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对于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doc资料.doc

对于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下下面试算限价期间一日内消费者为此所损失的时间。据天津市南华里副食商场(110个限价蛋供应点之一)调查显示：限价期间该国有副食商场日均上市鸡蛋4000斤(100箱)，每位市民一次限购3斤，每日购蛋总人数估计约500人次。消费者为购蛋排队的队长人数少则30人左右，多则二、三百人。据估计每位消费者排队等候约至少平均需20分钟。据此可算出限价期间全市110个销售点一日耗费的总时间为：T=20分钟500(人)110(销售点)=2.7(万小时)。这相当于一个人不休假日连续工作14多年的劳动时间(每周工作40小时)。按照边际生产力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以小时工资4元计，则仅排队购蛋一日就会使国民生产总值损失10多万元(4元2.7)。当然这只是粗略的推测，目的不在于估计的精确性，而在于指出管制条件下交易成本的实质。vi 资源的浪费。这也是一种支付出的交易成本。政府对鸡蛋的价格进行管制，降低了鸡蛋的售价，这使消费者获得了政府的无偿转移，从而增加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用同量预算收入可满足更大的需求。E1 为价格管制开始时天津市鸡蛋市场供求均衡点，P1 和Q1 分别为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当政府将价格限制在P时，对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而言，面对收入既定而商品的相对价格比发生改变的条件，由于存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他将增加低价格商品的需求(吉芬商品除外)。这样在限价水平P下，消费者的同量预算收入可实现对鸡蛋的需求量将由原来的Q1 增加到Q2 .进一步由于补贴是体现在鸡蛋这一有形的商品中，使消费者感到购买是取得补贴、享受廉价资源的唯一方式，其预算约束被软化，消费需求被扭曲，从而使得它们的需求规模超出其通常预算而成倍地增加。这表现为需求曲线在管制价格以下发生转折。可以看出，虚线D表示在同样价格下需求量更大。在对天津南华里副食品商场的调查中，我们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在鸡蛋价格不受管制时，鸡蛋的日上市量为1600斤，人均购买量为2-3斤，而且是随来随买，无排队现象;而在限价期间，鸡蛋的日上市量达到4000斤，人均购买量增至10斤，而且每天都有200-300人排队等候。如此膨胀的购买量往往超过了消费者实际的需求，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了这样的事例：有的人在家中储备了几十斤鸡蛋，因来不及食用，再加上天气炎热，一个月后拿着变质的鸡蛋到商场要求退换。超过实际需要的资源被浪费了，对社会来说就是额外的成本。以上分析的各种成本都是在管制制度下必然发生的，而在市场调节制度下却不存在。所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分析表明，鸡蛋价格管制这一制度安排不是使鸡蛋的交易成本下降了，而是使其大大地上升了。即使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补贴制度相比，其交易费用也大为增加了。这是因为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中虽然比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些，但比市场环境中的价格管制制度的层次和渠道还是较简单的。发生在市场环境中的价格管制制度，因实施难度的加大必须增加层次和渠道，从而交易费用必然增加。这是价格管制制度最终被天津市放弃的根本原因。五、管制制度没有完全实现政府的预期目的进一步的分析应当涉及鸡蛋这种商品的属性与价格制度的关系，以及天津市政府实行鸡蛋价格管制制度的基本目的。这是因为如果鸡蛋按惯例确属应管制的产品，或者如果市政府实行管制的目的基本达到，则交易费用的大小或增减并不会构成这项管制制度继续实施与否的唯一因素。制度安排从实施方式看，从理论上可分为市场诱导性的和强制性的两大类。天津市1995-1996年实施的价格管制制度，应该说主要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实施，从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看，其依据主要是矫正市场经济调节的失灵、失误或缺陷。比如维护公正分配，保持经济稳定，产品属于非价值产品或公共物品，或其生产过程存在外部不经济等。鸡蛋显然是价值物品，不是公共物品，其生产过程也不会产生外部不经济问题。所以鸡蛋价格管制主要是为了维护经济稳定，这包括鸡蛋生产的稳定和鸡蛋价格的稳定;也是为了维护公正分配，保证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下降。那么这些目的(或可看作是政府的收益)是否实现了呢?(一)鸡蛋生产的稳定未完全实现。鸡蛋是一种普通的大众消费品，不属于典型的需要计划调节和管理的产品;或者说鸡蛋生产不会长期处于垄断状态，也不会长期处于自杀性竞争之状态。鸡蛋生产者可以在市场波动中逐渐找到供求平衡点。在短期内供求缺口的扩大能够拉动价格上涨，但很快鸡蛋的替代品就会参与竞争，因而价格不会无限上涨。替代品将平抑物价，提高需求满足的程度，同时也调节消费结构向供给结构靠拢。由于鸡蛋的生产周期较短，故从稍长期生产者就会调整结构，提高供给，适应需求。经过这样几个周期波动后，供求均衡点就会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实现。然而，补贴不能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因为补贴一方面刺激了需求的扩大，另方面却可能抑制供给的增长。补贴虽可使生产者的收益达到市场价的水平，但当生产者以补贴价提供产品时，总是感到利益受损;加之实际补贴发放过程往往要延迟几个月，生产者的实际利益也的确受到损失或影响。故至少天津1995年的价格管制补贴制度未使生产处于稳定状态。资料表明，1995年天津市鸡蛋生产量减少1亿斤，这除了生产成本上升的冲击之外，与补贴制度的缺陷是不无关系的。(二)鸡蛋价格“局部”、“短期”的稳定。天津市政府在95-96年对鸡蛋采取价格管制，可以说，即使在限价期间内，也只有市区这110个限价点的鸡蛋价格是“稳定”的，其余大部分区域蛋价反而容易上涨。这是因为，价格管制是人为地把天津市鸡蛋市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限价蛋市场，一类是市价蛋市场。在蛋源既定的情况下，局部的偏低价格必然在真正的市场上造成涨价的压力。由于政府补贴结果只会使生产者获得与市场均衡价格P1 相同的价格(即收购价+补贴=市场价)因此鸡蛋的市场供给量将以Q1 为上界(Q1 以上的产量对生产者来说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MR=P1 )，这将存在供需缺口Q2 -Q1 ，迫使鸡蛋价格上涨，新的市场均衡点将在E2 点达到。由此可见，P2 的价格水平要远远高于P这一水平。事实的确证明，当天津市政府对国营门市部的鸡蛋价格实施管制时，不受管制的农贸市场蛋价却一直居高不下。原因不难从以上分析中找到。一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价格补贴的存在使鸡蛋的实际收购价达到3.5-3.80元/斤的水平，当生产者手中不受管制的鸡蛋由非国营门市部征购时，生产者心目中已有了一个很高的心理价位，更希望通过此举弥补由于受到价格管制而遭受的损失(即使政府对生产者由于低价出售而遭到的损失进行了补贴，而且补贴额很高，但名义收购价很低，易使生产者形成吃亏的错觉)，于是市场价被拉动到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上文提到，较低的价格刺激了需求，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供求双方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在不受价格管制的情况下，就表现为价格的上涨。调查资料显示，当110个定点门市部被迫以3.30元/斤的价格出售鸡蛋时，农贸市场的鸡蛋价格却一度达到了3.9-4.1元/斤的水平。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价格管制反而使鸡蛋的市场价格上涨和不稳定，而绝大多数市民是在自由市场上购买鸡蛋的，所以稳定物价这一预期目标没有充分实现，只在很小的局部暂时实现了。当然如果价格指数的测算以限价销售点上的价格为准，则名义上的物价上涨率肯定不会很高。这也许正是前几年人们的心理感受与公布的物价指数存在较大差距的重要原因。(三)公平的目标没有完全体现。价格的提高将使公众收入的购买力降低，而低收入阶层，相对于高收入阶层而言，对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是比较低的。所以，实施价格管制制度，其真正的目标受益者主要为社会中的低收入阶层。从国民收入循环的角度看，政府对鸡蛋的补贴实质是国民收入的一次再分配。消费者排队等待所最终获得的是这一收入的分配权，而鸡蛋不过是实现这一权利分配所借助的形式。按照价格管制的预期目标，这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应该是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但是，目标获益者是否实际获益以及获益多少，取决于他们是否购买了特定的商品(鸡蛋)。反过来说，目标获益者如果不同国营门市部发生买卖关系，不购买特定的因补贴而价格较低的鸡蛋，它就不能成为实际获益者。实际获益者享受补贴是具体表现为以一定量的货币购得了较多的补贴商品，或者为购得定量的补贴商品而付出了较少的货币。天津市政府在具体操作限价制度时，却采取敞开供应平价鸡蛋的作法。也就是说，任何个人，不需要任何凭证，只要有充足的时间和特别的耐性，都可以享受到廉价的资源。在这里，时间成为享受这种特殊资源的唯一凭证。那么谁拥有这种“凭证”呢?首先，“上班族”中那些贫困阶层是与此无缘的，只有那些待业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才有此“凭证”(其中部分人将此“凭证”出售给小贩，从而使部分补贴转到小贩手中)。其次，那些其职业的时间约束较松者有此“凭证”。再次，那些居住和工作场所距离销售点较近者有此凭证。最后，即使每个销售点的限价蛋都能为穷人购买，也只占全市30多万贫困人口的极小部分。可见，由于在制度实施过程中，政府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机制来保证特定的人群与特定的商品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难于保证补贴会使贫富消费者之间的收入相对比发生大的改变。如果补贴最终没有充分体现到消费者中的“贫困层”，则只能说它有部分的促进公平的效应。据调查，在补贴实施之初，从防止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出发曾有过几种实施方案：一是把补贴生产者的费用直接用于补贴其人均收入低于某个收入标准的穷困阶层;二是只给低收入阶层穷人发放鸡蛋票证，让其凭证购蛋等等。然而，这些措施都被放弃了，其原因一是市政府过去就习惯于采用暗补型的价格管制作法，现在用起来仍然顺手;而更为重要是虽然这些措施同样是补助了穷人，但市场上的鸡蛋价格却是高的。这会影响天津市的物价稳定的形象。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鸡蛋价格管制制度是一种政治需要。较低的补贴蛋价，向老百姓表明的是市政府正在为人民而“做工作”，为维护价格稳定而努力，适应了老百姓(总是)要求降低物价的心理情绪，赢得了民心;同时向社会表明的是天津市政府有能力控制物价，天津市场“物价稳定”。如果说这是实施鸡蛋价格管制制度的主要目的的话，那么它是基本得到实现了，客观上是收到了这样的成效的。六、结论与建议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稀缺资源的选择的科学，对于制度这一稀缺资源的选择问题，莫过于人们在政府制度与市场制度之间进行的得失分析和优劣抉择。现实的制度演进过程表明，必须根据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来确定政府调节或市场调节的制度安排(有时当然要寻求二者间某个位置上某种程度的“均衡点”)，以为经济发展维持一个均衡的制度供给环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偏好对制度供给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除福利目标这一与社会“共容”的利益之外，任何政府对政局稳定、民众支持以及集团或个人威望有特殊偏好，并且这类偏好很难用其它收益目标来替代。因此政府在提供制度安排时往往受此影响。不应否认，1995-1996年天津市政府对鸡蛋施行价格管制也可在某些程度上增加市民对政府的支持，因为市政府此举与诸如“菜蓝子”、“米袋子”等工程有异曲同工之妙，它能为市政府赢得一个“关心群众生活”的形象。如果把这些因素作为价格管制的收益考虑进来，即使从总体上未必能得出此项制度安排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的结论，但至少从政府角度看它是合乎理性的，而且其主要目标是得以实现了。问题在于，正像“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13) 一样，某一团体的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同样也不能划一等号。一个团体或个人在制度变迁中可以通过“搭便车”使成本外部化(或收益内部化)，从而实现局部盈利;而一个社会总体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它要无一遗漏地负担所有成本。因此从长期看，政府应从社会角度对某种制度供给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当我们从这种视角对天津市1995年的鸡蛋价格管制制度进行分析后便不难发现，此项制度安排的收益，相对于其所增加的巨大交易成本而言，是微乎其微的。收益与成本的这种极不对称性非常有力地说明：此项制度安排必然是不成功的。它也说明，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是很重要的。长期形成的传统体制及意识形态的强大惯性不可能在宣布建立市场经济的短时期内消失，新的市场经济制度只能逐步建立，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总是要顽强地生存，这就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过程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部可逆性特征。然而市场化进程中的这种曲折性与反复性的制度变迁成本是巨大的;而这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继续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1996年天津市政府最终放弃了鸡蛋价格管制制度。放弃价格管制后的事实证明，像鸡蛋、大白菜这类生产周期较短、替代性较强的产品的价格水平和供求关系，最好交由市场制度来调节：在短期内，鸡蛋价格的上升，一方面正好刺激了其替代品(如肉类消费等)的消费量上升，调整了消费结构;另一方面，吸引了外部(地)市场供给量，很快就能增加本地供给;同时刺激资源向生产领域流动，从而在稍长的下一生产周期使本地供给上升，价格又会再度回落下来。1996年天津市场上的鸡蛋价格曾一度下降到2.9元/斤，一般也就维持在3元多。这是最好的证明。看来，至少在某些产品领域里，即使从维持物价稳定、保证人民生活安定的目的出发，选择市场调节也是最理想的制度安排。这样性质或类似这样性质的产品在市场上占绝大多数。因此我们从鸡蛋价格管制中得出的若干分析性结论，对天津市的整个改革发展战略可能也具有一般意义。天津市在实际中执行的是“物价越低越好”的发展战略，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不适当的。物价与通货膨胀有联系也有区别。通货膨胀本质上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物价上升则有多种因素：一是通货膨胀，二是供求失衡，三是哄抬涨价，四是主动调价。只有在发生货币的超经济发行时物价上涨才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二者才一致。毫无疑问，导致物价上涨的前三种原因都应尽量避免，严加控制。但天津市同其他地区一样，有许多产品的相对价格是不合理的，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而由此引起的物价上升对生产者是一种刺激，会促进增长，从而使居民收入水平上升更快;如果没有这种价格调整，生产上不去，工资收入也就不会有大的增长，这又会迫使社会总是在降低物价上作文章。前者是良性循环，后者则是不良的。所以采用逐步调整的方式走出不良循环是必需的，是对老百姓根本利益的关注，是对长期的积极的稳定的关注。在对价格的适度上调有了正确的看法的前提下，我们建议对低收入阶层的补助应采用现金补贴的方式，而不是对生产者进行补贴的价格管制。这种补贴有较高的效率。因为现金收入的提高明确地弥补了价格上涨的损失，满足了低收入阶层的要求;同时上涨的鸡蛋价格又抑制了消费需求的不适当扩大，使其转向更多地消费其他的替代品，消费结构得到了适应性的调整。六表明了这一道理：AB线为价格管制前的预算线，AC为价格管制条件下发生替代效应的预算线，而DE为现金补贴条件下收入提高的预算线。很显然，在均衡点E2比在E1，消费者购买了更少的鸡蛋更多的其他替代品。这在假定条件下是更优的消费结构。还有两点更为重要：一是价格的适度上调将刺激生产，增加供给，从长期看又会使价格回落;二是这样改进的制度安排，将大大节约交易费用。唯一的困难可能发生在对贫困阶层的识别上，但在贫困线已经确定的条件下，这应该也是易于办到的。如果因某种原因的限制一定要采取价格管制的补贴方式，那么应当采用对低收入阶层发放限额票证的方式，且限额必须小于在消费者未享受补贴时的购买量。政府规定消费者至多可以购买OG量的鸡蛋(OG小于在市场条件下消费者的购买量OQ)，超过此限则必须支付市场价格。在这样的条件下票证补贴等同于现金补贴，消费结构是适当的。但问题是价格对生产的刺激不够足，因而不是最好的方案，同现金补贴比较起来只能是次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