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关系辨析.pdf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24）03-0052-10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关系辨析张海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北京 100089）摘要：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的重要概念。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现行党章党规赋予了两者各自的时代意涵和战略属性，两者所承载和发挥的功能也有分殊，但又在话语阐释上表现出高度关联性。通过梳理相关政策内容和党章党规，可从宏观上将两者关系界定为相互区别、有机统一、互为因果的三种样态。同时，从两者有关话语生成的时间条件、价值追求的同向驱动、党的建设的双重保障、管党治党的战略选择来看，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结合场域，且三者之间紧密交织。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战略属性；关系辨析；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管党治党原创性概念，是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并将“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写入二十大党章总纲，与十九大修改党章时增写的“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一并构成了“两个永远在路上”的党章规定。不难发现，在党内的政策性文件或党内法规的表述中，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两者也经常在重要的制度文本和话语建构中同时出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1333。这在根本上，是因为两者都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顶层设计，都是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确保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而提出的回应方案。但是，同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原创性话语阐释，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是一种什么关系，两者侧重是否有所不同，如何理解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对这些问题，当前研究并不充分。有学者侧重辨析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概念区别，认为党的自我革命是党的建设学科的核心概念，其内含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概念交叉重叠2。还有学者从“两个永远在路上”的辩证关系入手，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两者的理论基点，党的优良传统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经验来源，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是两者的生成起点；而在分殊性上，认为自我革命侧重于理论，全面从严治党侧重于实践，且自我革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归宿3。以上研究具有开拓价值和启发意义，但仍旧忽略了一个前提，即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在党建话语的顶层设计中有何关联，两者所承载的战略角色和发挥的制度功能收稿日期：2023-12-10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算法推荐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研究”（22JDSZK186）作者简介：张海涛（1992），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讲师。-52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有何异同。比如，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属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一，这同党的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等定位有何不同？再比如，党章总纲中先后规定了“两个永远在路上”，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包含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这又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有何内在关联，等等。以上宏观层面的思考，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之间关系的问题意识所在。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从微观层面辨析两者在构成要素、精神实质、概念范畴、内在逻辑、调整范围等具体方面的异同，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畴。一、顶层设计：决策部署与党章党规中的基本界定作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的顶层设计，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主要是回应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解决党内许多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是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新时代如何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积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所给出的制度方案。从中央决策的话语表述和党章党规的制度规定来看，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分别具有不同的战略属性和独特表征，所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也有分殊，同时在话语呈现上又表现出高度关联性。为理解和辨析两者关系，有必要先梳理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在决策部署和党章党规中的基本界定。（一）同频共振：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自我革命的并联呈现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首先呈现出一种高度关联性，往往同步出现在党章党规等党内法规或党的决议报告等规范性文件中，而且以党的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为载体的政策话语阐释也揭示了两者的这种紧密关系。第一，现行党章总纲中的规定。党章总纲规定了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六项基本要求，描绘出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总体布局和具体组成。第31段是有关党的建设第六项基本要求“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其中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就党章总纲的功能而言，其主要是表明和阐述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政治主张、利益取向和奋斗目标4。所以，“两个永远在路上”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引领，也是一种持之以恒管党治党的治理要求，旨在回应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问题，重在彰显作为超大型政党如何以一种“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决心态度应对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复杂治理挑战，明确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中国特色政党治理方案5。第二，党的二十大报告和第三个历史决议等党的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在第15部分的标题中鲜明指出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时还在起始段首次将“两个永远在路上”一并提出且作为全党必须牢记的使命要求，并最终将新时代管党治党的长远路径阐释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此外，因应时代发展需要和历史条件变迁的客观情况，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布局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还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新命题，并明确了七大组成部分的基本结构，其中第三部分就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由此进一步将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深度关联。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我们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进程来看，自我革命的能力充分彰显和集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政党锻造能力6。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概括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个明确”，其中第 10 个明确是“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并在其中强调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这又将自我革命准确嵌入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擘画中。第三，党的领导人的话语阐释。以“十三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中，“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和“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53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任”构成其基本内容。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在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7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将自我革命阐释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而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而面貌不改、始终彰显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和纯洁性，正是因为我们将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保持组织自身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关键举措。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既将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视为全党的一项精神要求，又从互为因果的角度分别论述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分体现出两者之间的高度关联状态。（二）独特表征：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属性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作为管党治党的战略部署，属于政党治理的顶层设计。从新时代以来提出命题的先后顺序而言，全面从严治党早于党的自我革命。而这种管党治党新命题的提出，主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治理方式和制度创新能力。通过长期规划，领导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确保长期执政的能力基础8。海外中共研究同样将“发展规划”视为中国长期政策的核心机制9。规划治党成功与否，则需要看能否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这是确保政党自身具有强大领导力和执政力的基本条件。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百年大党老党来讲，政策和策略就是党的生命1044。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都承担着管党治党的策略角色，但从顶层设计的宏观视角来看，两者却又具备各自独特的政策属性。“战略布局”和“基本方略”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政策属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正如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 所评价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顶层设计出发，将坚持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三个基本”问题，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为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重要部署和基本谋划1045。“战略布局”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首要政策属性，其内在特征主要是同“总体布局”的对比中体现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注重整体性，侧重面的全覆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突出重点，侧重要素聚焦。在相互关系上，“五位一体”是“四个全面”的现实基础，“四个全面”是推进“五位一体”的战略重点11。此外，全面从严治党还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凝练成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其中，全面从严治党构成了基本方略的第十四个坚持。那又如何理解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基本方略的意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包括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在内的“三个基本”并写入党章总纲第9段，其中基本方略将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包括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进行了整合，由此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个基本”演变为当前最新的“三个基本”概念。从其内涵而言，有观点将党的基本理论解释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具有解释力；党的 有关“五个基本”的提出和整合过程，可参见冯务中：“三个基本”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涵，党的文献2020年第2期。十九大党章修正案把“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写入党章总纲第九自然段之中（以下简称“三个基本”），而党章这个自然段的时间和空间指向是改革开放以来，这是党的基本理论的定位。根据党的基本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的时空定位，可以判断“党的基本理论”的实质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基本理论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参见张晓燕：党章公开课，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1-42页。-54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又称作党的政治路线，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政治前提和路线保障；党的基本方略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遵循的方针、原则和方法。“三个基本”各有侧重，基本理论侧重“知”的层面，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基本路线聚焦“行”的维度，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方向；基本方略解决“做”的问题，明确了践行路径和实施方针，倾向实践层面和行动方向。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基本方略的组成部分，自然也应当从基本方略本身的特征去理解其内涵。党的自我革命的政策属性包括了“历史经验”“鲜明品格”“最大优势”“第二个答案”“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等多种表征和多重语义。第一，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了以“十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其中第十个坚持是“坚持自我革命”，同时也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是从党的百年奋斗史和百年发展经验的角度强调自我革命。第二，“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1172这是从政治品格和政党标志的层面强调自我革命。第三，在避免人亡政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不断探索中，我们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在新时代回答“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并在这一管党治党路径的指引下，为了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而不懈努力。这是从破解历史周期率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角度强调自我革命。总体而言，运用经验、品格、优势、答案、标志等多重语词，更多凸显的是自我革命的一种政党精神特质，重在揭示自我革命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二、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三重关系从中央政策的话语表达和党章党规的制度规定来看，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一方面关联紧密，经常同步呈现，另一方面从顶层设计来观察两者的战略属性，各自又具有独特的价值表征和象征意义。在此基础上，应当如何理解具有高度相似性和关联性的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所分别具备的战略属性，又决定了两者是何种逻辑关系？基于话语阐释和文本规定的多元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难以简单下单一结论，应当至少包括相互区别、有机统一、互为因果的三种关系样态，同时也不宜将三种关系完全割裂地理解。（一）相互区别：理论倾向和实践特征的不同侧重尽管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在政策话语中多以并联陈述的方式呈现，但两者仍然基于自身独立的战略属性而保持彼此的界分。换言之，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不能完全等同。这种相互独立和彼此界分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两者在理论和实践倾向上的不同。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倾向突出。从党的自我革命所具有的战略属性而言，“历史经验”“鲜明品格”“最大优势”“第二个答案”“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都是从性质和特征的角度彰显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品格，旨在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时代课题，凝练了政党的精神气质，凸显了政党的政治勇气。简言之，党的自我革命的这一系列属性特质，更多地侧重于理论建构和内涵塑造。另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特征明显。首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对比中，彰显出鲜明的实践属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侧重于“解决做什么的问题”，明确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维度，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横向部署。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是从重点领域切入，聚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革、法治、从严治党的焦点问题12。就此而言，前者注重“知”的建构，后者侧重“行”的实践。所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具有突出的实践特征。其次，相比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所确立的“十个明确”侧重于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基本方略”则是坚持和发展这一方针、原则和方法，属于方法论层面的要求。综合“战略布局”和“基本方略”来看，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特征更为突出，这也正是“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伟-55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大实践”的重要原因所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相互独立关系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区别关系，只是基于各自独特的战略属性而体现出各自的特征，这不能就此否定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之间的辩证统一和高度关联。此外，这种相互独立关系主要是基于理论和实践的倾向性，而不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只是具有实践特征、党的自我革命只彰显理论价值。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不能忽略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意义，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其具有战略价值，如果片面地将其概念“降维”，将影响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和战略方针作用2。（二）有机统一：党内治理和内在属性的价值趋同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具有相互区别的逻辑关联，但并非简单的分立状态，而是在特定语境下能够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因而达到有机统一的状态。首先，在推进党内治理现代化、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制度供给层面，两者表现出共同的价值追求。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在揭示“两个答案”的内外关系时将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并联陈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1332这体现出两者都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内治理、确保自身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在实现政党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上，两者呈现出共同的治理属性、价值追求，在制度功能上统一于党内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正如有观点所指出的，党的自我革命逐渐成为党的建设话语体系中的“高频词”，而且一定程度上又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主题词与主要代名词13。这种“主题词”“代名词”的比喻恰是揭示了新时代以来两者所内含的统一性。相对应的，“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揭示出全面从严治党在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的进程中所承担的关键角色，体现出两者的紧密关联，“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则进一步凸显了全面从严治党对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产生的历史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14，这更是在本质上揭示了两者的内在统一。其次，从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上位概念和战略属性来看，两者具有突出的对应性。党的建设坚强有力抑或软弱涣散，直接影响党领导治国理政的治理效能，这就是“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逻辑所在。结合“两个伟大革命”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难发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顺利推进将直接影响社会革命的成效，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则将根本性地决定党的自我革命的成功与否，所以在战略层面，两者也是辩证统一和相互对应的。正如有观点所指出的，理解自我革命的自洽逻辑，不能仅就反腐一域来思考，还要看到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丰富互动15。最后，有机统一的逻辑关系能够更准确地帮助理解两者的关联。比如在历史逻辑上，有观点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开始于党的十八大，党的自我革命贯穿党的百年始终，而全面从严治党在名义上和实践中都没有贯穿百年，贯穿百年的是“管党治党”或“从严治党”16。从统一性的角度来看，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都是管党治党的经验总结，不能因为全面从严治党没有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上升为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就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纵深进行裁剪。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还启发我们，“严”是我们党的本质属性，“全面从严”是管党治党的基本要求，这种要求在实际上贯穿百年党史，是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为坚定自身先进追求、锻造坚毅革命品格、巩固强大执政能力所不可或缺的内在标准，不应忽视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传统。（三）互为因果：目标预设和实践路径的相互牵引从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之间的话语互动和制度影响来看，两者还呈现出互为因果的关系。自我革命作为一种政党的鲜明品格，尤其又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其核心要义正是敢于动真格、能够硬碰硬，这与全面从严治党的“从严”要求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效果。正如有观点指出的，全-56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缘由，而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又极大地激发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性17。这种互为因果关系可以通过以下两个维度来把握。一方面，在价值目标预设和管党思想引领上，党的自我革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行动指南和目标要求。自我革命作为新时代回答“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旨在揭示中国共产党如何始终保持长期执政地位、如何巩固自身执政基础、如何获得人民群众信赖。党的自我革命表达出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一种严格要求和积极态度，体现出对于追求自身宗旨信仰而付诸管党治党实践的价值预设，并通过思想引领为全面从严治党锚定行动方向。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定“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8222。另一方面，在制度实施和治党实践上，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实现方式和路径选择。梳理习近平总书记所使用过的自我革命话语表述，既涉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也强调党性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军。而在自我革命多种使用范畴中，全面从严治党是自我革命最普遍的含义，即以自我革命精神实现党的革命性锻造和重塑，自我革命的方式和根本途径就是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19。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并用“九个以”阐明了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需要把握好的九个实践要求，而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成为推进自我革命和落实“九个以”要求的“有效途径”。这是因为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是一项制度，其制度优势直接表现在有关党的自身建设的问题解决和矛盾化解上。所以，通过制度管党治党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党的调适性变革具有显著实效。全面从严治党所彰显出的变革勇气、管党意志、治党决心和从严恒心，为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注入了驱动力，为赓续传承自我革命的精神品格塑造了新样态。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新命题，为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进一步指明方向，而这一体系的内在构成就包括“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并将“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这套规范体系“两机制+三重点”中的首要实施机制20，进一步印证了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过程中离不开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根本制度途径21。三、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结合场域既然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基于自身战略属性和内在特征，体现出相互区别、辩证统一、互为因果的多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的生成场域和产生互动的时空条件又通过何种方式体现？换言之，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之间是通过何种关联点呈现互动的？结合两者话语生成的时间条件、价值追求的同向驱动、党的建设的双重保障、管党治党的战略选择这四个方面来看，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结合场域，三者之间形成了紧密交织。（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概念变迁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概念话语上经历过三个重要节点。1939年毛泽东在 共产党人 发刊词 上强调：“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2并将建设这样一个党称之为“伟大的工程”。毛泽东是在总结党的建设的重要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概念。在此之后，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将之推进，强调“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3，并对此称为“全党继续进行的新的伟大工程”，在这次全会的闭幕讲话中，江泽民提出：“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开始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4由此将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概念正式形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 的 建 设 新 的 伟 大 工 程。”18132018 年 1 月，-57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明确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5100。因此，在话语阐释上经历了三次概念变迁，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再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了三次跃升，而且“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时间方位的“新”，又同时赋予了伟大工程在要求、原则、精神、主线、目标、布局、路线等七个方面“新”的科学内涵，实现概念内在的历史变迁。（二）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逻辑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186这里同时将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联呈现，构成了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体现出三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价值引领和目标动力。从概念内在的历史变迁来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是聚焦“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一个党”的接续探索。提出党的自我革命这一“第二个答案”，主要围绕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时代之问。正因如此，党的自我革命才要求必须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锻造一个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党。此外，自我革命的基本态度是敢于刀刃向内、能够守正创新，正如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所强调的“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正是在这种政党的精神品格和“自我革命精神”的塑造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和全面优化，为党的自身建设持续激发内生动力，这既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也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指导方针和推进方式。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种管党治党的制度选择，在本质上是回答“怎样建设一个党”的命题。从几次党代会报告的表述来观察全面从严治党的话语生成，可以看出，它始终关联并彰显出党的建设的方法路径。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26，深化了对管党治党的规律性认识；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27，并将“从严治党”写入党章总纲；党的十五大报告在部署党的建设问题时指出“各级党委要坚持 党要管党 的原则，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到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中去”28，将“从严治党”明确为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从严治党”前增写“全面”二字，形成了“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要求。所以，全面从严治党在不同阶段虽然概念表述有细微区别，但始终围绕着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这一线索而展开，并持续丰富党的建设的推进方式。进入新时代以来，通过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持续推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始终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全面从严治党又不断向纵深发力，这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激发新的活力、提供制度保障。（三）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统一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具体表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既强调“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又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顶层设计、战略部署。再结合党章总纲第25段“党的建设总要求”，一体观察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结合场域与交互空间，两者在话语生成的时间条件、价值追求的同向驱动、党的建设的双重保障、管党治党的战略选择这四个方面，统一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第一，话语生成的相同节点。尽管应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和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都是贯穿百年管党治党实践，但从概念形成的历史方位而言，两者都是脱胎于新时代以来的治党需要。新时代是两者话语生成的相同节-58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点。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紧接着又在强调“四个全面”的重要要求时首次明确阐释“全面从严治党”的全新管党治党话语形态。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自我革命”，强调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1109。从新思想的凝练和提出来看，同样聚焦新时代的历史视域。2023 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用“十三个坚持”集中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其中包括“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和“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换言之，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提出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创性阐述，创造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第二，价值追求的同向驱动。以人民为中心或者说坚持人民至上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价值追求，而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都是我们党不断向此迈进的内驱动力。要理解“伟大工程”的价值追求，就必须理解“四个伟大”的相互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1814伟大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25302。伟大事业，就是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珍惜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这个成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伟大梦想，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惠及亿万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梦。所以，作为起决定作用的伟大工程，就是在推动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坚持人民至上的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发展，其根本价值追求是人民利益。而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从来就不是囿于自身建设，自我革命是要引领社会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是要锻造更好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时，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不是“闭门造车”，是在接受人民评判的基础上的政党锻造。正如推进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最后一项所强调的，要将人民监督和党内监督相结合，只有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这一立场之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才能持续转化和输出为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巩固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第三，党的建设的双重保障。着眼于制度文本的规范依据，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具体展开，主要聚焦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及党章总纲第25段有关党的建设总要求的最新部署。首先，十九大报告对“伟大工程”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其核心是要求执政党“自身必须过硬”，并且要“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前者鲜明指向全面从严治党的刚性要求，后者体现党的自我革命的具体内涵。其次，十九大报告中党的建设总要求包括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原则、主线、统领、根基、着力点、布局、目标等多重要素，其中首先将“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根本原则，将“勇于自我革命”作为“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目标。最后，党章总纲第25段有关党的建设总体要求的最新规定，同样明确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原则，并在二十大修改党章时，新增写“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基本要求。总而言之，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顶层设计来看，都将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作为党的建设的双重制度保障。第四，管党治党的战略选择。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核心议题。十九大报告和党章总纲第25段有关党的建设的总要求，都是以“5+2”整体布局的形式呈现党的建设基本结构，并将“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和“将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作为这个整体布局的两条重要支撑，充分体现反腐败问题对于党的自身建设的关键意义。腐败成为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党的纪律建设”，党的十九大将其纳入党的建设总体-59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布局，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将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一体推进，强调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这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塑造了良好风气，丰富了自我革命的有效途径。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进程中，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都是作为解决党内突出问题、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战略选择，这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必然路径。结语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都是关系党的自身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建设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断探索，是我们党对于如何跳出王朝更迭、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所给出的最新回应方案。这两个时代命题的提出，也是我们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规律认识的最新成果，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巩固党的自身建设找到了因应之策，为新时代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了明确指引。需要重申的是，对于两个命题之间关系的探讨，本文仍是基于宏观层面的分析，尤其是着眼于两者自身的战略属性和独特表征，所以有关两者概念区分和内涵异同的具体辨析并不是本文论述的焦点，相关讨论则留待另文梳理。此外，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之间的多元复杂关联，也充分体现出当前党建话语体系的显著特点，即因为政治实践的丰富性且为了因应时代发展变化需要不断进行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因而又体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和时代性特征。部分党建概念和话语阐释的交叉重叠，需要我们清晰界定概念内涵和划清制度边界。这样的问题不仅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关系辨析中存在，其他相关党建理论阐释中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比如，在有关党的制度形态的对比分析中，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党的规矩、党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就存在很大程度的交叉重叠，但又难以清晰地划定彼此边界，所以也是一个实践发展在先、理论阐释跟进在后的现象。不过，本文力争在最大程度上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关联性进行辨析，试图从两个话语概念本身的内在特征出发，尽可能选择一个宏观标准、通过一个较为明确的分析角度切入，以观察形态表现和描述外在特征的解释路径，深化对彼此互动关系的规律性认识，以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有所助益，并推进和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参考文献：1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2023.2 郭世军，周婕.党的自我革命与全面从严治党概念辨析J.治理现代化研究，2023（3）：2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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