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平先生与日本化学战研究.pdf

103Total No.303THENORTHERNFORUM（总第3 0 3 期）No.1,20242024年第1 期北方谕丛步平先生与日本化学战研究马晓娟【摘要步平先生是中国学界最早开展日军化学战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坚持实证研究，调查过中日各地化学战相关遗址，收集大量确凿的文献史料和人证物证。他有关化学战的研究成果丰硕，填补了中国学界的空白。他的研究成果是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著。步平先生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还是一位胸怀现实、热爱和平的社会活动家。他通过对化学战的研究，推动日本政府承担战争责任，处理战后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他热心奔走，为向日本提出诉讼赔偿的受害者提供帮助。他与日本进步人士开展共同研究，敦促日本正视侵略史实，寻求在中日之间建立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他还呼吁为了人类和平，全世界应共同反对、抵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关键词 步平日本侵华化学战化学武器【作者简介马晓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北京100101)D0I编号1 0.1 3 7 6 1/23-1073/c.2024.01.011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军队违背国际公约，使用毒气弹等化学武器，实施化学战，给中国军民造成极大伤害。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日军把大量化学武器遗弃或掩埋在中国，迄今这些化学武器仍对当地民众和环境造成严重威胁。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却被部分日本右翼分子试图掩盖与否认。研究侵华日军化学战，既需要学习专业且枯燥的生化武器知识、熟练掌握日语，也需要实地走访化学战遗址与受害者，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步平先生敢于挑战困难，善于攻关学术难题，是中国学界研究日本化学战的开拓者之一。步平先生注重实证研究，通过实地考察、口述访谈，搜集确凿的史料与人证、物证，确认了侵华日军曾经使用化学武器这一事实。他并不局限于化学战本身，而是更加关注战争遗留问题、战后处置、受害者的诉讼与赔偿、战争责任及历史认识层面的研究。在此过程中，步平先生与日本进步学者和民间团体开展跨越国境的合作，体现了他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和极高的人道主义素养。此外，他还特别注重对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编纂，且在病重之际完成了对日本藏化学战相关的珍稀史料的择选、解说与出版工作。步平先生关于日本化学战的研究成果丰硕，填补了此前中国学界的研究空白，迄今仍在这一领域发挥着指导性和奠基性作用，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笔者拟对步平先生开展日本化学战研究的过程做一学术史性回顾与评述，既纪念步平先生在日本化学战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也为今后继续开展日本化学战研究和日本侵华史、中日关系史研究提供借鉴。一、步平先生的日本化学战调查东北地方史、中俄关系史、中日关系史、中日韩三国民间共同历史研究、中日政府间共同历104史研究是贯穿步平先生学术生涯的主要线索。其中，中日关系史研究是这条学术链上的重要一环，而对侵华日军化学战的研究是先生转攻中日关系史的契机。2 0 世纪8 0 年代中期，根据胡乔木同志重视日本侵华史研究的意见，东北地区成立了“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时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步平先生被指派为该委员会在黑龙江省的学术负责人。由于当时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没有专门研究中日关系史和日本侵华史的学者，步平先生便亲自投身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去 1 3 3中日关系史与日本侵华史对步平先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存在巨大的挑战与困难。先生一面从头开始学习日语，一面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在此过程中，先生开始关注到关东军违背国际公约在东北秘密建立细菌部队和化学部队、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与化学武器等问题。化学战给中国军民带来巨大伤害，是日军残暴的战争罪行的铁证。但是，这一问题在当时并未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没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日军在战败后将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导致当地民众持续受到伤害和环境污染的情况，甚至不为人知。有鉴于此，从2 0 世纪9 0 年代开始，步平先生勇担重任，走上日本化学战研究的道路。步平先生一直以来提倡实证性研究。他指出，轻视实证研究会使研究的结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陷人唯心主义泥潭。回击日本右翼歪曲事实、美化侵略历史的有利工具之一就是开展实证研究，在大力深挖一手史料的同时，还必须进行实地考察、广泛搜集人证物证。对日本化学战的研究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实证研究精神。（一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在化学战研究起步之时，步平先生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组建起一支考察团队，他们重返日本侵华现场，探访战争遗址，对战争经历者进行口述采访。团队成员包括高晓燕、刁乃莉、笃志刚等，他们后来都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学者。1992年，步平先生和其团队对黑龙江省中俄边境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实地考察。团队共4 0 余人，从哈尔滨出发，经大庆、齐齐哈尔、黑河、孙吴等2 0 多个市县，行程达2 5 0 0 公里。在孙吴县考察时，团队从走访的群众口中得知当地深山中埋有关东军化学武器。在当地史志办的协助下，团队第一次看到被日军遗弃的毒气弹。步平先生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他回忆说：“那些锈迹斑斑却似乎张牙舞爪的毒气弹实物就在自己眼前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啊！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感觉。”1 3 3-3 4这使他深切体会到，化学战和化学武器是与历史学有密切联系的现实问题，也更加坚定了他深人研究这些问题的决心。1993年1 月，步平先生和团队走访了吉林省敦化县，在此地山谷发现更大规模被日军掩埋的毒气弹。1 9 9 4 年，根据原关东军化学部5 1 6 部队成员提供的线索，团队勘察了齐齐哈尔市的5 1 6部队遗址。1 9 9 5 年8 月，先生在黑龙江省双城市周家镇东前村调查了日军遗弃毒气弹爆炸事件。在华北战场，山西省是日军使用化学武器最多的地区。1 9 9 9 年8 月，步平先生带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日本学者联合组成的“侵华日军毒气战罪行考察团”，赴山西考察。考察范围涉及定襄、榆社、武乡、左权、襄垣、沁源、汾阳等1 5 个市县，行程1 5 9 8 公里，历时1 0 余天，共调查1 2 起日军用毒事件，采访了2 0 余名相关受害者与见证者，掌握了大量确凿的日军用毒罪证。根据日文资料记载，关东军曾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进行过毒气实验，实验场就在海拉尔附近。2 0 0 0 年5月，先生奔赴海拉尔，按照文献记载方位，考察了战时日本陆军在该地建设的工事群及化学武器实验场。每得到一条有关日军化学战的线索后，步平先生就立刻动身前往当地调查，他所走访过的城市和地区不胜枚举。(二）在日本的实地考察日本军队研制和大量使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105公约，在当时是绝对的机密，因此绝大多数文献记录都在日本，基本没有被留在中国。随着关于日本化学战研究的逐渐深人，步平先生深感搜集日本文献资料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并开始思考赴日本实地考察相关遗址遗迹的问题。1 9 9 4 年1 2月，步平先生接到日本神奈川大学邀请，赴日参加化学武器问题学术讨论会。在日本，他受到学界、民间团体等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在他们的安排下，终于实现了对化学武器的相关遗址的跨境考察。此后，先生开始多次赴日本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和收集相关资料。其一，走访化学战、化学武器相关遗址。如，战时生产毒气制剂的大久野岛毒气工厂，组装化学武器的曾根兵器工厂、相模海军工厂，进行化学战教育的习志野陆军学校，救治化学战受害者的专门医院等。其二，搜集日本一手史料、相关证人证言。步平先生从日本带回大量珍贵的日文原始史料，其中不少来自日本友人的慷慨赠送。如，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村上初一馆长、毒气岛研究所创建人山内正之夫妇、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立教大学粟屋宪太郎教授、庆应大学松村高夫教授、军事武器收藏家迁田文雄等人都向步平先生提供了史料帮助。田先生于1 9 9 6 年赠送的2 0 张日军化学武器图纸，当时在日本也不为人知。这些图纸与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的种类与型号完全吻合，据此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在中国各地发现的毒气弹就是日本军队遗弃的，这在其后的中日就销毁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交涉时发挥了积极作用。1 9 9 5 年，原日本关东军化学部成员金子时二在听了步平先生关于中国受害者的报告后，向先生回忆了他在中国作战的情况，并回到其服役的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帮助寻找当年奉命掩埋的2 0 0 多个毒气罐。步平先生在日本还结识了抚顺战犯管理所1 9 5 6 年释放回国的原日军战犯。他们对战争罪行幡然悔悟，成立“中国归国者联合会”（以下简称“中归联”），从事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和平运动。“中归联”的成员也向先生提供了大量口述证言。其三，参加各项交流活动。1 9 9 4 年后，步平先生多次受邀在日本参加化学战、化学武器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民间团体活动。当时，不少日本民众关于化学战的认识，仅限于自己家乡因政府进行毒气实验和生产毒气弹受到污染。在听了步平先生关于战时日军化学战和遗弃化学武器的报告后，才了解到中国军民所受的灾难，意识到他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1 9 9 6 年后，日本进步的民间团体在各地举行“毒气展”巡回展，推动普通民众反省战争罪行与责任。步平先生在参加这些交流活动的过程中，体会到中日两国民众在历史认识上的差异，这也成为他之后着重研究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契机 2 1 3 1O在上述实地考察活动中，不少日本友人也加人其中，热心协助。曾经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山边悠喜子、退休后来中国留学的宫崎教四郎、摄影师相马一成等人与步平先生团队一起走访了中国东北、华北的化学战受害地区。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斋藤一晴设计了有关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调查问卷，在日本年轻人中进行调查，并根据结果撰写了青年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文章。可以说，在2 0 世纪9 0 年代，步平先生就已经开启了跨越国境的共同研究。二、步平先生的日本化学战研究在搜集整理大量文献资料、广泛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步平先生在日本化学战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揭露化学战罪恶的实证性研究，为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这一历史事实提供了确凿证据；二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日本战后处置、战争遗留问题及日本对于战争责任认识的研究；三是对史料的整理与编纂。步平先生的成果填补了当时中国学界的研究空白，也为此后的化学战研究奠定了坚106实基础。(一）揭露日本化学战罪恶的实证性研究自1 9 8 6 年起，步平先生在“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的领导下，在老一辈学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大规模实证性研究。步平先生及其团队所进行的实证性研究特点如下：第一，充分继承老一代历史学者深入基层、深人群众、深人实际的优良传统，又注意克服片面和刻板的弊病，特别注重调查的客观性，注重利用现代的资料保存手段，在真实性、准确性方面具有更大的说服力。第二，调查对象既有国内当事人，也有国外当事人。将国内外的调查结合起来，更加全面完整地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充分吸收国外新的实证性研究成果，力图提供最新、最全面的信息。在历经1 0 余年的积累后，1 9 9 7 年1 2 月，步平先生担任主编、高晓燕、刁乃莉老师任副主编的日本侵华新罪证系列丛书：化学战问世 3 。该书全部引用保存在日本的原始史料，这些史料绝大部分属于战时军事机密，普通日本人也很难看到。利用日方史料证明日本军队的罪行，在当时可以说是开创性的研究，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该书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日本军队化学战的准备”“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化学战”“战后日本和平人士追究日本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第一部分介绍了化学武器的研发机构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制造机构大久野岛毒气制造工厂以及战前日军的化学战教育与训练。文中使用大量关于化学武器的图片资料，对化学武器的复杂构造、毒气弹成分等进行了专业、精确的解说。第二部分收录了日本陆军大本营关于化学战下达的相关命令，介绍了日军侵华化学部队在华参战的基本状况。第三部分对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合评述，介绍了日本民间为追究日本化学战和遗弃化学武器责任所进行的和平运动。步平先生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我们还想说的是：在追究日本军队的化学战责任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是孤军作战。我们得到了许多有正义感的、有清醒头脑的日本和平进步人士的帮助。多年来，他们搜集资料，寻找证人，出版书籍，举办展览，揭露罪行，批驳谬论，在日本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浪潮。特别是当他们了解到日本军队遗弃的化学武器继续伤害着中国人的严重事实后，立即从加害者的立场上对日本的和平运动进行了深刻的反省。”3 前声可以说，该书奠定了步平先生此后的研究路径，即重视与日本进步学者和民众保持联系与合作，将历史事实和正确的历史观通过他们传播给普通的日本民众。日本侵华新罪证系列丛书：化学战是步平先生团队最初出版的研究成果，侧重向学界和中国民众介绍此前不为人知的化学战相关史料，更接近于一部文献资料集。大约一年后的1 9 9 9 年1月，步平先生与高晓燕女士共同出版了研究性专著阳光下的罪恶一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 4 。该书共1 3 章，对日本化学战进行了全面且系统的论述。关于化学武器，该书介绍了近代化学武器的诞生，形形色色的化学毒剂、门类繁多的化学武器，日本陆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过程，日军对防毒器材的研究与制式，日军在大久野岛秘密制造化学武器并发展到大规模生产的过程等。关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与实施化学战，该书也研究了日本陆军学校关于化学武器的教育与训练；日军在日本国内进行的化学战演习；日军在中国的演习；关东军化学部与7 3 1 部队共同实施的人体实验；日军在山西曲沃战役、武汉会战、南昌战役、宜昌战役、百团大战中实施的化学战；日军对山西汾阳县、沁水县、定襄县，河北定县、叩岗、井经县等地的普通民众实施的无差别毒杀；日军对化学战的掩盖与反宣传等问题。关于战后遗留问题，该书公布了日军战败后遗弃在中国各地的毒气弹的调研结果，这些毒气弹有些被深埋于山野地下，有的则被投放到松花江等水域中，继续危害着中国人民。关于化学武器受107害问题，该书既走访了化学战中幸存的中国民众，也关注到化学武器制造过程中受到毒害的日本民众，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人类胸怀及对和平的热爱与追求。2005年，已经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步平先生出版了独著毒气战一一追寻恶魔的踪迹 5 。该书是步平先生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提升，补充了大量新的史料、调研发现、研究成果，线索更加清晰，视野更加宽阔。这一时期，步平先生和日本学者与民间团体的合作更加紧密，在中日两国进行了更广泛的共同调研，考察了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进行化学战准备的大部分重要地点，采访了从研究、制造到训练、使用各环节的见证人。因此，该书除对化学战史有更加科学、精准的论述外，还特设一章“跨越国境的调查”，着重介绍中日共同调研的过程和成果。此外，该书更注重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与政治关怀，开始关注到化学武器受害者的诉讼及战争赔偿，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签署及中方据此要求日本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等问题。步平先生还与高晓燕女士、笃志刚先生合编著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该书一大亮点是逐一介绍了日本研究化学战的代表性学者，以及民间致力于追究日本化学战责任的进步人士。当然，步平先生还发表了关于日本化学战研究的一系列学术论文，更为精深和系统地研究日本化学战的某一问题，反映了他在日本化学战研究领域的独到见解和研究特色。(二)战争遗留问题和战争责任研究在对化学战的实证性研究中，步平先生注意到因日军不负责任地把化学武器遗弃、埋藏在中国和日本，化学武器在战后仍然持续对中日两国民众造成严重伤害。如，2 0 0 3 年，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处工地在施工过程中，从地下两米深处挖掘到金属桶，后经调查证实为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桶中流出的化学物质渗人土壤中并造成污染扩散，接触的人相继发生头痛、眼痛、呕吐等症状，最终造成4 3 人受伤、1 人死亡。同年，日本茨城县也陆续发现被遗弃的化学武器，有的已经泄漏到地下水中，对当地民众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然而，在铁的历史事实与现实面前，日本部分右翼分子仍然拒不承认日本使用过化学武器，批评中国向日本提出处理遗弃化学武器的正当要求，否认日本的侵略责任。因此，步平先生开始将其研究重心从化学战、化学武器转移到战争遗留问题、战后处置、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的问题上。步平先生就日本化学战和遗弃化学武器的战争责任、战后处置和赔偿诉讼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呼吁国内国际社会关注这一问题，希望日本社会能够就此进行思考和反省。其中，他的代表性论文有关于追究日本生化战战争责任的思考（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 0 0 3 年第1 期）、关于“跨国诉讼”一一中日民间战争赔偿诉讼评述（抗日战争研究2 0 0 3 年第4 期）、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及战后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民国档案2 0 0 3 年第4 期）。2 0 1 0 年，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抗战损失课题调研成果丛书”，步平先生出版了合著日本在华化学战及遗弃化学武器伤害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 0 1 0 年版）。2 0 1 6 年，他发表抗战胜利后对日本的战后处理与中日历史问题（历史教学问题2 0 1 6 年第1 期）一文。2 0 1 9 年，步平先生撰写了其所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第8 卷“战后处置与战争遗留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9 年版）。这些学术成果中，专门或重点研究了日本如何逃避了国际审判的化学战步平、高晓燕、志刚编著：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0 4 年版；步平：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问题，载黑龙江社会科学1 9 9 9 年第4 期；步平：残暴罪行不容掩盖一揭露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毒气实验，载北方文物2 0 0 1 年第3 期；步平：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及遗弃化学武器问题，载民国档案2 0 0 3 年第4 期。108责任、日军遗弃化学武器在战后造成的危害、遗弃化学武器的处理与销毁、毒气伤害的诉讼、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等。步平先生指出，在东京审判中，检察团收集到包括中国政府的调查报告在内的日军在战争中进行大规模化学战的充分证据，并将其记载在起诉书的附录中。但是，美国陆军部强烈反对对日本追责，因为这会影响美国今后使用化学武器。于是，检察团最终放弃了对这一罪行的指证。由于美国有目的地掩盖了日军违背国际公约在中国实施生物战和化学战的重大战争犯罪事实，日本因此逃脱了战争责任的审判 6 4 0-4 。“。步平先生对此一针见血地批判道：这“充分表明了美国实行的是以国家利益为基本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原则。日本的生化战战争责任的被掩盖与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等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战后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责任认识产生模糊和混乱的重要原因之”7 1 11990年，中国政府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首次提出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的问题，这对从未承认过化学战战争责任的日本是相当突然的冲击。此后，经过中日共同调查，证明中国各地确实埋藏有日军战败时遗弃的大量的化学武器。关于数量，日本调查团认为以容器计算应为7 0 万吨左右。关于这些化学武器的危害，步平先生分析说，欧洲很多地方也有战后遗弃的废旧化学武器，但多数是存放在军事仓库中的“储藏”型，外表有黄油的保护而没有锈蚀，形状规范，可以使用自动的方式机械化处理加以分解。而日本在中国遗弃的化学武器，长年埋在地下，腐蚀相当严重，无法自动化处理，一部分已经泄露，还有爆炸的危险。这些化学武器以呕吐性和糜烂性毒剂为主，含有对人体危害严重、对环境污染严重的砷，且难以分解。中日双方于1 9 9 9 年7 月3 0日达成备忘录，开始处理和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处理主要分为炮弹解体、毒剂无害化和环境保护三个过程 7 1-1日本政府虽然承诺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备及其他物资，但有毒物质对人体和环境造成的伤害是无法通过技术完全恢复的。关于化学武器伤害的诉讼问题，步平先生指出，由于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不断否认侵略战争责任，激起了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伤害的各国人民的义愤，要求日本政府赔偿与谢罪的呼声日益高涨。1 9 9 6 年、1 9 9 7 年，日本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的受害者两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赔偿。2 0 0 3 年9 月2 9 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定日本政府对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有“不作为”的责任，判决赔偿1 3 名受害人共1 9 亿日元。日本政府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未获高等法院支持。究其原因，步平先生分析称，战争赔偿诉讼在日本法庭上主要会遇到“国家无答责”原则和“时效”限制两个法理上的障碍。“国家无答责”原则指明治宪法中确立的，国家对于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产生的伤害，包括战争中的伤害可不负责任。战后，日本修改了宪法，制定了追究国家责任的国家赔偿法。但是，日本法庭在对中国战争受害诉讼进行判决时，往往以“战后的赔偿诉讼是由国家赔偿法生效前的国家权力行为造成的，所以仍然适用于国家无答责的原则”为理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赔偿要求 8 1 5 1-1 5 4,1 6 1,1 6 5综上可见，解决销毁遗弃化学武器、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等战争遗留问题的道路仍然充满曲折。不过，步平先生认为，日本化学战造成的伤害不是一般的战争伤害，它具有极端反人道性，严重违背国际公约性，并具有战后长期遗害性，而战后赔偿诉讼的意义，并不完全表现在诉讼的结果上，重要的是表现在其过程中。诉讼过程本身已经在日本社会产生影响，切中了日本战争责任的要害，对日本化学战责任的追究可以成为日本人正确认识侵略战争历史的突破口之一。(三）史料的整理与编纂步平先生在其学术生涯中，特别重视对史料109的整理与编纂。2 0 世纪9 0 年代，步平先生就指出：“在历史研究中，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是绝对不可忽略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来说，掌握新的历史资料不仅具有学术价值，甚至是国际斗争和国际谈判中的重要武器。”3 1 步平先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后，国际视野更加开阔，受欧美、日本各国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相继大量开放近代史史料的启发，他倡导建设抗日战争数据文献平台，向全世界历史研究者免费共享相关资料。步平先生在化学战研究领域中也特别注重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每出版一部论著，他都会在文后附上他和团队搜集到的最新史料。2 0 0 4 年，步平先生译介了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撰写的日本军队的毒气战与美国一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调查（抗日战争研究2 0 0 4 年第1 期）一文，该文介绍了美国所藏日军化学战史料，主要涉及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在中国、东南亚等地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2017年，步平先生参与的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项目成果正式出版。该项目由中日两国共3 7 位学者历时8 年完成、系统整理了日本关于侵华决策各个方面的资料。步平先生编纂的是军事战略编专题五化学武器作战。9 这部史料集共有两册，所收录资料出自日本防卫省、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及国会图书馆等地，都是尚未公开发表的有关化学战和化学武器的第一手史料。其内容包括日本厚生省引扬援护局于战后编纂的化学战研究史、日本陆军关于化学武器的各类研究报告、化学部队的编制、化学战训练计划等。这部史料集近两千页，在专题解说部分，步平先生对中日两国已公开出版的化学战文献集进行了综合评述。这足见该书所收录史料全部经过步平先生逐一挑选，是迄今未面世的最新史料。他在每一份史料前都撰写了详细的解说文字，耗费了大量时间与心血，反映了步平先生严谨、扎实的学风和态度。三、步平先生的研究理念与方法综观步平先生从转向日本化学战研究到在这一领域取得开拓性突破的学术历程，可以管窥其独到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即坚持文献资料与田野资料相结合、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善于把握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步平先生这种突破传统的理念与方法，为中日关系史、抗日战争史、日本侵华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一）坚持文献资料与田野资料相结合步平先生始终认为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寻找第一手资料。由于化学战违背国际公约，日本从战时到战后都将其作为机密，很少留下公开的资料。鉴于此，步平先生一边努力搜寻文献资料，一边在实地考察中收集田野资料，在研究中把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互相引证使用。关于文献资料，步平先生早年便从日本购买、复印回大量已刊或未刊的资料集，如毒力又係资料（栗屋惠太郎、吉见羲明编、不二出版、1 9 8 9年）、毒力又戟係资料（吉見羲明、松野誠也编、不二出版、1 9 9 7 年）、毒力又教育资料（内藤裕史编、不二出版、1 9 9 6 年）、睦軍科学研究所及陆軍第六技術研究所已於汁3 化学兵器研究经概要（秋山金正、厚生省藏、1 9 5 6 年）、化学戟研究史（小柳津正雄、厚生省藏、1 9 5 6 年）等。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开放线上史料后，步平先生对其中有关化学战的数字化档案进行了挖掘与整理。步平先生还在实地考察过程中，采集了大量田野口述资料。他发现日军不仅在作战中使用化学武器，还惨无人道地进行人体实验，对中国普通民众实施无差别投毒。因此，他希望能够采访战争中直接目赌日军使用毒气弹或被毒气伤害的中国军人和民众。在耐心寻访之下，步平先生找到多位日军化学战受害者与见证者。他们之中有参加过宜昌作战的原国民党军官，有东北、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的普通民众，也有在侵华110战争中实施过化学战的原日本军人。例如，1 9 9 6年，步平先生在武汉转寻访到一位原国民党军官解云祥老人。据其回忆，在1 9 4 1 年1 0 月反攻宜昌的战斗中，日军大量使用毒气，用迫击炮发射毒气弹，对中国官兵造成严重伤害。中毒官兵当时的症状多为胸闷、气喘、呕吐、打喷嚏、流眼泪，战后则有人全身糜烂，有人失明。步平先生在采访前就阅读了大量战史资料，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采访时，他和受访者仔细核实相关问题。他向解云祥老人询问了日军当时使用毒气的确切时间、日军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毒气、中国官兵如何知道是毒气弹的、中国军队的防毒装备如何、中国官兵遇到敌人放毒如何防御、受伤后的症状、伤亡人数等问题。采访之后，步平先生又将口述内容与文献资料逐一进行对比与甄别，以确保田野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1 0 1 3 4 0-3 31995年1 0 月1 3 日，步平先生和团队成员在河北省定州北疃村采访了北疃惨案的幸存者李德祥。1 9 4 2 年5 月2 7 日，日本华北派遣军公然对躲藏在北疃村地道里的县大队武装人员和平民百姓使用毒气，中国军民8 0 0 余人被无辜残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北疃惨案。北疃惨案是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对平民使用毒气的典型罪行，但是中方仅有记载，没有更多史料佐证。结合日方史料和李德祥老人的口述证言，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充分的研究。李德祥当时任北疃村民兵队队长，他详细回忆了日军进攻村子、向躲在地道中的人投掷毒气弹，以及对无辜村民的屠杀情况。据他介绍，当天一共死亡1 0 0 0 多人，其中北疃村村民3 0 0 多人，抗大附中学生3 0 多人，他的几位亲人都在惨案中牺牲了。在采访完成后，步平先生开始搜集日方相关史料，进行比对研究。步平先生的日本友人新井利男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发现了线索。当年参与制造这场惨案的日本军人大江芳若向日本防卫省提供过一份资料，包括其所领导的大队制定的名为“肃正建设计划的构想”、1 0 幅手绘的地图草图，以及大江的回忆录。新井把这些全部抄录下来转交步平先生。通过把大江的回忆与在北疃村的调查结合起来，可以证实日军的罪行确凿无疑 1 0 1 3 5-3 9 1以上仅为步平先生收集田野口述资料中的两例。其实，在他的研究成果中，这样的田野访谈资料还有很多，每一份都如上所述，经过与文献资料的反复对比、甄别，力求客观与准确。(二)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步平先生在学术生涯中多次提到历史研究不应一味掉到故纸堆中，要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发挥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对日本化学战的研究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学术理念。据不完全统计，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次数超过2 0 0 0 次，受害人数近1 0 万人。然而，化学武器的危害并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战后，中国甚至日本各地都持续发生被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伤害的事件 1 0 3 9 2。为此，步平先生把对化学战历史的研究运用于化学武器受害者的诉讼赔偿、处理销毁遗留化学武器、唤起各国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社会活动中。如前所述，1 9 9 6 年1 2 月和1 9 9 7 年1 0 月，受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的中国公民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1 9 9 9 年，中国受害者的诉讼请求被东京地方法院受理，日本一批进步律师组成律师团，帮助中国受害者辩护。日本律师团听说步平先生是化学战研究的专家，便邀请他作为中国学者的代表，为此次诉讼作证。步平先生欣然允诺，向法庭提交了全面分析日本对战争受害者应承担责任的陈述书。在陈述书中，步平先生介绍了日军带人中国的化学武器的种类与数量、日军将化学武器带人中国的历史背景、日军各部队在中国的驻屯地、日军在战败前秘密遗弃化学武器的原因、已查清的化学武器处理场所、中国（地方）政府对遗弃化学武器的处理、战后中国的化学武器受害情况、化学武器对人体的伤害、对化学战和化学武111器的调查情况等研究成果。步平先生指出，日军在二战期间研制化学武器、训练化学部队、对中国军队和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是违背国际公约的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日本方面的资料和研究以及证人的口供都可以证实上述问题。最后，步平先生总结说：“作为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者，我还认为这一诉讼决不是单纯的索赔问题，也不仅仅涉及受害者个人的利益。作为受害者，目前已经就受害的事实提供了无可置疑的资料。考虑到中日战后关系的历史实际和中国的社会发展的事实，要求受害者提供更多的历史证据是难以做到的。我认为法庭应当从更高的角度关注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从面向2 1 世纪的立场思考和判断历史性问题。众所周知，2 0 世纪后半期以来，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一直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的因素。关心中日关系的发展与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人士，无不希望彻底消除战争留下的伤痕，正确处理中日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建立新的国际关系。这一诉讼的结果，对于促进中日两国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对于建立2 1 世纪的中日长期和平友好的关系，都将具有重大的影响。是否承认旧日本军队研究、制造、使用化学武器的违背国际公约的性质以及遗弃毒气武器造成的危害，能否对战后的遗弃毒气武器受害者给予赔偿，是对日本政府的历史责任感和履行国际义务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日本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的考验。希望日本政府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积极处理这一问题，真正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5 2 2 8作为中国研究化学战的专家，步平先生高度关注战后处置、销毁遗留化学武器问题，并参与了相关工作。1 9 9 3 年1 月，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在法国巴黎签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1 9 9 7 年4月2 9 日正式生效。公约严格禁止对化学武器的研究、制造、使用和贮藏，明确了对于化学武器的核查原则，并且提出对战争期间遗弃化学武器的处理和销毁。中国据此向国际社会提出日本应销毁处理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的合理要求。当时，日方以中方没有提出有力证据为由迟迟不愿承认。步平先生从日本友人处得到的日本化学武器图纸在中日交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的谈判人员看到这些图纸，再对照在中国土地上发现的旧炮弹，发现型号完全一致，终于承认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责任 1 1 3 4O1999年7 月，中日两国政府就销毁日军遗弃在中国境内的化学武器问题签署了备忘录。日本政府在内阁中设立了遗弃化学武器处理担当室，专门负责遗弃化学武器的处理。2 0 0 2 年2 月，步平先生作为中方学者代表，受邀与日本国会参议员大胁雅子在日本议员会馆听取了内阁府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的官员对其工作的介绍。其实，从2000年起，中日双方就在黑龙江、吉林、河北、江苏等地，对发现有遗弃化学武器的地点进行了挖掘，回收了约5 万枚毒气炮弹。对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埋藏的化学武器进行测算，推测约为30万至4 0 万枚。此后，步平先生和遗弃化学武器处理担当室保持联系，并一直追踪处理进度。据步平先生调查，2 0 1 0 年1 0 月至2 0 1 2 年6 月，中日两国合作使用移动式设备对在江苏南京附近发现的约3 6 万枚化学炮弹进行了销毁处理。2 0 1 2年1 1 月，开始对敦化市的化学武器进行挖掘回收。同年1 2 月，开始处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附近发现的遗弃化学武器 1 3 1O(三）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步平先生的学术理念还有一大特点，即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他揭露日本侵略者发动化学战的累累罪行，亦由此批判一切使用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反人道主义行为。步平先生指出，化学战不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独有的产物，使用化学武器的国家也不仅只有日本，同样，受害国也不限于中国。早在1 6 7 5 年8 月2 7 日，德法军队间就曾经112达成一项国际协定，规定双方作战中不得使用有毒弹头。1 8 9 9 年，欧洲各国在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上发表禁止使用以散布室息性或有毒气为惟一目的之投射物宣言，但该宣言发表翌年，英国军队就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在天津使用了氯气炮弹。1 9 0 7 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会议重申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原则。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便无视国际公约，首次把氯气武器大规模投人战争，英国也使用同样的化学武器对德国进行报复。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化学武器造成的伤亡达1 0 0 万人 1 0 1 8-2由此可见，化学战既是特例，也是全人类应该关注的普遍性问题。对此，步平先生总结了中国学者的认识和诉求：第一，使用化学武器是早已为国际公约所禁止的行为，日本军队违背国际公约在战争中开发研制并使用化学武器应该受到遣责。当下，尊重和维护国际公约的权威性，应成为各主权国家重要的国际义务。第二，日本军队在中国进行的化学战不仅屠杀和伤害了大量中国国民，而且还与以7 3 1 部队为代表的日本细菌部队共同使用活人进行毒气医学实验，这种残暴的有组织的反人道行为，是对人性的巨大摧残。科技发达的日本应当从科学造成的反人类行为中吸取教训。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军把化学武器遗弃或掩埋在中国，对中国民众的安全和环境造成严重威胁，而且日军的化学战罪行在战后受到美国保护，被免于起诉，战争罪犯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战争遗留问题。任何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和希望提高国际声望的国家，都应当对历史遗留问题做出反省 1 0 前言,2-3步平先生指出，人类社会应该以史为鉴，不能忘记2 0 世纪发生过的不幸的历史，特别是战争的历史。2 0 世纪上半期，世界经历了两次大规模战争的磨难，下半期虽然没有发生世界规模的战争，但是在冷战阴云的覆盖下，人类社会依然动荡不安。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但是局部地区的战争不断，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依然没有解除。因此，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在思考2 1 世纪的时候，不能忘记总结20世纪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忘记战争的悲惨历史。如果不消除两国国民间的分歧和争论，如果不着眼于各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2 1 世纪就会依然隐藏动荡和危机 1 0 前言，2-3结语步平先生在化学战研究领域采取的突破传统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为中日关系史、抗日战争史、日本侵华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他秉承文献资料与田野资料相结合的实证性研究，以史实为依据，力求严谨、客观、准确。他在批判日本侵华罪行的同时，保有兼容并蓄的国际视野和对战争受害者的人文关怀，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他从日本化学战出发，呼吁以史为鉴，批评大国霸权主义，并指出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帮助日本在东京审判中掩盖使用生化武器的战争责任，是造成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动荡、破坏东亚和平稳定的根源之一。步平先生的这一判断，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步平先生在其专著毒气战一追寻恶魔的踪迹的“序言”中，概括了他的日本化学战研究的方式和主旨：“我们的研究有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对文献资料的发掘，而更重要的是对实地的考察，是对当事人的调查。而且我们的调查不仅限于国内，而且要到国外，寻找事件的源头。更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对研究成果的学术式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对成果的社会性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