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汉社会调查思想与实践研究.pdf

第 24 卷 第 1 期2024 年 1 月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24No.1Jan.2024DOI:10.12120/bjutskxb202401033李景汉社会调查思想与实践研究阎摇 明(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摇 100732)摘摇 要: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注重实地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对于认识中国社会及其问题、提出社会改革方案,以及社会学学科的发展,都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聚焦于中国早期社会学家中注重实地调查的代表性人物 李景汉,展现他面对厚重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经济动荡,试图以社会调查这个“新工具冶,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开路冶的激情与决心,为社会调查本土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分析李景汉对于调查技术背后的人文环境、调查与社会改造以及救国救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对其工作的贡献、意义,以及在调查技术和伦理方面的某些局限性进行讨论。关键词:中国社会学史;李景汉;社会调查;定县调查中图分类号:C91鄄0;C9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0398(2024)01-0033-13收稿日期:2023鄄10鄄29作者简介:阎摇 明(1964),女,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摇 摇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注重实地社会调查。1948 年,在中国社会和社会学面临巨变前夕,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18911979 年)在全面回顾与评价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时指出,尽管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有大约四五十年的时间,但只是在近 20 多年里(约指 20世纪20 年代至40 年代末)才比较发达。也就是说,从清末至民国初年,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早期,“外来色彩冶较为浓厚。经过相当的努力,才逐渐到了孙本文所指的“发达阶段冶,有了“相当的根抵冶。其重要标志 被孙本文列为六个显著特征中的第一个,即“注重实地调查与研究冶;其第二个特征“注重本国资料的分析与引证冶,同第一个密不可分、以它为前提1280鄄281。孙本文说,中国社会学者注重实地研究者“为数甚多冶,其中最有贡献者“当推陶孟和、陈达、李景汉三氏冶,“三氏实为我国社会实地调查的前锋。冶1223,276那么,从这三位社会学者的工作及贡献来看,陶孟和资历最老,他 1914 年从英国归来,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在五四运动时期颇有影响。尽管他是最早在中国提倡社会调查的中国人,但并未亲身参与实地调查,其主要角色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者,先后主持了第一个社会调查专门机构 北平社会调查所和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达担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致力于中国人口问题和劳工问题研究,抗战时期在云南主持了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和人口登记工作,为中国的人口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陶孟和与陈达的工作得到过学术界高度认可,1948 年均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与其他人相比,李景汉从事实地社会调查的时间长,从 1924 到 1944 年长达 20 年之久,被直接称为“社会概况调查专家冶1277。他参与的社会调查范围广,涉及城乡社会、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他也曾做过陶孟和、陈达的助手,例如,陶孟和的开拓性著作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实际上就是李景汉带着两位女调查员搜集的一手材料2231鄄232;陈达在抗战时期的云南主持人口普查332024 年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与登记工作,也有李景汉的协助与付出。对于李景汉的生平与学术贡献,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是有所体现的3鄄5。近年来,学术界对李景汉的关注有所增加,如李景汉文集(2019)得以出版,也有学者从某些角度对其工作进行研究6鄄8。本文聚焦于李景汉的社会调查思想与实践,主要参考的是,他本人在实地调查中记录下来的总结、反思调查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时的种种经验教训;展现他面对厚重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经济动荡,试图以社会调查这个“新工具冶,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开路冶的激情与决心,为社会调查本土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分析他对于调查技术背后的人文环境、调查与社会改造、救国救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对其工作的贡献、意义,以及在调查技术和伦理方面的某些局限性进行分析与评价。一、社会调查之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什么是社会调查?李景汉(18941986 年)曾对此作过定义。“社会调查,是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调查社会的实际情况,用统计方法,整理搜集的材料,(包括制表绘图,求得百分比,平均数等项)分析社会现象构成的要素。由此洞悉事实真相,发见社会现象之因果关系(至相当程度时,即可将已经证明的事实关系归纳起来,作成定律)。然后根据调查之结果,研究计划改善社会之方案(社会全体的,普遍的,或部分的特殊的)。再按照社会状况,以适当的展览宣传的手续,唤起民众,使觉悟关于彼等自身待决的利害问题,使他们更进一步自动的,及督促地方负责者,认真的,有效率的,实行拟定的方案,解决社会问题(一个问题或许多问题)。冶211这是一个当时通行的教科书式的定义,包括两部分。一是指出社会调查的基本含义和做法,其要点在于,按照客观、真实、系统、精确等科学标准,搜集关于社会现实状况的材料,并以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二是指出社会调查的目的和作用,一方面是为学理,或称“求知识冶,发现事实,寻求社会运行的规律;另一方面是“为实用冶,根据调查结果制定社会改革的方案,宣传、动员各界参与,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社会调查,这个在今天看似平常无奇的研究方法,在 100 多年前的中国却是新事物。在那个西学东渐的动荡时代背景下,各种思想、学说、制度等纷纷登场,一代代知识人殚精竭虑,不断提出新的思路、方法,为这个老大帝国走向新生出谋划策。社会调查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研究方法、改造社会的工具,正是在此背景下进入中国,为李景汉等一批学者所看重、被寄予了厚望。从李景汉的背景和经历来看,他生长在清末民初,受当时社会改良思想的影响,有民主意识;民族自尊心强,希望中国早日富强。他曾多次提到,他对社会调查产生浓厚的兴趣,决心以此为终身志业,同其留学美国的经历有关。在留学期间,他看到美国教授用西方完备的社会统计方法进行社会分析,资料扎实且有根有据,极具说服力;相比之下,中国在此方面却非常薄弱匮乏。他希望能够赶上去,于是下功夫接受相关专业训练,并立志回国后从事这项事业210,9。李景汉从 1924 年回国从事社会调查时,就与有识之士们一直在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各种知识和方法被介绍到中国来,社会学也位列其中。而他们所反思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向西方学习,尽管在制度与技术上采取各种改革措施,却并未给中国带来显著的改变;甚至于,某些改革不但没有从中获益,反而深受其害、造成新的问题。李景汉认同这种立足于中国文化、分析性地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思路。他最初谈到对社会调查的认识时,显然受到了陶孟和的影响。他引述陶孟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问题纷繁复杂,政治、经济、教育等方方面面相互牵连,不可能轻易解决,而了解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凡事之解决,全视能否了解而定,能彻底了解,始可得到彻底解决之方法。必须先将中43阎摇 明:李景汉社会调查思想与实践研究第 1 期国问题各种情形彻底了解,然后可有支配研究解决之可能。冶李景汉认同陶孟和的“彻底了解冶,而所谓的“彻底了解冶,在他看来,指的就是社会调查。而且,这是了解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除实地调查社会状况外,实无其他捷径也。冶“今日之中国问题,欲谋根本解决,非先从社会调查入手不可。不然亦犹不察病源,而投药也。冶10227鄄228李景汉曾多次论述社会调查对于中国何其重要。那么,具体而言,社会调查能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做些什么呢?李景汉先后列出了 8 12 条不等的理由21鄄10,10227鄄230,280鄄285。对比他从 19261933年发表的相关论著,检视其内容的变化,可以说,最初的时候较为笼统空泛,主要是一般性原则。而当他积累了丰富的实地调查经验以后,他的论述则更加充实,针对性也更强。因此,这里的分析以李景汉论著最后版本共 10 条为参考依据21鄄10,将其所论述的社会调查对于中国的作用分为四个主要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及中西关系,现代国家的建设,社会问题的解决及公民意识的培养,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一)中国传统文化及中西关系李景汉强调中国社会的主体性与文化自觉意识,提出中西接触以来,中国效仿西方的强国之道,在技术与制度方面进行过种种尝试,但结果非但没有转弱为强,而是更糟。究其原因,是因为中西社会组织的性质与构成不同,历史传统、文化习俗也不同,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组织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当时为了能开出有效的“救国药方冶,对症下药,就需要深入、彻底地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其途径是运用社会调查,展开科学、系统的研究,对中国传统进行清查,既要找出其优点、美德,又要对其缺点、弊病有所认识。对于前者,要设法保存,促其发展;对于后者,则要设法阻止其发展,甚至加以铲除。他批评那些光喊口号,动不动就要“打倒冶的行为,看着挺热闹,破坏性却太强,而受罪的则是老百姓。我们需要做的是社会调查,这不是破坏而是建设;看看究竟哪些的确应该“打倒冶,“打倒冶的步骤如何。最重要的是,“打倒冶以后是否有更好的来替代,否则先别着急“打倒冶。(二)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建设现代的国家,而要想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在数字方面“有条理冶,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这就要求对国家的基本要素如土地、人民、政事有清楚、准确的记录。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他 6 岁入小学时,中国的人口据估算是四万万淤。当时,“四万万同胞冶的表达到处可见。他小学毕业时,仍然是四万万同胞。他中学毕业、大学毕业、从海外留学归来,看到亲属中孙子辈儿的人所用的教科书里,中国人口竟然还是四万万。除了这官方数字以外,中国的海关、邮局等机构,以及中外学者等,也都提出不同的中国人口数字,比较一下,这些数字相差的竟然超过两万万。连人口总数都如此,有关人口密度、性比例、年龄分布等人口基本资料就更缺乏了。关于土地,如耕地面积向来就没有一个清楚可靠的数字,前后报告的数目,或从不同来源估计的数目,相互之间矛盾甚多。关于政事,政府机构缺乏系统的组织及规章,各种收入支出也欠缺清楚的账目报告。而为了获取这些基本数字,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来搜集;通过社会调查,希望可以促进中国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三)社会问题的解决及公民意识的培养中国的社会问题不少,且不断增加,很多是在急速的社会变迁中由于社会生活失调所导致的,许多制度或风俗习惯原来不是问题的却成了问题,如民国以后,从前安定的家庭秩序因受到剧烈冲击而产生各种矛盾,对其认识和解决都离不开社会调查。再如民众的“贫、愚、弱、私冶问题,其中的贫穷问题,究竟贫穷到何种程度?原因是什么?如何增加生产、提高生生活程度?只有做了社会调53淤四万万即四亿。2024 年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查,才能回答这些问题,进而提出改进措施。其中“愚冶和“私冶的问题,中国民众生活封闭,知识简单,文盲率高,迷信思想重;往往“自扫门前雪冶,严重缺乏公共意识与合作精神。而在当时的欧美国家,举行社会调查的一个通常做法,是将调查结果制成统计图表,并以展览的形式进行展出、宣传,目的是让民众了解本地状况,参与公共事务。李景汉提到,中国也可以采取这种做法,让民众更多地了解自身处境以及本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产生改进地方社会的责任心和动力,以此来逐渐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对于社会组织而言,社会调查可以帮助提高其工作效率和效益。例如,当时有很多组织机构都在开展贫民救济工作,但往往各行其是,缺乏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导致有些贫民重复得到救济,而另一些则完全得不到;多得的人未必是真正的贫民,而真正穷的人却不一定能得到救济。如果各相关团体能够联合起来,举行大规模有系统的调查,详细、精确地了解有关贫民的信息,就可以进行分工合作,对于救济工作作出全面的计划与安排。更重要的是,在救济贫民的同时,更要考虑贫穷的预防,做到标本兼治。同理,其他的天灾人祸等问题,也应通过社会调查进行计划和安排,防患于未然。总之,社会调查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四)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社会调查是产生中国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中国社会学是自外面引进的,当时所用的社会学课本都是西方的,内容则是外国社会的材料,缺乏中国的材料。那么,中国的材料从哪里来?历史资料往往是关于朝代兴亡的记载,很少反映民间生活,即便有也是零碎且不可靠的,对于数字的记载尤其笼统而不精确。县志本应是研究地方社会生活的好材料,但其实不然;其内容要么是关于所谓的先儒、烈女,要么是关于山川、历史、军事、灾荒等,至于社会如何组织,人民如何生活,很少记载。而社会调查则不同,它注重搜集有关民众现实生活状况的详细材料,供给社会学者研究所用,如此积累,才能逐步发展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李景汉对以上道理的阐述,极其浅显直白,特别喜欢用各种比喻或成语来解释问题。他最常用的比喻就是,社会调查就像诊病治病,要找出国家衰弱的“病源冶;若是病源找不到就病急乱投医、胡乱开药的话,不但不能对症,反而会加重病情。当然,这也是当时社会调查论著中最常用的比喻。其他的比喻还有,社会调查就像做工程或进行一场战役,行动之前都需要缜密地勘测、计划等1146鄄47,12。李景汉还把中国比作古董机器,需要高水平的机械师仔细检修,擦油泥,去锈涤污,重新润油,才能顺畅转动;比作一个老大杂货店,需要对其彻底清理,重新评估,审定其价值。概言之,不管是一个病体也好,还是古董机器或杂货店也罢,都需要仔细检查,而查验所用的就是社会调查这个工具。若不调查就盲目行动,就会发生如有些成语所表达的: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缘木求鱼等严重错误。从对李景汉论著的梳理与分析来看,他对于社会调查推崇备至,这个新工具可以既广泛、又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甚至可以达到治标兼治本。而社会调查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功效或“魔力冶,就在于其科学性代表着一套全新的认知系统,与传统认知系统完全不同。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工具,社会调查要求关注事实和真相,多用理智,尽量避免主观的成见、偏见、情绪;破除迷信,基于事实断定是非,增加主见与判断力。运用此一工具,对于社会现象的反映,可从笼统、空泛到细致、精确的描述与分析;对于各种人物,从注重精英的丰功伟绩,转向关切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社会调查就是以科学方法对社会进行认识和有计划的改造,是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为中华民族找出路的前部先锋。二、应对调查文化与技术的本土性挑战在李景汉所描绘的理想愿景中,调查对于中国的社会改造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如此需要它,63阎摇 明:李景汉社会调查思想与实践研究第 1 期但在 20 世纪初期,社会调查在中国却处于萌芽阶段,研究者实施调查时常常会遭遇各种阻碍与挫折。就科学本身而言,社会调查的程序包括调查表的设计与发放,统计数字的搜集与分析,以及用数字和图表来说明现实社会状况。而社会调查能否顺利进行,其结果的质量如何,不但取决于调查者对技术的掌握,还要看其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尤其取决于被调查者的态度与行为。正如李景汉所言,往往按照科学的抽样方法选择了调查对象,却无法实施;即便勉强做了,后果可能更糟糕。“在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社会是由不得你作主的,它不是为你的调查而存在的。你所决定调查的某区,某村,某街或某家,往往多半不欢迎你的调查,也许根本不让你调查,也许表面敷衍你或怕你而叫你调查,但不跟你说实话。有时你以为表格填写的整齐了,就以为成功了,其实都是谎话,不是事实。有的谎话可以从统计的结果发现出来,也有的无论如何看不出来。此后说不定有人根据你这似是而非的科学调查与分析,来应用到解决某种社会问题。这是多么误引,多么危险!岂但是糟蹋所谓科学之方法而已,竟至可以误国误民。冶2自序也就是说,科学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李景汉将当时的社会调查所遇到的困难列举了 16 类共 30 个,而那么多的问题,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人们不愿意接受社会调查。这原本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但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初期的中国,却显得格外突出。在人们的意识、态度、行为的背后,反映的是特定的历史传统、政治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文化习俗等因素的作用。那时,中国社会普遍对于社会调查缺乏了解,基础性资料如政府统计薄弱且可靠性差,货币单位及度量衡不统一。再者,无论是公、私立机构还是民众个人,往往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都非常排斥社会调查。他们不愿参与,是恐怕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却没有直接的、可见的收益;不愿提供信息或资料,是怕于己不利,甚至有害。李景汉详细地描述了民众对待社会调查的心理状态:在政治方面,局势动荡,政府强收苛捐杂税、征兵拉夫,军阀集团劫掠抢夺,都已成为家常便饭。人民饱受乱世之害,因此戒备心极重,早已学会了搪塞支应的技术,以防受害。在经济方面,因为缴纳捐税时以户口和地亩数为依据,当调查人口和地亩时,一般人的心理是尽量少报,农民甚至将之视为大祸临头,是不会配合、报告实数的。每村村长手里都有很详细的全村地亩册,却只为本村办公用,不轻易示人,尤其不让县政府知道本村地亩的确切数,以避免按地亩索要苛捐杂税;而为应付外患起见,每村都另预备一本假地亩册。在农户层面,调查富人往往很难,他们怕上捐,怕露富,有时竟不承认小孩识字。调查贫户时可以对其说些同情的话,以博取好感,但对方可能会认为,来访者是要发放救济物品的,往往夸大自己生活的困境,因此依然得不到真实情况。在文化传统方面,调查所受到的影响就更深了。中国的文字表达重修辞而轻准确性。文人写文章喜欢用借喻的形容词,长于言情而不适于说理,且有夸大其实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笼统、模糊的表达习惯极其普遍,简直是其“第二种天性冶13。尤其是对数字的“大概其冶表达,如“来了好几天了冶“有几百家冶“一二百里路冶等。回答同数目相关的问题时,习惯用十进十退之整数,忽略其零数。在交往时态度敷衍,不直接表达,常常心口不一;注重面子,却不重事实,不重是非。人们顺天知命,安常守分,凡事采取一种消极被动、袖手旁观的态度,缺乏同情心、公共心、团结力。以人口调查为例。民众的迷信思想很重,各式各样的禁忌,又加上利与害的权衡,把人口调查这个看似简单的工作搞得难度极大。例如,人们不据实报人口或年龄。具体有:青年妇女往往不报或错报年龄;老人往往以为将死之人无关紧要;中年男子怕与征兵派差有关,故意漏报;有人为了避富,不肯报家中长工;男孩视为宝贵,怕人知道生辰日期,摆镇物陷害;女孩无足轻重,亦易忽略过去;孩子过多,母亲不好意思说;女孩过多为不体面,都易遗漏;已婚之幼年男子有时隐瞒婚姻状况。当询问有关健康或疾病问题时,被调查者认为这“不吉利冶,常常回答:“盼望我们得病干什么?冶凡此种种,都成为社会调查的严重障碍229鄄35。显然,科学的社会调查在现实中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李景汉并没有更进一步解释,这可能732024 年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主要同传统农民社会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状态有关。对于调查时所遭遇的困难,他曾经引述自己的一个学生谈到参加调查实习受挫后的感受。“拿我本人来说,起初我并不知道我对于社会调查的态度如何。及至入到里面作了四个月的调查,感觉这种工作是干燥无味,原有浓厚的兴趣减去不少。原来我以为借着社会调查可以了解平民生活状况,那里想到我所要知道的事情从他们的谈话里竟得不着甚么。他们不肯说实话,对于调查的人不欢迎。每次调查的结果只是疑问或谎言。他们的性情既愚且伪。与他们谈话的结果真不够我所牺牲光阴的代价。并且用同样的问题表连续不断的问了又问,所得的一切事实都是大同小异,好像是从一个模子搕出来的。我觉得这项工作实在单调。每次调查回校的时候我的全身疲倦,精神不快,我人生的意味都被他们的谈话掳去了。他们可怜的生活老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不去。我觉得自己不宜,不佩(配),也实在没有勇气还继续作社会调查了。冶14李景汉以此为例说明,这个女大学生的调查经历和感受非常具有代表性。很多人都会同这个“聪明又热心冶的女学生一样,最初对社会调查抱有热情,特别是对于以此途径来了解平民生活状况,满怀好奇与憧憬。然而,一旦参与进去很快就会遭遇挫折,因困难重重、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落差之大难以承受而放弃。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而因为调查员的中途退却使得调查无法完成,或者完成后结果不可靠、不能用的情况非常普遍,失败的调查甚至占大多数14-15。李景汉谈到,实地调查员的工作关系到调查的成败,他(她)既要了解社会调查的意义和技术,还必需有待人接物的本领。中国的事情,其困难点往往不是对事的问题,而是对人的问题。因此,选择实地调查员必须非常审慎250鄄51。那么,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质才能胜任此项工作呢?他先后列出了 20 多条249鄄58,14淤。除了教育程度的要求,即最好是大学毕业生,修习过经济、社会、伦理、统计、心理学等课程以外,还详列有关相貌、性格气质、为人处世的多项特质:相貌端正,语言清楚流畅,忠实,稳重,聪明敏捷,精细准确,对调查感兴趣,有同情心,懂常识,通人情,谦逊,活泼,诙谐,辨别力,记忆力,忍耐力,等等。这里可以看到,李景汉所定调查员的标准之高,体现在:一是如此多面和全面的要求;二是在这些特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恰好相反的,如忠实和聪明敏捷,稳重与活泼,受过高等教育同时又要懂常识、通人情,还要谦逊。他知道,有人会觉得这么多的条件未免过于苛刻,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他本人当过实地调查员,饱尝过其中的辛苦,这些条件的必要性都是根据他自己的切身体会提出来的。的确如此,实地调查员的工作,决定了所搜集材料的质量。如果他们敷衍了事,得来的材料并非事实,那么,上一级的调查指导员、统计员即便有再高的分析技能,也是白费力气249鄄58。李景汉本人就是能达到这些严苛条件的少数人之一,从他对每一个条件的解释里,可以折射出他在调查中是如何做人行事的。而所谓“文如其人冶,从他留下的大量文字的风格和内容,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所具有的性格气质以及对待工作严肃认真的态度。亲友们开玩笑似的赠给他的两副对联,也能从侧面印证此点。一方面,他具有极强的耐心和毅力,肯于埋头苦干,长期坚持同大量的极其单调枯燥的数字打交道,这生动地反映在一副朋友送给他的对联中,上联:一二三四五,下联:六七八九十,横批:加减乘除1695。另一方面,他朴素、务实;那接地气的平民本色,使得他善于同各色人等打交道,能运用智慧和资源去克服、解决调查中的各种难题或障碍。另一副对联,则是他在做人力车夫调查时,友人看见他 一个留过洋的人天天和那些“龌龊粗鲁的下流社会冶混在一起,感到非常不解,于是送了一副对联调侃他:谈笑无鸿儒,往来有白丁2自序,17。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究其直接的个人原因,是他对社会调查看得很重,有一种使命感,甚至提到了“信仰冶的高度。83淤李景汉先后在不同的论著中列举了 16 条和 17 条,大部分是相同或相似的,还有少数是不同的,这里都包括在内,以较模糊的“20 多条冶表述。阎摇 明:李景汉社会调查思想与实践研究第 1 期“现在谈民治主义的人不算少,但是有几位曾到三万万农民里去实地调查的呢?讲社会主义的人也不算少,但是有几位曾经详细剖解民众内容,专心研究工人现状的呢?我以为若要彻底的补救社会,断不能凭借任何一种舶来品的什么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在乎赤条条的事实,在乎烦琐复杂的事实,在乎用长时间和忍耐心换来的事实的调查。我是信仰社会调查的。冶17另一个让他数十年如一日投身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他对于调查所感到的强烈的兴趣。调查是他的职业,是他的志愿,也是他的娱乐 也就是他的全部生活。因生病不能做调查时,他感到非常痛苦;调查顺利时,他觉得快乐,但仅将之看作特例,反而将所遇到的障碍看作常态。困难令他的精神更加奋发,兴趣大增;他以能够设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为乐,以失败为暂时未解之谜。调查中所发现的一些新鲜事,能满足他的好奇心;已经知道的,他则想了解得更加彻底。这样浓厚的兴趣,再加上对其的“信仰冶 相信自己的工作能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人类幸福,这在趣味上又加了功德,使得他觉得特别有意义254鄄55。如此说来,李景汉就是为调查而生、而活的一个人。他更加幸运一点是,从客观条件来看,他也赶上了好时机,先后加入数个有志于中国社会研究和改造的群体或机构,得到有资源、有活力的人士或组织的支持和帮助,1928 年以前,是甘博以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等;1928 年夏天,他加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冶)定县试验区的工作,搬到定县翟城村,开始了一段参与社会调查与农村改造相融合的试验。三、定县调查:一个社会调查与农村改造相融合的试验李景汉加入平教会并担任社会调查部主任后,他的调查工作完全转到了农村。在平教会这个极有活力的组织中,他得到了大展身手的有利条件,用他自己的话说,要认真地做社会调查,在定县的机会比中国任何乡村都好18。应当说,在李景汉到达之前,平教会和定县的发展就都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定县是中国当时1 900 余县中的一个,人口近 40 万,约等于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定县作为一个农业区域,人民的职业以务农为主,那里农民的生活代表了中国北方农民的基本生活状况。而平教会之所以选择定县,除了其在华北农村中有代表性以外,更重要的是,它素有模范县之名,距城东 30 里的翟城村也久有模范村之称。有一些热心而开明的乡绅和县官,自清末民初开始,就共同推动农村生活的改进,在教育、移风易俗、凿井造林、救济贫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鄄20。另一方面,平教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在总干事晏阳初的领导下,以“除文盲,作新民冶为宗旨,其平民识字工作已经开展数年,在全国各地城乡有不少地区性组织。晏阳初意识到,中国的文盲大部分在乡村,于是就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平教会与定县的初步合作始于 1924 年,并于 1926 年决定在定县设立“华北试验区冶淤。平教会在定县的工作,大大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平民识字教育,其宏大目标就是晏阳初提出的“民族再造冶,即针对民众的“愚、贫、弱、私冶四个基本问题而实行教育和改造工作,主张“四大教育冶:以文艺教育救“愚冶,以生计教育救“穷冶,以卫生教育救“弱冶,以公民教育救“私冶,从而在文化、经济、卫生、道德及政治等方面谋求改造与建设。同时,教育不能仅着眼于个人,更要关注个人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因此,四大教育实施的方式有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三者结合,综合治理。平教会所立下的志向,是以十年的试验工作,建立一套以县为单位的教育与建设之原则、方法、技术与制度,再推行到全国21鄄22,23785鄄814。定县试验的一大特色是将科学研究与农村改造相结合。将整个县当作一个活的“研究室冶,以93淤“试验冶和“实验冶,当时的用法不统一。本文除引文外,一律采用“试验冶。2024 年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以全县人民的生活为研究材料,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定县实验的目标是要在农民生活里去探索问题,运用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工作,以完成农民所需要的教育与农村的基本建设。而一切的教育工作与社会建设必须有事实的根据,才能根据事实规划实际方案。因此本会对于定县的实验最先注意的就是社会调查。要以有系统的科学方法,实地调查定县一切社会情况,使我们对于农民生活农村社会的一般的与特殊的事实与问题有充分的了解与明了的认识。然后各方面的工作才能为有事实根据的设施。冶23晏序李景汉认同晏阳初的主张,把社会调查作为试验工作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实际生活里研究试验,在民间生活里找出生活的缺憾,寻求具体的方案。具体的方案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而事实的根据必须以实际社会调查的结果为材料。冶23序言这个理念体现在试验区的组织机构安排上,由四个部组成,其中三个为农民教育部、普及农业科学部、普及家庭科学部,还有一个就是乡村社会调查部。调查部下面分为普通调查、农民调查、农业经济调查三个股2410鄄13。在李景汉到达之前,调查部由曾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的农学专家冯锐主持。冯锐根据自己在广东、江苏、直隶、山西等省的乡村调查的经验,编成乡村社会调查大纲,在定县实施25。李景汉初到定县时担任冯锐的助手,参与调查部的工作。1929 年以后,冯锐因故离开,改由李景汉担任调查部主任,主持调查工作。定县的调查与试验工作相结合。一方面,先着手开展小范围的试验,以试验工作为调查的先导。先从识字教育和生计教育开始,识字教育即给青年农民开办识字班,生计教育则教给农民简单的农业技术知识。当人们跟平教会的工作人员相熟,且得到了实际利益,知道他们不是要害自己而是作好事的,慢慢打消了戒备心,信任感逐渐增加18,26。另外,平教会识字班的一批批毕业生也成为调查工作的支持者。如此,社会调查工作才由非正式的、局部的、简单的,渐变为正式的、普遍的、精细的246鄄47。另一方面,调查工作是试验及其推广的基础,有很强的“为实用冶特征;其目的是为改进农村社会,围绕着“愚、贫、弱、私冶四种现象搜集材料,进行分析,探寻形成原因并试下结论,供给各相关部门在计划和推行工作时作为参考依据。当某个部门需要某种材料时,就会通知调查部进行调查26。定县调查的展开,正是依据实际工作部门的需求顺序,由小及大,由易而难。首先做的是一般性的调查,包括定县的历史、地理、县政府组织、赋税、风俗习惯等。然后在所划定的包括翟城村在内的东亭 62 村(61 村+1 镇)为定县试验的第一“社会乡区冶范围,进行以村为单位的 62村的人口、教育、娱乐、宗教、卫生、生活程度、经济等概况调查。1929 年,平教会的办公地点从翟城村搬到定县县城的贡院,次年定县试验区正式成立,自此以全县为试验范围,调查的范围也随之扩大到全县。先举行各村概况调查,包括每村户口、村中领袖、学校现状、文盲人数,种地亩数、农产物种类、男女职业、集市情形,医药状况等项。进而举行专项调查,如县内各村的土地分配调查和家庭手工业调查,以及选样的按户人口调查(人口抽样调查)、家庭生活费调查等项。1932 年秋季,选择县内第一区的东部及第三区的西北部为研究区,包括 61 村,而以其中的高头村为研究村,调查的范围则集中于此区,包括区内经济状况调查与家庭卫生调查等23序言。这样,定县的试验工作,就依据调查结果,制定出长、中、短期的详细工作计划,然后根据计划进行小范围的研究试验,取得实际经验后,再在大范围内推广。对于调查者而言,能否取得被调查者的信任和支持,是社会调查成败的关键。李景汉所主持的平教会社会调查部,以试验工作打开了农户的大门,成为定县调查的一大便利条件。即便如此,这也绝不意味着调查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轻而易举之事。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当调查某些专题时,仍然需要做艰苦的努力和付出。李景汉以及平教会的工作人员抱着与农民打成一片、生活农民化的决心和耐心,努力跨越科学与现实、调查者与被调查者、阶层之间的鸿沟27。而这主要涉及到调04阎摇 明:李景汉社会调查思想与实践研究第 1 期查文化与技术两个方面,可以归纳成三个特点。一是注重宣传工作。为调查做宣传的主要形式,有演讲、漫画、标语、游艺会等,目的是用形象化、有趣味的方式,同被调查者做充分的沟通,尽量使对方了解、理解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在调查前,先召集地方领袖开会,如相关机构负责人、村长及村佐、乡绅等,向他们解释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为了使对方能明白,运用了许多浅显的道理和比喻。例如,对什么是“社会冶所做的解释:一群人在一个地方一块生活,彼此交往或帮忙,你有时候来看我,我有时候去看你。对于“调查冶的解释:就是考察、访问,遇到不大明白的事情,要向人“打听打听冶,问个水落石出,知根知底。所用的成语或比喻包括,对症下药、削足适履、张冠李戴、知难行易,商店记账簿,工程师画图样,军事侦察,照相,生物解剖等,生动地说明调查的作用240鄄41。再召集村民大会,以组织游艺会的方式进行,在会上唱话匣子(留声机)、放映电影以及做各种有趣的游戏,这样的活动一般全村男女老少都会去参加。在会上,平教会调查人员则适时与村庄领袖一起,向村民们解释即将举行的调查,消除他们的疑虑。再者,由于平教会在定县的调查和试验是一种长期不断的工作,在调查的过程中,调查者仍然要注意宣传试验工作的宗旨及计划,以便后期再举行调查时,能得到村民们的帮助与配合2814。二是充分利用乡村社会分层的特点实施调查。当时的乡村社会可以分为两个群体:一是少数权力、财富或知识精英,如村长、村佐,乡绅,小学教员,有经验的农夫,规模较大的店铺主等;二是普通民众。前者在调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以村为单位的概况调查中,这些人作为“知情人冶就是调查对象;而在以农户为单位的详细调查中,引领民众参与调查,起到示范或担保作用,还可以协助核实、纠正某些不实信息。做法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调查者到村里后可以先去小学校,因教员同为教育界人士,较易沟通,且村中领袖之子弟通常都是教员的学生,可借此关系介绍引见。若去拜访村长时,说明来意,要恭维他、拉近乎,如称呼“老哥冶等。有时村长不见,不承认自己是村长,给假户口册及假地亩册等。有的村中分为两派,各管村之一部分,调查员则需要与各派首领分头接洽。调查农户时,最好请村长、村佐或闾邻长等一同前往农户家打招呼257鄄58。在进行农村工商业调查时,要先调查有影响力的大商店,其余小商号见到,便会接受调查。三是调查技术与策略的灵活运用。以人口调查为例,人口资料是一个社会的基础性资料,但在当时,官方的统计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大。县政府记载的每村户数一般都少于实际户数,有少至一半者;反之,选举议员或遇灾荒放赈时,每村所报户数又多于实际户数。那么,调查者要摸清人口的真实状况,就需要下很大的功夫。首先,为了尽可能地打消被调查者的顾虑,并对其表示一种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在调查表格的设计与填写上,将“户口调查表冶改为“拜访乡村人家谈话表冶;将“调查冶改为“拜访冶;将“调查员冶改称“拜访者冶,回答人为“赐教者冶。更重要的是,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运用灵活的策略或技巧,以应对调查中可能遇到的各种瞒报、漏报、错报的情况。例如,年龄问题。人口调查和统计要求遵照统计标准,且能同其他国家的人口资料做比较,但在中国要搞清楚年龄并非易事,因为人们依照传统习俗一般讲虚岁;或者可能不记得自己的岁数而瞎报;有时还愿意把自己的岁数往整数上说,二十三、四岁的人报 25 岁,二十八、九岁的人则报 30 岁。为了搞清准确的实足年龄,就需要了解出生月、日问题,但很多人不记得准确日期,就会回答说自己是鸡打鸣的时候生的,或是在某一个庙会时生的。还有人怀疑,询问生日是要摆八卦阵害他们,因此不肯告诉调查员。针对这些问题所采用的办法有:先问年龄,再问属相,然后问何月何日的生日,以此三者推算其准确年龄。更有效的是,向被调查家庭里的老太太询问,她们多半会记得家中每个人的生日。又如,调查家庭中孩子的数目之困难。普通农民不把小孩子当人,因此小孩子的数目容易遗漏,尤其是经常把最小的孩子忘记不报。应对办法包括:调查员进农家院子时,应该注意院子里绳子上晾着的小孩衣服,如果多的话小孩子就会多,要多加注意。调查时农家的小孩都喜欢站在旁边看热闹。这时调查员就可以问小孩子有几个兄弟姐妹,与正式调查时的答案相互印证。注意家庭中的妇女数目,尤142024 年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其是中年妇女数目,也是一种确定小孩子数目的参考261,63,2931鄄34。从定县案例可以看出,定县调查最大的特色是被调查者的接受与配合,这一方面得益于其同试验工作的融合,使得民众因得利而支持平教会的调查;与此同时,也体现了将科学的调查技术灵活运用在特定的乡村社会文化中所付出的努力及其成果。四、小结与讨论本文论述了李景汉的社会调查思想与实践,可以看出,李景汉作为一位中国早期社会调查专家,其调查经历、思想及实践,的确具有代表性。他为中国的社会调查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极其突出,主要体现在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在理念上,李景汉对于社会调查是寄予了厚望的,认定它在中国的社会改造、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起着基础性作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社会调查的确如此。这一科学的认识工具,在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