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重复困境中的叙事反思——在《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之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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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重复困境中的叙事反思在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之间【内容提要】 本文以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为中心,考察在作为文化时间范畴的1918年到1925年,鲁迅深陷于文化重复之困境,如何借助于小说叙事进行反思以摆脱这一阴影,从中获得个人经历的反省。本文的讨论从三方面展开:一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与行动策略的转换;二是从观念性表述到在世俗化生活图景下的深度追问与思考;三是对知识分子先驱者不同的命运、抉择及其意义的认识。本文认为在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之间不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而且还存在着动态的意义空间。 在鲁迅小说研究中,狂人日记的重要性无庸置疑,“短短五千字,开启了一代作家叙述中国、重写历史的契机”。长明灯则不但不为学
2、界所看重,还常被简化为狂人日记的一个复本,这样一种认知结果,不仅导致长明灯被误读,而且也遮蔽了在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之间可能存在的有意味的内涵。 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4月,长明灯写于1925年3月,其间相距七年。这七年,如果仅仅从物理的时间去考量,似乎意义不大。但如果同作为文化范畴的时间联系起来,问题就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作家,要在七年后再来作一篇似乎类似的小说表达七年前似乎就已经表达得相当充分的内容,总有其特别的缘由。推想开来,恐怕有两种可能:一是鲁迅陷于文化重复的困境,需要借助于对问题的重新思考摆脱这一阴影;二是在问题反省中个人经验断裂的敞开,即个人对自身经历和遭遇的反省,这种经历和遭遇是在
3、问题意识的背景上被反身观照着。这样一来,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不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在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之间还存在着动态的意义空间。 1918年到1925年,就中国社会状况而言,仍是处于“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乱之中,黑暗力量的相互冲突和交替构成了社会政治关系的主流。就文化环境而言,新思想与旧传统的对立实际上也只囿于部分知识分子的圈子中,并未形成广泛的社会性氛围,正如鲁迅的“铁屋子”理论所言,沉睡的是多数,清醒的是个别。而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文化冲突”的新文化运动,虽然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并开 始了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但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启蒙性思
4、索的短促”,从而导致其对彼时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思潮影响的有限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影响力甚至是在多年以后才被人们日益彰显的。 这七年,在鲁迅生命中却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时间段落,人生的大起大落,最辉煌与最绝望一起呈现。梳理这一时间段落,的确耐人寻味:一方面,鲁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教育部的小官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着名人物,事业的成功不但成就了鲁迅用文学启蒙救国的人生理想,而且带来了个人地位的急剧提升,使年已38岁的鲁迅从生命的低谷跃至生命的高峰,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其内心仍有所怀疑,但那种“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的绝望毕竟已被“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的亢奋所替代,可见鲁迅当时精神
5、上的愉悦和满足。毫无疑问,这是鲁迅人生的一大转折,此后世事流变,文学活动不仅是鲁迅的生存方式,也是其生命的核心。 但另一方面,鲁迅在这一时期又多次遭受精神重创。其中之一是1921年新青年同人的疏离、分手,这对鲁迅的打击尤为沉重。鲁迅在1922年底所作的呐喊自序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又一次陷于“寂寞”、“无聊”、“悲哀”中的绝望感。甚至在事隔十年后,这种“荷戟独彷徨”的悲凉仍未忘怀,1932年,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慨叹当时的情景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6、渐入晚年的鲁迅,对于“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的精神状态的描述,让我们不难推想其当年内心的巨大创痛。“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的感慨唏嘘,既是对当年社会现实和文化氛围的评价,也是对当年自身处境的评价。 而写在坟后面的一段话,则是更直接地反思新文化运动 记得初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两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伏,对鲁迅而言,又一次强
7、化了他对于历史经验的悲剧性的重复感与循环感。事实上,鲁迅每一次用进化论观照现实生活时,结果却往往是证实了循环论的存在。所以,鲁迅虽然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并由此获得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但传统的循环论观念像幽灵附体,面对表面上风波迭起,骨子里却一切照旧的社会现实,不可避免地深陷文化重复之困境,“历史的演进仿佛不过是一次次的重复、一次次循环构成的,而现实包括自身所从事的运动似乎并没有标示历史的进步,倒是陷入了荒谬的轮回”。这种深陷文化重复之困境所引发的内心的绝望感,就其强度和深度而言甚至超过S会馆时期。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为中心,讨论鲁迅在文化重复困境中的叙事反思。 一 从中心
8、到边缘 狂人日记和长明灯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表达了对封建传统的抨击和否定,都表现了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因为自觉承负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职责,而被庸众视为“异类”,并在与庸众的尖锐对立中处于被囚禁的地位。 但我所发现的一个问题是,从狂人日记到长明灯,狂人和疯子在文本叙事中“位置”的变化。也就是说,狂人和疯子虽然同是拒斥封建权力话语系统的“精神界之战士”,但在文本叙事中表述为从中心向边缘的位移。 这种变化,就其叙事表征而言,表现在人物言说姿态和心理状态的差异。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把狂人的十三则日记置于小说的主体性位置,作为一种叙事策略,追求最大限度的现场效果,狂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随心所欲地进行着
9、独白式的宣言,张扬启蒙者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献身的激情,其极端的言论充分传达出自我的期待,痛快淋漓的言说几乎淹没了庸众的声音。甚至面对那些“想害我”的眼光,狂人也极自信地认为“他们怕我” 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 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 但是,在长明灯中,疯子已经丧失了这一中心地位而趋于边缘化。其断断续续的言说已经难以构成小说的主体,在庸众的杂语喧嚣中,疯子的“熄掉他罢”、“我放火”只是“一种微细沉实的声息”。疯子不但不
10、再是慷慨陈词的英雄,反而成为被戏弄被审判的对象 短的头发上粘着两片稻草叶,那该是孩子暗暗地从背后给他放上去的,因为他们向他头上一看之后,就都缩了颈子,笑着将舌头很快地一伸。 “我想:倒不如姑且将他关起来。” “那倒也是一个妥当的办法。”四爷微微地点一点头。“妥当!”阔亭说。 “那倒,确是,一个妥当的,办法。”老娃说,“我们,现在,就将他,拖到府上来。府上,就赶快,收拾出,一间屋子来。还,准备着,锁。” 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它意味着鲁迅对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现实处境和生存状态的重新审视,对其价值和作用的重新思考,并将这一审视和思考同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探索加以结合。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士为万
11、民之首”,还是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都把知识分子看成社会的栋梁,民众的导师。“五四”一代人深受这些观念的薰陶,当他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发动新文化运动时,潜意识里难免以救世主自居。鲁迅也是如此。况且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本来就是鲁迅的梦想,只是这梦想的实现一直未有机会,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客观上所营造的时代氛围,唤醒了那不能忘却的梦,使鲁迅借助于狂人日记中的十三则日记完成了书写英雄的欲望。虽然这“英雄”有些荒诞,如王德威所论,鲁迅“让他的狂人写下日记,并以其见证古中国的颓废与恐怖。所有的诗书礼教不过是伪善的门面,所有的伦常纲纪其实是压迫的借口。一场人吃人的盛宴已经开了四千年还散不
12、了席。在死亡的阴影下,狂人不断地写着,妄想用文字铭刻他的发现”11。但狂人毕竟成为鲁迅理想中的“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的“精神界之战士者”,以其“先觉之声”,“破中国之萧条”12。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现实生活的接连不断的教训,逼着鲁迅质疑知识分子先驱者的中心地位,当他以强烈的自我意识来审视现实问题时,就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高压,使作为个体的知识者以各种方式或自觉或被迫地退至社会边缘。暴力和压制,必然地剥夺知识分子先驱者的言说权,鲁迅对这种“言说的无效”的绝望感是如此强烈,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
13、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但是,鲁迅接着又说:“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这未一句的“反抗”,鲁迅确认为“是与黑暗捣乱”,而非“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13。如何“与黑暗捣乱”?当“言说”不再有效时,行动是否更有意义。就像过客中的“过客”,“向前走”是其唯一的动作和目的。因此,在长明灯中,处于被定义、被监护、被规定的边缘化地位的疯子,以“熄掉他罢”为唯一的目的,以“吹熄”、“我放火”为动作。他很清醒,怀疑一切掩饰、粉饰的话语,拒绝乐观,知道灯“熄了也还在”,但仍执着于行动,“我只能这么姑且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
14、”小说赋予了人物主体的“动作”实践以一种绝对的意义,使其成为既是思想者,也是践行者。 这样,从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不仅表述了个体知识分子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同时也是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化,亦即鲁迅对个体知识者的“知”与“行”的重新审察和重大调整,不仅追求思想的自由,更强调主体的动作、实践的意义。 二 从观念到世俗 这两部小说都具有象喻性,狂人日记十三则日记,以“吃人”为象征,长明灯以“熄灯”为象征。但在叙事的策略上,各各不同。狂人日记对社会文化的探索和批判是主观化、论辩式的,是精神层面的形而上的思辨之直接传达,小说的叙事完全是“由一先导观念统帅”14;长明灯则把这种探索和批判化为世俗生活图景
15、,是形而下的叙述,但又不是一般性的叙述,而是通过世俗生活图景,在人的日常生活的场景与细节的背后,对人的存在、人性的存在、人与人的关系进行深度追问与思考,把现实的痛苦和黑暗提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在我看来,作为一种诗性活动的小说叙事,长明灯对生活的表述更感性、情感更复杂、思考更丰富。 我们不妨选择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加以考察。 首先,在鲁迅小说中,家族血亲关系是鲁迅反省人性的一个重要视角,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也不例外。不过,狂人日记中,被狂人认定为“吃人者”的大哥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相当概念化、脸谱化的人物,小说对他的描写无非是“只是冷笑”、“眼光凶狠起来”、“忽然显出凶相”等等,作为封建礼教、家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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