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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研究宋才发（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摘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最大法宝”，是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是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契机。“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未来需要以“第二个结合”为科学指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铸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提升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方法，增强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推进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应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文明对外传播体系。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两个结合；创新性发展中图分类号：D920.0；D9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4）03-0123-10DOI：10.20076/ki.64-1065/G4.2024.03.01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的灵魂和旗帜。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结合”进行了系统阐释，称“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功的“最大法宝”1，并且把“第二个结合”定位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1。之所以如此，就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体人民进行不断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促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1，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思想解放的精神追求。一、“两个结合”为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契机（一）“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文化与文明是一对含义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概念。文化是文明的坚实基础，具有形成和塑造文明的基础性作用和功能。中华文明从本质上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存在条件与发展方式，文明的“一统”决定了文化的“一体”。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由中国历史形成与收稿日期：2024-02-18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下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19ZDA170）作者简介：宋才发（1953），男，湖北武穴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学研究。引用格式：宋才发.推进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阐释的“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23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发展决定的。自秦朝肇始，中华文化就走向封建一体的中华文明，其后中华文明又从封建国家制度走向内地郡县、边地封建并存的格局，至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2。自此，天下一统的“大一统”历史传统逐渐发展演变为多元一体的格局，创新性地决定了中华民族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1。坚持“革故鼎新”和“改革开放”，总体上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常态。中国古代诸多“重大变法”以及当代诸多改革开放实践，都蕴含着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1的善变进取精神，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鲜明体现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2不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也是新时代极为重要而现实的重大战略，我们也最为接近、最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不仅需要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前提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5。强调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就是要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权，始终坚定党的文化自信，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6。从一定意义上说，“守正”是党的文化自信根本，“守正”的动机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达到和实现“创新”。因此，推进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必须自觉做到“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实现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历来重视“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内蕴价值理念和精神品格，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是当下和未来对待传统法律文化最求真务实的态度和做法。“创造性继承”与“批判性继承”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为即使是进行创新性发展，也同样需要借助批判继承法来选择和确立可继承的对象，继承终究只能是局部性的继承。无论是“创造性继承”还是“创新性发展”，都需要以人类共同价值为标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针对其进行检验7。所以，历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二）“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必须深刻理解“两个结合”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两个结合”不是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硬凑合在一起，“结合”的前提条件只能也必须是彼此契合。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看，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也尽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之间既不“同根”，也不“同源”，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间，实质上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指引和被指引的相互契合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事实上也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普遍社会治理观念，与当下普遍提倡和推行的“以民为本”“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通融；内涵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勇于担当精神和革命精神相契合、相融合。正是基于这个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忠实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相结合”，绝不是一般的“物理反应”，更不是简单地搞“拼盘”式合并，而是彼此之间互相依存、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一方面，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广泛传播，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传播遐迩的同时，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主124人翁的姿态欢迎马克思主义，真诚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鲜活中国元素充实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1。实事求是地讲，“第一个结合”促使作为党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使之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稳健发展的指导思想作用；“第二个结合”给马克思主义本身原有的理论体系增添了更多切合中国实际的鲜活元素，促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和现代化方面更具生命活力。“两个结合”从根本上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基，显示出“中国特色”和鲜明的时代个性。“中国特色”的关键在于我们党自觉真实地实现了“两个结合”。在过去的几百年时间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面对其他不发达国家传统文化的时候，要么进行征服，要么坚持同化8，赤裸裸地把西方文化当作是唯我独尊的世界文化。中国共产党对“第二个结合”持续不断的探索过程，充分彰显了党对思想解放的精神追求。这种持续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提高党的理论自觉，持续推进思想大解放的过程。“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不仅在于它带来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还在于彻底破除了“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神话迷信，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挺立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筑牢了理论创新发展的根基9。可以说，这“两个结合”创造性地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道路，揭示并彰显了党在新时代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荣的规律。（三）“两个结合”是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坚持“两个结合”是推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完整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0的理论观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并且对“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的基本内涵，分别从概念和理论进行了具体阐释。在随后不久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对“两个结合”的价值地位、内在机理等内容进行了具体、系统的科学表述，为持续推进思想解放奠定了思维方式上的坚实基础9。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新”，就因为在世界现代文明发展史上，它首次突破了西方文明发展模式和独立自主的现代文明形态，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独立自主的现代文明具有随着时空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实现创新发展的能力，具有强大的时代生命力、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个结合”获得成功，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文化祛魅作用9。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生生不息的自我革命的动力之源，“两个结合”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内生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早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就坚信不疑地指出，未来的共同体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294，“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1307。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还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1283，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1285。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1221，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政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实际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敢于刀刃向内重要实践的力量源泉，也是作为执政党坚决扫除一切消极腐败现象，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更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科学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中，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更多的现代化标识，也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文化生命。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我革命因素相结合，不仅是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党自我革命重要思想的丰厚沃土。125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二、以“第二个结合”为科学指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第二个结合”铸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现代化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避免的历史使命。世界的现代性结束了以往地域性的历史抑或民族性的历史，使之成为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13。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1276，“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11277。现代化对于古老而文明的中国来说，同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性。但是这种普遍性的实际展开方式，只有通过依循中国国情而来的具体化，才会具有它真正的现实性和时代性。中国整个现代化的实际进程，意味着现代化的使命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意味着现代化的普遍性在中国的个别性中获得充分的具体化。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定要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依其本质来说就是中国式现代化13。由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罕见的独特性和坚韧性，从而使得它被称为一个“伟大的、独特的例外”1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中，凝结着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实践经验，凝聚着全党的高度共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拓展了赓续中华文脉的具体路径。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磅礴力量，未来需要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性发展，更好地发挥其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的统领和指引作用。文明形态历来是以一定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为支撑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状态，这个文明形态的特征无论是西方现代文明，还是中国式现代文明概无两样。中国共产党所选择和践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孕育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基础和实践载体，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升华，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新型中华文明15。从一定意义上讲，“第二个结合”催生和造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实践的转折点，已经到达并且决定性地获得了它的自我主张时，其学术上抑或文化上的相应转折，也就不可避免地随即发生。当下和未来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和精神力量，更好地促使中华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绽放出新时代更加夺目的光彩16。站在新时代新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上，创造性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既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不断吸纳人类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又需要进一步激发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旺盛生命力，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动力。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背景下，就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来讲，已经不再只是具有一些中国元素、中国色彩或中国内容而已，而是彻底摆脱了中国人的“学徒状态”，并且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样的自我主张在现代文明的整体性上意味着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13。（二）融合“第二个结合”提升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方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在未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旦丢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异于自我割断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和精神命脉。只有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根本上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才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且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和而不同”和合文化，践行“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理念的古老而友善的民族。中华民族历来主动与域外先进126的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融，不仅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万里驼铃万里波”的丝路长歌，而且造就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景象，形成了“梯航万国海相通”的宋元格局17。例如，穆天子传 记载了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与西王母二人有幸在瑶池相会的生动故事。据 穆天子传 记载，周穆王因周游列国而遇见西王母，二人彼此酬答，相互分享，彼此馈赠，美美与共。“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之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18这是有关中国陆路“丝绸西传”最早的文字记载，反映和揭示了中国人向西寻梦、渴望文明交流互鉴的基本史实19。同时，中西方之间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8。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尤其是从古代开放和封闭的历史兴衰中得到启迪，“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广泛赞同和积极参与，已经由“陆路丝绸之路”延伸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这艘满载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谐号”远洋巨轮，正在“向海发展”“向海经济”“向海图强”20的目标远航。未来要进一步融合“第二个结合”，开拓创新性发展的思路，彻底打破封闭僵化的思维模式和思维定式，深入挖掘和阐发其新的时代价值和意义。“中华法系”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科学凝结和高度概括，远不止涵盖我国古老的历史传统和法律文化，中华法系的发展、演进从来就没有终止过，中华民族在法治道路上的创新发展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华法系是世代中华民族法治精神的结晶，有许多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和理念，未来需要进一步弘扬传承和创新发展21。当下和未来我们对“中华法系”传统法律资源的深入挖掘，绝不是为了复古过去，而是要探寻法治传统与现实法治的契合点，辨明中华民族法治发展的未来方向，因势利导推进中华法治文明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创新性发展之源22。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体人民开发“中华法系”的宝库资源，弘扬、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并且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使古老的中华法治文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我国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发展的新阶段21。（三）遵循“第二个结合”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系统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基和命脉的当代价值。千百年来积淀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整个人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奠定了重要基础。例如，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所尊崇和追求的“仁、义、礼、智、信”，就从价值体系奠定了封建社会人性良善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价值评价标准。这些人性良善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价值评价标准，既能调节、制约个体的欲望和理性，也能规范个体与他者的人伦关系，还关涉到封建君王的“民本”政治基础18。追求认知性的真理是人类共同的价值，未来需要不断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渠道和辐射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蕴含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就因为它具有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前提和动力，能够体现和彰显文明交流互鉴的一般规律。例如，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作为使者出使西域。西汉“政治外交家”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向当时的西域地区传播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并且成功地开辟了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交流的活跃期，促进了中华文化向世界的传播18。文化交流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主导原则，是一种理解世界未来发展的新范式。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跃升的文化基础竞争中，以何种文化观念和文化价值赢得广泛认同，将直接关乎中国文明崛起的国际认可度和文化价值的感召力23。我国未来要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的胸怀，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不断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让一切文明的精华造福当今、造福人类16。“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科学遵循和思想路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遵循“第二127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个结合”增强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力，明确“第二个结合”所处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方位与时代底色，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互释和时代融合，在相互“结合”中形成新的文化有机体，铸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4。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在“结合”过程中不断构建、巩固的思想成果，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并且在“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中介作用，持续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24。“第二个结合”赋予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思想内容，明确了转化与发展的主体和要求；在创新性发展与融合性发展的关系中，着力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自觉性与文化主体性，增强思想阐释力的历史性与科学性24。未来要遵循“第二个结合”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实质上指的就是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带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突出体现了国家利益和国家意识形态，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推进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性发展的现实路径（一）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华民族”概念是在20世纪中国面对世界的时候产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高度凝练，也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践行“两个结合”的现实成果，更是对党的民族工作经验的理论提炼和再阐释25。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我们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和价值追求。各族人民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基因的载体，是身份认同的参照物，也是各民族文化的总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人们通过这些文化符号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因此，牢固树立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当下树立中华民族形象的根本26。中华民族是中国人面对世界的一个自我称谓，也包含着中国各民族在世界文化坐标体系中的精准定位。对“中华民族”的科学理解和精准解读，须臾离不开“中国”与“世界”这两个纬度及其相互作用27。“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2，不仅被写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而且成为 宪法 规定的全体人民“第二个百年”共同奋斗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832。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理念，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华民族的未来同世界息息相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千万不能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立起来、割裂开，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需要用“世界之中国”的战略眼光，认识和审视“中华民族”概念的世界意义和价值27。（二）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建设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要以中国式法学知识体系为基础。中华法治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深厚的法治底蕴，是人类最灿烂的法治文明之一。中华法系在世界主要法系中，自成一体、独树一帜，曾经对世界法治文明尤其是对东亚和南亚法律文化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29。中华法系和中华法治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5 000多年从未中断过的文明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见证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法制建设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018；“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3042。中国古代法于春秋之前“有法而无典”，春秋以降“始有法而有典”，唐律对历代法制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31。“复兴中华128法系”是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文化使命。这里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新时代复兴中华法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重构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中华民族有着5 000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32。传统法治文化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历朝历代司法认同的文化基础，是形成和塑造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脱离了传统法治文化根基的司法制度，丢掉抑或背离中国法治传统和中国式法治思维，就会因为缺乏赖以支撑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基础，而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普遍认同。在当下和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弘扬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树立中国式法治思维、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有助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本源与特质，有助于提升司法治理乃至社会治理水平，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3。法律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方法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这是法律规则的本质和实质内容。探寻优秀传统法治文化蕴含的司法思想、司法制度和司法经验，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有益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深厚文化根基，提供强大精神力量32。（三）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体系建成创新型大国的前提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讲话，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促进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只有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进程。高等学校的课程体系是知识体系建构和传播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能够促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持续发展。尤其是通过提炼具有原创性、标识性、解释力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才能够有力地促进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35。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2024年九项重点任务中，摆在首位的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36，突出了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把科技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的技术成果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元宇宙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正在经历和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37。这场工业革命在进一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必将引发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层次变革。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依托的法治，在要素、场景、功能、思维和方式等方面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并日益迈向数字法治这种法治文明的新形态，数字法学应运而生。数字技术给法学知识体系带来的诸多严峻挑战，迫切要求中国法学界积极应对、主动反思、更新变革既有的法学范畴体系38。知识主要是指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认识与经验的总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产权体系，需要立足新时代中国实践，发掘和培育知识生长点和创新源，用中国实践丰富和升华中国理论；尤其需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39。例如，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要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必须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40。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文化主体性，不可能从某种教条的或外来的理论框架中生发出来，也不可能通过机械照129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搬、套用某种理论来建构，只能在实践中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我国实践活动主体的人民性特征，决定了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当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39。理论思维的生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内在机理，理论思维的创造需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具备优秀的思维品质，思维活动的本质决定了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把握是一个能动的、逐步深化的过程4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42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其关键在人，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去推动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需要理论工作者不断增强洞察问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的敏锐度，善于从看似平常的实践活动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敏锐发现问题，从复杂交织的诸多问题中精准锁定重大问题，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中把握必然性，明确学术研究的原点、探寻理论创新的基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不断强化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思维，善于用中国理论去指导和阐释中国实践41。（四）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文明对外传播体系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合作平台，反对零和博弈、弱肉强食；奉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倡导全球治理观，全球安全观、生态观、文明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赋予中国智慧15。当下全球化舞台上的文化博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价值观之争；二是对文明的文化阐释权之争，文化精品则是这种竞争的重要载体。未来要大力培育文化发展的民间力量和社会力量，以文化价值的相互勾连，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培根筑基23。某些西方国家鼓吹文化同质化和普遍性，否认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性，企图用西方的价值标准把多元文化的世界强制统一起来，以某种单一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全人类是不可思议的43。任何文明都有权利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任何文明都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取代、排斥别的文明的理由。中国创造和构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统一的44。中华文化的对外影响，始自商周，发轫于秦汉，兴盛于唐宋元明，而自近代开始却日渐式微。自党的十五大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和成绩。党的十八大之后更是获得了大幅提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45。从结构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纽带结成的社会实体。身居在这个共同体中的56个民族，始终保持着互嵌共生的空间格局，并且以互补式经济关系为基础，达成彼此承认生活习惯、文化偏好、价值选择的认知共识，共同体内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和语料素材25。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全体成员长期的文化生活经历的科学总结和系统凝练，是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实践的生动表征，这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全面正确地理解，有助于展现中国形象的宝贵叙事意义。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定位，在“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进程中，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深厚历史，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大力宣传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46，从历史、理论、生活多个维度，组织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生产传播。对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传播，需要以图腾、器物、衣饰等为载体，以某一特定历史时空为锚点，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价值意蕴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表达。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党不断健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25。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文明对外传播体系，需要秉持开放包容、胸怀天下的学术研究视域和情怀，在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下，促使具有中国理论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推动中华文明不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39。130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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