文献学方法致力探究的研究者正在增多。工具书等的充实。与可利用的史料本身扩大的同时,对研究者来说具有更大意义的是,目录、索引等工具书与译注,史料的校订和集成,以及因基础准备性工作而成为可能的研究便利性之增大等。特别是在宋史领域,以往工具书和译注等出版物一直很丰富,而近年来这一进程又加速了,介绍工具书类的可用性工具书也出版了。在中国大陆,全宋文(1988年)、全元文(1998年)的编辑出版正取得进展,亦应特书一笔。还有,作为近年来应注意的动向,必须举出史料的电子信息化动向。据说台湾中
7、研院继二十五史、十三经之后,正在制作明实录和清实录的数据库。明清题本等档案,也以图像信息的形式被公开,研究者通过因特网从外国直接读取这些档案资料,正在成为可能。在日本,京都大学已制成“宋会要辑稿编年数据库”等,中国史史料的数据库化开始了。这些使得研究者读取史料的机会均等化,同时,通过检索的极大简便,或许会改变今后的研究方式。二新的研究动向 正如谷川道雄所指出的那样,“80年代以后的中国史研究,就其整体而言,已失去追求中国史的体系化,另一方面则趋于博收新旧资料,解明事物情况细部的趋势”,关于近年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动向,概括为脱离理论、脱离方法而趋于个别实证的说法很多。但是,这种乍一看脱离理论的方
8、向,未必表明对方法论本身的不关心。毋宁说,现在对方法论的关注,恐怕是对战后历史学诸前提作重新审视这样一种脱离体系构筑性的倾向从而未必是以正面形式之范例加以提示乍一看即以个别实证的面目出现。审视世界史(岩波书店19901991)、从亚洲出发思考(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1995)、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9982000)等近年出版的各系列,其所收录的诸论考中很多都能感受到方法上的自我反省意识,这一点很敏感。以赛义德的东方学等为契机的文化与研究的兴盛,也把中国史研究卷了进去;在美国,阵地:东亚文化批判(1993)等杂志,将有意使用脱离体系构筑手法的中国史方面的论文予以登载,并出版了相关的单行本,从而引起
9、讨论。不过,另一方面,这种脱离体系构筑方向性批判的新鲜时期已经过去,而有内省化、谦恭化之嫌,时至今日,可以说批判本身存在的内部矛盾和问题正暴露出来,力争形成具有百家争鸣活力的学界状况已成为课题。欧洲中心主义批判。可以说,与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战后的亚洲史学中一直存在,近年来的特征是,这一批判已大大超过从前的“亚洲社会停滞论批判”的框框,而在更多方面展开。以下试对错综复杂、相互对立的这一动向作部分整理,并思考今后的课题。当进行中国史研究“欧洲中心主义”批判之际,可以说往往出现两种相反的倾向。其一是所谓“东方色彩”,即固定地抓住亚洲社会特质与欧洲完全异质之倾向,而对其“欧洲中心主义
10、”进行批判,在这里,主张克服固定的、停滞的中国社会形态,并欲在中国内部发现前进的“历史”,二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另一个倾向是,对把欧洲当作典型的“世界史基本法则”而体现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很容易与重视中国独自的“型”与“个性”这种动向结合在一起。很明显,这些批判虽都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靶子,但却互相有着相反的含义,二者很难取得一致。黄宗智指出的“中国研究的典型危机”,即,欲摆脱停滞的中国社会形态而检证其自发性发展之研究,结果并不能说明中国与欧洲历史过程的不同,从而走进了死胡同,这一问题恐怕也是与上述方法论上的陷阱有很大关系。最近,扬弃上述二者,重视中国的个性而发展地把握其历史
11、的尝试,做得很多。清楚地显示这一研究趋势的例子,在日本,可以举出的是中国史研究会的主张,即欲在世界史的“多元性发展”中定位中国史,以及沟口雄三的“基体展开论”,即拒绝把欧洲作为比较基准的立场,而于中国固有的“基体”展开中来把握中国史,等等。在欧美的中国史研究中,以欧洲为基准而强调异质性与强调同质性两种立场左右为难,为克服这种困境,其研究者往往对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表现出更多的关注,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不过,这种方向所提示的具体历史形态是否能克服以往的缺陷,也有不同观点。在中国大陆,如上所述方法论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是与如何取得“西洋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平衡,并探求新的体制等实践性问题结合在一起的
12、。例如,在近年围绕宋至清代的法文化的国际性讨论中,即可看出这种关注实践性与历史研究之间的有趣对话。“中国中心主义”、“汉族中心主义”批判。那么,摆脱欧洲中心主义而又如何把握中国史呢?上述各方面所直接面对的新难题是,所谓“中国”又是什么呢?“中国”这一实体当然存在并不断在发展,那么,是否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把握中国史呢?这种“中国”史又是否可与被实体化了的“汉族”历史等同起来呢?对依赖于“中国”框框的“中国史研究者”的批判,人们认为包含着不同的倾向,其一是以汉民族为中心看中国,或以中国为中心看东亚这种研究者的不自觉的“中心主义”作为目标。在宋至元史的研究中,恐怕可以说,其批判主要是围绕把握蒙古时代
13、(乃至从辽、金、夏到蒙古时代的一系列内陆、北亚历史运动)而展开的。强调蒙古活力与“辽阔”的杉山正明等蒙古史研究者,向中国史研究者发出了语气激烈的批判,对这种批判会有反批判,其本身不也是一种“蒙古中心主义”吗?但其恐怕是了解这一点而作的战略性选择,于是,中国史研究者默默中一直依据的视野限定性就尖锐地问题化了。不过,必须指出,这种中国史研究者的观点,也不是完全不自觉地把汉族传统知识分子的中华意识加以延伸,应该说,它也有与内心要理解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战后历史学课题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面。若从明清时代来看,如上所述,把“中国史”框框作为批判性对象的动向,可以说是与如何理解明清中国的多民族性质这一问题相关联
14、而论述的。近年来的研究所强调的是,明朝的建立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汉民族统治的复兴”,明朝初期汉族民族主义的性质很弱,明代华北社会呈现出多民族混杂的状态。清代研究既不应舍弃汉族以外动向单纯的明清连续史观,也不应强调满族对汉族高压统治的征服王朝论,大清帝国是包含多种民族而建立的国家,在重视这种事实的同时,并欲阐明其性质,这种动向受到瞩目。不过,虽说是强调清朝的多民族性,而由于视角的不同,所描绘的清朝国家则有很大区别,这是可以理解的。是从“清朝中央”的视点出发,而描绘成包含多民族的灵活的“多民族国家”像呢?还是从清朝中央视点而未必是同一步调的蒙古、西藏、新疆或西南少数民族的主体性观点出发,透视清朝国
15、家的特质?这种视点之不同,对于在清朝国家领域和民族构成的继承上构筑近代国民国家,进而审视近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应有状态,都会导致不少见解上的差异。“国家”与“地域”。如上所述的“中国史”框框的相对淡化,不止于所谓“民族”间的问题,在汉民族居住地区也表现出“国家”框框的相对淡化,而强调“地域”的视点。战后历史学中几乎作为当然前提的一国史框架成为再检讨的对象,与此同时,“地域”乃至“地域社会”这一用语,在历史研究中常被使用,其在宋至清代的中国史研究中也不例外。但是,“地域”这一视角本身,未必是一个新的创建。在战后的亚洲研究中,与历史学有所区别的作为训练用的“地域研究”一直存在;从中国史学界来看,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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