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汇率形成机制变革中分析人民币升值的长期效应word版本.doc

此文档仅供收集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从汇率形成机制变革中分析人民币升值的长期效应 摘要：汇率作为金融杠杆，对经济调节作用的灵活有效程度，关键视其形成机制是由市场决定还是由人为的政府干预。1994年以来人民币十余年走低，一方面大大低估了GDP，不能正确反映国家经济实力，另一方面，造成进出口贸易的“贵买贱卖”，使国民财富廉价外流，导致“贫困增长”和国际储备过渡增长的浪费。为此，借人民币汇率升值调整之机，应调整好进出口贸易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以“品牌战略”代替“价格战略”；将我国发展战略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 关键词：汇率制度；均衡汇率；购买力平价；贫困增长 中图分类号：F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8)11004504 对于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来说，利率、汇率同样是个重要的金融杠杆。作为经济杠杆，其对经济调节作用的灵活程度，关键视其形成机制是由市场决定还是由人为的行政干预。随着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深入，汇率制度也在不断改革、演进。从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公告)发布以来，人民币不断小幅升值，更引起我国理论界对人民币升值利弊得失的种种争论。但人们关注的多为“升值”对国内外经济带来的影响，而且又是短期影响，而对“升值”背后的市场经济体制及汇率制度完善程度、机制灵活程度等深层问题和长期根本影响探究的并不多。本文就是要透过人民币“升值”这一现象探讨我国经济体制、汇率制度完善程度的长远影响问题。 一、我国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和人民币汇率变化状况 建国以来，我国汇率制度的演变及人民币币值变动，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一是1949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初期汇率制度。该阶段汇率制度的特点表现为：外汇由国家集中管理，通过扶植出口，沟通侨汇，以收定支等方式积聚外汇，支援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 二是1953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外汇管理体制。该阶段汇率制度的特点表现为：在国家“统治贸易”下，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经营，逐步形成高度集中、计划控制的外汇管理体制。 在以上两个阶段中一直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人民币长期高估，“文革”期间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为1.5:1。 三是19791993年经济转型时期的外汇管理体制。该阶段的特点表现为：买卖双方根据外汇供求状况议定汇率，中国人民银行适度干预。 四是1994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外汇管理体制，直到2005年7月21日公告发布为止。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将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1981年起实行复汇率制，牌价按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方法计算。19811984年将官方排价与贸易内部结算价并存。1985年1月1日起，取消了贸易内部结算价，重新实行单一汇率，1美元折合2.7963元人民币。1986年7月15日，又由1美元3.1983元人民币调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币；1989年12月26日，又调到1美元4.7221元人民币；1990年11月17日，又调到1美元5.221元人民币；到1994年1月1日，汇率体制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一步并轨到1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币值降到最低点，国家外汇储备开始大幅度上升。1997年后，人民币汇率始终保持在较低的范围内浮动，并未随宏观经济变动而波动。从2006年起，国际社会强烈呼吁人民币升值，2005年7月21日，发布“公告”，规定1美元=8.11元人民币。随后几年缓慢升值，2008年9月22日美元与人民币比价为1:6.82。 以上汇率制度演变的四个阶段，只是从理论上，或者从意愿的角度上划分的，特别是后两个阶段：改革开放探索阶段的转型期，虽然想要据外汇供求状况议定汇率，央行适度干预，但实践中，央行“干预”总是过度；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虽想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但实践中，总是“管理”的过死，“浮动”的不够。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只是从“公告”发布之后，在这之前，“浮动”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近似于固定汇率制度。 正由于汇率形成机制、金融体制改革与市场取向改革存在着滞后问题，造成现实汇率水平反映的是一种扭曲的外汇供求关系，外汇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配置(表现为超常规的国际储备)；无法形成均衡合理的汇率水平(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估；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开始出现低估；“公告”发布后，开始升值)，并由此导致一系列弊端。 二、我国汇率形成中的人为干预及其后果 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汇率形成应由购买力平价为基础，受货币供求变化的影响。就是说，一国货币的实际汇率或币值，要由购买力平价决定，其市场价格名义汇率受货币供求影响而波动。均衡汇率的形成，就是要由这两方面因素决定。这样形成的均衡汇率，即可表现出一国的真实经济实力，又能反映货币供求状况，从而成为准确的国际经济信号，起到正确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杠杆作用。否则，违背汇率形成机制，凭主观好恶，凭行政干预手段，人为规定汇率，则必然带来相反的后果。 从建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伊始至明确提出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20多年以来，我国汇率制度演变及人民币汇率形成与变化的现实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实践经验教训和理性认识： 1、人民币汇率长期偏离市场均衡汇率。在计划经济期间，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恢复经济，搞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由于“底子薄”，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天灾”，加上“大跃进”、“穷过渡”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实力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越拉越大。恰恰在这期间，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由政府决定的人民币汇率却一直高估，造成国家牌价与黑市价格悬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正确改革方向后，使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实力日益增强，但人民币汇率却又渐渐转为低估，并在10余年间长期停留在低价位上，直到2005年以后才渐渐开始升值。 2、人民币汇率长期偏低主要为适应“外向型”发展战略。我国的改革是在总结并吸收多年来“左”的路线错误教训，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深刻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改变传统的经济体制过程中，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遇到阻力、困难是难免的。为使改革开放不至于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在国内市场满足不了需求有限的情况下，就要开辟国际市场。特别是在开放中我国加入了WTO，“人世”后更需要开拓国际市场，以补充国内需求缺口。所以，有必要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但在长期较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长期在国家扶持政策保护下，严重缺乏竞争力，民营企业多半刚刚起步，既没经验又没规模，同样竞争力不强。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上的竞争力，国家有意使人民币贬值以刺激国外对本国产品的需求。这些年来，也正是在外贸拉动下，我国 经济才在面临内外种种困难压力下，长期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 3、人民币汇率长期偏低带来的种种不良影响。单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方面看，人民币汇率偏低，币值下降，确实有利于出口，促进经济增长。但从全方面看，人民币币值长期偏低带来的负效应或造成的弊端也确实不小，有的不良影响可能涉及的比较深远。而对于这方面，理论界研究得不多，决策部门更是一直关注不够。 首先，人民币币值过低，大大低估了我国GDP产值。用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一直在340370美元之间，不到发达国家的1/50。依据世界银行对各国人均GDP排行表数据，1999年中国汇率GDP为780美元，排行第140位，购买力平价GDP为3291美元，排行第128位，购买力平价GDP比汇率GDP高3.2倍。购买力平价学说是20世纪初由瑞典经济学家赛尔系统提出的。他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货币的购买力。因此，两国的货币兑换比率，应该由两国货币在其本国所具有的购买力决定，两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决定两国货币的兑换比率。又由于货币购买力大小受到物价水平影响，所以货币兑换比率，取决两国价格水平的比较。 世界银行2002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推算，按1美元8.28元人民币的当时汇率计算，中国的物价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21，则1美元8.280.211.74元人民币。就欧洲货币来看：1欧元兑换10多元人民币，但用欧元在欧洲购买大部分消费品与在国内用人民币购买消费品的单位标价几乎差不多。有的甚至比国内用人民币标价还要高。如此看来，人民币币值用购买力平价衡量与美元、欧元等发达国家货币相比确实大大低估了。用这样币值被大大低估了的人民币核算出的GDP，也一定是被大大贬值了的GDP，无法真实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实际水平。 其次，在国际交往中，会使我国劳动人民辛勤创造出的财富廉价外流，使国民经济蒙受损失，造成贫困增长。在人们陶醉于因人民币低汇率带来的出口产品低价竞争优势的时候，却不知大量的国民财富正是通过这种“优势”悄悄地流向国外!尽管人们不愿相信这个事实，以为我国汇率低而扩大出口，赚取外汇，拉动了经济。但是笔者要提醒读者：在经常项目中，出口多以低价，进口多以高价，这种“贱卖贵买”的生意，即使是扩大了出口，出现了顺差多赚了外汇，也必然是种“赔本买卖”，更不用说，由此带来种种贸易摩擦，遭到反倾销诉讼的赔偿损失了；即使拉动了经济增长，也是一种贫困增长。 再次，由于低价出口、高价进口造成的贸易顺差而积累起来的过多国际储备，在人民币汇率不得不提高的情况下，又会遭到缩水损失。过多的外汇储备固然有利于应付意外情况，“手里有钱，心里不慌”。但这种以巨额物质财富的损失换得价值储备的做法不划算的地方太多：储备资金不增值，基本是种“死钱”。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资金不足，不得不引进大量外资的条件下，一方面过剩储备闲置无用，另一方面又要支付利息引进外资，岂不造成巨大浪费!而且，这大量的价值储备，又时时面临着贬值的风险，一旦汇率变动，就会遭受损失，其价值量远没有物质财富实在，虚拟成分太大。 最后，由于人民币汇率过低导致进出口商品的贸易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上不去。由于人民币汇率低造成的出口商品价格低，进口商品价格高，只能鼓励我国传统的以廉价劳动和廉价原材料生产的初级加工品，而抑制那些需要进口关键零部件和技术的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生产出口。使我国贸易生产出口长期在低层次结构上运转，影响贸易结构的升级。 既然人民币汇率长期偏低会导致如上种种弊端，而这些问题又是由于汇率形成机制被人为扭曲造成的，那么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完善市场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走上正轨就是必要的。 2005年7月21日实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正是出于这种必要。改革之后，人民币开始连续小幅升值，正是调整的必然反映，也是逐渐纠正币值长期偏低带来上述弊端的过程，是汇率机制恢复作用的正常反映。对此带来的或许负效应远低于正效应，不必大惊小怪，只应正确分析，清楚认识，尽量使其减少到最小程度。而对汇率调整中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正效应则必须紧紧抓住，借此解决以往存在的问题，调整好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使我国经济迅速健康发展。 三、汇率“升值”调整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 分析2005年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升值调整，还只是处于开始阶段，与其应该达到的合理标准尚有相当充裕的空间。在这进程中，理论界特别是宏观决策者，研讨的重点已不是该不该升值问题，而主要是应集中在如何避免或尽可能减少“升值”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负效应，有效利用、扩大正效应方面。借机改变我国落后传统贸易结构，转变营销战略，为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均衡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施对策。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具体建议： 1、借汇率改革之机，调整好我国传统进出口贸易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我国传统的贸易优势是资源密集型，以农产品、土特产品、手工艺品为主，改革开放至1994年前，人民币趋势贬值引起出口产品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转变后，综合比较优势体现在服装、文化用品、纺织品等10个加工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劣势则表现在化工、电子、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11个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市场化的高科技、信息时代的今天，我国这次升级后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仍然是处于较低阶段，有待在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中，加快升级的步伐。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见到，单凭劳动价格低廉和出口产品价格低廉的优势，在促进产量和出口增长的同时，也导致贫困化增长。为此，我们必须抓住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出口产品价格提高的时机，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变。另外，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因价格上涨而减少的机会，将电力、房地产、交通运输、金融、铜铁、汽车等，在人民币升值中受益的非贸易产业着力发展起来。 2、转变出口战略，用“品牌战略”代替“价格战略”。我国以往奉行的“价格战略”是适应于市场经济初期发展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完全竞争市场类型的出口战略。出口产品也主要是手工劳动为主的生活用品，规模小，由低廉的劳动成本取得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的优势。那时，实践上凭的是资源和劳动优势；理论上依据的是斯密的“绝对优势”和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说，以及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禀赋说。而当今世界市场上，正从机器大工业向高科技、信息产业转变，小规模的完全竞争正向垄断竞争乃至寡头垄断、垄断的大规模转变。从需求方面看，讲究的是质量、品牌，追求的是时尚、阔气。只要喜欢，很少因价格高低而影响销量。由于“收入效应”的作用，有的商品反倒因价格低而无人问津。什么“沃尔玛”、“肯德基”之所以行销全世界，并非因价格便宜，“可口可乐”的战绩同样根源于品牌。 如今之际，靠低价出卖资源劳动赚钱，还是靠品牌赚大钱，应该是个再清楚不过的答案。在经济形势、 市场条件、生活水平、消费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的今天，低价战略为品牌战略代替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为此，打造品牌，培养品牌，保护品牌，应成为我国出口战略的重要选择。政府及各级经济主管部门，财税、银行信贷等部门，都应该以相应政策去鼓励企业创立品牌，以此占领和拓展国际市场。 3、调整我国发展战略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像改革开放前那样的“闭关锁国”，只靠自力更生，那是在帝国主义封锁下，没办法不得已而为之。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扩大了与各国的贸易往来，特别是加入WTO后，真正融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并确立“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几年来，大大地拉动了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经济大国，不可能总使经济发展依附于国外市场。国际经验也证明，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也是逐步下降的，何况我们这样一个几乎占世界人口1/4的正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大国，更应该及时由“外向型”向“内需型”发展战略转变。特别是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今天，可用扩大内需冲销有所下降的外需。应该说，现今的中国扩大内需是有相当的空间的，政府只要把着眼点放在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劳动人口方面，真可谓是出路多多，办法多多。 从消费需求方面看，目前宏观消费倾向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由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的，有钱人控制很大比例货币收入，该买的基本都有了，有钱没处花只好流入国外银行或非物质产品消费领域；大多数工资收入者可支配收入有限，有需求没购买力，甚至还有相当部分低收入者子女入学、看病都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到“先富帮后富”的时候了。国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制定有力措施，运用宏观调控和社会再分配手段予以解决。笔者认为，首先要加强法制，取缔各种非法收入，这是很可观的一笔收入，可用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作转移支付使用，且可严明法纪，净化社会风气，安定社会秩序。其次，实行高额累计所得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使政策允许的合法高收入者有“帮后富”的机会，使广大工资收入者增加可支配收入，提高社会购买力。最后，开征社会保障税，保证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面。 从投资需求方面看，首先，消费需求增加以后可以引致投资需求的增加；其次，降低民营企业所得税，免征个体营业税，减少各种不必要的收费，取消外企享有的税收特权；最后，取消民营企业融资的种种歧视，等等。这一系列措施都可明显鼓励投资需求的增加。 责任编辑：黎贵才只供学习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