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影响居民应急能力的机制研究———基于危机学习理论.pdf

第 26 卷第 2 期2 024 年4 月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s Edition)Vol.26,No.2Apr.2024收稿日期:2023-12-07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21YJCZH015)作者简介:仇泸毅(1991),男,河北石家庄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DOI:10.19722/ki.1008-7729.2023.0167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影响居民应急能力的机制研究 基于危机学习理论仇泸毅,史雪(北京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6)摘 要:现代社会危机事件频发,政府应急响应速度受限而社会应急潜力无限。政府将应急管理工作下延至基层居民,通过宣传培训、组织演练、建设基层应急队伍等方式提高居民的应急参与程度和应急能力,及时有效地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研究实证检验了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对居民应急能力的影响,并进一步基于危机学习理论探究了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对居民应急能力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政府应急工作下延显著提高了居民应急能力,危机学习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居民受教育水平和个体收入对居民应急能力有显著影响。因此,政府需增加居民参与应急管理工作实践的频次,培养居民危机学习能力,提高居民以互救能力为主的个体应急水平。关键词:应急管理;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危机学习能力;居民应急能力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729(2024)02-0078-10一、引 言应急管理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公共安全、稳定社会秩序,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 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减办发20235号)指出,做好灾害应急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广泛动员和支持群众、社会组织等力量,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构筑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1。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我国政府迅速将应急工作向基层居民延伸,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广大居民在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自觉、主动加入基层防灾减灾队伍,在亲身实践中学习和掌握应急知识与技能,提高自身应急能力,遏制了突发事件局势进一步恶化。政府应急管理工作成功的关键离不开政府将应急管理工作向下延至社会基层居民的举措。我国实行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应急管理体制,中央政府统筹应急体制建设、法制建设、储备战略物资和国家动员等工作,省、市、县(区)三级政府直接介入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基层居民的应急参与和能力培养有赖于政府应急管理向社会治理体系的延伸。应急工作进基层、进社区、进家庭,是政府应急工作下延的最终落脚点,也是政府应急工作全民参与的重要保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52 号),基层应急管理包括巡查、演练、培训、宣传、应急队伍建设,构成了政府应急工作下延的主要内容。落实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效果集中体现为居民应急能力的提升,包括危机预防意识、应急反应能力、危机应对能力等。政府应急工作下延是应对灾害和紧急情况的一种新趋势,其目的是提高应急管理的响应速度,因此,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应聚焦于提高广大居民的应急能力。实践证明,政府动员广大群众、下延应急工作的措施在一系列突发事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么,在突发危机事件中,政府应急工作下延作为提升居民应急能力的重要政策措施,其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探索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如何提升居民应急能力及发挥87社会应急力量对我国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和应对其他危机事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应急工作下延所调动的社会个体力量正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外在制度设计将应急管理体系置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进行部署,进一步表明应急管理工作应坚持走群众路线,要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2。个人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也是居民应急工作开展的内在动力,突发事件动员激发了合作、利他的个体主义,形成应急共同体,可更有效地处置危机3。其中,政府主动下延应急工作,能够让居民通过应急学习获得更好的实践机会和能力的提升。但是,当前我国居民仍存在应急能力弱、应急参与度低等突出问题4,政府过度占有资源和强势介入被认为是社会个体力量失效的关键原因5。总体而言,学界普遍认为,由于政府应急力量难以在第一时间到达相对自治的基层,而社区居民本身的自救互救能力极为重要,政府主动下延应急工作,向基层和个人赋能是居民应急能力建设的关键。综述现有相关研究发现,当前应急管理相关研究集中于体制机制、实践环节以及中外对比等具体的经验借鉴与宏观研究,缺乏提升居民个人应急能力层面的微观研究。具体的研究方式也多为质性研究下的对策探索、经验总结,既缺少具体因素的实证研究与检验,也难以实现政府工作与个人能力的有效联系,无法针对性地掌握基层应急管理现阶段的发展状况和工作重点。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实证检验探索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影响居民应急能力的内在机制,解答如何激发在应急管理中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这将有利于在理论层面界定政府力量的边界以更好地发挥个体力量。鉴于我国各地各级政府针对突发公共事件所采取和落实的主要措施相似,笔者选取山东新泰市为代表性研究对象,这样既能够保证样本的普适性,又可以利用地理空间临近的便利性获取更多细节信息。研究针对新泰市居民开展以“居民危机意识与应急能力”为主题的线上问卷调查,辅以政府网站、新媒体客户端、线下深度访谈等资料搜集,了解新泰市应急管理建设的现状,重点关注新泰市政府应急工作下延情况和居民应急能力现状,拟实证检验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对居民应急能力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可能的贡献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通过实证检验探究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影响居民应急能力的作用机制,强调个体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应急学习,搭建政府工作下延与个体能力提升之间的实践桥梁,探索一条强化公民个体应急能力的可行路径。其次,当应急管理工作下延至社会层面乃至居民个体时,政府的强制性力量将被分散和削弱,此时,合作治理的必要性尤为凸显。笔者从定量角度出发,拟实证分析应急工作下延与个体应急能力的关系,一方面为在中国特色背景下的具体场域中探究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基层、集体与个人等多对复杂关系提供新一轮理论构建可能,另一方面也为回答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互关联的模糊边界这一抽象命题提供思路和参考。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本研究基于危机学习理论探讨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对居民应急能力影响的作用机制,危机学习是指组织或个人经历危机之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改变自身行为和观念的过程。(一)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对居民应急能力的影响已有实践和研究表明,政府在传统科层制中通常扮演指挥和控制的角色,会导致个体产生无效的应急反应6。在这一背景下,学界近年来大力倡导应急组织向网络化的结构与治理方式转变,体现为政府、公民、第三方机构等多主体间的合作关系7。Khan8认为其中的政府是促动者、公民是实践者。而在我国的应急管理实践中,政府仍发挥主导作用,更多地是将管理体系与工作下延至各级政府、基层社区或农村乃至居民个体,具体包括设计具有前瞻性的社区应急能力提升方案、个性化的培训体系,构建网格功能化的社区应急体系9,实际任务集中在构建制度、整合资源、强化宣传、财政支持、实战考核等方面10。对于居民个体层面,张海波11引出“应急体系下延”的概念,即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向下延伸到个体的程度,这实际上是政府社会动员的生动体现。97仇泸毅等: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影响居民应急能力的机制研究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12,尤其是在危机事件中组织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促进人力、物力和精神等资源整合,激发社会成员的整体潜能,以实现防范、分割甚至化解危机。社会动员按照动员主体划分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动员和居民自发的社会动员13,但两者在现实中显然不是全然割裂的。一方面,国家运用公权力和行政手段进行社会动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6 条指出,“国家建立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和防范风险的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避险救助能力”。另一方面,居民自发的社会动员由于缺乏良好的能力基础和价值引导,反而可能引致“动员不足”或“动员过度”的问题14,居民对危机事件采取淡漠或过激的反应,都不利于应急管理工作的开展。因此,政府在社会动员中扮演主导作用,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培育居民应急能力对于发挥社会动员的整体效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提出如下假设:H1:政府应急工作下延的程度越大,居民应急能力越高。(二)基于危机学习理论的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对居民应急能力的作用机制在应急管理中,由于危机具有突发性,应急能力要求居民迅速学习和使用应对危机所需的知识。在以往的研究中,危机学习多指“危机引发的组织学习”,是组织受危机触发有目标地不断调整、改变与创新理念和行为来解决问题,从而适应社会需要的学习全过程15。基层居民处于应对危机的第一线,掌握详细却碎片化的信息;政府则具备整合和筛选信息的能力,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并提高扩散度,居民才能开始进行危机学习。同时,个体习得的知识和能力能够在个体间、团体间、组织间扩散,更有效地调动社会力量加入应急管理工作。在危机结束后,政府总结经验并组织训练学习以应对可能重复出现的危机事件,调适居民对危机的适应能力和快速反应16,弱化后续发生的危机对居民的影响,由此形成危机学习的良性循环。政府掌握、积累和发布危机的事前预防、事中应对到事后处理的全阶段信息,在居民危机学习中发挥关键作用。个人是组织的微观构成单位,个人的危机学习受组织的影响,公民在危机事件中均隶属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应急组织,因此受政府政策规定和引导行为的显著影响。居民危机学习是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发挥作用的直接检验与集中体现,危机学习包括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17,前者仅参照行为结果修改行动策略,后者则重新评价自身价值观与基本目标继而改变行动策略,因此也被称为“变革性学习”18。组织通过成功处理危机事件实现自身的发展,个人通过危机学习同样可实现自身知识技能、危机意识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改进和提高,这将进一步促成其应急能力的改进。但是,如果政府不注重应急工作下延效果、没有侧重点地下延应急工作甚至不下延应急工作,居民仅被动地参与应急工作、等待和反复依靠政府指导和帮助,则不利于居民应急能力的形成与培养。据此提出如下假设:H2:政府应急工作下延的程度越大,居民危机学习能力越高。H3:居民危机学习能力在政府应急工作下延与居民应急能力之间存在中介作用。三、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在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要求下,全国各地各级政府对应急管理采取和落实的主要措施相似,因此,问卷从微观层面入手并选取山东省新泰市居民为调查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抽样共发放问卷 322 份,最终有效问卷为 305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72%。调查对象情况如表 1 所示。其中,性别方面,男女比例分别为 48.2%和 51.8%,较为平衡;年龄方面,以 40 59 岁的中年人群为主,其他各年龄段分布也较均匀;教育程度方面,以高中以下学历居多,原因在于新泰市仅为县级市且教育事业起步较晚,比重较大的中老年群体的学历水平相对有限。研究调查人群的总体属性结构平衡,与人员构成多元化、年龄结构多样化的社区现实基本相符。08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2 期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变量统计项人数百分比/%性别教育程度年龄职业收入男14748.2女15851.8高中及以下13142.95专科7524.59本科9230.16硕士及以上72.320 岁以下6019.6720 39 岁6822.340 59 岁12139.6760 岁及以上5618.36政府公务员5718.69学生7825.57个体经营者268.53其他14447.212 000 元及以下8427.542 001 4 000 元7223.614 001 6 000 元11638.036 001 元及以上3310.82(二)概念操作化与变量测量我国应急管理工作依托行政层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19,基层社区和居民应急能力建设有赖于政府应急管理工作下延,即省、市、县(区)三级政府主要负责的指挥协调机制建设、应急队伍建设、信息和资源共享等工作。调查的核心概念为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危机学习能力以及居民应急能力。参考现有文献中关于应急体系下延的测量11101-102,本研究将政府应急工作下延界定为政府应急工作达到个体的程度,操作化为在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居民最近一年内接受或参与应急知识宣传、应急演练、应急培训、应急救援活动和危险隐患排查等五项活动,体现为政府应急工作下延的效果,频率划分为“从未”“仅 1 次”“2 3 次”“超过 3 次”并从 1 到 4 赋分,五个选项合计满分为 20 分。居民应急能力满分为 20 分,是指居民在灾害和紧急情况下应对和适应的能力,主要由两方面内容构成:一是主动预防突发事件的风险意识,包括最近一年内与家人讨论避灾计划、购买商业保险、储备基本避难物资、了解逃生路线、关注突发事件相关新闻等行为,简称居民危机意识,从 1 3 取值;二是突发事件自救互救知识,包括个体对地震、火灾等常见灾难中自救互救知识,简称应急知识储备,选项分为“不知道”和“知道”,赋值为 0 和 1。区别于考察已经形成、长期维持的居民应急能力,中介变量危机学习能力侧重于具体危机事件中短期出现的居民行为表现,包括调查居民在危机发生后保持危机意识、学习应急知识等行为习惯,简称危机学习能力,对应 1 3 的取值,满分 15 分。为保证受访者自评一致性,避免因无成熟的量表而造成的失误,调查采用锚定法设计问卷,问卷题目包括基本情况在内共五个部分,共二十五个问项。18仇泸毅等: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影响居民应急能力的机制研究四、实证分析首先,对调研的一手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对因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其次,采用回归分析对相关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最后,采用 bootstrap 方法对危机学习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二次验证。(一)信度和效度分析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采用 Cronbachs 系数检验量表的信度,模型中四个因子的 系数均大于 0.75,表明问卷测量尺度较为可靠,相关题项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具体如表 2 所示。表 2 各因子信度值变量应急工作下延危机学习能力居民危机意识应急知识储备 系数0.920.810.80.81为保证问卷题目设置能够真实反映变量含义,研究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问卷的效度进行检验,得出 KMO 值为 0.92,适于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 检验 P 值低于 0.01,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具体如表 3 所示。因子提取和旋转结果共提取 3 个因子,特征值分别为 4.59,4.56,3.02,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0.86%,说明三个公共因子可以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 60.86%,与问卷预设的变量个数及类别相吻合,再次证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表 3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检验方法因子数值KMO 0.92Bartlett近似卡方3 623.55自由度190显著性0.00(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在信度水平达标的基础上,后续分析将各因子对应的题项结果加总,得出应急工作下延、危机学习能力、居民应急能力(居民危机意识与应急知识储备对应题目的结果总和)三个变量作为衡量指标进行后续分析,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本研究的调查范围为山东新泰市。该地区中,自然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危害性强、影响范围广的巨灾较少,但作为以矿业和农业为重要产业的城市,发生如“817 山东华源矿难”“1119 山东新泰化工厂爆炸”等生产安全事故及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风险较高。在较为严峻的风险态势下,居民应急能力和应急工作下延的得分均较低,而应急工作下延与居民应急能力和危机学习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这一状况的改善提供了可能途径。表 4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变量均值标准差应急工作下延危机学习能力居民应急能力应急工作下延9.994.591危机学习能力12.482.130.40 1居民应急能力14.783.940.53 0.75 1 注: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一方面,居民应急能力平均得分仅为 14.78 分(满分 20 分),说明居民应急意识较为薄弱、知识不足,尤其是重点考察互救能力的具体题目结果显示,掌握心肺复苏、伤口包扎等互救知识的居民占比不足 65%。究其原因,公民个体尽管面对现代化带来的负作用,但他们对安全的需求尚未超过对发展的需求,轻视甚至忽略风险防范的重要性20。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对应,安全需求产生于生理需28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2 期求之后,居民更加注重当前物质的满足。此外,灾害行为学派认为“易灾地区群众在社会活动促成下才能形成预防处置灾害次文化”21,但新泰市造成大范围影响的灾难较少,很难形成这种次文化。部分居民对经济发展的追求超越了对安全的重视,他们经历或了解的灾难较少,由此造成的麻痹心理进一步叠加形成了对潜在风险的轻视心理。以发生在新泰市的“817 山东华源矿难”为例,暴雨引发地表水溃入矿井,矿工本来有足够逃生时间,但是他们“没接到命令擅自上井会被开除或扣钱”,而且“都不了解矿井渗水的严重性”,集体坐以待毙,导致 755 人被困,其中 172 人不幸遇难22。不难发现,这种低应急能力的危害不仅局限在对个人安全的威胁,更会因缺乏行动领导者无法形成群体的紧急行动规范,降低集体应对灾难的反应力和行动力。另一方面,应急工作下延(M=9.99,SD=4.59)的情况较差,方差显示出不同个人参与应急工作下延的差异性较大。而且,将个人参与政府应急下延的总分进行分类,考察不同等级对应的应急能力得分是否有显著区别:5 10 分为 C 等级,说明参与应急工作下延频次低;10 15 分为 B 等级,说明参与应急工作下延频次较高;15 20 分为 A 等级,说明参与应急工作下延频次高。参与频次不同显著影响个人应急能力,等级差异能够解释居民个人 27.79%的应急能力区别(F=58.1,p 0.01,2=0.28)。如表 5 所示,Tukey 事后检验程序直接表明,A 等级的人(M=32.78,SD=3.82)、B 等级的人(M=28.54,SD=4.68)、C 等级的人(M=24.89,SD=5.25)三者具有显著差别,其中 A 等级的人应急能力最强,初步印证了政府吸纳居民参与应急工作能够提升居民个人的应急能力。表 5 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应急能力成绩政府应急工作下延等级个案数Alpha 的子集=0.05123C17113.13B7915.72A5518.55显著性1.001.001.00 注:将显示齐性子集中各各组的平均值;使用调和平均值样本大小=81.77;组大小不相等,使用了组大小的调和平均值,无法保证 I 类无差级别。另外,相关分析显示,应急工作下延与居民应急能力(r=0.53,p 0.01)和危机学习能力(r=0.4,p 0.01)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危机学习能力与居民应急能力也显著正相关(r=0.75,p 064C-A0.E26A0640.23*0.46*1.19*图 1 检验结果1.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对居民应急能力的影响模型 1 中政府应急工作下延与居民应急能力显著正相关(=0.46,t=10.9,p 0.01)。平均而言,居民参与政府应急工作下延活动的频次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应急能力将提高 45.6%,即居民参与政府应急工作下延活动越多,其应急能力越强,支持了 H1。模型 2 中政府应急工作下延与居民危机学习能力显著正相关(=0.19,t=7.87,p 0.01),表明居民参与政府应急工作下延活动越多,其危机学习能力越强,支持了 H2。这一结果也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即我国具有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念及差等有序的社会结构,加之计划经济时期实行单位制管理的传统,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并不分明,政府对居民的动员作用更甚于西方国家,应急工作下延、居民参与应急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应急工作下延是我国政府应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基层居民的影响也尤为显著。据新泰市应急管理局 2019 年工作总结,政府应急工作实现了下延,其内容集中在巡查排查、应急演练和警示教育三方面24。然而,数据分析显示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分数低、影响强度弱,居民对政府各项举措的感知和认识十分有限。政府应急工作下延重绩效考核、轻活动实效,工作下延并未融入居民生活,各类基层应急队伍的建立仅停留在行政层面,不具备发挥实际作用的能力;下延工作侧重于宣传而非实践,难以对实际成果进行验收。一旦突发事件来临,“危机”对居民应急能力的“验收”可能造成的损失将远远超过应急工作下延的成本。2.危机学习能力的中介效应为检验危机学习能力的中介作用,将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和危机学习能力加入模型3 中。由模型3 可知,危机学习能力对居民应急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1.19,p 0.01),政府应急工作下延与居民应急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仍然显著(=0.23,p 0.01),而影响系数从 0.46 减小为 0.23,表明危机学习能力部分中介了政府应急工作下延与居民应急能力之间的关系,H3 得到了部分支持。为进一步证明中介作用的存在,笔者采用 bootstrap 方法25再次检验危机学习能力的中介作用的显著性。分析结果显示,危机学习能力的中介作用在 95%的置信区间为1.05,1.33,不包含 0,再次印证了危机学习能力在政府应急工作下延与居民应急能力的关系中存在中介作用。结合模型拟合程度,模型的决定系数(R2)在加入中介变量后得到了显著提高,能够解释 62.3%的不同居民个体之间应急能力差异,进一步支持了 H3。具体而言,危机学习能力包括两个层面,危机学习的表层是应急知识的增加和技术的提升,包括自救和互救两个方面。通过危机学习,居民个体既保护了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能够迅速配合并有效协助政府的应急工作。危机学习的深层是应急意识的提升,不仅体现为居民预防并及时觉察危机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减小甚至消除危机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也体现为居民更加积极主动地接纳政府应急工作下延,使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发挥更大的作用。深层次的危机学习对居民应急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作用,能够形成促进应急能力提升的加速度。以问卷发放期间影响最为显著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背景,居民学习能力得分普遍较高,均分达 12.48(满分为 15 分),但是其持续性和稳定性有待后续观察和进一步的印证。(四)其他因素的相关分析现实中的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个体应急能力的差异一方面可能源于政府应急工作下延的程度不同,另一方面还可能源于个体的自身差异。有关地震灾害的具体研究表明,居民的受教育程度预期认48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2 期知和响应突发事件的水平之间呈显著正相关26-27,可见受教育程度是一个关键变量。另外,贝克28则认为,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风险语义会超过经济语义,即人们对安全的需求超越对发展的需求,这意味着为了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经济收入较高的人可能将投入更多金钱并具备更强的应急能力,进一步检验了居民受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对个体应急能力的影响。1.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由学历不同引起个人应急能力的区别,F(3,30)=19.18,p 0.01,2=0.16。如表 7 所示,Tukey 事后检验程序表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M=24.67,SD=5.89),比专科(M=28.88,SD=4.29)、本科(M=19.64,SD=5.02)和硕士及以上(M=27.14,SD=5.64)应急能力成绩低,即教育水平显著影响居民个人应急能力,居民个人学历越高,应急能力更强,该因素能够解释 16.04%的应急能力差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学习机制对于居民应急能力产生了显著的作用和影响。“高中阶段”明显成为应急能力的分界线,虽然在这个阶段中年龄低会造成应急知识和经验积累的不足,但实际选择该项的被调查者中有 63.4%为中年和老年群体,进一步表明教育因素影响的显著性。表 7 居民受教育水平-应急能力成绩学历个案数Alpha 的子集=0.0512高中及以下13124.67硕士以及上727.1427.14专科7528.88本科9229.64显著性0.390.38 注:将显示齐性子集中各各组的平均值;使用调和平均值样本大小=22.90;组大小不相等,使用了组大小的调和平均值,无法保证 I 类无差级别。2.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由收入不同引起个人应急能力的区别,F(3,301)=12.5,p 0.01,2=0.11。由表 8 所示,Tukey 事后检验程序表明,2 000 元以下的人(M=25.21,SD=5.87)、2 001 4 000 元的人(M=25.65,SD=6.02)与4 001 6 000元的人(M=29.31,SD=4.99)、6 001 元及以上(M=28.79,SD=4.11)相比应急能力成绩低,即收入水平显著影响居民个人应急能力,居民收入越高,应急能力越强,具体以 4000 元作为分界线,该因素能够解释 11.08%的应急能力差异。收入因素具有显著影响作用,Cutter等28将经济收入衡量作为抵御灾害冲击的首要因素29,因此收入水平对于居民应急的韧性,即从在灾害中应对、适应和迅速恢复的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表 8 居民收入水平-应急能力成绩收入个案数Alpha 的子集=0.05122 000 元以下8425.212 001 4 000 元7225.656 000 元以上3328.794 001 6 000 元11629.31显著性0.970.95 注:将显示齐性子集中各各组的平均值;使用调和平均值样本大小=61.81;组大小不相等,使用了组大小的调和平均值,无法保证 I 类无差级别。58仇泸毅等:政府应急工作下延影响居民应急能力的机制研究五、结论与建议公共事件的突发是对全国居民的考验,我国政府举国动员,应对突发事件的成功实践为后续应急管理工作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与启示。本研究基于危机学习理论,阐明当前居民应急能力偏弱且亟待提升的现状,挖掘政府应急工作下延与居民个体应急能力的关系,既在现实中为我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应急管理建设提供经验,同时又基于危机学习理论探究了政府应急工作下延提升居民应急能力的内在作用机制,从理论上进一步充实了政府应急管理工作的微观研究,为解答应急工作中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作用关系问题提供思路和参考。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应急工作下延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应急能力,其中危机学习能力在应急工作下延与居民应急能力中发挥积极的中介作用。另外,居民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体收入也对居民应急能力有显著影响。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未来政府的应急工作应着重增加居民接受应急宣传之外的应急实践活动的频次,尤其侧重强化居民互救能力;二是关注培养居民危机学习能力,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使居民了解应急知识,掌握应急技能,提高其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三是提高教育过程中的危机管理课程,在教育体系中加强危机管理思维的培养,使居民逐步形成正确的危机应对行为模式。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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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by the public is great.It is vital for the government toextend emergency management work downward to the public,that is,to strengthen the public s emergencyparticipation and emergency capacity through publicity,training,emergency team building in primary level andso on,so as to respond to public emergencies in a timely and effective way.The impact of extendinggovernmental emergency management work downward on the publics emergency capacity is empirically tested,and based on the crisis learning theory,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is further explored.Results show thatextending governmental emergency management work downwar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