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终结观的伦理背景.pdf

94Total No.303（总第3 0 3 期）THENORTHERNFORUMNo.1,20242024年第1 期北方谕丛西方艺术终结观的伦理背景宋铮【摘要西方种种的艺术终结观都有特定的伦理背景支撑。柏拉图的驱逐艺术观就是以家庭与民族伦理实体的分裂为背景，其目的就是以驱逐艺术为契机净化理想国。黑格尔的艺术解体观则以法权时代的社会伦理精神的沉沦为背景，其目的就是让艺术超越这种沉沦向宗教和哲学的高度挺近。丹托的艺术过时观则是以国家制度、现代法律所代表的伦理准则的固化为背景，其目的是以终结后的艺术为媒介收拾伦理精神，重塑现代伦理体系。西方艺术终结观的伦理背景也有一个向现代转换的趋势。当伦理演进为制度和法律，制度和法律也就具有义务承担探究艺术终结问题的使命。于是我们看到，在法律语境特别是知识产权法中，艺术不仅有生命周期，也有存在领域。超出这个周期和领域，艺术就会被宣断为终结。也就是说，当制度与法律不能够再对艺术施以保护，那么这种艺术就会在这种制度和法律中被定义为终结。不过很显然，制度和法律所给出的结论并不能完美地解释和解决现实。所以，关于艺术终结的讨论，还会在新的伦理维度继续深入下去。关键词西方艺术终结伦理背景【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2 0 2 1 年度科学研究经费项目（面上项目）“当代中国艺术的伦理问题研究”（LJKR0052）；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亚洲问题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的道德舆论研究”（Y202107）【作者简介】宋，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艺术学博士，伦理学与法学双博士后（沈阳110036)D0I编号1 0.1 3 7 6 1/23-1073/c.2024.01.010虽然黑格尔被今天的很多研究者诠释为艺术终结观的始作佣者和代表人物，但实际上，“艺术终结”却是西方的一个贯有命题。比如在他之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都在其各自的领域有过“终结艺术”或“让艺术终结”的考虑。在他之后，尼采、丹托、哈贝马斯等人也就与艺术终结相关的问题陈述过各自的意见。甚至可以说，艺术终结观几乎贯穿了整个西方历史。这一观念之所以会绵延不断，想必会有一定的文化背景为其支撑。本文就力图证明，伦理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从一定意义来讲，西方的艺术终结观正是西方文明滋生的伦理困境在艺术上呈现出来的症状。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推断，西方人有一种被压抑的伦理情怀在艺术终结观中蕴藏和发酵着。这主要因为，艺术能把不同时代的伦理难题或困境变成它的材料，并让具有支配性的权威力量克服那些不确定的因素。倘若艺术中的伦理问题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宗教型的文化就会让艺术与其中的伦理潇洒地走向终结。所以，西方艺术终95结观很可能会包孕着这样的伦理情。艺术终结观通过朱光潜对美学的翻译也来到了中国。作为一种高度成熟并且命运多歼的伦理型文化，艺术终结观在中国也不时透露出难以回避更难以排遣的苦恼情绪，这种苦恼情绪其实在西方却很少见，这可能主要因为他们有末日复活的心理预期。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对艺术终结产生悲观的情绪？至今仍然缺少有力的说明。所以，澄清终结艺术的伦理背景，澄明种种的艺术终结观怀瑞的伦理情意，不仅是艺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精神世界健康成长的需要。以下做具体分析。一、伦理分裂背景下的驱逐艺术观虽然黑格尔被丹托等人尊奉为艺术终结观的始作佣者，但是通观西方文明史，终结艺术的想法其实早在柏拉图那里就有了，因为他曾经明确地提出让艺术离开其所在的地方理想国。后一来的艺术终结观其实都可以视为柏拉图有关思想的发酵和延伸。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正式提议将行吟诗人驱逐出境。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他做出了在理想国的内部终结艺术的大胆决定。我们知道，柏拉图的剑锋所指的是荷马这样的人。因为，早在柏拉图出生的四百年前，行吟诗人荷马的皇皇巨著荷马史诗就已经在希腊诞生并广为传颂，以荷马史诗为主要原型的悲剧、雕塑、绘画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古希腊精神文明的代表，影响十分巨大。而且从那时起，荷马史诗中记载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已然被作为正史供人们信奉。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古希腊艺术就是希腊人想象神和认识真理的最高形式。所以诗人和艺术家们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是他们的神的创造者”1 1 3 0。由此可见，柏拉图的这个决定就是在与古希腊绵延四百多年的文明价值取向对抗。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有了如此大胆的想法呢？柏拉图所处的时代，古希腊虽然在极盛之下，却也流露出末日的迹象，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巨撃，柏拉图的言论中就充分地表达了对于这个国家、民族的前途的担忧，驱逐荷马作为这个时代的一项归责议题更是开启了后世关于终结艺术的讨论。这一方面表明柏拉图对艺术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柏拉图对艺术有着很高的要求。在他看来，一种艺术的存去必须以是否有利于理想国的建设亦即建国方略为条件，行吟诗人荷马及其相关作品对古希腊的国家理念而言是有害而无益的，因此应当遭到驱逐。柏拉图驱逐荷马即有针对性地终结（行吟）艺术的提议有其深厚的伦理背景。在这里不能不谈到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众所周知，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精神伴侣和精神支柱，对其人生轨迹和思想形成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而，苏格拉底之死也成了柏拉图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魔。古希腊的雅典法庭以慢神等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苏格拉底虽然对这个罪名表示了极大的疑议和不满，但又为了维护古希腊的国家利益而放弃了出逃，最后饮而死。对柏拉图来说，不能与苏格拉底在一起工作和学习一定是他终身的憾事。所以在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便开始了漫长的写作，其所有的著作似乎都是在深情地回忆着苏格拉底。或许在柏拉图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了能够对话的人，因此只能以笔墨来排遣心中的郁结和思念。他最早的作品就是围绕苏格拉底之死而展开。比如，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游叙弗伦就详细地记录了苏格拉底遭遇不公正审判、拒绝营救、慷慨赴死的整个过程。现在看起来，这个过程甚至可以用悲痛欲绝、荡气回肠、摧人心肺等词来形容，可视为兼具戏剧性、理论性的回忆录和抒情诗。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疑问一一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维护国家利益的智者为什么会被他钟爱的国家判处死刑？不难发现，在苏格拉底死之后，柏拉图96选择了用自己已的笔墨在精神上继续解救苏格拉底，并且借此反思造成这个冤案的深层原因。慢神作为苏格拉底的第一宗罪也是最重要的罪到底是不是得当？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待于讨论。黑格尔强调，古希腊时代所谓的神主要是指一种伦理力量，亦即“对于实际生活的雅典人来说，神只是维护完全和谐的伦理秩序的力量”2 3 1 33。如果我们以此为据，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假设一-慢神罪或许是指苏格拉底对于某种伦理力量的渎。古希腊时代，伦理世界在实际上已经发生分裂。作为两种伦理实体一一家庭和民族甚至出现了原则上的分歧。从总体来看，前者奉行神的规律，后者则奉行人的规律。家庭是伦理精神的策源地，主要通过血缘关系自在地组织起来。民族虽然由无数的家庭重组构成，却并不一定依赖血缘关系组织，而更可能是依靠人的公共本质来维系。民族说到底是一种共体，在这个共体当中，每个个体都是这个民族的自为的公民。所以，家庭与民族之间的伦理上的对立，其实就是“家庭的守护神与普遍精神相对立”3 1 2。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雅典法庭对于苏格拉底慢神的指控极有可能是针对家庭伦理而言，即指控苏格拉底的言行违背了家庭伦理实体所尊奉的神的规律。从一些文献当中，我们也确实能够找到苏格拉底存在“悔慢父亲”“轻蔑别的亲属”“与妻子不和”“不治家产”等问题。当然，我们同时能够看到苏格拉底对古希腊民族的国家伦理的坚决维护，但是，对于民族（国家）伦理的维护并不能抵消其对于家庭伦理的慢待和亵渎。或许，雅典法庭并不否认活着的苏格拉底信守国家伦理的品德。但在很多人看来，只有死才能让苏格拉底真正地回归家庭，从而抵偿慢神的罪名，因为苏格拉底对于家庭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雅典民众所能接受的限度。要知道，雅典法庭的判决其实也是雅典民众集体投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家庭与民族的伦理实体的分裂很可能就是造成苏格拉底不幸命运的一大根由，因为直到最后，苏格拉底也没有洞悉慢神罪的确切指向。这也同时表明，家庭伦理与民族伦理的差异也有一个逐渐被撇清的过程。或者也可以说，人们在家庭伦理与民族伦理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一个模棱两可的阶段；家庭伦理与国家伦理也存在着一个双向制约的阶段。苏格拉底之死表明，雅典法庭对于违背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的行为都有处分之权力。但问题在于，当家庭伦理与国家伦理爆发冲突之时，雅典法庭是否可以决定哪种伦理优先？对于优先的伦理的信守可否免除或减轻亵渎另一种伦理的罪责？在这方面柏拉图讳莫如深。处在苏格拉底和雅典法庭中间地带的他只能给出一个伦理混沌（和谐）状态下的理想国，以此遮蔽伦理实体分裂所带来的难题，因为柏拉图虽然是苏格拉底的爱徒，但与此同时他也是雅典的一个公民。两种伦理他都需要信守，伦理实体的冲突也同样困扰着他。特别是有了老师的前车之鉴，他已清楚地知道，自已只能而且必须在伦理实体的一致性方面寻求出路。否则，等待着他的也可能是同样的结局。黑格尔说：“在荷马史诗里我们却第一次看到诗所写的世界很巧妙地在家庭、国家和宗教信仰的普遍伦理生活基础与人物的个性和目的之间，维持住恰到好处的平衡。”2 1 7 4 个但很显然，荷马史诗在处理家庭伦理和民族（国家）伦理关系问题上的立场还是有些摇摆不定，这恰好说明了有一个伦理实体已然发生分裂，但哪种伦理优先尚不明确。因为这部作品中有的时候选择家庭伦理至上，有的时候则选择民族伦理至上，可并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反而表示出了高度的认同。比如，著名的典故“阿喀琉斯的愤怒”就是支持家庭伦理至上，“阿伽门农之死”又间接批判了家庭伦理至上的立场。阿喀琉斯因为自已的女奴被首领阿伽门农夺走，竟然在特洛伊战争最激烈的时刻选择了作壁上观。这直接导致了97已方在特洛伊战争中连吃败仗，直到自己的好友战死才又重新加人了战斗，他的加人也让战局迅速扭转。阿喀琉斯的一系列行为不仅没有遭到非议，反而让大家对他增添了无比的敬畏之心，荷马对此也是赞颂有加。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然不能够接受两种伦理实体的分裂。因为在他那里，理想国作为理念意义上的政府应当是一整个的个体。它既要公开地显示其效力于日光之下的上界的规律（神的规律），又要以下界的规律（人的规律）形成共体作为它的现实的生命之所在。理想国就像黑格尔评价的那样，“伦理王国在它的持续存在里就始终是一个无瑕疵、无分裂而完美纯一的世界”3 2 3。或者可以这样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想恢复伦理实体分裂之前的那种纯粹状态。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理想的状态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了历史。所以，柏拉图对于理想国的设计，其最终目的就是想在精神世界里给人类保留一块纯净的家园、一块净土。当然，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柏拉图的局限性。黑格尔也对此做了准确评价。他说：“柏拉图远没有把辩证的东西本身，更没有把讽刺看做最后的东西和理念本身，相反的，他结束了思想一完全是主观意见一的起伏消长，而使之没人于理念的实体性中。”4 1 7 8 这也就是说，柏拉图并没有看到家庭伦理与民族（国家）伦理的辩证关系，当然也就不可能站在更高的维度审视二者的这种辩证同一性。在柏拉图看来，荷马史诗呈现出来的伦理（实体的）分裂以及对于这种分裂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正是理想国的一种瓦解因素，因此必须遭到驱逐。或许在柏拉图那里，苏格拉底至多是这场伦理分裂的一名受害者，因为他维护民族（国家）伦理的那些举动并不能抵消或减轻“慢神”亦即违背家庭伦理的罪责，其对国家伦理的维护还间接地导致了自已的悲剧。与此相对，荷马却是一个逍遥法外的人，因为他才是记录、张扬和传播这种分裂即“蛊惑青年”的罪魁祸首。对于柏拉图来说，苏格拉底是不可以离去的，不仅生前如此，死后亦如此。因为，他坚守着古希腊国家的民族伦理精神，这种伦理是值得捍卫的。他为自己的老师的勇敢无畏的精神而感到自豪。但荷马是应当离去的。因为荷马并不属于自己的城邦，其不过是一个游走四方的行吟诗人而已。其身份决定了他无法代表古希腊的任何家庭乃至整个民族的立场，人们也不能要求他必须得坚持这种或者那种立场。但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也非常需要一种能够遥望城邦的人存在。遥望可以视为与现实的伦理生活拉开距离，而并不是彻底的消灭。由此可见，柏拉图驱逐艺术的同时也给艺术保留了趋向于自由的伦理精神。不过，这种自由的伦理精神却是以艺术（家）的四处流浪为代价的。柏拉图的驱逐艺术观给后人提供的启示如下：第一，伦理实体的分裂是驱逐艺术的决定即艺术终结观萌芽的重要背景因素。第二，驱逐艺术其实是让艺术与生活世界拉开一定的距离，而不是彻底消灭艺术。第三，驱逐艺术的目的其实就是在维护伦理实体的一致性。第四，柏拉图也在暗示，如果艺术能够维护伦理实体的一致性，就能够回到理想国。二、伦理沉沦背景下的艺术解体观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终结艺术的提议很快遭遇到了现实难题，因为艺术陷人到应当终结而在事实上并没有终结的悖论当中。柏拉图的高徒亚里士多德对此做了有针对性的解释和补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艺术在理想国中遭到驱逐，不等于在城邦里面就无法容身。理想国与城邦不能完全等同。艺术想要回归（或留在）城邦，完全可以采取打破艺术与工艺界限的方式。其实，工艺本身也可视为艺术与城邦理想之间达成妥协的一种形态。游离于城邦之外的艺人如果能够转变成为理想国的工匠，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98他的诗艺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推崇工艺、制造工匠。这些工匠能够接受那些与自我意识对立的工作，也可以创造没有自我意识的作品。即使工作繁重且耗费心力最终还是没有表达出自已的内在本质，这些人也可以欣然接受。毕竟，生存是第一要义。这也就是说，工匠可以接受理想国给出的任何指令，包括维护伦理实体的一致性，当然也可以自觉地回避那些棘手的伦理问题。黑格尔指出，工艺与艺术的最大区别就是：艺术“能够自己产生自己，保持一种适合它自身的形态，并且是一种明晰的特定存在”3 1 9。O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工艺提升为艺术，从匠人提升为艺术家也是有可能的，只要把自已（主体）放进去即可。当然，这种置人在实际操作上却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但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在城邦里为艺术留下了种子，剩下的事就是等待着一个机会的到来。或者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想让艺术垫伏为工艺，让艺术家转型为匠人，一旦条件成熟，它们就会实现华丽的蜕变。于是我们看到，中世纪千余年的时光茬，大量的上帝宗匠凭借着蜕业业的劳作存活了下来，可当文艺复兴的曙光乍现，从这些人当中就走出（诞生）了无数的艺术家。文艺复兴的时代是崇尚理性的时代。人们摆脱了宗教的精神束缚，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高度的自信。不过，这种理性的规定根据虽然自我标榜是内心的法则和头顶的星空，其中却隐伏着任意和武断等重大缺陷。文艺复兴的时代也是主体意识膨胀的时代。市民社会的崛起让法权意识高涨起来。主体冲破了家庭的伦理束缚，以独立的姿态走上了社会，来到了由陌生人组成的世界。市民社会说到底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舞台。主体在家庭中培养起来的伦理精神在这里遭遇到了极大的冲击。为了能够在市民社会中存活下去，人只能自己给自己立法并集体监督法律的执行。但是，这里的法从根本上来讲是外在于人的，因为人们在立法的同时也为违法行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如果人不违法，那么法在他那里就不算存在。人们甚至还可以宣布修改和废除法律。人走出家庭之后，人与人之间依靠血缘关系形成的有机联系就解体了，其在市民社会中依靠法律组成的共体却是没有精神的。伦理作为主体与他的伦理实体的统一就蜕变为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法权关系。个人普遍处于一种失伦的状态之下，沦为一个个的“单子”，共体也是由这些单子所形成的简单的“集合并列”。所以法权时代也被人们称为伦理沉沦的时代。康德哲学就可视为这种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发生碰撞的结果。这种哲学在艺术上的态度和立场就是“自律”，也包括“为艺术而艺术”。黑格尔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的集大成的学者，立志于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以来的相关理论成果加以贯通。在结合现实的基础上，对艺术终结问题提出了自已的看法。其主要表现在：第一，黑格尔选择支持柏拉图驱逐艺术的主张，并且将其作为自已理论体系构建的一项重要原则。在精神现象学和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精神哲学（1 8 1 7、1 8 2 7、1 8 3 0）等著作中，他让艺术与伦理生活拉开距离，从伦理到艺术的提升也被宣断为由相对到绝对的提升。伦理在黑格尔看来主要属于客观精神，艺术则被置于绝对精神领域。不过，伦理作为艺术的现实材料和精神资源依然有其生命力，人们在艺术世界也能感受伦理生活，产生伦理体验，伦理生活在这里面甚至成了“能意识到它自己的绝对本质的现实精神”3 1 9与此同时，伦理由于艺术的作用，也赢得了超越相对走向绝对的契机，于是，伦理实体的分裂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得到了缓解。以上这些话也可以表述为：如果生活世界的伦理可被称作一般伦理，那么艺术世界的伦理就可以被称作艺术伦理（即艺术化的伦理）。从一般伦理向艺术伦理发展就是伦理由相对向绝对的升华。一般伦理99蕴藏的伦理冲突问题在艺术伦理当中就能够得到一定的克服。这主要因为艺术是通过创造形象把握普遍性的精神形态，艺术形象与自我之间能够形成某种对视的关系。自我在生活世界无法突破的伦理冲突问题，可以通过艺术形象在艺术世界中实现某种突破，突破伦理冲突的精神力量也必然会对生活世界中的自我形成影响。第二，黑格尔虽然选择从柏拉图那里接着讲，但也批判地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在“自然宗教”部分集中探讨技艺和工匠，在“艺术宗教”部分集中探讨艺术和艺术家。同时他又将自然宗教和艺术宗教理解为精神发展的密接阶段。其隐含的信息是：从技艺到艺术、从工匠到艺术家的精神升华有其必然性。或者也可这样理解：技艺和工匠的特点是自在，艺术与艺术家的特点是自为，由此及彼的升华也是精神自在自为的“自由”的发展。亚里士多德为了给城邦留下艺术的种子，将艺术降维成技艺，将艺术家降维成工匠。黑格尔则把握住让这颗种子由技艺成长为艺术、由工匠成长为艺术家的规律。他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精神哲学（1 8 2 7 1 8 3 0）中甚至打破了自然宗教和艺术宗教的界限，在艺术部分直接谈技艺和工匠问题，并将其作为艺术与艺术家成长的早期阶段。所以，黑格尔的这个理论设计既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同时也是一种发展。第三，黑格尔最直接的理论选择是站在康德的肩膀上，以康德作为其思想的一个起跳点。康德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理性，道德在他那里就是理性的一种实践形态。黑格尔却认为理性缺少客观性与真实性，因此必须得站在精神的高度把握理性。伦理作为精神的初始形态因而就成了道德的客观法则。也就是说，黑格尔主张从精神高度把握理性，并且因此主张从伦理的高度把握道德。在黑格尔看来，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伦理道德。康德也用理性把握艺术，以此来抵御“他律”的弊端，并希望艺术能借此活出一个新的自我。不过，这种艺术也面临着割裂传统、陷人迷途的巨大风险。于是，黑格尔主张全面地超越康德的艺术与道德的关系讨论范式而代之以艺术与伦理的关系讨论。所以我们看到，黑格尔哲学很少就艺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但是他在艺术与伦理的关系研究中处处指向艺术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第四，黑格尔在总结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聚焦伦理沉沦现象，将伦理的沉沦与艺术的命运绑定在一起，以致得出了艺术完成即解体的结论。在黑格尔看来，伦理实体的分裂进人艺术世界转化为史诗性艺术，伦理主体的沉沦进人艺术世界则转化为散文性艺术。散文性艺术之所以被称为“市民社会的史诗”，主要在于其塑造的形象已然不是史诗性艺术中的那种英雄人物而是活在市民社会中的普通人。史诗性艺术中的英雄人物具有对抗伦理力量的豪情壮志和超级力量，他们的行为也被尊称为事迹。比如，像阿喀琉斯这样的英雄人物，他的态度就决定了整个特洛伊战争的成败。他倾向家庭伦理还是民族伦理，对于那种伦理的优先地位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散文性艺术中的普通人却不一样。这些人虽然可能在故事中显得比较重要，但也是只能在故事中存活的一个个体。其不仅不能够代表某种普遍的伦理力量，甚至连其伦理身份都是带有争议的。比如，堂吉诃德自以为是个骑士并践行着骑士的伦理，但是实际上，他所处的时代骑士阶级已然没落了。在人们看来，堂吉诃德只不过是一个患上了妄想症的痴人。其实，散文性艺术通常都会把一些深刻的伦理归属问题转化为由诸多偶然事件构成的冲突，并通过个别形象的行动来了结故事。因此，这种艺术往往只是依靠有限的情节或细节的曲折离奇、紧张刺激来吸引人。一旦故事讲完，艺术的魅力就直线下降。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儿童对于他听过的故事的那种态度，就能够理解这是种什么样的情景了。100三、伦理固化背景下的艺术过时观黑格尔认为，在其所处的时代，西方伦理作为一种文明成就业已走向成熟，其固化问题也开始突出。因此，他在精神现象学中对西方伦理固化现象做了详细的分析。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伦理实体建筑在其静止不变性上面，主体的自我意识已经无法脱离它的静止的风俗习惯，而只能对这种风俗习惯保持固定的信赖。第二，伦理实体建筑在了它的一套权利和义务的组织形式上面，主体的自我意识只能在权利和义务允许的范围内展开有限的活动。第三，伦理实体建立在其等级划分的基础上，主体的自我意识只能根据各自的等级要求发出和接收指令。这种伦理固化的后果主要有二个：一是鲜活的伦理生活消逝了，主体所要面对的净是些古老的规矩，因此开始悲哀于失掉了它的世界；二是个人对伦理赋予的特定存在的局限性感到乐观，并把这样的自己理解为本质。显然，前者带有一定的悲剧性，后者则带有一定的喜剧性。黑格尔认为，伦理固化现象进人艺术领域通常会被转换为戏剧性艺术。这种艺术塑造的形象都必须面对一个超级整体，即固化的伦理。在这种固化了的伦理面前，人也被固定为只需扮演的“角色”，角色和伦理之间爆发的冲突是戏剧性艺术最根本的冲突。这样的作品一会儿用悲剧的方式张扬实体性，一会儿用喜剧的方式张扬主体性。看似精彩纷呈，但其实质却是“新瓶装旧酒”的“过度”或“过气”的游戏。因为这种剧情（角色和伦理之间所爆发的冲突）在很早以前就在其他的场合、以其他的面目出现过，也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我们。但是，如今的艺术家在这方面已经失去了创新的条件，所以只能是做着一些掩人耳目的把戏，或是重复一些老生常谈的启迪。就此，黑格尔得出了“艺术必将被宗教或者哲学取代”的结论。丹托则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提出艺术已然陈化到了无法提升为哲学的程度。总体而言，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观主要基于两个大前提：一是精神分化，二是走向（更高的）精神。分化和发展共同构成了精神世界的辩证法。由此，他从精神哲学角度对艺术提出了三个预示：第一，艺术能够超越各种艺术形式奔向一个新的境界。第二，艺术必然会有走向终点的那一刻。第三，艺术会成为一个概念化的东西，这个概念就是艺术全部的历史以及未来。所以我们看到，在精神现象学中，艺术宗教的终点是天启宗教的起点。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精神哲学（1 8 2 7 1 8 3 0）中，艺术的终点是宗教的起点，而宗教的终点是哲学。不过，黑格尔哲学并没有对这种终结后的艺术展开研究。这主要因为，他的兴趣在于构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体系，这个体系是以一个概念通向另一个概念组织起来的。所以，艺术概念在它的逻辑中完成之后就走出了作者的视野。丹托在精神走向的问题上主要沿袭了黑格尔的思路，但他并不认同黑格尔将艺术整体导人宗教或者哲学的意见，也不同意将艺术简单地抽象为美。在他看来，艺术在它的概念完成之后依然健在，并发挥着新的作用。Stephen Snyder就向人们转达了丹托这种意见：“艺术终结之后有望成为一种新型的交流媒介，在人们聊起艺术时，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就会启动。”5 这也就是说，艺术作为一种话题成为了人与人之间展开交流的通道或渠道。由此，丹托突破了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联合打造的理论框架，因为这个框架的基础是个别意志，而他所要探索的却是一种能够支撑这种交流的理论谱系。由此一来，尼采的意志学说也跟着苏醒了，并被派上了新的用场。尼采哲学将意志区分为内在意志和外在意志两个方面。内在意志就是黑格尔他们所理解的那种存在于主体自身的意志形式，外在意志则是指能够游走于多个主体间的意志形式。内在意志与外在意志之间虽然具有一定101的相通性，但内在意志必然包含只属于自身的东西。由此可见，尼采与黑格尔代表了意志或者精神学说的两个方向。虽然黑格尔看到了在物质之上存在着的意志，但却把这种意志局限在了自身之内。因此，附着在艺术上的感性和想象的东西最终也不得不归人基于自身的哲学思索之内。尼采就不一样。在他那里，内在意志只是一种个别化的创造性力量。艺术作为一种现象通过内在意志的审美只能产生出一些个别化的东西，但是外在意志却能让主体自觉地寻求达成审美共识的东西。正是这个原因，尼采才能产生让艺术救世的想法。其实，艺术救世主义的一个重要基础，就在于它能否成为促进交流、达成共识的渠道。不过，尼采只是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其实并没有找到这样一种渠道。他肆意地颠覆人世间的一众法则，并且天才地预感到艺术的救世力量，却只能让这种力量止步于精神世界，因此感受到了极大的痛苦，直至走向崩溃。哈贝马斯从康德和尼采那里获得了灵感，将实践理性与外在意志加以整合，提出了交往理性这个概念，进而将交流问题提升到了伦理的维度。人们将其称为商谈伦理，亦即通过交流寻求共识，从而建构人与人在商谈的关系网络中的伦理。哈贝马斯将艺术视为一种重要的商谈形式，使其成为其他商谈形式的良师益友。比如，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就提出“戏剧行为”这种形式，希望通过利用艺术上的角色扮演、场景建构、叙事逻辑、形象思维，以象征性、浪漫性的方式增进多个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如此一来，艺术也就成为了打造新型伦理关系，建构新型伦理精神的“语言”。尼采与哈贝马斯的探索对丹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来，丹托在反思黑格尔的过程中就已经形成了艺术后历史主义的立场，亦即相信“艺术的内部建构已经完成”6 1 7；艺术今后的任务正在发生由内而外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丹托建议将后艺术时代的艺术转型为践行外在意志和商谈伦理的“部落”，进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开展对于艺术社区的论证。在他看来，艺术因（某种）终结牺牲了一定的先锋性，但也因为这种终结而让大众性与普及性日益增强。如此一来，艺术家就可以轻松愉快地放下身段堂而皇之地主张一些外部的权利；艺术社区也可以理所当然地融合、杂多种艺术形式；艺术历史的时间性和逻辑性也可以就此打破。艺术社区既是一个艺术世界，同时也是一个伦理世界。在这里，艺术“从整体上被当成了一个叙事性的文本”7 1 3 6，人们可以聚在一起，通过创作、讨论、品鉴等艺术活动传达其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就不必再一味地追求通向哲学或宗教，因为它在艺术社区（艺术社群）的伦理生活中就能够找到自己的精神基地。人们同时也能发现，艺术社区在重塑社会凝聚力等方面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对社会伦理精神的“收拾”大有禅益。总体来看，西方种种的艺术终结观都有特定的伦理背景支撑。比如，柏拉图的驱逐艺术观就是以（家庭与民族）伦理实体的分裂为背景，力图以驱逐艺术为手段净化理想国。黑格尔的艺术解体观以（法权时代的社会）伦理精神的沉沦为背景，力图让艺术超越这种沉沦向宗教和哲学的高度挺进。丹托的艺术过时观以（国家制度、现代法律所代表的）伦理准则的固化为背景，力图以终结后的艺术为媒介重塑现代伦理体系。这里面有一个隐含的信息需要注意：西方艺术终结观的伦理背景也有一个向现代转换的问题。当伦理演进为制度和法律，制度和法律也就有义务承担起探究艺术终结问题的使命。因此我们看到，在法律语境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当中，艺术不仅有生命周期，也有存在领域。超出了这个周期和领域，艺术就会被宣断为终结。这也就是说，当制度与法律不能再对艺术施以保护，那么这种艺术就会在这种制度和法律中被定义为终结。不过很显然，制度和法律所给出的结论并不能完美地解释和解决现实。所以，关于艺术终结的讨论还会102连秀丽责任编辑在新的伦理维度继续下去。通过对艺术终结观伦理背景的考索，我们也能对今天的伦理视野下的艺术终结观有所领会。这就是：艺术之所以离开历史的轨道而面临终结的大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已然不能在现代伦理生活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艺术的功能在现代条件下也不能充分地发挥，而只是在“自律”的自我之围中寄希望于“自觉”的哲学发现，于是艺术也就越来越难以胜任为现代伦理生活提供理论支撑的传统使命了。2 0 世纪中叶至今，艺术终结观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中国的艺术终结观既有对艺术突破难题的忧虑，也有对艺术归属问题的思考，但更多的还是对伦理忧患的寄语。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培育了与伦理一体的艺术传统。当伦理被政治、法律代替几乎进人到不生不灭、即生即灭的“伦理涅”状态下，中国艺术将欲何往？则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参考文献1黑格尔.美学：第1 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7 9.2黑格尔.美学：第3 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7 9.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 M.贺麟，王玖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 0 1 3.【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 9 6 1.5 Stephen Snyder.End-of-art philosophy in Hegel,Nie-tzsche and Danto M.Palgrave Macmillan,2018.6 Stefan Bird-Pollan,Vladimir Marchenkov.Hegels politi-cal aesthetics M.Bloomsbury Academic,2020.7 Ji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2)M.T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Beacon Rress,1987.The Ethical Background of Western View of the End of ArtSONGZhengAbstract:All kinds of views on the end of art in the West are supported by specific ethical backgrounds.Platos view of theexpulsion of art is based on the split of family and national ethical entities,and its purpose is to purify the Republic with the expul-sion of art as an opportunity.Hegels view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art is based on the degradation of the social ethical spirit in theera of legal rights,and its purpose is to make art go beyond this degradation to the height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Dantos viewof the obsolescence of art is based on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thical standards represented by the state system and modern law,andits purpose is to clean up the ethical spirit and reshape the modern ethical system with the media of art after the end.The ethicalbackground of the Western view of the end of art also has a trend of transformation to modern times.When ethics evolve into institu-tions and laws,the institutions and laws also have the obligation to undertake the mission of exploring the question of the end of art.So we can see that in the legal context,especiall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art not only has a life cycle,but also has a realm ofexistence.Beyond this cycle and realm,art will be declared to be over.In other words,when institutions and laws can no longerprotect art,then this art will be defined as the end in such institutions and laws.However,it is clear that the conclusions drawn byinstitutions and laws do not perfectly explain and solve the reality.Therefore,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end of art will continue todeepen in new ethical dimensions.Keywords:TheWestThe End of ArtEthical Back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