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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读书笔记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是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印利安纳学派代表人物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撰写的，她是美国著名行政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会长，美国中西部政治学会会长，该书是对公共池塘资源如何有效治理的探讨。在论述她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之前，必须对之前存在的公共物品及其治理的一般理论——国家理论和公司理论——进行了解，只有如此才干更好地了解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同时这部分内容也构成了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来划分与国家和公司理论之间的界线。她的自主治理理论也是在对前两者理论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一、国家理论和公司理论的批判
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最早是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提出的，所谓公共物品就是指社会成员均等地消费的物品，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的消费的减少。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等三个特性，由于公共物品具有这样的特性，因此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囚徒困境”博弈、哈丁的“公地悲剧”和奥尔森“集体行动困境”等理论模型都说明，个人的理性行动在使用公共物品时最终导致的却是集体的非理性结果。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经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事物”。在前面的理论模型的指导下，奥斯特罗姆认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利维坦和彻底私有化，其中利维坦即国家理论，后者是公司理论。
其一、国家理论。国家理论主张通过外部强权的监督与控制来实现公共物品治理。如奥普尔斯就认为：“由于存在着公地悲剧，环境问题无法通过合作解决……所以具有较大强制性权力的政府的合理性，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即使我们避免了公地悲剧，它也只有在悲剧性地把利维坦作为唯一手段时才干做到”。国家模式作为一种“利维坦”的干预模式，是从一个外在的利维坦对避免公地悲剧是必不可免的假定出发，导致了对绝大多数自然资源系统实行中央政府控制的政策方案，其基础是信息准确、监督力强、制裁可靠有效以及行政费用为零等。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殊属性，当前的治理重要是国家模式，许多基础设施都是政府投资建设。然而国家在治理中会面临信息不对称、规制困境、寻租、目的选择不妥、集权膨胀问题以及行政费用会随着干预增长而导致费用增多等问题，国家模式下的政府公共物品治理往往偏离帕累托最优水平。奥斯特罗姆认为，在“公地悲剧”解决方面，假如没有准确可靠的信息，中央机构也许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其中涉及主观拟定资源负载能力，罚金太高或太低，制裁了合作的牧人或放过了背叛者等，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其二，公司理论。该模式主张通过彻底私有化来实现公共物品治理，体现为通过创建一种私有财产权制度来终止公共财产制度。公司理论认为凡是资源属于公共所有的地方，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楚会导致“公地悲剧”以及“搭便车”结果，因此需要强制实行私有财产权制度。史密斯认为：“无论是对公共财产资源所做的经济分析还是哈丁关于公地悲剧的论述”，都说明“在自然资源和野生动植物问题上避免公共池塘资源悲剧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创建一种私有产权制度来终止公共财产制度”。但是奥斯特罗姆指出对于流动性资源而言，如河流等，在建立私有产权方面存在技术上的困难。私有化手段可以提高公共武平治理经济和效率，节约政府开支，加快技术创新等。公司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很大发展，特别市出现新公共管理运动等，它把私有化方式推动公共物品治理的模式引入高潮。政府会采用比如招标的方式将一些公共物品保护责任和公共物品提供赋予市场中的公司。然而市场化过程中会出现欺诈和腐败现象，特别在公共物品供应方面存在公平问题。公共物品提供传统上盼望由政府来提供的。政府也是有也许将公共产品的提供转包给私营者并当他们不能获利的时候补偿他们。当政府承担不起支付合适的价格时，提出法规来允许协议商向服务受益者收费，这对于政府来说是相称诱人的。但这不可避免会引起严重的公平问题。
实践中往往局限于国家或市场的非此即彼的逻辑选择，在非此即彼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国家干预模式还是市场化模式均无法独自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最优水平。因此，她认为，利维坦和私有化都不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灵丹妙药，在重新思考探寻新的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强调多元主体共存、多向度运作，以平等、互信、协商、共识、合作为核心因素的治理理论开始兴起并逐渐流行，多中心的自主治理理论模式由此产生的。奥斯特罗姆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这些理论模型所隐含的博弈结构，并从博弈的角度探索了在理论上也许的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也许性。

二、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内涵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大量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自主治理理论，将个人行为中的利己和利他主义结合，从而在公司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的理论，提出了公共事务治理的第三条途径，为我国治道变革中面临的公共资源可连续运用、公共物品的有效供应、寻求生态环境治理途径等问题提供一些借鉴和支持。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地悲剧”、“囚徒困境”等模式是危险的，由于当其以隐喻作为政策的基础时，那些为分析的目的而被假设为固定不变的约束条件，在各种实际场景中也被忠实地认定是固定不变的。这两种情形中的参与者，奥斯特罗姆认为其行为被预先假定在实践中并被设定无能为力的，最终结果是，特定情况下的公共事务总是得不到关怀的必然的悲剧性结果，她认为，事实上，公有的、私有的制度经常是互相啮合和互相依存的，而不是存在于互相隔绝的世界里。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通过小范围的公共池塘资源来分析的，在她看来，公共池塘资源是指一个自然的或人造的资源系统，这个系统大得足以使排斥因获取收益的潜在受益者的成本很高。其因素在于从资源系统中提取资源的主体——占用者，由于存在多个并且使用同一资源系统，因此要完全排除某个占用者的成本很高（或者主线不可行）。她还特旨在公共池塘资源类型的定义中作了如下限制：(1)资源是可再生的而非不可再生的；（2）资源是相称稀缺的，而不是充足的；（3）资源使用者可以互相伤害，但参与者不能从外部伤害其别人。这种情形下的资源系统内部的参与者是互相影响的，任何群体想要垄断控制也是不行的，从而公司或国家模式在此缺少合用性。
通过对国家理论以及公司理论的批判，她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实行博弈”，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行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合约，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人们在试图解决现实场景中的问题时，把不同层次的规则结合起来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策略。她认为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系统的中心问题是一群互相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干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使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
一方面奥斯特罗姆分析了影响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内部变量。在研究该问题的时候,同样采用了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问题的理性人假设。但是,她探讨的理性人并非像传统集体行动理论者所认为的完全理性,她认为理性人行为策略受到四个内部变量的影响,这四个变量分别是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人们选择的策略会共同与外部世界产生结果,并影响未来对行动收益和成本的预期。个人所具有的内在规范的类型受到处在特定环境中其别人的共有规范的影响。假如这一规范成为与别人共享的规范,那么采用被其别人认为是错误的行为所要受到的社会非议,从而会对他形成制约。贴现率受个人所处的自然和经济保障限度的影响,对未来收益的较低预期导致较高的未来收益贴现率,假如其别人给予未来较高的贴现率,那么他也会这么做,贴现率亦与地方社区人们在比较未来与当前的相对重要性时所共有的一般规范的影响。奥斯特罗姆的理性人策略乃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策略。收益、成本、共有规范、机会都是影响个人决策选择的总和变量,但在现实中,这些内部的、内生的、主观的总和变量很难有准确的汇总方法。因此,判断理性个人的策略选择应把重点放在影响总和变量的可以观测的环境变量及其环境变量组合上。
另一方面，她认为要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集体行动问题，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新制度的供应问题；可信承诺问题；互相监督问题。她指出这三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组委托人不也许自己解决，但是在实践中，已有人解决了这三个问题。而如何在理论上总结概括实践中这些人的行为成为研究公共池塘问题的学者们需要考虑的问题，由于正如她所说，理论与实践都是重要的，“理解个人如何解决实际场景中的特定问题，规定采用从理论世界到行为世界，又从行为世界到理论世界的策略。没有理论，人们决不也许理解作用于不同情形中的许多外在现象的一般的基本机制。假如不运用理论来解决经验难题，理论工作只能对理论自身有所发明，很少会对现实世界的状况有所反映”。因此需要通过对理论校正的方式来解决理论预测与经验观测的不一致的问题。在我看来，奥斯特罗姆的这本著作就是为了理论上通过经验总结升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制度供应方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一方面肯定了制度供应的也许性，认为在公共池塘资源系统中，人们由于经常性的沟通产生了信任，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建立较为复杂的制度安排。其主线问题在于需要对新制度的收益与制度转换成本的大小进行比较。她指出，要评价一套制度的总收益，需要拟定9个环境变量:占用者人数；公共资源规模；资源单位在时空上的冲突性；公共资源的现有条件；这些变量资料的可获得性；所使用的现行规则；所提出的规则。她还指出，要了解一套规则制度也许产生的收益是非常复杂的，取决于当前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并对人们公开信息的类型以及替代方案所提出的制度规则。
在可信承诺方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复杂的和不拟定的环境下的个人通常会采用权变策略,即根据现实条件变化采用行动方案。由于共有规则是在符合每一个人的预期收益的情况下,通过大家的商议、批准制定的,因而在自治组织的初始阶段,每个人也许都会遵守规则。但是当违反规则所得到的利益高于遵守规则所得到的利益时,他就有也许违反规则,除非这种行为可被人觉察并受到制裁。因此,遵守规则的权变承诺只有存在监督的情况下才是可信的。一个自治组织的群体,必须有适当的监督和制裁,他们必须在没有外部强制的情况下激励自己(或他们的代理人)去监督人们的活动,实行制裁,以保持对规则的遵守。她指出,当所制定的规则符合以下5项准则时,人们才会做出谨慎、有力和可信的承诺。这5项准则是: (1)规定有权使用公地池塘资源的一组占用者, (2)考虑公共池塘资源的特殊性质和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所在社群的特殊性质, (3)所有规则或至少部分规则由本地的占用者设计, (4)规则的执行情况由对本地占用者负责的人进行监督, (5)采用分级处罚对违规者进行制裁。
在互相监督方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没有监督就没有可信的承诺,而新制度的规则可以促进监督的实现。通过对自主治理成功案例的研究结果表白,许多自治组织自主设计的治理规则,自身既具有增强组织成员进行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又可使这种监督的成本变得很低。“监督一组规则实行情况的成本和收益,并不独立于所采用的这组特定的规则自身”,“由于所使用规则的作用,在许多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中,监督成本是很低的”。在这里,由于不必付出太多其他附加成本,监督仅仅是人们实行规则、进行自主治理的副产品。所有这些,都使自主组织内部的互相监督得到加强,而互相监督的加强又增长了人们采用权变承诺的也许,提高了人们对规则承诺的可信度,两者互相补充,互相加强。
据此，可以看出，她认为，良好的制度供应可以促进有效监督，监督的加强则提高了可信承诺，可信的承诺会增长监督，同时也会使制度供应趋于稳定和有效。其中，制度供应是基础，可信承诺是前提，互相监督是保障，三者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为补充，统一于自主组织制度的设计体系中。
最后，她把长期影响使用公共池塘时的行为和解决的规则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操作层次、集体选择层次以及宪法层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8个设计原则。操作层次是最低的层次的规则，直接影响占用者有关何时、何地及如何提取资源单位，谁来监督并如何监督其别人的行动，何种信息不能发布，对行为和结果的不同组合如何进行奖励或制裁等，具体涉及占用、提供、监督和强制实行的过程。奥斯特罗姆认为现有的集体行动分析，一般只着眼于操作层次的分析。而对于集体选择规则，它间接影响操作选择，通常由占用者及其公务人员或外部当局在就如何管理公共池塘资源制定政策——操作规则——时使用，政策决策的制定、管理和评判的过程发生在该层次。宪法选择规则作为最高层次的集体选择规则，指的是通过决定谁具有资格决定用于指定影响集体选择规则的特殊规则影响操作活动和结果，这一层次涉及宪法决策的制定、管理和评判的过程。
奥斯特罗姆用了三章篇幅开展经验研究，探讨了三个方面的的案例，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其中的“设计原则”，它是指“实质要素或条件，它们有助于说明这些制度在维持公共池塘资源、保证占用者世世代代遵守所合用的规则中的成功因素”。这些设计原则涉及：清楚界定边界，公共池塘资源自身的边界必须予以明确规定，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规定；占用和供应规则与本地条件一致，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或）资源单位数量的占用规则，要与本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资和（或）资金的供应规则相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当可以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或是对占用者负有责任的人，或是占用者本人；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则的占用者很也许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他们两者的分级的制裁（制裁的限度违规的内容和严重性）；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可以迅速通过低成本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和官员之间的冲突；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占用者设计自己的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威权的挑战；分权制公司，在一个多层次的分权制公司中，对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加以组织。这些原则源于各个案例相同点的总结，同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书中又运用这些设计原则来分析其所选择的案例的成功和失败之处，从而实现了她所要达成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