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者冯锦华：一个国家青年不会愤怒就没希望.doc

冯锦华（资料图）保钓者冯锦华：一个国家青年不会愤怒就没希望核心提示：时隔8年，2012年8月15日，7名香港保钓人士再一次登上钓鱼岛。凤凰网对话2004年首次登钓鱼岛的大陆保钓人士冯锦华。八年后再看2004年的登岛，冯锦华依然自豪，“在民族需要的时候，站在了那个地方，这就足够”。他从不掩饰自己是个愤青，“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年不会愤怒，国家就没希望了”。面对外界质疑，他不解，“我就不明白，日本人恨我们的民族主义，怎么连中国人也恨我们的民族主义，为什么有些人的想法要和我们的敌人一样？”2004年3月24日，冯锦华和张立昆等7名人士于北京时间6时26分登陆钓鱼岛，成为首次登上钓鱼岛的大陆保钓人士。1970年出生的冯锦华1994年赴日本留学，两年后考入日本东洋大学法律专业，2000年毕业后就职于一家日本公司。2001年8月14日，由于不满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的反思，冯锦华在东京靖国神社门前的石犬底座上用油漆喷写了“该死”两字，被捕，21天后冯锦华被保释，随后东京地方法院以“器物损坏”罪判处冯锦华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并被日方取消工作签证，于2002年6月23日返回中国。失去在日本的工作机会，冯锦华并不后悔，在他看来这些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连这些都不想付出，还想为国家、民族，或者自己的理想做什么事情，不就是瞎掰了吗”，作为一个在日本的华人，他更深刻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留日8年，他眼中的日本根本就没有对二战侵华进行反省，“说到底日本的心态就是，中国受害了确实挺可怜，我表示同情，但是让他深刻反省，拿出诚意去解决这个事情，根本不会做。”他坦言自己就是一个愤青，“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年不会愤怒，国家就没希望了”，但人生的阅历让冯锦华对爱国有了更为理性的看法，“爱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不能成为社会累赘”。外界质疑愤青，他不解甚至愤怒，“我就不明白，日本人恨我们的民族主义，怎么连中国人也恨我们的民族主义，为什么有些人的想法要和我们的敌人一样？”对话主持：周东旭以下为对话实录：日本对付保钓人士登岛手法更“娴熟”自由谈访谈：2004年为何想到登钓鱼岛？冯锦华：对大多数人来说，国土问题更容易激发爱国情怀。我们原来打算捐款给香港保钓组织，让他们去，因为他们以前经常做。后来因为我们搞到船，一出海就想登岛，就像一个旅游团到一个景点，肯定要去最核心景区转转。大家都想登，全球华人也都想登，2004年充分准备了一下，最后成功了。自由谈访谈：你当时登岛遇到日本怎样的阻拦，是何种情况？冯锦华：我们上次出海本身就是秘密的，起码日本人不知道，登岛的时候日本也没有防备，只有一艘船在那拦截我们，拼命想拦最终没有拦住，我们冲上去了。冲上去以后，日本也犹豫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办，下午才派人上岛抓人。自由谈访谈：这与此次登岛差别很大。冯锦华：此次保钓人员登岛后马上被日本逮捕，而且日本人已经在岛上等他们，这与我们当时是不一样的。2004年登岛时日本人显然准备不足，想按照国内法处理我们，最终也没有得逞。自从上次登岛以后，日本肯定已经做了各种各样预案，而且准备好要抓人。有了上次教训以后，日本这次可能又有新花招，外交部门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很被动。这次登岛的结果与2004年一样，这让我挺吃惊。自由谈访谈：为什么吃惊？冯锦华：8年前我们登岛时，对抓人还不是不抓，日本好像还有所顾忌，到这次似乎完全没有了顾忌，轻车熟路，上岛就抓，根本无所顾虑，而面对日本人这么娴熟的对付办法，似乎我们相关部门没有什么新动作，事先没有应对各种可能情况的预案。这些人真的很勇敢，在这种情况下，冲破重重阻拦冲上去，我对他们非常佩服和尊敬，相关部门还是没有动作，对这件事情我也非常吃惊。日本心态：中国受害表示同情但不会深刻反省自由谈访谈：你曾留学日本，对日本有怎样的感情和认识？冯锦华：我在日本留学八年，对日本有一个逐渐了解的过程。到日本一看，似乎和报道大不一样，日本根本就没有对二战进行反省。在与一些日本人的沟通中，我发现这个民族真的比较可怕，本身勤劳、刻苦，能动脑筋，骨子里也非常好强，做出来的东西又非常好，同时标榜自己是民主、法制国家，把自己社会建设的非常好，但对于中国包括亚洲的其他受害国来说，又是极其冷漠。自由谈访谈：你指的日本政府还是日本人民？冯锦华：日本政府是民选政府，小泉当时参拜靖国神社，背后有强大的民意支持，如果民众都反对他还去，作为一个需要拉选票的政治家，那不是疯了吗？说到底日本的心态就是，中国受害了确实挺可怜，我表示同情，但是让他深刻反省，拿出诚意去解决这个事情，根本不会做。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要发出我的声音，所以2001年我在东京靖国神社门前的石犬底座上用油漆喷写了“该死”两字。当时就觉得必须搞日本人一下，这么多中国人都说靖国神社的问题，为什么让它干干净净在那，靖国神社很漂亮，非常优雅像公园一样，供奉的是杀人犯。这也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去抗议刷个东西，就几分钟的事情，但后来逐渐发酵，当时也没自由谈访谈：你对钓鱼岛的态度也是在日本留学工作期间就形成？冯锦华：1996年，陈毓祥在登陆钓鱼岛溺水牺牲的时候，我在日本。当时刚打完工，下班回到寝室，打开电视，正在播放香港保钓人士牺牲，我很吃惊。我们中国不是胜利国吗？怎么钓鱼岛变成日本的了？世界为什么对中国这么不公平？我会这样去考虑问题。另外，我们从小接受革命教育，多多少少有点英雄主义情节，对国家、民族，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情结。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想，我们六七十年代的人都会有这种情节。也许有人不关心这些，反正我关心，个人所好。我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自由谈访谈：一种爱好？冯锦华：和别人喜欢钓鱼等一样，也是一种爱好。作为一个在日本的华人，我知道自己一定是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看到同胞受辱如果不生气，那不就和鲁迅笔下描写的行尸走肉一样了吗，可能出国的时候感觉更强烈一些，时时刻刻意识到是中国人。自由谈访谈：2002年你从日本回国后曾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冯锦华：当时回来孩子还小，想陪陪孩子，享受享受天伦之乐，半年后就到北京搞投资公司，正好也学过一些财务，去了朋友那里，这算不上什么，是小事，很正常。自由谈访谈：当时会不会怀念在日本的生活，有没有后悔？冯锦华：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挺自豪。当时日本把我工作签证取消以后，很多朋友让我去告日本，说根本没有道理，把官司打下去，我就跟他们说，这个官司根本没必要，这是他们的国家，不让我待，干嘛还死皮赖脸，到哪生活不了，我靠自己的能力吃饭。现在挺好，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路走来，也许在某一段过程中收入和生活暂时受到影响，但这些东西是你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连这些东西都不想付出，那还想为国家、民族，或者自己的理想做什么事情，不就是瞎掰了吗？自由谈访谈：有些人可能觉得钓鱼岛这些东西离生活太远，没必要为此整天呼喊，你怎么看？冯锦华：这也很正常的，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也有人去当汉奸，在抗争的队伍中，也有许多人跑掉，顾自己的小家。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有一样的想法，但问题就是现在中国人的想法太多了。自由谈访谈：你认为中国人应该怎样？冯锦华：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有正义感，现在整个社会缺乏一种激情，大家似乎都活得不高兴，民族的信心也不强。中国人已经够有钱了，我们要谈谈理想，谈正义，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这些精神东西，还是让人看不起，就是个暴发户，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自由谈访谈：你觉得自己算个愤青吗？冯锦华：我还是属于愤青的。我觉得愤青挺好，愤怒青年嘛，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年不会愤怒，国家就没希望了。愤怒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如果日本人这么欺负我们都不愤怒的话，这个民族真的就没有希望了。自由谈访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现在国人的民族情绪太重了，你怎么看？冯锦华：我觉得中国做得完全不够，还差太远。可以看看美国是什么样的民族情绪，就因为他们的奥运队穿了中国生产的服装就不得了，拿出来讨论，议员级别的人都这样搞事。而中国主张自己的领土，就被扣上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我们圈子中一个很有名的人曾说，我就不明白，日本人恨我们的民族主义，怎么连中国人也恨我们的民族主义，为什么有些人的想法要和我们的敌人一样？民间保钓使命已经完成自由谈访谈：民间保钓在钓鱼岛问题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冯锦华：对于民间保钓的态度，我觉得已经做到一个极致，不可能再做什么东西，也就是说民间使命已经完成。政府现在也开始有动作了，海监船经常到钓鱼岛周围绕一绕。我相信这与中国民意是有很大关系的，民意有时会改变国家的一些政策。政府声音和民间声音，缺一不可，有时候民间声音更能打动世人，更能打动全球舆论。说到底友好也是通过斗争得来的，民间的意义就在于此。自由谈访谈：民间保钓行为会不会与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发生冲突？冯锦华：有些人也说你们不要帮了倒忙，不要给国家添麻烦，那我反过来就想，什么叫帮正忙，怎么叫不给国家添麻烦呢？谈到钓鱼岛，我们就用具体事情来具体分析，如果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华人不进行保钓，钓鱼岛就真的连同琉球一块送给日本了，现在根本就不会存在什么钓鱼岛问题，那国家大政方针又从何而谈呢？想冯锦华：我们这个群体中的老板很多，还有研究生、海归，也有做小生意的，甚至还有警察，各阶层都有。自由谈访谈：他们对日本的看法与你一样？冯锦华：有些兄弟对日本恨之入骨。这也很正常，我朋友的爷爷就是被日本人杀掉的。中国苦难者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正常的，不发声才是不正常，像以色列还在追杀纳粹战犯，前两天又抓出一个，中国应该彻底反省。自由谈访谈：他们有没有付出很多代价？冯锦华：好多人付出的代价比我大得多，有些人老婆离婚，有些人没有了事业，多的是，说起来很让人伤心。我的经历算我们这个圈子里非常好的了。自由谈访谈：能说你们是依靠共同的信念走到一起的吗？冯锦华：我们是一个共同的群体，就像麻将协会、钓鱼协会，大家爱钓鱼，就走到一起，没什么区别，就是共同的志向，希望国家能够强大，大家就到一起来。没必要刻意把保钓搞得特殊化，同其他一些爱好者的协会都一样。我相信每个关注钓鱼岛的人都有爱国情怀在里面，否则也不会关心，轻重而已，我们这个群体可能更重一些。别人看到钓鱼岛纠纷，顶多气愤地发两句牢骚，我们可能不止于此，还想做一些事来维护祖国尊严，就是这么一个程度上的差别。自由谈访谈：你们是一个比较牢固的团体吗？冯锦华：我们就是这么一群人，日本对中国人毒害后不道歉不赔偿，大家觉得气愤，走到一起，天南地北哪里都有。保钓联合会非常松散，其实谁是保钓联合会的我们也搞不清。一群人如果想做事就一起做，可能你就是保钓联合会的人了，哪天你不做了也就不是了，谁也没有发个证什么的。自由谈访谈：圈子中的人会互相帮助吗？冯锦华：大家有时候因为有共同的志向，会比兄弟还亲，比兄弟还要更加信任，谁有些事大家都会帮助。爱国首先把自己事情处理好 不能成为社会的累赘自由谈访谈：你在靖国神社写脏字、登钓鱼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权衡现实的利弊？冯锦华：那肯定是有的，我又不是一个纯粹的愤青，或者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想干什么干什么，毕竟30多了，也会考虑很久，也会犹豫，也会思想斗争，但最终激情战胜了理性。从理性来讲，任何一个亲戚朋友，包括最亲的家人都不会让我去，而激情就是超越理性的一些东西，我要去做一些心目中、理想中追求的东西。激情和理性往往是有冲突的。自由谈访谈：在保钓与自己事业上，你如何平衡？冯锦华：当时搞保钓，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做，也没必要专职保钓，我们是业余的，完全是在本职工作前提下去做。我们一直是有这样一个标准：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爱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不能成为社会的累赘。如果因为保钓，自己沦为别人救助的对象，你就是失败的，因为民族和国家还没有到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抛下一切上前线的时候。说到底，爱国也是在一定限度内，也要求一定要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社会上做一个有成就的商人也好，公务员也好，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做好这些东西后再去做爱国的事情会更有说服力，也会更好。不能说搞这些事情的人都是一些社会盲流，穷得到处要钱，这样就变味了。自由谈访谈：如果把事业和保钓进行排序，哪个对于你更重要？冯锦华：那得看结果是什么，如果把事业停掉，钓鱼岛明天就回来，那我马上停。我们做这些事情不能说是逼迫性，非要人家怎么样。爱国行为可以有间隔，适度去做，提醒、督促、支持，把钓鱼岛问题向中国有利的方向推进。现在突然取舍，我没有办法，两方面都要做，既要把生活做好，另一方面，如果可以的话，也会把保钓做好。自由谈访谈：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会不会后悔当初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冯锦华：没有后悔，也不会后悔。老老实实、简简单单也是一种人生，但是很明显每个人都不喜欢这样的人生，都想做一点事情出来，无论事业、爱情或者其他方面，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是人的共性吧。我们做了这个事觉得非常自豪，不管别人怎么看，起码我们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站在了那个地方，这就足够了，至于因此受到一些损失，那是肯定的，打麻将也还得腰酸背疼，付出一点代价算什么，没关系。 到会产生那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