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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复习资料
先秦
１、《尚书.尧典》
《尚书》也称《书》或《书经》是战国以前流传下来的关于上古历史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尧典》是我国古代文论的最早记录。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舜命夔用乐教胄子，使他们“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阐明了文艺的教育作用。二、从“诗言志”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讲述了诗歌与音乐结合的具体情况。“诗”是“乐”的歌词。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都源于节奏这一命脉。由于诗歌本来是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因而使得语言具有音乐性，我国古典诗歌一般都有和谐的节奏和韵律，表现出音乐美，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三、诗言志，概括了诗歌抒情达意的基本特点。(朱自清：诗言志是我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纲领) “志”基本义指人们的主观方面，包括我们所说的思想感情在内。历代文人把“志”解释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而以“情”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遂产生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言志”与“缘情”的对立。
所谓“诗言志”并不是忽视反映现实，而是要求诗人在有了对现实的真情实感的前提下以抒情的笔触，反映激动过他的现实。
２、《论语》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记录了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是研究孔子生活、思想的重要资料。孔子，名丘，字中尼。在世界观上，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对鬼神宗教迷信又采取存疑的态度，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在政治上，他提出“正名”、“复礼”的主张，意在恢复、维护贵族等级秩序，但又大力宣传“仁”的学说。
孔子的文艺思想：一、内容与形式：主张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用“思无邪”概括《诗经》的全部作品，说明他重视内容，并把“仁”看成“礼”和“乐”的本质。“辞达而已矣”说明他既注重内容，又不忽视形式。由此可见，孔子兼重内容与形式，他不以内容代替形式，也不以形式偏废内容。这在文艺批评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二、文艺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说明诗和乐可以培养人们的品德；“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说明他认为诗歌可以提高人们从事政治、外交等实际工作能力；“可以兴”说明诗歌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具有艺术感染力作用；“可以观”说明诗歌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具有认识作用；“可以群”说明诗歌可以交流思想感情，使人们相互切磋，达到团结的目的；“可以怨”说明诗歌可以“怨刺上政”，对政治发表批评意见；“事父”、“事君”，则是孔子从他的政治立场出发，说明诗歌要为礼教服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诗歌还能给人以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三、诗歌的艺术特征：孔子已经注意到了诗歌反映现实的特征，并且认为诗人是带着激情反映现实的，同时他也注意到诗歌具有“言外之意”的艺术特征
3、《墨子》
墨子，名翟，战国时思想家，墨家派创始人，做过木匠，在政治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和要求，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其文艺思想集中体现在《非乐》篇中。“非乐”就是反对、否定音乐。“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于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这是墨子社会思想的总原则，也是他文艺思想的总原则。音乐究竟怎样不符合“圣王之事”“万民之利”呢？ 第一、古代圣王也向万民收税，但那是为了造“舟车”，于万民有利，而后代统治者却“亏夺民衣食之财”，置办乐器设备；并且“废丈夫耕稼之时”，“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为他们演奏。第二、从王公大人、士君子直到农夫、织妇，如果沉溺于音乐享受，都有害无益，或荒废政事，或影响生产；第三、遇上大国攻小国，大家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之类的问题，也不能用演奏音乐的办法来解决。
《非命》篇中的“三表”是他判断“文学”、“言论”是否有利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提出的三个标准：第一表：“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要求根据古代圣王的实践经验；第二表：“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要求参酌但是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第三表：“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要求在“刑政”的实践中去检验，看他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
《小取》中“举他物而以明之”的“辟”虽然是从逻辑角度讲的，但却是对“比”的特点所做的最早的解释。
4、《庄子》
庄子，战国时哲学家，名周宋国人。其思想明显呈现出相对主义和宿命论的特点，所著《庄子》又称《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庄子》一书在文学领域里发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它有时称为某些封建知识分子消极避世、自我解脱和自我慰籍的的药饵；有时又成为有些知识分子蔑视名教和对抗当时统治者的精神支柱；有时甚至可以成为某些人追求理想的引诱力。从《齐物论》、《天道》的两段文字来看，庄子从根本上否定事物的差别，并且否定认识事物的必要性。轮扁这则故事，说明了文章写作的精妙之处是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并非语言所能表述的。这种文学主张成为我国文学批评中所谓“言意之辩”的重要理论。
5、《荀子》
荀子，战国末年思想家、教育家。名况。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荀子批判和总结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建立了“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反对孟子“性善”说，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而立意道德之类“善”的东西，并不是先天就有的“良知良能”，而是人为的结果，特别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由此建立了他的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政治观。
《乐论》一篇集中反映了荀子的文艺思想，一开头将音乐的产生。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之类的感情必然“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表现为音乐；接下去讲“立乐之方”。其目的在于“感动人之善心”，而排出“邪污之气”对于人的影响。“立乐之方”是荀子进行诗教、乐教的总原则。 荀子把国家的治乱兴衰归因于音乐的邪正，当然有片面性，但是他充分估计了音乐的社会作用，有其可取之处，同时，文艺作品不可能直接对社会发生作用，而是通过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这一点荀子的认识是深刻的。另外，荀子认为“礼”和“乐”必须相辅相成而行。使礼乐相辅相成，为“王道”服务，这是荀子乐论的实质。
两汉
1、《毛诗序》
“毛诗”二字，是汉人的称呼，在汉代流传的有齐、鲁、韩三家的诗说，是立于官学的，赵人毛苌传的《诗》，在每首诗题下面都有序。本文是诗之大序。本文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诗歌要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文章开头提出《关雎》一诗表现的是“后妃之德”，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服务于统治者对“乡人”与“邦国”的教化和统治。接着，作者用儒家的诗歌理论来作为论据：“是故治世之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紧接着，他认为变风、变雅的产生，是由于现实政治发生变化的影响，是为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而“大雅”“小雅”之分也是由于政有大小之分。至于“颂”则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总之，他肯定了诗歌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把文艺发展与现实生活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说明变风、变雅的产生，人民讽刺上政，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这是重视客观现实生活能影响文艺的进步观点。
2、《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本文从文学思想角度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历史著作是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的；第二、历史应该从政治观点出发，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有肯定有否定，即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第三、最值得注意的是“发愤著书”的观点。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人民群众和正直的、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内心郁结着愤懑的感情，这种感情抒发出来，表现为文字，就成了天地间的至文。“发愤著书”是封建社会的进步观点，韩愈的“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欧阳修的诗“穷者而后工”都是对此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3、《论衡.艺增》
王充，字仲任，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著作《论衡》主要是在哲学上阐述他的进步主张。王充生活的时代，谶纬迷信之学盛行，形成了一种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针对这种虚伪浮华、因循抄袭的现象，作者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疾虚妄”、“归实诚”的主张，对“虚妄”的文风进行全面的批判。王充在《语增》、《儒增》、《艺增》等篇里系统地对历史上流传的书籍和“传语”，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指出了人们喜好“言事增其实”的“虚妄之传”是一种歪曲历史，夸大事实的恶劣作风。他强调书写和评论事情必须实事求是，“不可增损”。在这些篇章中，表现了王充敢于反对虚妄，蔑视不良倾向的进步观点。他在反对虚妄地夸大事实的同时，对“经艺”上的增语，并未持绝对的否定态度。在《艺增》中明确的指出“经艺之增”和“百传之语”的夸大事实有一定的区别。他认为经书上描写的事务，“增过其实”，是“皆有事为”，即事出有因。他已经初步觉察到文学作品应用夸张的语言是为了达到一定的褒善和警恶的社会目的。说明他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并且开始探索关于艺术夸张的创作规律问题，这对后来的文学理论家起了良好的影响作用。但是由于他还不完全清楚文学的特点，以至于他在本文中详细的考察“鹤鸣”能否“闻于天”，武王伐纣，血能否漂杵等问题，用自然科学的真实去要求艺术的真实。认为文学作品是“增之也”，这说明他不完全了解文学作品的规律和特点。另外，在他的文学理论中还存在一些形而上学的思想。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除了它思想上的矛盾以外，还在于他对“文”的概念的了解比较含混，分不清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界限。但他肯定“经语之增”，实际上承认了文学作品的夸张手段，这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不失为重要贡献。
4、《两都赋》
班固，字孟坚，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著有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两都赋》是班固大赋的代表作。他反对迁都长安。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索汉赋发展的源流，着重介绍西汉武、宣之世辞赋创作的盛况并分析其原因，论述汉赋所表现的内容及文学价值。班固指出汉赋源自于古诗；汉赋的内容：一是抒下情，通讽喻；一是宣上德，尽忠孝。班固赞扬了“大汉之文章”能“炳焉与三代同风”，在同艺术上肯定其价值。
文章第二部分：进一步阐述汉赋在政治上的意义，强调要恢复和发展西汉辞赋的传统，并说明自己创作《两都赋》的缘由。班固的赋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什么是赋？ 班固认为赋是诗的后续，是另一种形式的诗。第二、汉赋产生和盛行并不是在“大汉初定，目不暇给”的时代，而是在“崇礼官考文章”的武、宣之世。从而指出了汉赋“雍容揄扬”的特点。第三、班固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说明了汉赋的价值。从内容说，赋即可“抒下情而通讽喻”，也可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从形式说，汉赋的文章，彪炳于世，是不可或少的。第四、扬雄少而好赋，老而辍不复为，对辞赋持基本否定态度。如果仅从讽喻立论，或依据扬雄在特定时代的某些感受，从而全盘否定汉赋的价值和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与影响，那是不公平的。
5、《楚辞章句序》
王逸，字叔师，东汉有名作家。《楚辞章句》是今存最早的《楚辞》注本，为后世学者所重视。《楚辞》，西汉刘安和司马迁都作了很高的评价，但东汉班固却持反对态度。《楚辞章句序》继承刘安的观点，比《离骚》为《国风》、《小雅》，肯定“怨主刺上”为诗歌的正统。王逸在文学理论上的新贡献：其一，他初步意识到文学作品有其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其二，他还初步意识到，好的文学作品必须是进步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的完好统一。
魏晋南北朝
1、《典论.论文》
曹丕，字子桓，220年即位。《典论.论文》，“典”有“常”或“法”的意思。“典论”，是讨论各种问题的法则。“论文”，是就文学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它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专篇论文的开始。全文六个自然段，主要是评论建安七子的作品优劣，并发表自己对文学的一些看法。第一自然段：指出自古文人相轻，原因是“善于自见”。即想炫耀自己，因而只看见自己的长处，只寻找别人的短处。第二自然段：列举建安七子都具有博学和独创精神，他们各以自己的专长齐驾并驱，驰骋在当时文坛。但要以自己的长处使别人倾服，是难于做到的。故提出“审己以度人”的原则，克服“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毛病。这就是曹丕《论文》的宗旨。第三段：具体论述建安七子的文章得失。“王粲长于辞赋，徐擀时有齐气，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汤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曹丕对不同的作家及风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开创了我国作家风格论的先河。第四段：泛论文人毛病，以及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照应首段，指出文人不但相轻，而且还存在“贵远贱近”，即“厚古薄今”；“暗于自见”即没有自知之明的毛病。接着，转述论文体的不同特点。第五段：论述了“文”与“气”的关系。主张“文以气为主”的观点。第六段：论述文章的价值。把文章肯定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
2、《文赋》
陆机，字士衡，西晋著名文学家，他写《文赋》的目的就是要探讨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解决创作中经常出现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一、关于创作激情的产生：其一、阅读前人作品，从中受到感染，因而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欲望；其二、四时自然景物的变化触动了作者的感情，要抒发作者感物而兴的喜怒哀乐之情，因而“投篇援笔，宣之斯文”。二、关于通过想象进行构思的问题。想象的特点首先是情物结合；其次是想象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注意到了在运用想象进行创作的过程中文思开塞的现象，但苦于没有找到原因，直到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才得以解决。三、关于因袭和创新的问题。作者主张在学习前人作品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创造。四、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理扶直而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要求以思想内容为根本，确立文章的主体；以语言文字为辅，编织文章的色彩。以意为主，以辞为辅。在内容方面，强调情；形式方面强调丽。“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揭示了诗主情，赋写物的特点。陆机不仅重视作品的内容，而且要求有真情实感，形式方面要求构思巧妙，辞采妍丽。五、关于作家的才性和作品风格问题。陆机认识到文体千差万别，事物丰富多彩，在充分描写物象的前提下，由于作者的才性和文体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作家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性，选择相应的文体、创造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六、关于文章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陆机认为文章具有囊括众理、贯通古今、宣扬风教、滋润万物的作用，还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此外、《文赋》还从谋篇、定章、遣词、造句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细致的讨论。
3、《文心雕龙. 神思》
刘勰，字彦和。南北朝文学家。《神思》是第二十六篇，神，指构思时的精神状态即作者的想象活动；思，是指创作构想。本篇在于论述创作构思和想象活动。全文共四段：第一段：总论神思在创作中的必要性，指出修身养性，提高写作技巧对神思的作用。首先指出创作构思时的想象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其次，指出这种思维活动一定要寂静地、专注地、聚精会神地进行，这样，吟咏时才能发出珠玉般的声音，写出美好悦耳的声音。另外，指出主观想象不能离开客观的事物，想象在内心活动时，思想是决定的关键，但当作品反映外在事物时，文词又成了决定一切的枢机。最后，对作家提出了要求：一、“积学”，不断积累知识；二、“酌理”，不断增长才干；三、“研阅”，不断提高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四、“怿辞”，逐渐掌握运用文辞的技能。这样，作家才能“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总之，思想决定内容，内容又决定
作品的语言。因此，要求内容和语言的统一，并照应前文归结到“秉心养术”，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技能。第二段：论述文思的。认为文思的迟和速决定于一个基础——广博的知识和熟练的技巧。第三段：论说修改润色对写作的必要性。第四段：用“赞”的形式总结全文，说明构思时想象和客观事物的关系，前者受后者影响，而后者又要靠文学作品来表现，故要讲究文词的推敲，比兴手法的运用，写出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好作品。
4、《文心雕龙. 情采》
《情采》是《文心雕龙》第三十一篇，论述情与采的关系。情是指思想感情，即文章的本质，属于思想内容范畴；采是指作品的文采，即语言技巧，属于表现形式范畴。刘勰认为内容和形式是相辅相成的，内容是经，形式是纬，形式依附于内容，内容又有赖于形式的表达，二者应相互结合，达到华实兼顾，文质并美，才是好文章。第一段：提出文质并重的主张，认为“文附质”、“质待文”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第二段：论述“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两种写作态度的不同，提出“述志为本”的创作主张，抨击了当时文坛重文轻质，“言于志反”的不良倾向。第三段，指出过分追求形式会损害作品的内容，只有“心定”、“理正”之后写出来的文章，才是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好文章，所以要求从内容出发，正确使用文采。第四段，用“赞”的形式，总括全篇主旨。指出文章要用文采来表现，否则文章不可能传播得很远，如果“繁采寡情”，也会使作品空乏无味。照应前文“文附质”、“质待文”。
5、《文心雕龙. 物色》
《物色》主要内容是谈文学创作和自然景物的关系以及文学究竟怎样来反映现实等问题。全文共分四个部分：首先，论述了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刘勰认为客观景物是文学描写的对象，创作开始于对外物的感受：“物色之心，心亦摇焉”。随着四季景物的不同变化，人们就会产生相应的不同的思想感情，而文学就是这种情感的抒发，所以“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种对物、情、辞的阐述，说明了三者的主从关系，肯定了外物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其次，总结了《诗经》描写景物的经验：情景交融，语言简练。刘勰认为这与诗人有感于物，联想丰富，流连万象，随物宛转，达到心物交融的境界是分不开的。再次，主张描写景物既要形似，又要神似；反对晋宋以来片面追求“文贵形似”的不良风气。刘勰认为，描写自然景物不是抄袭自然，而是要从深远的情志出发，去仔细体察吟咏万物的声色。最后，点出本文的主旨，总结全文。说明山川景物是文思的源泉。诗人触景生情，缘情而发，达到情景交融，物我一体的境界才能写出动人的诗篇。
6、《文心雕龙. 知音》
《知音》是《文心雕龙》第四十八篇，主要论述关于如何正确评价作品的问题。全文共四段和一个结语。第一段，论知音难遇。他把年不能正确评价作家作品的原因，归咎于批评者所持的三种偏见：“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第二段：论难知之故。他认为作品难于正确评价的原因是：“篇章杂沓，质文交加”和“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也就是说：文学并不是有形可触、有色可辨的东西，而是一种语言艺术。文学通过形象来反映生活，作者的思想倾向是比较隐蔽的，他总是把自己的爱憎感情融入于作品的形象之中。文学的这一特殊规律，致使批评者难于掌握作品的客观原因。所以刘勰说：“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另外，读者的偏爱是难于正确评价作品的主观原因。第三段，论音本易知之理。他虽然认为作品的思想内容不易掌握，但他也认为作品仍然是可以认识的。他强调批评家的修养和“博观”对正确评价作品的重要意义。怎样鉴别文情呢？ 刘勰认为：一、看作品的情志安排；二、看作品的遣辞造句；三、看作品的通古变今；四、看作品的表现手法；五、看作品的典故运用；六、看作品的音调韵律。第四段：论知音程序在于“沿波讨源”和“深识鉴奥”，即由表及里，洞察入微。刘勰认为，文学创作是由内容（“情”）到形式（“辞”），而文学批评是由形式（“文”）到内容（“情”）。即所谓“缀情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另一方面，只有见识卓越、能洞察作品深入意义的人，才可能进行正确的评价。最后，点明本文主旨：真正的好作品，需要依靠见识高明的批评家来做公允的评价，而要正确地评价文学作品，只有遵循文学批评的正常规律，才不至于走上错误的道路。
7、《文心雕龙. 序志》
《序志》是《文心雕龙》最后一篇，是全书的总序。本篇除了对书名解释外，主要阐述了写《文心雕龙》的动机、目的，以及全书的体例和主要内容。最后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到了理论著作的甘苦和自己写作的基本态度。第一段：首先，解释书名：“文心”，即作文之用心，就把作文的纲领、方法，以及文学的体裁和文学的批评都包括进去。“雕龙”指作文如雕刻龙纹一般，比喻作文的精细和要讲究文采。其次，论述了创作的重要性。“树德建言”努力于著述，能使自己的名声和事业永垂不朽。第二段：首先热情的歌颂了孔子，深切地表达了作者对儒家思想的仰慕。其次，强调了儒家经典的重要作用。通过他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写《文心雕龙》的目的在于挽救当时走上歧途的文风。第四段：阐述《文心雕龙》一书的大致内容及其体例。全书共分四个部分：一、阐述自己关于文章写作的基本观点。这一部分即所谓总论，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二、论述文学的体裁问题（即文体论）。三、论述文章的创作问题（即创作论）。四、论述文学批评问题（批评论）。第五段：作者论述著书的甘苦和自己写作的基本态度。首先说明自己有的意见与前人相同，并不是雷同抄袭，而是事实上不能有别的说法；有的意见与前人不同，也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是按理不能相同。不管自己与前人或今人同与不同，无非是为了找出正确的道理而已。其次，作者一方面认为“言不尽意，圣人所难”，一方面又表示谦虚，觉得自己见识浅薄，担心此书无益于后人。最后，本篇末尾的“赞”，是作者的结束语。一方面感叹人生有限，学问无边；一方面又希望自己的著作对后人有所帮助。
8、《诗品序》
锺嵘，字仲伟，著有《诗品》三卷，品评了汉魏以来五言诗的优劣，成为我国古代论诗的专著，对后世诗歌批评影响甚大。其序言则为全书的精华所在。《诗品序》可以分为十个自然段，八个部分：第一部分（1自然段）总写诗歌产生及其巨大作用。人的思想感情在外界环境激发下，发生变化，把这种情感抒发出来，便产生了诗歌。第二部分（2—4自然段）：论述了五言诗的发生、发展、演变、表现手法，对齐、梁诗歌创作上的不良倾向进行纠正。第二自然段，论述五言诗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提倡“建安风力”，要求诗应清新刚健，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抨击“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哲理诗。第三自然段，在说明五言诗重要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强调三者结合。第四自然段，指出齐、梁时产生“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风，是作者不了解“感荡心灵”对诗歌的重要作用。第三部分：（5自然段）申说写《诗品》的目的和动机：针对当时诗歌的现状，对五言诗进行评述，以利于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以上三部分为《诗品》卷上序的主要内容。第四部分：（6自然段）对《诗品》体例说明。第五部分：（7自然段）举例说明优秀诗作产生于作者的直接感受，即“直寻”；反对形式主义诗风。第六部分：（8自然段）表明对诸家文论和诗文辑录的不满，申说《诗品》将分三品来评价五言诗作者百二十人。以上三部分为《诗品》卷中序的主要内容。第七部分（9自然段）论述诗歌的声律，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反对“四声八病”说对诗歌的束缚 。第八部分：（10自然段）举上品作家包括：曹植、王粲、刘桢、阮籍、潘岳、张协、谢灵运、陆机、左思；中品作家包括：嵇康、张华、何晏、刘琨、郭璞、王微、谢混、鲍照、颜延之、陶渊明、谢惠连。说明他们才是五言诗的优秀作家。以上两部分为《诗品》卷下序的主要内容。
9、《文选序》
萧统，字德施。世称照明太子。《文选》又称《照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保存了周秦到齐梁一百二十多位作家的五百多篇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学问——选学。唐高宗时李善为之作注，玄宗时又有五人为之作注，二者合称六臣注《文选》。全文可分为七段：第一段，从原始时代的生活说起，说明文字、书籍是时代社会的产物。第二段，日常事务和用具的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由质朴趋向文化，以此推论文章的发展也必然遵循同样的规律，随着时代的要求而不断发展。第三段从诗之六义讲了赋的发展情况，又讲了骚体的产生。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汉书.文艺志》把屈原的作品列入“赋”类，这里分别论述，体现了汉赋偏重“体物”，骚体着重“抒情”的差别；（二）、屈原作品的“耿介之意”和“壹郁之怀”是由当时楚国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所制造的，可见萧统认为文章“随时改变”的观点中含有社会政治因素。第四段叙述其余各种文体的产生都与社会需要有关。第五段进一步申说编选文集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在浩繁的文学遗产中有效的学习，说明选编文集的必要性 ，同时表明自己的志趣和意向。第六段说明不选经书、子书的原因，对学术著作和诗赋辞翰作了区分。第七段说明不选战国秦汉之际谋士之语及历史著作的原因，指出史书中的赞、论、序、述由于“踪辑辞采、错比文华’而加选录，揭示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是选文的标准。最后一段讲编排体例。
唐宋
1、《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修竹篇序》中提出的有关诗歌的理论观点，其核心是复古，具体的说，就是恢复“正始之音”，使诗歌创作回到汉儒所强调的“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上面去。陈子昂的诗歌复古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在唐代有重要影响，但都是就他在文学中恢复正统思想而言的。至于对唐朝诗歌繁荣的贡献，实在谈不上。
2、《戏为六绝句》
杜甫，字子美，世称“杜拾遗”或“杜工部”。本文不但开创了以诗论诗的文学批评形式，而且对诗歌创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这六首绝句讨论诗歌遗产的学习和继承问题。本文，也是针对““好古者遗近，务实者去华”，割断历史，笼统否定六朝以至唐初诗歌的倾向而发的。杜甫提出对待前人诗歌的基本态度是：“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文学的发展不能割断历史，没有六朝文学在内容形式上的发展，绝不会有唐代文学的繁荣。
3、《诗式》
本文是唐代的一部重要的论诗专著，作者皎然，原名谢清昼，人称昼上人。著有《诗式》、《诗议》、《评论》等著作。唐代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大量诗人用创作实践扭转了六朝雕琢浮艳的积习。于是，重内容，尚自然，贵复古之风大盛。随之而来的是另外一种拾前人复古牙慧的极端：为内容是重而轻视艺术，听任自然而忽视创造，贵古贱今。杜甫曾批判过这种倾向。皎然在这种形势下发表了一些观点：他充分肯定了诗歌创作的艺术价值，认为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创造，与圣人制经有同等价值。因此，他既不忽视作品的内容，又很注意艺术形式，既崇尚自然，又非常强调艺术创造，既不反对继承又极力提倡变革。皎然在诗学上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诗歌意境的阐说。他认为，最好的诗应当是“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辞采，而流于自然”的。他既要求作诗应当充分抒情达意，且又不主张在文字上斤斤计较，甚至赞成“废言尚意”。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呢？ 他提倡“假象见意”。就是主张借助形象来传情达意。（《团扇二篇》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诗情缘境发”的命题。也就是认为诗歌是通过描绘“境”来抒发思想情感的。他所说的“境”是指作品中所描绘的能够表达某种思想感情的典型生活环境或精神状态。它来自客观世界，但又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是主客观融合而成的艺术境界，即“意境”。皎然所谓的“境”，既要求“气象氤氲”，又要求内涵“意度盘礴”，是经过精心选择和构思的产物。这种“境”由“象”构成，但又与“象”不尽相同。它是多种具体形象的有机组合，特别强调通过“象”与“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动态趋势来启发读者。因此，它比“象”的涵义更丰富也更明确。皎然把有无意境和意境创造的程度作为衡量诗歌作品优劣的主要艺术标准。认为诗作的艺术效果首先是由“取境”决定的。“取境”就是创造意境。它必须经过巧妙的艺术构思。总之，“诗情缘境发”是皎然的诗歌理论中一个基本的范畴。应当说皎然是我国诗歌意境说的真正奠基人。他所阐明的意境说，开创了我国诗歌理论的新局面，对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诗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它是我国传统诗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此外，皎然在阐明诗歌创作原则时提出的“四不”、“四深”、“二要”、“二废”、“四离”、“六迷”、“六至”等，闪耀着辩证的光辉。《辨体有一十九字》中关于诗歌风格的阐述，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4、与元九书
白居易，字乐天，中唐大诗人。文学复古问题，初唐已经提出，到了中唐，复古更成了强大的文学思潮。初唐的复古意在巩固刚刚建立的大统一的唐王朝，中唐的复古突出的带有补偏救弊的目的。中唐，元缜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既有为王朝利益服务的一面，又有揭时政之败坏，哀民生之多艰的进步的一面。《与元九书》表明，白居易提出了自己的诗歌主张，是痛感于“诗道崩坏”，因而“欲扶起之”。而他所欲扶翼振兴的“诗道”，基本上继承了汉儒关于诗歌有补于政治的功利观。他强调“补察时政”，“泄导入情”，当然还是为了有利于“王化”、“治道”。白居易关于诗的最高标准是“六义”，而对“六义”，他所取者在于“美刺兴比”。按照这个标准，文学应为时政而作。即“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除此之外，吟咏性情之作不足道。按此标准，周朝以后就很少有好诗。他分三个时期论“六义”的逐渐沦丧。首先，战国到汉魏。屈原、宋骚辞，苏、李五言有可取之处，但人数太少。其次，晋、宋之后，得“六义”之旨者极少。第三，梁、陈之间，“六义”尽失。以此标准，唐朝二百年诗歌，值得称道者不过陈子昂、鲍照、李白、杜甫四人。在此，白居易突出强调诗歌应“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肯定了诗歌的社会功效和现实意义。“美刺兴比”这一诗歌的最高标准，他所侧重的不是“美”而是“刺”。他从同情人民的开明的士大夫立场来观察他所处的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能看到更多的是“时阙”和“人病”。因此，对他来说，“六义互铺陈”，几乎就是“唯歌生民病”。可以说，把诗歌反映社会黑暗、民生疾苦从理论上明确地、强调地加于肯定，白居易是第一人。他在实践上贯彻自己的主张，创作了一批以“时阙”、“人病”为题材的优秀诗歌，创导了新乐府运动，从而丰富了唐诗的内容。
5、答李翊书
韩愈，字退之，中唐文学家。世称“韩吏部”、“韩文公”和“韩昌黎”。中唐文学复古，在散文方面为古文运动，为首的是韩愈。古文运动的宗旨，从内容说，是复兴儒学，从形式说，是改革文体。本文两方面都有所涉及，但重在后者。如果说，中唐的文学复古，意在政治上的补偏救弊，古文运动的具体出发点则在于纠正思想上对儒学的偏离。韩愈倡导文章复古，带有明显的排斥异端特别是佛、道的宗旨。本文首先对“立言”提出要求。“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所谓“根”、“膏”即仁义道德。而“实”、“光”则指文辞表现。这鲜明的表现了韩愈倡导文章复古的基本宗旨。其次，学古而又不能食古不化，因袭陈言。第三，关于气、言、声的问题，强调以气为主导。韩愈对散文的艺术形式相当重视，他虽本于“道”，却并不轻视“文”，认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
6、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柳宗元，字子厚，世称“柳河东”，中唐大文学家，诗文皆精，尤长于文。就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来说，柳宗元并不完全与韩愈一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主张，与韩愈最大的区别就是对“道”的理解不同。韩愈之“道”，纯为儒道。柳宗元并不反对儒道，但他吸收了道家的“道之自然”，故强调天道自然而对汉儒天人感应之说有所批判。由于“道”有所区别，韩、柳对文章复古师法的对象也不尽相同。韩愈独尊儒学，故强调“师古圣贤人”，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贤之志不敢存。”柳宗元讲究文章复古，除强调本于五经，参以《孟子》、《旬子》等外，还提出要要“参以《庄子》、《老子》以肆其端”，主张“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可见他取途较广。对于散文创作，柳宗元强调“文以明道”，以“道”为本，以“文”为末，，这一点与韩愈相同。其实，他并不轻视“文”，正因为重“道”，所以他也重视“文”。此外，柳宗元还对散文艺术提出了奥而且明，通而且节，清而且重的要求。
7、与李生论诗书
司空图，字表圣，晚唐诗人。唐代能在较大程度上摆脱儒家功利观而著力于诗歌艺术的研究者，中唐以皎然为代表，晚唐则以司空图为代表。司空图对于诗艺，着重于风格境界的研究。他的诗论代表作《诗品》，描述了诗的二十四种艺术风格。他认为，诗歌真能给予欣赏者以美感的是寄于语言、形象之外的、以诗人的情意为中心的艺术境界，这就是司空图所谓的“味”。在理论上，强调诗人，起于六朝，中“兴”的地位大大提升，变更成了兴、比、赋。司空图论“味”，是对鐘嵘以来的诗歌艺术境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总之，司空图要求诗人的情意寓于语言、物象之中，又寄于语言、物象之外，寓于其中与寄于其外的统一，就是有艺术境界，就是“味”。《诗品.含蓄》强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实际上是诗“味”说的另一种形式表述。以皎然“但见性情，不睹文字”意思相同。司空图诗“味”说集前人论诗“味”之大成，对后代诗论有很大影响。此外，论诗主言外、韵外、象外、景外，成为诗论里很流行的内容。
8、答吴充秀才书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欧阳修生活在北宋中期，社会矛盾重重。当时适应政治形势和大贵族、官僚集团艺术趣味的是西昆体，它继承了五代的淫靡文风，片面追求文辞声韵，而毫无内容。与这种思潮对立的，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经科举出身的进步知识分子。形成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革新派和以欧阳修为首的宋代诗文革新运动。（首领）他继承宋初诗文革新者的成就，把宋代的诗文革新推向高峰，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成为宋诗革新的一面旗帜。本文是书信体文论。第一、二、五自然段适应书信程式要求，陈答来书及所示文章，对吴充好学志道的精神加于肯定和赞扬，并以谦逊的态度自谓才疏职卑，“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 但引以为同道，相互激励。第三、四自然段是本文的中心，正面阐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列举历史上正反面事例，说明“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道理。道和文的关系问题，是欧阳修古文理论的核心内容。他重道而不废文，对二者关系及其具体内容的理解较前人更进一步。他认为道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对当时的徒事辞采藻丽文风的针砭。韩愈提倡的道，是孔孟之道，即儒家的社会伦理观念和维护封建统治的法制。欧阳修的道也很重视儒家之道，但他把道和现实生活的“百事”联系起来，反对“弃百事不关心”的脱离现实的倾向。总之，欧阳修的道虽然与儒家传统思想相通，但更注意联系社会现实，因此作者必须关心现实生活，文章必须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发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目的。
9、上人书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杰出的政治家，著名的文学家。《宋史》本传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这不仅指出了他的文章特点，也说明了他的写作目的。王安石和欧阳修一样不满于西昆体。这封信开门见山直接提出文章的作用问题，实际是阐述了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看法。第二段对韩、柳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历史评价，尊韩抑柳。第三段引用儒家经典为依据，强调自身修养的“自得”功夫。第四段提出了“务为有补于世”的主张，强调了写作的目的和原则。最后一段说明写这封信的意图，申明自己的观点，征询对方意见。本文阐述了两个重要理论问题：首先提出文章的社会作用问题，他强调文章直接为礼教治政服务。其次，“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这是它的基本主张，要求写作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对社会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为此他提出了“以适用为本”的写作原则。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他主张以内容为主，同时也不忽视形式。
10、书黄子思诗集后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多才多艺，书、画有极高造诣，诗、文更有巨大成就，尤其开创了豪放派词风，在宋代产生广泛影响。他思想较为复杂，儒、道、释对他都有深刻影响。在理论和创作上，把诗文革新运动引上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作者要有深厚的积累，文章要有充实的内容；他要求文章要“有为而作”，联系现实，“言必中当世之过”；提出文章要根据内容要求，只有表达，摆脱形式限制，使之恰到好处，以取得自然流畅，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他提倡“辞达”说，所谓“辞达”，就是充分表现事物，力求生动明晰；他还强调“神似”，反对“形似”。苏轼所提倡的艺术风格和他的创作特点相矛盾的原因是：首先，苏轼的主导倾向是豪迈、奔放的浪漫派精神，但也写了一些婉转含蓄，清新流利的作品，特别是晚年，创作上追求含蓄平淡，写了一些闲远淡雅的作品，艺术风格发生一定变化；其次，作为天才横溢的诗人，苏轼对超迈雄奇之作得心应手，而对平淡含蓄的风格就有难为之感。
11、答洪驹父书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他的思想以儒家传统学说为主，但也深受老庄和禅学的影响。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江西诗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并自觉结成宗派的文学流派。《答洪驹父书》的内容大致如下：一、首先肯定洪驹父的诗“语意老重”、“诸文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