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综合创新”文化观.pdf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中图分类号：D61；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24）03-0001-10中国式现代化与“综合创新”文化观杨学功（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摘要：自从近代中西文化相遇并发生剧烈碰撞与交融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所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或焦点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为此，中国思想家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方案，历史上形成和现实中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中体西用论”“综合创新论”“中国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中西古今论”“西体中用论”“河东河西论”“中国模式论”等。在这些方案中，“综合创新论”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文化实践上都更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综合创新”文化观自20世纪30年代被提出以来不断传承发展，经历了张申府、张岱年的“三流合一”论，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以及第三期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综合创新”文化观具有无可置疑的当代价值，它也应该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时代主题而得到提升和发展。关键词：“古今中西之争”；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综合创新”文化观；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题。在论述“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他强调指出：“结合不是 拼盘，不是简单的 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 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讲话精辟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 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推进新时代文化发展繁荣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为了深刻领会讲话的精神实质，本文拟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处境，在比较诸种解决中西文化矛盾冲突方案的基础上，重申与阐发“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当代价值。一、“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自近代中西文化相遇并发生剧烈碰撞与交融以来，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简言之，“古今中西之争”就是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所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或焦点问题。正如冯友兰先生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词中所说：“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2407应该承认，这段自述所表达的并非仅仅是冯友兰个人的学术志趣，而是中国思想界和收稿日期：2024-01-1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研究”（23&ZD006）作者简介：杨学功（1963），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社科联常委、北京市哲学会会长。-1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知识界所面对的一个普遍问题，尽管人们针对这个问题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并不相同。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选择和实践检验，诸如“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论”“中西古今论”等方案都相继被淘汰或扬弃，而20世纪30年代的“综合创新论”却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张申府、张岱年的“三流合一”论张申府先生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1932年秋，张申府受天津 大公报 总编辑张季鸾之邀主编 世界思潮 副刊。他在9月3日创刊号中提出：“本刊的旨趣只在新的、正的的介绍，旧的、歪的的批判”，“未来的世界思潮一定是辩证法的。辩证法这个方法兼理论，实在与近年最新的科学进步趋势完全合辙而一致，颇如列宁所豫言者”3554,556。该刊广泛评介中、西、马哲学思想和现代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成就，在当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同年10月，张申府明确提出：“我的理想：我愿意，百提（指罗素），伊里奇（我本曾译伊里赤，指列宁），仲尼（指孔子），三流合一。”3614从而最先从中、西、马三学角度标举“三流合一”的思想旗帜，标志着“三流合一”文化观的正式诞生。20世纪30年代，张申府倡导新启蒙运动，意在通过对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总结，为全面抗战、团结救亡、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提供一种理论基础，推动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的中、西、马三种文化的综合创新，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思想独立和文化复兴。20世纪40年代初，张申府的“三流合一”文化观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再次申明：“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他之所以将孔子、罗素、列宁作为中、西、马三种文化的代表，是因为在他看来，孔子代表最高的人生理想这一“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这一“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实落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这一“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他认为，“三流合一”不仅能够产生“新中国哲学”，而且可以创造“新世界学统”，这种新的思想体系“定 是 新 世 界 中 的 新 中 国 的 新 指 标、新象征”。310受张申府影响，张岱年在 1936年 5月发表的 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 中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唯物、理想、解析之综合，实乃新唯物论发展之必然的途径。”“现在，我们应为唯物论与理想主义作一更进的综合，而兼综合解析法。我们所以要这样一个综合，其目的即在于要求一个真的哲学，可信的哲学，有力的哲学，能作生活之指导的哲学。”4262-263在这里，张岱年肯定唯物与理想之综合开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唯物论，而这种唯物论需要综合中国哲学自身的传统而得到发展，因为“今日中国的新哲学，必与过去中国哲学有相当的继承关系，我们所需要的新哲学，不只是从西洋的最新潮流发出的，更须是从中国本来的传统中生出的”4271。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张岱年先生先后发表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 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与基本精神 试谈文化的体用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 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更新 关于文化问题 文化体用解析 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文化建设与民族主体性关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文化体系及其改造文化的综合与创新 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 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复兴中西文化之会通 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新综合哲学要旨 试论中国文化的新统 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与改造 等一系列论文，并与其弟子程宜山合著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 一书，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张岱年认为，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文化发展有客观自在的规律，文化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在全面评析16世纪以来文化论争的各种主张，诸如“会通以求超胜”论、“中体西用”论、“西学中源”说和“中西文化调和”论、“东方文化”论、“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儒学复兴”论、“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等观点基础上，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文化主张“综合创造论”。张岱年明确-2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指出：“无论是 中体西用 还是 西体中用，也无论是国粹主义还是 全盘西化，都走不通，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我们所说的辩证的综合创造是指：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分析和审慎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这种综合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衷，而是辩证的。这种综合需要创造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又为新的创造奠定基础。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将我们的文化主张称为 综合创造论 的原因。”5390-391在他看来，辩证的综合创造之所以可能，其根据有二：一是文化系统的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二是文化要素间的可分性和可相容性。而辩证的综合创造之所以必要，其理由有三：一是中国文化的旧系统已经过时，必须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要素，按照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重新建构；二是文化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全盘照搬西方文化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必须坚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三是中西文化各有其独创性和片面性，只有凭借综合创造所形成的文化优势，才有希望弥补因落后而造成的劣势。（二）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先后兴起了三波“文化讨论热”。方克立先生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化论争，发表大量著述，自觉继承和发展了张申府、张岱年先生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他的著述最近被汇编为 方克立论著集（共七卷），其中，第四卷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文化观，被命名为“马魂中体西用论”，即“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6。虽然这个命名引起一些学者的批评，但只要不拘泥于命名，就能从他的具体论述中发现许多合理思想，实际上是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例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方克立先生明确承认他的“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接着张岱年讲”，并且对他提出此论的背景、意义和创新之处做了解释。其创新之处就是用“魂、体、用”三元模式取代了传统的“体、用”二元模式，其依据如下：第一，“魂、体、用”三元模式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因为“五四”以后，面对中、西、马“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体、用”二元模式陷入了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困境，而“马魂中体西用论”较好地解决了中、西、马的关系这个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中心问题。第二，“魂、体、用”三元模式是综合了传统体用范畴的两重含义发展变通而来的。传统体用范畴有“道体器用”和“器体道用”的区别。以“道”为体是主导性之“体”，精神指导原则之“体”；以“器”为体是主体性之“体”，载体和实体之“体”。作为精神指导原则的主导性之“体”，就是这里所讲的“魂”。第三，“魂、体、用”三元模式存在的根据主要在客观现实世界中。王船山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这是对客观世界中的“魂”（道）、“体”（形）、“用”（器）关系的如实说明。世界上的事物现象有不少是一分为三的，其中有的是可以“魂、体、用”三元模式来说明的，所以不能否定它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认识模式。第四，“魂、体、用”三元模式也有多种表现形态，并不是只有一个僵固不变的单一模式。如“马魂、中体、西用”是讲当代中国文化中三大资源之间的关系，“儒魂、道体、释用”是讲儒释道三教对中医哲学的不同影响，“仁魂、礼体、和用”是讲儒学价值体系中几个核心范畴之间的关系，等等7581-588。他特别强调指出：“我们是从一个社会可以有多种思想文化，但只能有一种指导思想的角度来肯定 马学为魂，即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指导地位的，并且强调 马学为魂 是 马魂、中体、西用 论的第一要义。”7587（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第三期发展如果认真检索当代中国学术文献，就不难发现，“二张”特别是张岱年和方克立的众多弟子，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继续传承和弘扬“综合创新”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被其他一些学者所传承和发扬。方克立论著集 第七卷中的一封书信，即2018-3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年11月23日方克立先生致于惠玲的信中提出“综创学派第三代”概念，他还列了一个提纲，包括“洪晓楠及其文化哲学研究”“杜运辉与二张研究中心”“科大创学团队”等8。其实据我的了解，“综创学派第三代”的范围应该更广，并不限于方先生之所列举，黑龙江大学的文化哲学研究中心，王东的“综合创新哲学”，甘阳的“通三统”，也应该属于这个范围。也许有人质疑“综创”学派的构想是大而无当的空中楼阁，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其实在我看来，只要正视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处境，下面几个基本判断就是毋庸置疑的：第一，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不能割断，但必须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使之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第二，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当今国际文化的主流，只要坚持现代化的导向就无法拒斥，但又不能简单移植和照搬；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当然不能抛弃，否则就失去了根本和灵魂，但又必须根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不断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如果这几个判断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熔铸中西马三种学术和思想资源，综合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唯一可行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二、从解决中西文化关系的诸方案看“综合创新”文化观的优越性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家提出的解决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方案，排除个别缺乏根据的如“西学中源说”不计，据粗略研究和统计，历史上形成和现实中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中体西用论”“综合创新论”“中国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中西古今论”“西体中用论”“河东河西论”“双文化论”“中国模式论”等。通过对这些方案的分析和比较，不难看出“综合创新论”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文化实践上都更具有合理性和优越性。第一种是“中体西用论”。这是由洋务派提出来的，被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它被明确表述在洋务派张之洞的 劝学篇 中，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体的说法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9洋务运动可以被看作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它标志着中国军事和工业现代化的开始。作为探索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最初尝试，其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论”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它作出了一种融合中西文化的努力。可是，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失败的。它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割裂文化的“体”和“用”。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的“体”和“用”都是不可分割的。在“中体西用”的公式中，似乎“中学”有体而无用，“西学”有用而无体。严复当年曾批评道：“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他认为，主张“中体西用”，就如同讲“牛体马用”一样不通和可笑10。洋务派对“中学”的理解，主要指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们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不能作为“体”来看待的。真正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是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洋务派所理解的“西学”，主要指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这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虽然“中体西用论”在学理上并不成立，在实践中完全失败，但是各种变形或变相的“中体西用论”翻版却不绝如缕，层出不穷，需要我们仔细分辨，认真识别。简言之，“中体西用论”的谬误在于割裂文化的体和用，而其积极价值则是肯定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可能性。第二种是“中国本位论”。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化论战中与“全盘西化论”对立的一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联名发表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的王新命等十位教授。他们提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所应该遵循的五项原则。第一项是：“要特别注意此时此地的需要。”第二项是：“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第三项是：“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需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认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第四项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第五项是：“我们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抛弃大同的理想。”根据这五项原则，“宣言”提出了两条注意：一条是“不守旧”，一条是“不盲从”。又提出三项目标：一是“检讨过去”，二是“把握现在”，三是“创造将来”11。乍看起来，这些主张似乎很“得体”。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把握住文化判断和选择的标准，用冯友兰的话来说，其实都是些自语重复的-4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废话和空话，“措词空洞，言之无物，令人读之不得要领”12124。简言之，“中国本位论”的谬误在于对“本位”概念的误释和误用，而其积极价值则是肯定文化的主体性。第三种是“全盘西化论”。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化论战中与“中国本位论”对立的一派，主要代表人物为胡适和陈序经等人。他们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学习只能“全盘”接受。而西方近代文化是先进的文化，我们必须全盘学习西方文化，才能迎头赶上，任何折衷调和的方案都是行不通的。胡适说：“现在的人说 折衷，说 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 惰性 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13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西化”，并不是指学习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而是学习西方近代文化，即与现代化相关的文化。所以，胡适后来把“全盘西化”修正为“充分世界化”和“全力现代化”。“全盘西化”不区分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照单全收，这当然是不明智的；无视民族文化和现实国情，对域外文化采取简单移植的态度，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着眼于“充分现代化”的导向，这种乍看起来荒谬的主张，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简言之，“全盘西化论”的荒谬在于不区分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照单全收，而其积极价值则是强调“充分现代化”的导向。第四种是“中西古今论”。这是 20世纪 30年代冯友兰先生提出的一种文化主张，80年代以后又有补充和修正。冯友兰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词中，概述了他探索中西文化差异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但是中古和近代这两个词的内容是什么呢？不久我开始认识到，中古和近代的差别实际上就是社会类型的差别。西方国家从社会的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转变，比东方国家早了一步。这一步的关键是产业革命。在四十年代我写了六部书，其中有一部的副题是中国到自由之路。我在这部书中指出，这条路就是近代化，而近代化的主要内容就是产业革命。”2407,408-409可以看出，他的文化观的第三个阶段，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比较相似了。他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中国文化变迁必须与中国历史变革相适应的见解，对于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一副清醒剂。冯友兰是一位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其思想成分非常复杂，中西兼容，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他的思想一直在变，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又没有完全“变过来”。因此，他对待文化问题态度是矛盾的，坏的说法是“左右摇摆”，好的说法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他自己曾解释：“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 诗经 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2413-414我们认为，“中西古今论”的独到价值在于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在时代性上的差别，而其问题则在于用“古今之异”替代“中西之别”。第五种是“西体中用论”。这是李泽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明确提出和主张的，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一种回应。因此，对于纠正洋务派的偏颇是有积极意义。其实在我们看来，“西体中用论”和“中体西用论”都有一个割裂文化的“体”与“用”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可以把一个社会的结构划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次，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三个层次，后者与前者应该是一种适应关系。需要明确的是，李泽-5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厚对“体用”范畴做了创造性的新解释。他认为，“根本的 体 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14。可见，他讲的“西体”已不是指“西学”。这种观点在学理上倒是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论述相一致。但是由于他改变了传统的“体用”范畴的含义，徒增歧义，在旧概念中也很难把问题讨论清楚。简言之，“西体中用论”的谬误也在于（如同“中体西用论”）割裂文化的体和用，而其积极价值则是对“体”“用”的新解释。第六种是“河东河西论”。这是季羡林先生在 21 世纪初提出的一种文化主张15。乍看起来，“河东河西论”似乎荒诞不经，但它强调一种文化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却有合理之处。第七种是“双文化论”。这是周有光先生晚年提出的一种文化主张。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了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他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也都热爱甚至崇拜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在现代，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所谓国际现代文化，就是先进国家行之有效、正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现代文化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和享有的全球化的文化，它没有国界，因而是国际文化。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相互接触，相互吸收，其中有普遍价值的部分融入了国际现代文化。把现代文化仅仅说成西方文化是不对的，但西方现代文化确实已成为国际现代文化的主流。与此同时，各地传统文化依旧存在，但是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环顾世界，到处都是内外并存、新旧并用，实行“双文化”生活。文化流动不是忽西忽东、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16。关于“双文化论”的静态分析基本符合事实，但这种分析弱于动态分析。第八种是“中国模式论”。这是张维为、潘维等提出的一种主张，曾一度风行。“中国模式论”虽然容易导致将特殊性等同于普遍性之弊，却有凸显中国主体性之功。综上可见，近代以来诸种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案都有其合理因素，有的还不失为“片面的深刻”，但它们都未能充分而有效地解决文化的本土化与世界化、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文化的借鉴与转化等关系问题。而贯穿这些问题的一个枢纽，则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又与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纠缠在一起，但不能等同。当前，我们对近代以来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各种方案进行回顾和反思，今天能够获得什么启示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十分精准地把握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避免陷入“中西对立”的误区。长期存在中国思想界的“中化”与“西化”之争，是因为对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双重误解。民族性表征的只是一种文化所具有的主体性的一个维度；而时代性表征的则是一种文化发展的方向性，它同样也是文化主体性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正如已故哲学家张世英先生所说：“一种民族文化传统能否延续和发展，最终依据其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经得起时代性的冲击和检验。”17中华文化无疑只能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文化，但中华文化并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孤立地发展的，近代中西交流以来中华现代文化更是如此。正如学者李德顺所说：今天的中国文化，已经是中外传统文化汇合出来的面貌。它像大海，来自万千江河。但有人总想把海水析成过去的江河，从头澄而清之，而且十分纠结彼长此短。这样，他们就永远看不见大海。因此，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从其主导性和方向性来看，只能是与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相适应的现代文化，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吸收和转化，当然也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而更重要的则是在以上两个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相反，如果离开文化时代性孤立地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可能会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则不仅会使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走偏方向，而且会把中华民族的未来引向错误的道路。与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相关而又不能等同的，是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长期以来，中西文化和价值观比较研究大多侧重异同之辨的静态分析。如果从动态方面来看，着眼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我认为中西文化和价值观比较研究应该以普遍性为归属和导向，而不能以特殊性为诉求。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共相寓于殊相之中。但这只是一般的道理，我们更应弄清普遍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同分-6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量。正如冯友兰所深刻指出的，普遍的东西是我们必要学的，也是可能学的；而特殊的东西是不可能学的，也是不必要学的。例如，中国人是黑头发、黄眼珠，西洋人是黄头发、蓝眼珠。如果真要“全盘西化”，你能把黑头发、黄眼珠换成黄头发、蓝眼珠吗？显然没有这个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你说要“本位文化”，那只要是中国固有的就是好的吗？什么改革都不要吗？显然并非如此，某些改革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若要辨别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就需要选择。而选择必定有个标准。否则就只能说“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其应该吸收，不吸收其所不应该吸收”。这是永远不错的废话，说了等于没有说。“怎样确定这个标准呢？最好的办法是认识共相。看看世界上强盛的国家，看看它们是怎样强盛起来的，看看它们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它们的殊相之中所寓的共相的内容或其表现。共相是必要学的，也是可能学的；殊相是不可能学的，也是不必要学的。”12125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当代论域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关注“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当代价值，它也应该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时代主题而得到提升和发展。（一）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综合创新提供发展空间从世界范围来看，依据现代化的起始时间和最初启动因素，可以把目前所有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国家分为两大类型，即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很显然，中国是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类型。但是有一种情况值得特别给予关注，二战后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都可以说是被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唯独中国现代化是一种例外。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突破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模式之外的一种特殊类型。从大历史的尺度来看，中国现代化进程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是从洋务运动到民国时期，主要通过学习和采借西方经验开启现代化的阶段；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这是两个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阶段，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化的两次浪潮。而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与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进程相适应的。1.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它具体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民国时期等几个小阶段，其主要特点就是“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浪潮的第一个阶段，其指导思想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说明洋务派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基本上停留于“器物”层面。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浪潮的第二个阶段。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痛切地认识到，要使中国由弱变强，不仅要“坚船利炮”，还要根本改变落后的社会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于是有了以推进民主宪政为目标的维新变法运动。但是，由于顽固派的反动和镇压，以和平改良方式推行的维新变法运动持续百日就宣告夭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认识到，不推翻旧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中国就不能真正实现富强，所以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虽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最终都未能实现在中国确立现代民主政体的目标，但它们标志着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器物”层面，而达到“制度”层面，是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浪潮的第三个阶段。作为以追求“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文化运动，“五四”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它标志着国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解，已经达到了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全民族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思想观念显著增强，以开放性、进取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现代化意识大为提高。作为现代中国标志性符号的“五四”，它实际上包括了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一是以追求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强调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二是以反帝反封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政治运动，对这种文明所具有的侵略性和野蛮性表达了强烈抗议。它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7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一个转折点，预示着中国将要走上一条既有别于传统社会又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之路。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浪潮的第四个阶段。通过20年代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初步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些重要的条件。综上所述，中国现代化第一次浪潮，其主要特征就是“向西方学习”，既包括对器物层面的学习，又包括对制度层面的学习，还包括对文化价值观层面的学习。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改变民族命运，挽救民族危亡。2.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次浪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赢得了完全的民族独立。从此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独立探索现代化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具体分为三个小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拓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正如 中国共产党历史 所指出的：“在全面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后，党又带领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积累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18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推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是其理论认识成果的集中体现。在话语表述上，“中国式的现代化”被明确提了出来，并以更加全面立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深化和拓展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四个现代化”。在战略安排上，确立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拓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综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学习和采借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通过独立自主的探索实践而逐步走出的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国情和民族特点的现代化道路。这就突出了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如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人的现代化等，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孤立产生的，它必然要体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即鲜明的中国特色。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是实践中形成的客观结果，是特殊国情与现代化普遍本质在实践探索中异质性因素创造性转化后的内在结合，因而是创新性发展。这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二）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综合创新提供价值目标人类的近现代历史是围绕现代化和全球化而展开的，但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所谓“西化”，或者是指把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作为普遍模式照抄照搬；或者是指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将其纳入西方构建的全球体系。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出一条不同于又不绝缘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绝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翻版。如果一味照搬“苏联模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水土不服，陷入教条主义的迷思。总之，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如果要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就需要回答“现代化中最一般和最稳定的属性”，“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现代化的特有属性”，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矛盾运动所决定的根本属性”三个基本问题。这就必须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揭示其内在特质。根据权威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本质规定，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8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研究）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规定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回答了“谁的现代化”和“怎样的现代化”两个根本问题。而这五个规定及其综合统一，又充分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对此，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比较来加以理解。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独特形态。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固然具有普遍性，然而现代文明的建构方式和具体道路却是多元的。西方主导的第一波现代化以英国的工业化为典型代表，它是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侵略扩张（殖民掠夺）、对自然的野蛮征服和开发基础之上的。与此同时，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几乎都出现了片面追求物质富有、拜金主义、畸形消费等现象，社会充斥着各种的物化和异化的普遍病症，形成所谓“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语）。而所有这些，没有一样是中国可以重复的，历史也没有给中国提供这样的机会和条件。所以，简单套用西方国家崛起的模式来分析中国，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现代化道路的差别，蕴含着对现代文明的重新定义。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历史复古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从实践中可看到，正是使中华文明的经济基础从自然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关键是现代经济结构和体制；使中华文明的政治载体从封建王朝跨入共和国家的关键是实行人民民主政治；使中华文明的社会形态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关键是实行伟大的社会变革；使中华文明的交往尺度从闭关锁国扩展为世界历史的关键是实行对外开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表明，非西方古老文明也可以通过自身的独特方式完成现代转型，浴火重生。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如果我们把文明理解为社会进步，理解为与野蛮相对的社会状态，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仅是社会形态的差别，而且是文明形态的差别。西方主导的现代化采取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无一例外受资本逻辑操控，以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的。虽然西方国家实行的福利制度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两极分化的格局。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根本目的。社会主义属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原则，即从“以资本为逻辑”转向“以人民为中心”。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球文明的崭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要从中国特色上升到世界历史。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转型方案：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