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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史：孔子的教育思想一、关于教育对象：提倡“有教无类” 春秋以前是王官之学，有资格接受教育的是王公贵族的胄子。作为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孔子创办私学后，在招生对象上进行了相应的革命，实行“有教无类”，本意是说，实施教育，不分等级、种类。 孔子“有教无类”的招生原则，打破了贵族垄断、学在官府的格局，开创了平民讲学之风。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个“平民”只是相对于贵族而言的，对下层平民阶层而言，恐怕仍属于相对富裕的阶级。事实上，在孔子时代，是不可能达到“普及教育”的程度的。从这一角度看，孔子招收学生并非真的“无类”，因此，对孔子的“有教无类”亦不宜过分拔高，须作客观公正的评价。二、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 孔子还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上论述了教育的作用，他承认人的成长，教育起着决定作用。论语阳货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是很接近的，后来之所以有较大的差别，是教育和学习的结果。 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第一，人的先天素质并无差别，不论贫贱，人生来应该是平等的。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天赋平等的人性论。也为他的“有教无类”提供了依据。第二，他也意识到人的个性差异，这种个性差别主要是由于人们的环境习染各不相同之故，是后天作用于先天的结果，不全是先天命定的，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环境影响，力量更大，这就大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当然，孔子并未完全摆脱先天决定论的羁绊，仍然承认有少数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学而不能的下民。三、教育内容 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六艺”教育的传统，吸收选择了有用学科，又根据现实需要发展了“六艺”教育，创设了新学科，充实了教育的内容。 在孔子的教育内容体系中，包含两大部分，即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而以前者为重心。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行、忠、信”都是道德教育的要求，他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首先要求做一个品行符合道德标准的社会成员，其次才是文化知识的学习，所以在孔子的教育内容中，道德教育占首位，文化知识的学习必须为德育服务。 孔子所谓的道德教育内容丰富，其道德条目已初步形成体系。不同的条目有其不同的地位，对整个道德修养起不同的作用。仁是核心，礼是标准，孝悌是根本，忠信是实施仁的原则、方法等等。不同道德条目之间有着不同的结构方式，例如礼表仁里，这是内外结构，孝与悌，忠与信，又是纵横结构。总之，这些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作用，结构方式各异的道德内容，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伦理道德教育的体系。这是我国伦理道德教育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的重要标志。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又归纳为三套系统：“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后又有“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体系产生。这些体系的形成，说明我国古代道德教育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成熟，其导源都在孔子。四、教学原则 孔子教育思想中包含着不少深刻的教学方法理论或丰富的教学经验总结。 1、启发诱导 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启发一词即从此来。朱子释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意即：在教学中必须让学生认真思考，心求通但未得，然后可以启发他；经过思考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辞表达，此时可以开导他。要求学生开动脑筋，做到“举一反三”。然后调动学生积极性，是教学成败的关键，启发式教学的核心是激发学生主动性、创造性。孔子认为，要调动学生积极性，必须了解学生的认识规律，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 将孔子的启发式原则与西方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作比较，共同点：反对对学生施以灌输式教育，要求教师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不同之处：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是由教师设问，提出新问题，让学生运用已知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再通过教师的层层反问，来启发学生，暴露学生原有知识的不足。这一方法是以教师的教为核心，始于教师的设问，终于教师的结论。而孔子的启发式原则是以学生的学为基础，既以学为依据，又以学为归宿。让学生于无疑处有疑，从而达到启发思维的效果。这也是中国传统教育“以学代教”的重要特点。五、历史贡献 1.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和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许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教育思想和经验，大多可以追朔到孔子。他的贡献有： 2.创立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文化学术的下移； 3.提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重视教育； 4.提倡“学而优则仕”，为封建官僚的政治体制准备了条件； 5.重视古代文化的继承和整理，进行了教材建设，奠定了后世儒家经籍教育体系的基础； 6.总结了教育实践经验，对教育教学方法有新的创造，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原则等都揭示了许多教育教学规律。 7.倡导尊师爱生，提出了作为一个理想教师的要求。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教育遗产，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中国教育史：孟子的教育思想在哲学上，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这是研究孟子教育作用论的基本出发点。主要论点有；其一，孟子认为人性是人所独具的特性；其二，孟子认为人性是先天固有的，人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其三，孟子所说人性善，并不是说人性中具有纯粹的完全的道德，只是说人性中具有“善端”，即善的因素或萌芽。这就说明了教育的必要性。 从教育可能性角度上说，孟子认为凡是人类都具有先天的德性，如同有口便能尝味、有耳便能听音、有目便能观色一样，有心便能识理义。因此，人人平等，“尧舜与人同耳。” （离娄下）任何人只要接受教育，肯于学习，就可以成为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这就论证了人人都可接受教育、都有培养成为圣贤的可能性。人只要按照自然的天性施以良好的教育，如同给庄稼以阳光雨露，都能发展得很好。 孟子这种思想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有相似之处。既然趋向于善是人之本性，而善又是存在于内心的，故他们必然把强调内省的道德自觉，当作教育思想的重心。但两人也有不同，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是以认识论和形式逻辑为基础，侧重于善的定义；而孟子的教育思想却强调以宗法关系的感情纽带为基础，侧重于善的内容仁义礼智，这种不同又体现了东西方教育思想的不同特征。（三）荀子教育思想 从人性论出发，荀子提出了教育作用论，即“化性起伪”。荀子说：“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任何人的道德观念，皆非本性固有，而是“积伪”的结果，也就是由“性”向“伪”转化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意义，只要肯学习，接受教育，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人改变自己呢？可见，教育对人的成长起着“化性起伪”的作用，任何人只要肯努力，经过长期的教育，就可以改变人的本性。 荀子的性恶论，实际上就是教育哲学，在理论思维上有其进步意义，但也存在着缺陷与错误，他否认了道德先验论，肯定了人是后天环境与教育的产物，具有相互的唯物主义因素，但是，他又过分高估了教育的力量，并且主张教育必须由圣人与圣王来主持，而圣人是如何“化性起伪”的，则未能说明，这就陷入了一种理论困境与自相矛盾。 1、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侧重点不同，塑造人性的方法也不一样。孟子认为道德是先验的、绝对的，道德是义务而不是为了服从上界的压力，他说“四端”是“我之固有”，目的在于使人“良心发现”，从而，“反其初”；荀子则认为道德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一切道德都是人制定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抑制人性的“恶”，要人通过后天的“学”与“伪”达到“知明而行无过”的品性，彻底克服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之恶。孟子重视人的主观精神状态的培养，提倡“养浩然之气”；而荀子主张以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对人性加以治理。 2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虽然对人性的看法不同，但殊途同归，目的都是教人从善，使人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究其根本，都是儒家精神的传承。 无论孟、荀学说，谁对谁错，这两种教育思想并非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因此，要准确地理解人性、理解教育，必须将孟子的观点与荀子的观点结合起来考察，取其合理的因素，而不可全面地否定或全面地旨定。对人性的理解要做到先天与后天的统一、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而对于教育，也应是个人的自我修养与教化法制约束的统一。这样，才能实现孟子“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和荀子培养“大儒”的教育目的。从人性论出发，荀子提出了教育作用论，即“化性起伪”。荀子说：“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任何人的道德观念，皆非本性固有，而是“积伪”的结果，也就是由“性”向“伪”转化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意义，只要肯学习，接受教育，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人改变自己呢？可见，教育对人的成长起着“化性起伪”的作用，任何人只要肯努力，经过长期的教育，就可以改变人的本性。荀子的性恶论，实际上就是教育哲学，在理论思维上有其进步意义，但也存在着缺陷与错误，他否认了道德先验论，肯定了人是后天环境与教育的产物，具有相互的唯物主义因素，但是，他又过分高估了教育的力量，并且主张教育必须由圣人与圣王来主持，而圣人是如何“化性起伪”的，则未能说明，这就陷入了一种理论困境与自相矛盾。1、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侧重点不同，塑造人性的方法也不一样。孟子认为道德是先验的、绝对的，道德是义务而不是为了服从上界的压力，他说“四端”是“我之固有”，目的在于使人“良心发现”，从而，“反其初”；荀子则认为道德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一切道德都是人制定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抑制人性的“恶”，要人通过后天的“学”与“伪”达到“知明而行无过”的品性，彻底克服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之恶。孟子重视人的主观精神状态的培养，提倡“养浩然之气”；而荀子主张以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对人性加以治理。2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虽然对人性的看法不同，但殊途同归，目的都是教人从善，使人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究其根本，都是儒家精神的传承。 无论孟、荀学说，谁对谁错，这两种教育思想并非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因此，要准确地理解人性、理解教育，必须将孟子的观点与荀子的观点结合起来考察，取其合理的因素，而不可全面地否定或全面地旨定。对人性的理解要做到先天与后天的统一、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而对于教育，也应是个人的自我修养与教化法制约束的统一。这样，才能实现孟子“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和荀子培养“大儒”的教育目的。中国教育史：墨子的教育思想一、教育与人的关系墨子反对命定论比孔子更为彻底。孔子主张“性相近，习相远”，但又承认“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保留着命定论的残余。儒生公孟子一方面主张“君子必学”，但又重视天命，认为不可抗御。对此，墨子认为是荒唐可笑的，他说：“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而去其冠也。”(公孟）这就是说，学习完全是靠自我主观的努力，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方能取得应得的成果。所以墨子主张凡教导人学习，教者必须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对学者也要有一定的强制督促，教其不能受外界客观的干扰影响。相比而言，墨子更强调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决定作用。他以染丝为例，阐述了环境对人性形成的影响：“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亦，其色亦变。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墨子所染）这就是著名的“染丝说”，在他看来，人性不是命定的，先天的人性不过如待染的素丝，有什么样的环境，就能造就什么样的人。二、富有特色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是实际应用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工艺技术知识，由于墨子身上具有明显的工匠传统，他本人也直接参加了手工匠的生产劳动，是卓越的技师，有很高超的工艺技术，此已为当世所瞩目。第二、自然科学知识。墨家私学科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涉及数学、光学、力学、机械制造等方面。墨家的自然科学教育有很高造诣，涉及到数学、光学、声学、力学等许多方面，均为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军事防御守备教育。 总之，墨子的教育内容论很有特色，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教育和训练思维能力的教育上，突破了儒家六艺教育的范畴，有进步意义。中国教育史：董仲舒的教育思想1、三大文教政策一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亦即“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他认为：首先要改变当时的学术混乱局面，实现思想的统一。培养和选拔贤才都必须统一思想、确立标准，这个思想和标准应当归结到孔子之道上。二是“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即由政府兴办教育以培养贤才。三是使“诸侯、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即建立选士制度以选拔任用贤才。这对汉代的文教政策，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文教政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教育与人性董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为上品，认为这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其他人先天不可能、后天又不可及的，指的是统治阶级最上层的比较少数的一些人，如帝王、周公、孔子一类人物，斗筲之性为下品，他认为下品无善质，近于禽兽，教化是无用的，只能采用刑法对付他们。“中民之性”代表万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善，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即待圣王教化后方能成“善”，但却不可能成为圣人，他们是主要的教育对象。“性三品”说，进一步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也为皇权的神圣化、专制统治绝对化以及社会各等级的构成寻找理论根据。后代的韩愈及宋明理学家，均继承、发展了这一学说。中国教育史：朱熹的教育思想一、关于小学与大学的教育思想朱熹把人的一生划分为15岁以前受小学教育和15岁以后受大学教育两个阶段，他说：“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小学集解辑说）他认为：“人生八岁，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章句序）说明小学教育的任务是“教以事”，即培养训练其封建道德行为习惯，而大学阶段的任务是“明其理”，即在已经获得初步的道德观念和养成初步的道德行为习惯的基础上，进而讲明“义理”。朱子广泛地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采集有关忠君、孝亲、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故事等，编辑成儿童道德教育用书，题为小学，文为流传。此外，他还专为蒙童编写了童蒙须知，就儿童日常行为，分“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流”、“读书识字”以及“杂细事宜”等项，每项都做了细致的规定，内容比小学更加琐碎。他认为儿童从这些书的学习中，可以得到“做人的样子”，学到“事君事父兄等事”。其中也有关于个人卫生、礼貌、读书、写字等良好习惯的要求。朱子阐述儿童教育的过程，开始是强制性的，要求儿童朝夕刻意地模仿，然后，“积久成熟”，不需用心就自然而然地不越矩。朱子主张儿童在15岁以后，进入大学，受“大人之学”，所谓“大人之学”，即讲明义理，以修其身，亦即格物致知的学问。在大学教材方面，他根据理学思想，对论、孟、大、中作了新注释，编成四书集注。二、朱子读书法及其启示朱子认为为学先要穷理，要穷理必先读书。因为“天理”的精蕴全在圣贤的书中，故读圣贤之书，是达到穷理的必经之途。他说：“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有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这样，读书就成为穷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穷理是读书的目的。评述：1.朱子集读书法研究之大成，奠定了古代读书法的基础。后人依据此订立读书程序，如元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明末陆世仪的“论读书”等，在封建教育实践中，影响很大。2.六条“读书法”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综合体，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完整的读书、进业的程序和步骤。以“居敬持志”为中心。有合理因素。体现了量力性、巩固性、主动性等原则。3.朱子过分夸大了“读书穷理”的作用，特别提高了读儒经的地位，而且偏重死记硬背，使学习的途径、读书的范围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对于造成人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书圣贤书”，把书本当作僵死的教条的不良学风，有重大影响。中国教育史：王守仁（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一、“致良知”的教育作用与目标论陆提出“心即理”的思想，认为仁义礼智等“天理”是“根乎人心则塞乎天地。”王守仁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理在本心”，而非心外，从这一观点出发，阐述教育作用。他认为“理”就是“心”，“心”是无地万物的起源，也是主宰。“心”即世界，无所不包。“心”与“理”合而为一，不可分离。世上不存在离开人的主观认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规律。故教育的作用就是“不假外求”、“求理于吾心”，直接了当地向内寻找，到内心中去体认。王阳明又把人心中的“天理”叫做“良知”，他认为“良知”是“心”的本质，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包括在“良知”之中。先天的、不教自能的封建道德观念和品质都包括在“良知”之中，这个“良知”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既不会减少，也不会丢失，但都可能被蒙蔽。他认为“致良知”的具体方法是“格物”。王阳明的教育作用论，要求人们向内心去寻找先天存在的道德，以“心学”观点来论证教育作用，让人们把封建道德看成是自发的而非强制的，内在的而非外加的，使人更易接受伦理道德的束缚。所以，这种理论是明代中叶社会危机和教育危机的歪曲的反映。曾国藩、蒋介石都曾吹捧过王守仁“致良知”说，认为这是“求学作事”之根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郭沫若也曾受过王守仁的影响。二、随人分限所及的教育原则含三层意思。其一、量力而行（施教）。他认为良知人皆有之，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人之资质不同，圣人与常人不同，圣人之间亦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yi,约20两），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 教学应从学生的原有基础出发，逐步提高和加深，不可贪多图快，这样才能防止“食而不化”，还会使学生有自得之美。如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若之患，而有自得之美。”（传习录中）可见已不局限于孟子“盈科而进”的比喻，而是与学生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特点联系起来，这是对教学思想的贡献。三、儿童教育论这是其教育思想中比较精彩的部分。王守仁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他从“致良知”的要求出发，认为儿童时期“良知”保存最多，受蒙蔽最少，教育应从儿童时期开始。（1）批判现状：当时学校教育中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现象十分严重，教育方法很机械，教育手段也很粗暴。他说：“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教师每天只是督促儿童读句子、背课文、摹仿写字和作诗文，检查责备儿童的行为举止，而不知道应对儿童用礼来教导，晓之以理。只是想使儿童聪明，但不知道应在道德礼仪上养成儿童的善行。教师经常鞭挞儿童，有时甚至用绳索捆缚来压制和折磨儿童。所以有些儿童把学舍看作是监狱，把老师看作是仇人，不肯上学，经常逃学，捣蛋撒谎，只顾游玩而不思学习，以致学无长进。（2）顺应性情、激发兴趣。王守仁坚决反对这种错误的教学方法。他针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的弊病，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王守仁认为，教学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同上)儿童的性情总是喜欢嬉游，而怕拘束与禁锢，就象草木刚刚萌芽，顺应它就会发展，摧残它就会衰退。所以他主张采取使儿童“趋向鼓舞”和“中心喜悦”的积极教育方法，才能使儿童的学习日有长进，就如春风时雨被及于草木一样，盎然生意，而不是冰霜剥落，生意萧条。（3）在教学内容上，王守仁主张给儿童以歌诗、习礼、读书三方面的教育，陶冶儿童的思想和性情。一是“诱之诗歌”，他主张以唱歌吟诗的方式来教，这样不仅能激发他们的志向，而且还能消除他们的顽皮，使其多余的精力有发泄的机会，也能解除儿童内心的愁闷，使他们开朗活泼起来，并能适度地表达其情感。二是“导之习礼”，他主张以学习礼仪来教育儿童，使儿童养成一定的礼仪习惯，而且还能通过礼仪动作，“动荡血脉”，锻炼身体，健壮体魄。三是“讽之读书”，他主张通过读书，开发儿童的智力，增加儿童的知识，同时还能“存心宣志”，形成儿童的一定的道德观念和理想。此外，王守仁认为还应有“考德”这门课，并作了具体规定。要求每天清晨，检查儿童在家里、在街坊中的言行心术、爱亲敬长、步趋礼节、忠信笃敬等做得如何，要婉转地加以诲谕，开导，然后再就席授业。这有利于从小训练其道德行为习惯。中国教育史：颜元的教育思想一、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他极力批判自汉以来二千年的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包括玄学、佛学、道学以及宋明理学。他提倡实学，亦有其历史依据。他认为尧舜周孔就是实学教育的代表者，如孔子之实学注重考习实际活动，其弟子或习礼，或鼓瑟、或学舞、或问仁孝、或谈商兵政事，于己于世皆有益，而宋儒理学教育却相反，主静主敬，手持书本闭目呆坐有如泥塑，在讲堂上侧重于讲解和静坐、读书或顿悟，其害有三：一是“坏人才”。即理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柔弱如妇人女子，无经天纬地之才，他指出，如果学生的学习与实际生活相脱离，即使读书万卷，也是毫无用处的。这种教育不仅害己，而且害国。二是“灭圣学”。他认为理学家只从章句训诂、注解讲读上用功，从而陷入了一种文墨世界，国家取士、教师授课、父兄提示、朋友切磋，皆以文字为准，这就丢弃了尧舜周孔的实学精神。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后，为害更大。三是“厄世运”。汉儒宋儒之学败坏了学术与社会风气。学术完全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统治者更是利用科举八股把士人囿于文字之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社会道德、经济、人才的腐败与衰竭，皆与此有关。结论：以实学代理学。二、实学的教育内容他认为尧舜周孔都提倡实学、行实教，既有利于个人又有利于国家，所以他认为必须恢复其道，主张以他们所倡导的三事、六府（认为此乃尧舜之道）、三物（六德、六行、六艺，此乃周孔之道）为教育内容，另外还把劳动教育与体育列为教育内容。在本质上既不同于禅理语录，也不同于诗文制艺等教育内容，冲破了千百年来传统经学和理学的局限，他希望通过以三事、三物等丰富而实用的教育内容来培养能经世致用的人才，改变理学所造成的种种弊病，实现其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他不仅提出了如此丰富的教育内容，而且还付诸实践。他在晚年开办的漳南书院中，曾分斋而教。这一计划既体现了其丰富而实用的教育内容，也体现了他对教育制度与分科教学的思想。但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自居，故在教育上特重礼教，天天率弟子家人习礼，大大冲淡了其实学教育内容的进步性。三、“主动”、“习行”的教育方法与宋儒主静的原则不同，他强调“动”，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变动发展的，他考察了当时社会后，认为明朝的灭亡，士人的衰弱都深受这种主静和书本教育之害，故极力反对主静的教育方法，而代之以动的教育方法。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要中曾评价：“颜元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其评价非常恰当。教人为学既然主动，就必须重习行，习即练习，行即实行，主张以行动为中心原则。他提倡的习行主动的教育方法是与书本教育相对立的，他主张通过习行的方法获得经验与知识，反对理学教育把读书作为唯一的求知途径，而认为“读书乃致知中之一事，专为之则浮学”。如何体现？他认为在于“格物致知”，有创新的理解。他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特别是五四以后，为了提高民族士气，改变体质，曾有不少仁人志士极力宣扬其习行主动的思想，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但完全否定理学主静、读书的方法，也是偏激的做法。中国教育史：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一、“中体西用”概念的提出 早期改良派冯桂芬于1861年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主张建立一种中西合璧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新”文化。郑观应：“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孙家鼐：“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丁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王韬：“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以器胜。”洋务派也以此为理论核心，系统提出“中体西用”理论的是张之洞，这一理论体现于1898所诸劝学篇。全书分24篇，分内、外两篇，内9外15。二、“中学”、“西学”具体内涵中学指封建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中国的经史之学、孔孟之道。他在劝学篇中说：“四书、五经、中国史学、政书、地图为旧学，”他认为这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应当放在首位，学生应先从经史子集中学习“圣人之心”和“圣人之行”，然后才学习对封建统治有用的“西学”。西学指“西政”、“西艺”两方面。“西政”中又推崇“刑狱立法”，（法律制度），与维新派“西政”有本质区别，并非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他极力反对那些能动摇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政治学说和进步的资产阶级文化。把新思想比作“洪水猛兽”，将提倡资产阶级文化的人视作“自忘其祖”、“自贱其宗”。“西艺”即自然科学技术知识。 对近代新教育的影响。“中体西用”是创办中国近代新教育的指导思想。百日维新教改未脱出此论，变法中之文教政策也贯穿这一思想，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办学宗旨是“中体西用”的具体化，因此，这一思想一直支配着晚清教育。在当时的中国，要在封建主义旧文化弥满天下有社会里塞进若干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外，还不能提出更有效的宗旨。只有以“中体”为前提，西学才能有所依托，否则，它在中国则没有适于生存之土壤。也正因此，中体西用有其积极的影响，它使中国人看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引进了一部分西学，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缺口。三、关于学制改革的思想1.主张天下广设各级学堂。提倡因陋就简，利用各地书院、善堂、祠堂、庙宇等场所及其经费兴学，鼓励地方官绅捐资办学。2.关于学制改革的设想。张之洞曾在劝学篇中提出过建立三级学堂的构想。1903年，奉旨与张百熙、荣庆一起主持制定了癸卯学制。该学制是张之洞学制改革思想的具体化、法规化。3.主张设立工农兵学商等各类实业学校。在这种“振兴实业、为国储才”思想驱动指导下，张之洞除了积极兴办各类实业教育机构外，还借鉴国外设计了三等各类纵向衔接横向联系的完备的实业教育体系，为我国近代实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4.主张设立师范学堂。他还强调师范教育的独立地位，使之在癸卯学制中自成系统。他认为：“学堂必须有师”。因此，“办理教育，首重师范”。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张之洞在办学实践中，对师范教育格外重视。在他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中，三级师范自成体系。1907年掌管学部后奏准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是为我国女子师范教育正式列入学制的开端。张之洞的师范教育思想与实践对我国近代师范体系的确立和师范教育的发展影响极大。中国教育史：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一、关于“开民智、育人才”的教育作用思想梁与康一样，都持有“教育救国论”的观点，故非常重视教育作用，认为国家的强弱以教育为转移。他说：“世界之运，由乱而近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又说：“今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而人才不足由学校不兴也。”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兴学校、开民智。他还阐述了“民智”与“民权”的关系。他说：“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他的意思是说，只有首先提高了人民的文教素质，然后才能在中国实现民权政治。他把“育人才”、“开学校”手作是“开民智”，提高人民素质的主要手段，认为这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之所在。这实质就是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培养大批具有维新变法思想、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上。梁启超就是从这一角度论述教育作用的，他的这种认识是卓越而深刻的，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仅靠教育去“救亡图存”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一点他与康有为的见解是一致的。他与康有为不同的是，他更强调了教育应有明确的“完旨”，即指出教育应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梁启超认为，教育是人类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更不能没有宗旨，他曾说：“他事无宗旨犹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他批评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缺点，是培养出来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可以为一个人的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所以他提出教育要培养“特色的国民”（“新民”），这种“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事实上，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新一代，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培养人才上的积极要求，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教育思想。二、论儿童教育梁启超重视儿童教育，他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他写了论幼学，集中阐述了他关于儿童教育的主张，并介绍了西方国家儿童教育的经验，对改革当时中国的儿童教育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批评了中国传统教育中对儿童采取的体罚“扑教”，认为“导之不以其道，抚之不以其术”，“但凭棒喝”，结果使儿童视学校如囚牢，畏教师如狱吏。他认为这种儿童教育必须彻底改革，他大声疾呼，若要保国保种，“非尽取天之下学究再可教之不可，非尽取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他详尽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教育：“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末强，易于学也。必须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他认为儿童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年龄特点，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要从小及早传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常识，然后逐步扩大学生的眼界。要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引起儿童的兴趣。要从小教以外国语，孩子容易记住和掌握。还要授以歌谣、俗语、音乐、体育，使儿童德、智、体、美得到和谐的发展。他还建议为儿童编好蒙学读物，认为儿童应读七种书：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名物书。对这七种书，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并且还指出了教学方法，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倡各科教材教法的教育家。三、论女子教育论女学一文详述论述了女子教育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女子教育的好坏，关系到家庭和种族的后代，关系到国家的强弱。他说：“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即：中国积弱的原因，就是由于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他认为良好的女子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他批判了封建主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他从主张男女平权的思想出发，要求仿照西方各国，创办女学。为了推行他的女子教育的主张，他曾计划先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一所，然后逐步推广至各省府州县。为此，他写了倡设女学堂启，并附女学堂试办略章，对女学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职人员、管理制度、招生对象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他计划这所女学堂招收8-15岁的“良家闺秀”，其教学内容：“中文西文各半”，设三种学科：算学、医学、法学，另设师范科，“专讲求教育童蒙之法”，学成后，发给文凭，即可充任医师、律师、教习。梁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提倡创设女学，以及他对女学的规划和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四、论师范教育专论论师范集中阐述了师范教育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师范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基础。他说：“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师范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也。”故他得出一结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在他设计的教育制度表里，就包括有“寻常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大学”三级比较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他把师范教育看成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这是深刻、卓越的见解，表现出一位教育家的战略眼光。中国教育史：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一、关于“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蔡元培在德国留学时，深受康德哲学思想的影响，将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个方面。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相对的，可以经验的，属政治范围；而实体世界是绝对的，是超越于经验之外的，是超政治的。但两者又不是相脱离的，而是紧密结合的，联合两个世界的就是教育。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追求现象世界的幸福也是为了这一目的。从这一理论基础出发，他认为“教育有两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前者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分别相当于体育、智育和德育；后者有世界观教育。前者以追求现世幸福为目的，后者以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境界为目的。而美育则是联系二者的纽带。 蔡元培认为，五育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其中，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世界观及美育是完成道德的手段，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总之，“五育”并举的教育，就是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应该说，这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的，是对封建教育及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宗旨的否定，在教育思想史上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人才培养看，这几方面的教育，也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规律。二、改革北大及其高等教育思想（1）整顿校风，改变学生观念（关于大学性质问题）北大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为北大）“老爷”式的学生继续下来的，官僚积习很深，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升官发财的阶梯，对学问则无兴趣，上课瞌睡，或看杂书。1916年底，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先作了一番调查研究，认为整顿北大的办法，第一是改变学生的观念。（2）整顿教师队伍，广招人才（体现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蔡赴校之前，校政腐败，教员缺少学术研究的气息，基于此，他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为方针。一是体现于对待学术，二是体现在对待教员两方面。蔡元培主张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故他在延聘新教员时，只问学识不问派别、资格、年龄、国籍。他认为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每一种派别，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就应让他们并存。这能使学生能够广泛接触教员中不同学派的观点，兼听则明，启发思路，令其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当然也不是无所不包，比如宗教，他就不允许教员在课堂上宣讲，他主张网罗众家、兼容各派人物，但绝不容不称职的教员，对于学术水平低者，不论中外教员，一律裁减。 （3）改革管理体制，提倡教授治校北大改革前，体制比较混乱，各学科各自为政。蔡元培主张学习德国大学的管理方法，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去留而引起动荡。他认为，第一步应是组织评议会，每5名教授选举评议员一人，全校共19位，校长是评议长。评论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与权力机构，凡学校的兴废皆需经评议会审核通过。第二步组织各门（系）教授会，共11个学科教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