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基于农业生产“大托管”模式.pdf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引言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作为一种新型农业产业组织联盟，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载体，能实现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产业链效益的最大化1。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发展。2017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促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2018 年 3 月，原农业部办公厅、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中国农业银行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支持政策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农业综合开发机构和中国农业银行要大力支持符合政策要求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开展示范创建，提供财政、金融等服务支持。2021 年 5 月，农业农村部印发 关于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创新主体联合机制，组织联合体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近年来，数字经济飞速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2。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有助于提升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数字经济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2022年 1 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 10 部门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对利用数字经济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契机3。安徽省自 2012 年起着力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强化政策引领、抓好典型示范，以及加大资金支持等措施，积极构建新型农业经收稿日期：2023-03-02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不同联合体模式下安徽省农业产业链主体纵向协作的合作博弈模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K2020A0504）；安徽省高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数字供应链金融赋能中小企业模式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3AH051569）作者简介：韩兰华（1987）,女,博士,滁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从事农业产业链及供应链管理研究。数字赋能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基于农业生产“大托管”模式韩兰华潘荣根汪桥（滁州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滁州239000）摘要：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数字平台赋能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可为联合体各参与主体间合作搭建桥梁。基于农业生产“大托管”模式和博弈双方有限理性的假设，构建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演化博弈模型，引入政府激励因素，分析双方主体行为的演化轨迹，利用 Matlab 软件进行数值仿真验证，结果发现：适当的政府激励可以使博弈双方向理想的稳定结果收敛，政府激励额度显著影响博弈双方的行为演化。基于演化结果提出应发挥地方政府引领作用，完善政府激励机制，强化数字技术应用，完善合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稳步发展。关键词：数字经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合作博弈中图分类号：F306.4:F3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254(2023)06-0064-07064渤海大学学报二二三年第六期渤海大学学报营体系。虽然各级政府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主体的发展，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中主体用钱难、用地难、保险难、用工难等“四难”及内部利益联结机制不够紧密等问题，仍制约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持续健康发展4。数字经济背景下解决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四难”和利益联结等问题，对发展和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一、相关文献综述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基于农业产业链的现代农业组织形式，其内部经营主体是以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经济主体。作为产业、要素与利益紧密联结的联合体，其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了规模经营优势，契合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与要求，实现了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2003 年，郑定荣首次提出“联合体”的概念5，直到 2015 年，孙正东阐述了在新常态背景下联合体产生的过程与作用，同时提出联合体运营效益的基础、机制和评价框架，联合体逐渐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起初对联合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联合体概念内涵与特征上（禤燕庆6,2017；张琴7，2017；张照新8，2018；王志刚9,2019）。随着联合体实践应用的快速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关于联合体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孙正东（2015）从要素流动的保障机制、产业链接的协同机制和利益共享的约束机制探讨了联合体的联合机制10。陈定洋（2016）系统阐述了联合体的产生机理与运行机制11。李含悦（2018）以湖北 102 家省级示范联合体为对象，建立联合体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探讨经营主体内部的联结机制12。李纪华（2020）从成本收益角度探讨了联合体的形成过程，运用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得出不完全信息下联合体形成的动态机制和稳定均衡条件13。张笑寒（2021）运用动态演化博弈构建了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与家庭农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政策视角下三方主体行为的演化轨迹14。刘岩（2022）从共生角度分析联合体主体等共生单元形成的共生系统，结合案例剖析联合体组建发展中共生模式与困境15。尚旭东（2020）从组织创新视角研究联合体组织优化问题，指出组织嬗变中出现家庭农场经营“去家庭化”“俱乐部化”等组织异化问题，并提出地方政府不应过度扶持，应解决私人投资所不能解决的公共领域16-17。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渗透及数字技术的驱动，信息技术通过共享机制可降低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负面问题，对接供需双方，提供交易空间，降低市场风险与成本，为联合体提供了融资等平台，有助于联合体解决“四难”、利益联结机制不够紧密等问题。目前，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金融助推脱贫攻坚、数字产业化推动农村经济、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助力农村产业振兴等方面18，且以定性研究为主，主要探讨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鲜有将数字技术与平台相结合来研究联合体。基于此，本文运用动态演化博弈，结合数字技术与平台，分析政府激励下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平台与联合体主体合作的演化逻辑，期望为促进农业产业化稳步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二、农业生产“大托管”模式的运行机理分析2022 年 4 月 25 日，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农业生产“大托管”示范推广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首次提出农业生产“大托管”模式。“方案”提出2022 年，在全省选择 21 个产粮大县开展“大托管”示范，示范面积达 200 万亩；到 2023 年底，实现在所有产粮大县开展示范；到 2025 年底，力争实现产粮大县乡镇全覆盖。农业生产“大托管”以“一引领、两委托、三跟进”为基本特征的生产经营方式创新，即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接受农户委托直接提供全程托管服务；或者再委托给托管主体开展服务，各类农业服务组织跟进提供专业服务、金融机构跟进开展金融支持、其他参与各方跟进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从而有效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是安徽省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一次重要创新。“大托管”模式与传统的托管模式相比，组织化程度更高、配套服务更全、风险防控更强、利益联结更紧密。“大托管”模式中，各个参与主体各司其职，托管主体实施规模经营，利用专业生产优势，引入优良品种、智能装备、先进技术等要素开展专业化生产；其他社会化服务组织跟进配套服务，为托管主体提供信息发布、农资065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供应、生产指导、农机调度、银行贷款等覆盖全产业链的服务；保险机构提供托底保障，开发保险产品，对托管主体做到保险全覆盖，有效防范农业生产经营风险。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为农业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源，数字化通过数字平台（如安徽省淮南市农业生产大托管网络数字平台）赋能“大托管”的发展。数字平台（如安徽省淮南市推广的“农管家”平台）为托管主体推广宣传信息、提供“托管代”服务、推进品牌建设、提供生产技术支持服务（指导签订托管合同、集中采购、科学种植等），在托管主体与其他参与主体之间发挥纽带作用；托管主体通过数字平台可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同时提升品牌知名度、降低市场风险与成本。见图 1。三、数字赋能下各参与主体间的合作博弈模型构建与分析（一）基本假设与支付矩阵“大托管”模式中，主要参与主体包括托管主体、其他社会化服务组织、银行及担保公司、保险机构、数字平台和政府，其中托管主体负责规模经营；其他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提供生产指导或技术指导等配套服务；银行及担保公司提供金融支持；保险机构以保险产品形式提供托底保障；数字平台为托管主体提供信息等，是连接托管主体与其他参与主体的桥梁；政府根据相关政策给予一定的激励。为了简化模型，本文将以演化博弈方法，基于参与人的有限理性，分析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间的合作博弈。假设 1：模型中有两个参与主体，即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数字平台的策略选择为为托管主体提供信息，为其他主体提供信息，托管主体的策略选择为加入数字平台，不加入数字平台。假设 2：对数字平台来说，设 R3为托管主体提供信息而获取的收入，R4为该平台为其他企业提供信息而获取的收入；C3为该平台为托管主体提供信息产生的运营、维护费用；C4为该平台为其他企业提供信息产生的费用。对托管主体来说，R1为选择加入数字平台，通过该平台获得的总收益；R2为原有收益；C1为选择加入数字平台，借助该平台推广信息、获得配套服务所需支付的费用，C2为使用原有通道获得相关服务的费用。假设 3：政府为鼓励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的合作，给予一定的补贴，设 S 为补贴额度，即数字平台或托管主体愿意合作，即可获得该项补贴。其中，S叟0。基于上述假设，得到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的博弈支付矩阵，见表 1。表 1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的博弈支付矩阵策略数字平台托管主体提供信息，加入R3-C3+SR1-C1+S提供信息，不加入R4-C3+SR2-C2不提供信息，加入R4-C4R2-C1+S不提供信息，不加入R4-C4R2-C2图 1“大托管”模式保险机构其他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信息发布、生产指导、技术指导等配套服务）银行及担保公司数字平台托管主体066渤海大学学报二二三年第六期渤海大学学报（二）复制动态方程与均衡点设 x 为数字平台为托管主体提供信息的概率，y 为托管主体加入数字平台的概率。基于表1，得到数字平台为托管主体提供信息的期望收益 V1与不提供信息的期望收益 V2分别为：V1=y（R3-C3+S）+（1-y）（R4-C3+S）V2=y（R4-C4）+（1-y）（R4-C4）数字平台为托管主体提供信息的平均期望收益为 V：V=xV1+（1-x）V2数字平台为托管主体提供信息的复制动态方程为：F（x）=dxdt=x（V1-V）=x（1-x）（V1-V2）=x（1-x）（R3-R4）y+S+C4-C3（1）同理，托管主体加入数字平台的期望收益V忆1与不加入该平台的期望收益 V忆圆分别为：V忆1=x（R1-C1+S）+（1-x）（R2-C1+S）V忆圆=x（R2-C2）+（1-x）（R2-C2）托管主体加入数字平台的平均期望收益为V忆：V忆=yV忆1+（1-y）V忆2托管主体加入数字平台的复制动态方程为：F（y）=dydt=y（V忆1-V忆）=y（1-y）（V忆1-V忆2）=y（1-y）（R员-R2）x+S+C2-C1（2）根据复制动态方程（1）（2），令 F（x）=0，F（y）=0，得出该演化博弈模型的 5 个均衡点：（0,0），（0,1），（1,0），（1,1），（x*,y*），其中 0燮x*,y*燮1。（三）均衡点稳定性分析根据雅克比矩阵求解法，设该模型的雅克比矩阵（允）为：允越坠F（x）坠x坠F（x）坠y坠F（y）坠x坠F（y）坠y晌尚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裳捎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则|J|=坠F（x）坠x坠F（x）坠y坠F（y）坠x坠F（y）坠y晌尚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裳捎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越a11a12a21a22若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则由复制动态方程求得的均衡点就是稳定结果 ESS：trJ=a11+a22约0、detJ越a11a12a21a22越a11a22原a12a圆1跃园基于上述判断原则，以及雅可比矩阵，求得模型取均衡点时，aij值，见表 2。根据参与人有限理性原则，对数字平台来说，假设只有当 R3-C3R4-C4时，即数字平台为托管主体提供信息获得的收益大于为其他企业提供信息而获得的收益时，数字平台才会积极主动为托管主体提供相关信息。对托管主体来说，只有当 R1-C1R2-C2时，即托管主体加入平台后获得的收益大于未加入平台的收益时，托管主体才会主动选择加入平台。此时，满足 R3-R4+S+C4-C3叟0 与 R1-R2+S+C2-C1叟0。引入政府激励后，“数字平台托管主体”演化博弈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需要分以下几种情况进行讨论。（1）若 S+C4-C3约0，S+C2-C1约0 时，即政府补贴小于数字平台为托管主体与其他企业提供信息的成本差，在小于托管主体加入平台前后的成本时，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有两个：（0,0）与（1,1）。（2）若 S+C4-C3约0，S+C2-C10 时，即政府补贴小于数字平台为托管主体与其他企业提供信息的成本差，但大于托管主体加入平台前后的成本时，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有一个：（1,1）。（3）若 S+C4-C3跃0，S+C2-C1约0 时，即政府补贴大于数字平台为托管主体与其他企业提供信息时成本差，但小于托管主体加入平台前后的成本时，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有一个：（1,1）。（4）若 S+C4-C3跃0，S+C2-C10 时，即政府补贴大于数字平台为托管主体与其他企业提供信息的成本差，在大于托管主体加入平台前后的成本时，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有一个：（1,1）。综上所述，引入政府激励后，“数字平台托管主体”演化博弈有两个稳定策略（0,0）与（1,1）。表 2均衡点处 aij值均衡点a11a1圆a圆1a2圆（0,0）S+C4-C300S+C2-C1（0,1）R3-R4+S+C4-C300-（S+C2-C1）（1,0）-（S+C4-C3）00R1-R2+S+C2-C1（1,1）-（R3-R4+S+C4-C3）00-（R1-R2+S+C2-C1）（x*,y*）0PQ0067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图 2初始比例不同图 3不同政策激励下策略选择四、数值仿真演化博弈中，其结果主要取决于参数的初始值和双方策略选择的比例，为清晰了解双方演化过程，分析参数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本文将运用 Matlab 软件对均衡点进行模拟仿真，分析参数变化对演化结果的影响。由于参数取值需要满足 R3-C3R4-C4，R1-C1 R2-C2，设模拟周期为 10，R1=1，R2=0.8，R3=0.6，R4=0.5，C1=0.4，C2=0.3，C4=0.35，S=0.03。图 2 模拟了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在不同初始比例下的演化轨迹。当 x=0.2，y=0.2 时，向稳定点（0,0）演化；当 x=0.5，y=0.5 与 x=0.8，y=0.8时，向稳定点（1,1）演化，但是 x=0.8，y=0.8 时的稳定速度较快。图 3 模拟了不同政策激励下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策略选择的演化轨迹。基于最初参数设置，将政府激励强度加大时（S=0.03 变为 S=0.15），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收敛于理想状态的速度变快；而政府激励强度减少时（S=0.03 变为S=0.01），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收敛于理想状态的速度较慢。由此，政府不同的激励强度明显影响博弈双方的行为演化轨迹。图 4 模拟了不同政策激励下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在不同初始比例的演化轨迹。结合图 3可知，政府激励强度越大，博弈双方主体策略选择初始比例越高时，向理想状态收敛速度越快。068渤海大学学报二二三年第六期渤海大学学报图 4不同政策激励下博弈双方初始比例不同五、结论与对策建议本文基于“大托管”合作模式，以及博弈双方有限理性的假设，构建了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的双方演化博弈模型。根据演化结果可知，该模型存在两种稳定结果：不为托管主体提供信息、不加入数字平台与为托管主体提供信息、加入数字平台。引入政府激励因素后，发现适度的政府激励可以使博弈双方向理想的稳定结果收敛，政府激励额度显著影响博弈双方的行为演化。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充分发挥各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引领作用当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积极采取合作策略选择的比例增加时，系统向理想的状态收敛，因此，各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首先要深刻认识当前“大托管”模式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对我国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从现有实践来看，开展农业生产“大托管”，有利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助推乡村振兴，还有利于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各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结合所在地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实际情况及发展情况，宣传“大托管”模式的创新举措，以及创新举措所带来的好处，鼓励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积极合作，提高双方的合作意愿，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稳定发展；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对接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其他社会化服务组织，以及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参与主体，引导并鼓励这些组织及主体积极参与“大托管”生产模式。2.进一步完善政府激励机制政府激励额度的增加显著影响博弈双方的行为演化，加大政府激励有利于博弈双方较快收敛于理想的状态。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快出台相关措施，继续加大政府扶持力度，鼓励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积极合作，提升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整体发展水平。在资金上，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资金补贴、税收优惠、财政贴息等方式，激励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引导组织与主体开展融资担保、设立联合体内部担保基金等；在人才上，加大人才培育投入，联合各类专业院校，培养懂先进信息技术、农业知识与技术的优秀农业人才；在土地上，落实好土地用地利好政策，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优先安排农业用地，满足托管主体的用地需求。在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要提高激励制度透明度，规范流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3.强化数字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应用“大托管”涉及各方面数据，信息繁多且零散，可通过开发数字平台方式管理和分享数据，为农业生产提供支持。应充分把握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带来的数字红利，从资金划拨、法律保障等方面促进数字平台建设，获取贷款申请、托管信息查询、农技农资服务等在线咨询服务，进一步实现数字化监测。充分发挥政府的扶持作用，积极对接保险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其他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引智”提升数字平台服务水平，有效促进数字平台与托管主体的积极合作，积极发展智慧农业，构建高效的农业产业链，完善“大托管”模式和服务体系。积极引进具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背景的优秀人才，构建并完善数字平台，监测数字平台与069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托管主体双方的供需情况，进而促进双方的稳定合作。4.完善合作利益联结机制“大托管”模式中，不仅涉及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成员，还包括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其他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外部组织。为促进各类组织和主体的合作，围绕“大托管”，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主体通过数字平台开展与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其他社会化服务组织间的深度合作，健全信息资源、数据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的共享机制，完善“大托管”模式中各类组织与主体间的利益分配机制，保障各方都能够切实获得收益，进而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稳定发展。参考文献：1王艳荣,王后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实现机制及其决定因素:基于家庭农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44(6):148-159.2马改艳,杨秋鸾,王恒波.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机制、现实挑战与突破之道J.当代经济管理,2023,45(8):33-38.3马文武,韩文龙.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天津社会科学,2023(3):91-98.4窦祥铭.安徽省培育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探索与实践J.农技服务,2020,37(9):117-119+123.5郑定荣.重新构建农村经营新体制：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问题探讨J.广东经济,2003(10):26-28.6禤燕庆,寇广增,蔡海龙.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新型经营主体联合经营的新探索：基于安徽调查J.农村经营管理,2017(10):26-27.7张琴，郭红东.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基于安徽宿州的调查J.新疆农垦经济,2017(1):1-8.8张照新.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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