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学派论“象数”——重读朱伯昆先生《易学哲学史》.docx

义理学派论“象数”重读朱伯崑先生易学哲学史作为易学家，朱伯崑先生必然要论及“象数”；作为哲学史家，朱先生又必然重视“义理”。朱先生的代表作易学哲学史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历代易学家的象数义理，尤其对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的哲学研究用力颇深。象数与义理，是构成周易的两大要素，也是研究周易的两大学派。历代易学家对周易的研究态度和注释方法上各有特色，总的来说可分为象数与义理两派。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分为两派六宗，两派指象数派、义理派，六宗指占卜宗、禨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六宗实际上可归属于两派，占卜、禨祥、造化三宗归属于象数派，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归属于义理派。学术界一般把以抽象、概括的意义解释周易的易学流派为义理学派，以具体物象解释周易的易学流派为象数学派。从整个易学史发展过程看，两派的互相攻讦一直没有停止。当代学术界对义理学派的研究比较深入，也比较公允；对象数学派的研究则不够深入，也有失公允。因象数学派在解易的同时，涉及到天文、历法、音律、伦理、哲学、医学、占测等内容，致使象数学体系十分庞杂，也造成人们对它的认识难度大大增加。久之，象数学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并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就近现代学术界而言，可以说对象数学的态度仍然是不够公允的。有人认为象数就是术数，是算命打卦的同义语，应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有人认为象数学根本不是易学正宗,与哲学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围绕“象数”的内涵、属性、演变过程以及地位、作用等的问题，学术界所论纷纭，错见时出。“象数”究竟是什么？“象数”和“义理”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象数派”和“义理派”究竟是不是截然对立？要解决这些至今仍困扰着学术界的问题，应当客观地梳理整个易学史。朱先生易学哲学史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读一下易学哲学史有关义理学家对“象数”的论述，对于纠正对“象数学家”的偏见，纠正对“象数学”的误解，都是有意义的。易学哲学史在讲到易传的特征时说：“易传有两套语言：一是关于占筮的语言，一是关于哲学的语言。”“从易学史上看，对易传的解释也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偏向从筮法的角度解释其中的哲学问题后来被称为象数学派。另一种是偏重从哲理角度解释其中的筮法问题。”西汉时期，形成了象数解易学派，“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此派易学，宋人称之为象数之学。其特点有三：其一，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经传文；其二，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其三，利用周易，讲阴阳灾变。”魏晋时期，形成了义理解易学派，“转向以老庄玄学解易的道路，成为易学史的一大流派。王弼就是这一流派的创始人。”从王弼开始的义理学派，继承古文经学派解易的传统，其解易以义理为主，以易传的观点解释易经，排斥今文经学派解易的学风，不讲互体、卦气、卦变、纳甲等。据我的理解，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并非截然对立，只是解易的倾向不同。象数学派以象数为第一位，以象数解易，以象数论义理；义理学派以义理为第一位，以义理解易，以义理论象数。易学哲学史四大卷系统论述了从汉代到清代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的易学哲学，其中对义理学派的“象数”观点论述得尤为详尽。今仅选其中几位大家做一介绍。作为义理学派的创立者，王弼关注的是事物的德性、本质，因而对“象数”的认识与象数学派不尽相同。王弼提出“义生象”说，他在周易注中解释乾卦文言说：“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生物。”以卦义为第一位。为了从理论上阐明象生于义，王弼在周易略例中专门写了明象一文，“此文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汉易中的取象说，一方面提出了得意忘象的玄学理论。”王弼说：“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忘象以求其义，义斯见矣。”视“象”为“意”的工具，“夫象者，出意者也。”“象者，意之筌也。”“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认为一味执着于“象”这个工具，就会影响到对“意”的把握，因而主张“忘象”而“得意”。“总之，他认为只有取义说才能解释通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的联系。由于他体推崇卦义，鄙视取象，再哲学上则导出忘象求义的理论。”笔者理解，王弼只是“忘象”，并非世人所谓的“扫象”。事实上，王弼的玄学易理，恰是在周易象数的基础上所做的发明。他不仅没有抛开周易卦爻象数，而且还发明了很多象数体例，并借此阐明自己的玄学义理。唐代孔颖达是义理派与象数派的调和者，“不仅讲取义，而且讲取象，企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在“象数”问题上，认为“象”为卦象，而卦象又能“备事物之形象”，“万物之象在其八卦之中矣 ”。将卦象看成是万物之象的模拟。这一点与象数学派观点一致。孔氏还认为卦象涵盖了万事万物之理：“夫八卦备天下理者，前注云备天下之象，据其体；此云备天下之理，据其用也。言八卦大略有八，以备天下大象大理，大者既备， 则小者亦备矣。”(周易正义系辞下疏)孔疏与韩康伯注有所不同，孔疏以象为体，以理为用，认为卦象既模拟物象又模拟义理，物象是根本，义理基于物象之上。孔颖达进一步将“象”分为实象、假象，以符合物象实际情况的为实象，以不符合者为假象，“虽有实象、假象，皆以义示人，总谓之象也”(周易正义乾象辞疏)“象” 的功用是“以义示人”、“明义”、“明人事”。“ 数”为蓍数，“数从象生，故可用数求象”(周易正义说卦疏)数为奇偶之数、天地之数、阴阳之数，“阳奇阴偶之数成就其 变化 而宣行鬼神之用”。 奇偶数代表了阴阳象。“象数”来源于”太虚自然”(周易正义 系辞上疏)而有“太虚之象”、“太虚之数”，此“太虚”指无形体、无造作的阴阳二“气”，故其具有“至精至变”的功用。“由其至精，故能制数；由其至变，故能制象。” 认为象数是由气的至精至变而产生的。“由于孔疏在周易体例问题上综合两派观点，在易学哲学问题上，则以物象和义理统一的观点，解释了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孔疏提出体用范畴，解释物象和义理的关系，即以象为体，以理为用因为事物有体有用，所以八卦和六十四卦既备事物之体，又备事物之用。总之，认为八卦模拟事物之象和事物之理，以象和理统一的观点解释了八卦的来源。并且以物象为义理的基础，以卦义出于卦象。这种观点，显然是对王弼易学的一种扬弃。” 宋代义理派易学家对“象数”的内涵和功用作了新的诠释。“程氏易学哲学的特点是，以理为最高范畴，一方面代替王弼派的无，一方面代替象数派的数，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易学体系。”程氏兄弟虽然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流行的象数之学，但并不主张废弃象数。程颐提出象数和义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着名命题，“至微者，理也；至着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颐易传序)象是用，理是体；象是显着者，理是微隐者。两者融合在一起。这与象数学派以及孔颖达以象为体、以理为用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象数”是“理”的显现，“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二程集卷九答张闳中书)义理是第一位的，象数是第二位的，象数是义理的显现。“象数”又是“气”运行的度数，是由“气”形成的：“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行鬼神者，数也。数，气之用。” (程颐易说系辞) 认为奇偶、九六、天地等数是变化的度数，是对阴阳卦象与气象的标度。程颐“理和象乃一事之两方面，未成形时为理，成形时为象；就其隐于内来说为理，显于外说为象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以本质和现象这一对范畴解释理和象，即以理为本质，隐藏在背后，所以称为微；以象为现象，显露在外部，所以称为显。现象是本质的表现形式，不容分离，此即显微无间。”以“理”无形象为体，以“象”有形象为用。现象是本体的自身显现，本体又同现象融合在一起。张载认为“象”由气而来：“有此气则有此象。有气方有象，虽未形，不害象在其中。” (张载易说系辞下)与程颐不同的是，“象”不是因“理”而来，而是 因“气”而来。甚至认为象即气：“凡象皆气也。”(张载正蒙乾称)“象若非气 ，指何为象?”(张载易说系辞下)张载还首次对“象 ”与“形”作了区别，认为“象”指未成形或无形的事物，“形”指能用肉眼观察的、有形状的东西。他还提出无形而有象，形和象可以互相转换。他所指的“象”是从卦象和物 象中概括出来的关于事物存在的概念。主张“数”是象成立后逐渐形成的，象未形成时无数可言：“夫混然一物，无有始终首尾，其中何数之有?然言者特示有渐耳。”(张载易说 系辞上)天地之数的排列依赖于天地之象，天地之数又是为了成就和推行阴阳之气而已。数是后于气象的产物。“从张载对取义和取象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其对周易体例的理解，与其说来源于王弼注，毋宁说来于孔疏以张载为代表的义理学派，认为义存于象中，辞所以说象，主张观象以求其义。” 程颐与张载比较，“前者以义为主体，后者以象为主体。此种不同的倾向，表现在哲学上则形成理学派和气派的对立。” 南宋杨万里本于程氏易学，指出“象”为事理的表现，“象者何也?所以形天下无形之理也。” (诚斋易传乾)认为“理”是无形的，“人不可得而见”，而“圣人见天下有至幽至赜之理”，将无形之理表现出有形之象，“何谓象?物有事有理，故有象。事也理也犹之形也，象也犹之影也。”以形、影比喻理、象，并不是说理是有形的，而是说理是根本，象只是理的影子。“数”也是表现“理”的一种形式，“天地之道不在数也，依于数而已。”数是“天地之道”的一种依托或工具，但是在理之后才产生的。“在理和象的问题上，由于他主张有理而后有象，假象以显义，又承认易之道即天地之道只是天地人物所禀有，并非出于天地，或天地所固有。” 朱熹究竟是义理学派还是象数学派？“有一种观点，认为朱熹易学既非义理学派，亦非象数学派，而是综合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合二者为一。” 朱熹认为“象数学派解易，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否定。但朱熹并非赞成象数学派的解易学风。” 朱熹以象为卦象、万事万物之象，“象者物之似也。”在象与理的关系上，主张象因理而生，“有是理则有是象”，“盖有如是之理，使有如是之象。”认为象与理是体用关系，理为体，象为用。他在解释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时说：“其曰体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 也 ；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着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从理的方面说，则理体中有象用，“先体而后用”；从象的方面说，则显象中有微理，“先显而后微”。 可见“象”是“理”的显现和功用。“数”同样也是“理”的显现。“盖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数。”朱熹有一个着名的命题：“易只是一个空底物事”， “因为易是空底物事，所以包括许多事理。其所谓空底物事，即以其为空架子，可以套入许多事物，又称其为只是空说个道理。” 这实际上是说卦爻象和卦爻辞都是虚设的，是空套子，所指并非某一件事物，而是某一类事理。朱熹“以卦爻之理为实，卦爻象和卦爻辞所说之事为虚。因为理为实，事为虚，所以卦爻之理可以概括一切与之相应的具体事物某卦某爻之象及其辞句，是代表那一类事物之理的符号。”“易不过只是一个阴阳奇偶，千变万变则易之体立。若奇偶不交变，奇纯是奇，偶纯是偶，去那里见易。” 数的交相变化体现了阴阳变化之“理”。在“象”与“数 ”的关系上，主张先象后数：“有如是之象， 便有如是之数”“有是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 。”而象数又是本于“一阴一阳之理”而产生的。清代王夫之对“象数”的论述，在义理派中独具特色。“以义理之学为正，以象数之学和数术为枉其易学属于义理学派传统。”王夫之认为象数有两层涵义，一是指卦象易数，一是指现象度数。前者是用来考查、表达物 象的符号、数目，后者是指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形象及量的规定性。前者是人为的象数，后者是自然的象数，认为前者来源于后者，“期必然以符自然”，前者不能违背后者。“象”是“易之全体”，“象，阴阳奇偶之画，道之所自出，则易之大指不逾于此也。”在“象”与“理”的关系上，“并非如程朱那样，重理而轻象，而主张即象以见理，反对脱离卦象和物象，纯言义理。”主张象理统一说，认为“无象外之理”，“ 无象外之道”象和道(理)并非父子关系，不是“理”生 “象”，不是两个实体，“不曰道生象而各自为体，道逝而象留。然则象外无道。”“道”(理)与“象”是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相与为一”，同实而异名。并从不 同角度对象数与理关系进行论述 ：“由理之固然者而言，则阴阳交易之理而成象，象成而数之以得数。由人之占易者而言，则积数以成象，象成而阴阳交易之理在焉。”“阴阳变通而成象则有体，体立而事物之理着焉，则可因其德而为之名。或先有阴阳交易之理而后成象，或先有阴阳变通之象而后理着，前者本于程颐“有理则有象”说，后者本于象数派“有象则有理”说。看似矛盾，其实两者是一体关系，只是观察角度不同。王夫之提出“象者，理之所自着也”的命题，“天地之化理，人物之情事所以成万变 ，而酬祚之道。”皆呈效于“象”中。理显于象，象中有理，两者不可分离，象又与气密不可分。不能象外求理，这又是张载“气象合 一”以及来知德等元明清象数派“舍象不可言易 ”思想的发展。他虽然说过“即象以见理 ” 但并不是以“象”或“理”为第一位，而是以一合的“理象”或“象理”(蕴含理之象)为第一位。“数”在王夫之看来也是“理”、“道”的显现，“道之见于数者，奇偶而已”。易之数在于奇偶数之分合，数之相合表示“天地之德合”。数后于象，“象成而数之以得数”，“物生而有象，象成而有数”但数与象又是一体关系，“无数外之象”，“无象外之数”，象与数审视的角度不同，“易之所可见者象也；可数者，数也。”在周易外传说卦传中对象与数作了系统分析：“象自上昭，数由下积。夫象数一成，咸备于两间，上下无时也，昭积 无渐也，自然者无所谓 顺逆也。而因已然以观自然，则存乎象；期必然以符自然，则存乎 数象由大小，数有多 寡。大在而分之以知小，寡立而合之以为多故象合以听分，数分以听合也是故 畴成象以起数者也，易因数以得象者也。”认为象数无先后、顺逆之别，象自上垂，数自下积 ，是人对事物本然状 态的观察。因循“已然”而观察“自然”，则依靠“象”；期望“ 必然 ”以符合“自然”，则依靠“数”。也就是说“象”是可见可感的已然之迹，从“象”上可 以考察事物的本然状态、本然之理；“数”是表达物象的数目，从“数”上可以了解到符合事物本来面貌的变化发展的自然规律。以上只是对朱先生易学哲学史中论及的义理学派“象数”观做一粗浅的介绍，难免挂一漏万。至于象数学派的“象数”观，笔者在朱伯崑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象数哲学研究，做了较系统的梳理。研究表明，象数学派主要分为汉代象数学派和宋代象数学派两类，象数学派的“象数学” 则分为经学形态的象数学和哲学形态的象数学两种。汉代象数学派的象数学主要是经学形态的象数学，宋代象数学派的象数学主要是哲学形态的象数学。作为经学形态的象数学，以象数为本位，采用取象取数的方法阐释周易经传，以回答象辞相应之理。其目的是解释周易经传，研究对象是周易卦爻象与卦爻辞，研究方法是立足于“象”和“数”，从“象数”出发，找出卦爻象数所象征的事物之象，然后反过来解释卦爻辞，认为卦爻辞与卦爻象之间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哲学形态的象数学以象数范畴为核心探讨宇宙自然规律，建构世界统一模式。在解释周易经传的基础上，关注各类象数符号的哲学意义，除了周易卦爻象数符号外，更关注五行符号及其数学运算程式。以阴阳(卦爻)、五行(河洛)为核心内容，目的是利用阴阳五行象数符号、图式解说、推衍、模拟宇宙万物存在形式、结构形态、运动变化规律。将义理学派的“象数”观与象数学派的“象数”观做一比较，可以看出两者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两派都将“象数”从卦象、易数扩展到万事万物的现象与度量，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模拟，后者是前者所象征 的对象。逐步将“象数”从筮法范畴上升为哲学范畴。两派对“象数”的内涵、功能的认识基本相同。但在象数与义理的关系上都有根本不同(这也是两派之所以成为两派的根本原因) ，象数派认为象数是第一位的，象数先于义理，象数蕴含义理；义理派认为义理是第一位的 ，义理先于象数，象数本于义理。虽然历代易学的研究，有义理和象数两派之分，但无论是哪一派易学家，其义理和象数都是体用合一，不可分离的。汉魏以后易学“象数”、“义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象数派偏象数，重在发明各种象数体例；义理派偏义理，重在宣扬各自的哲理、伦理思想。虽如此，然均是“偏向”却没有“偏废”，言象数者未废义理，言义理者未废象数，至宋代已出现合流、互补趋势，只是元明清直至近代未能很好地发扬这一传统。从本质上看，无论是象数派还是义理派，实际上都是在假借象数阐发义理，即“假象以寓意”、“假象以明理”，只不过各自假借的“象数”、阐发的“义理”有所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