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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精品文档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者：郭兆晖来源：领导科学论坛2018年第02期摘 要：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思想，并对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展开了系统深刻论述。本文围绕生态经济学自然资本的可持续规模、公平分配和有效配置三大重要原理，对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思想进行了系统解读。关键词：十九大精神；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解读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十九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篇章，核心就是学习贯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思想。党的十九大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这是党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与实践不断深化的结果。党的十六大提出走生态文明道路的初步设想；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作为一个重要段落写入了党的报告中；十八大把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全面深化生态文明领域的体制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生态文明领域的法律法规制度。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这两份重要文件。这个总体方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顶层设计，搭起了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四梁八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大对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视，标志着我们党的认识和实践有了新发展。党的十九大体现了五个“新”。第一，新时代，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第二，新矛盾，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第三，新思想，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四，新目标，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阶段与系列目标。第五，新任务，提出了我国下一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一国两制、外交、党建等各方面任务。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十九大提出了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思想，并对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展开了系统深刻论述。生态文明为最早提出“新时代”概念的领域。早在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是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新矛盾的描述，其中很多方面都是因为生态环境领域新矛盾所导致的新需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这一新思想的重要内涵，都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体现。十九大报告对我国下一阶段发展设置了一系列新阶段、新目标，新目标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十九大报告把2017年到2050年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2017年-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2020年-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从2017年到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强调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在七大治国战略中，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与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相关的重大战略。在要“坚决打好”的三场重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场。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目标中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从2020年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目标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其中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要求就是“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从2035年到2050年，我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目标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大家都熟悉，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条，是在国家层面上对核心价值目标的设定。十九大报告在其上增加了“美丽”，对应的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富强”对应的是物质文明、经济建设；“民主”对应的是政治文明、政治建设；“文明”对应的是精神文明、文化建设；“和谐”对应的是社会文明、社会建设；“美丽”对应的是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建设。五大文明都要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全面提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十九大报告对我国实现下一阶段工作新任务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其中一个重要篇章的标题就是“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十九大报告生态文明建设部分重要起草人之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说，思想上的雾霾不除，体制机制上的雾霾就很难消除，最后空气当中的雾霾就很难根除。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清除我们思想上的雾霾，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理念进行变革。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来自于由经济学和生态学交叉形成的生态经济学。不像西方经济学等从国外直接输入的学科，生态经济学是在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产生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反思，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批判，产生了生态经济学这门学科。我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产生了中国的生态经济学。二者虽然从中西方分别产生，但是它们的基本观点、基本范畴是比较相同的。生态经济学有一个核心范畴叫“自然资本”。我们知道，资本就是能够让钱生出更多钱来的东西，也就是能够让财富增值的东西。把“自然”和“资本”放到一起是什么意思呢？以前人们觉得生态环境是没有价值的，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经济回报，但是在发生生态环境危机和生态资源越来越紧缺的情况下，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自然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变成了资本，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多经济回报，因此就把它们称为自然资本。现在自然资本不仅仅是学术概念，它早已经进入党中央顶层设计，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思想当中。2003年，在浙江省委党校讲台上，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生态环境是资源，是资产”。这就是自然资本的概念雏形。在党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中，习近平总书记自然资本理念是这样表述的：“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自然生态是有价值的，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应当得到合理回报和经济补偿。”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班开班式上强调，坚定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所以自然资本不仅是生态经济学理论上的重要概念，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下面，我围绕生态经济学中自然资本的可持续规模、公平分配和有效配置三大重要原理，为大家解读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一、绿色发展：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绿色发展模式，需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先看人口增长。据世界经济史研究，公元元年世界人口总量是2.3亿，中国为6000万。1000年之后，世界人口总量为2.7亿，中国还是6000多万，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1820年，西方工业革命得到一定的发展，世界人口突破10亿大关；中国经历康乾盛世，人口达到3.8亿。1927年，世界人口突破20亿，中国为4.6亿。1960年，世界人口突破30亿，中国为6.7亿。1975年，世界人口突破40亿，中国为9.2亿。1987年，世界人口突破50亿，中国突破10亿。1999年，世界人口突破60亿，中国为12.5亿，2011年，世界人口突破70亿，中国是13.7亿。这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个规律：工业革命之后，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和中国人口都出现了指数化翻番式增长。再看经济规模。以1990年提出的“国际元”指标衡量，公元元年，世界经济规模为1025亿，中国为268亿。1000年之后，世界经济规模达1168亿，中国为266亿，跟人口增长相似，变化都不大。1820年中国和世界经济规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经济规模达6944亿，中国为2290亿，大概占当时世界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即康乾盛世后的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1950年，世界经济规模增长到53261亿，中国在经历自鸦片战争起的百年屈辱史之后，经济规模几乎没有变化，只有2399亿。1973年，世界经济规模增长到160592亿，中国增长到7400亿，虽然也在努力赶，但是差距依然被拉大。2001年，世界经济规模为37.15万亿，中国为4.57万亿，开始迎头赶上。2015年，世界经济规模大概为57.95万亿，中国达到11.46万亿，约占当年世界经济的五分之一，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世界和中国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都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我们不禁会问，这样的高速增长能不能维系下去？再看另外一个研究，也就是现任北京市长、前任环保部长陈吉宁爱讲的生态足迹研究。生态足迹就是能够持续地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其含义就是指要维持一个人、地区、国家的生存所需要的或者能够容纳人类所排放的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面积。生态足迹可以在时间上用绿线和红线来表明一对关系，绿线表示世界上每年能够提供给人类消耗的资源量，即资源供给，红线代表世界上人类每年所消耗掉的资源量，即资源消费。在图1中，这两根线在20世纪70年代相交并开始进入红色区域，这个红色区域叫做生态赤字。到了2008年，需要1.5个地球的资源才够人类消耗，中国自然资源消耗率更高。这个研究指出，2008年如果地球上都是中国人的话，大概需要2.5个地球的资源才能养活中国人。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地球已经不能再承受这么迅速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增长。生态经济学认为，人类经济系统只是大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我们应该树立这样一个观念人只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部分。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看到的世界是自然资源无穷无尽，我们把它叫作“空的世界”，也就是生态系统空间很大，经济系统可以不断扩张和膨胀。但是工业革命之后，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人们发现“空的世界”消失了，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满的世界”，也就是人类经济系统已经撑满了生态系统。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我们看看2015年中国消耗自然资源和排放废弃物的具体数据。在能源上，2015年中国消耗43亿吨标准煤（人均3.1吨），占世界能源消耗的22.9%，其中煤炭27.5亿吨（人均2吨），占了世界的50%。粗钢方面，2015年中国消耗7亿吨（人均0.5吨），占世界的43.3%。水泥上，2015年中国消耗了23.4亿吨（人均1.7吨），占世界的53.2%。氧化铝方面，消耗了0.63亿吨（人均46公斤），占世界56.8%。在废弃物、污染物排放上，二氧化碳，2015年中国排放了91.54亿吨（人均6.7吨），占当年世界的27%。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这两种重要的空气污染物，分别为1859万吨、1851万吨，占世界的35.5%和20.4%，人均排放14公斤。在表征水污染的两个重要指标上，中国化学需氧量排放为2224万吨，氨氮为230万吨，总量都是世界第一。我们知道，生态系统给经济系统提供了大量自然资源，经济系统将大量废弃物排放到生态系统。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靠的是自然资源消耗数量增长与废弃物排放数量增长来维系的，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一时的经济增长”。怎么改变这个状况？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经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中央反复强调经济发展要提质增效。十三五规划强调，注重提高经济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十九大报告提出，经济增长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是什么？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坚持质量第一和效益优先。在绿色发展的模式下，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所消耗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总量可以不增长，排放到生态系统的废弃物总量也可以不增长。实现绿色发展有很多方式，比如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而核心是要提升自然资本的质量和效益。我们以往注重提升物质资本的质量和效益，现在更要提升自然资本的质量和效益，从而大幅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这也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我们经常问：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到底为了什么？为了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这是中西方都认同的观点。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全世界每年因为空气污染导致过早死亡的人口已经达到800万，空气污染已经超过心血管疾病成为人类第一大死因，大家还发现跟健康和寿命最相关的已经不是自己个人的努力，而是周边的生态环境。因此，自然资本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已经成为了老百姓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公平分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公平分配自然资本，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这也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要理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在一篇重要论文中说，经济增长可以自动解决分配问题。换成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话就是，蛋糕做大了，每个人都会有蛋糕吃。罗伯特卢卡斯的话是针对美国讲的，那么美国是不是通过经济增长自动解决了分配问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警告，“美国正在进入财富和权力世袭的贵族制度中”，贫富差距惊人。虽然二战后美国经济增长非常快，但是美国整体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到2010年，美国万分之一的富人占了美国财富的4.48%，而美国90%的人只占了美国财富的50%。二战后的经济增长没有自动解决美国的收入分配，相反使分配情况恶化。再看世界的情况。2016年1月，总部位于英国的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发布报告称，目前全球最富有的62人所拥有的总资产高达1.7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36亿最贫困人口的财富总和。再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各个区域之间的收入分配也非常不平衡，2015年，广东的GDP相当于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国家俄罗斯（GDP世界排名第13位），但西藏的GDP只相当于尼泊尔。有人开玩笑说，西藏再怎么干，也干不过东部的一个镇，比如2015年广东顺德桂荣镇工业深加工产值超过1000亿元，超过了西藏。人均GDP最低的省份甘肃，其水平仅相当于非洲的安哥拉（人均GDP世界排名第103位）。基尼系数是评判一个国家财富收入分配公平情况的指标，国际上认为，基尼系数高于0.4，就进入了财富分配不公的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03年到2015年，我国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6以上高位，超过国际警戒线，且在2009年一度达到0.49。根据北京大学对中国家庭财富分配情况的研究，中国最富的1%的人占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财富，最穷的、25%的人只占有中国财富的1%。可见中国财富分配差距也是很大的。我们有大量的自然资本还没有进入到我国财富分配中，下一个阶段如何公平地分配好自然资本，是关系到如何缩小老百姓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问题。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下一阶段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合理公平分配自然资本。自然资本不仅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要合理公平分配，在穷国和富国之间也要合理公平分配。著名学者劳伦斯萨默斯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时说：“通过国际贸易把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是合理的。”让我们看看这句话背后的深意。我们经常讲有“官二代”“富二代”，萨默斯是典型的“经济学家二代”。他的叔叔保罗萨缪尔森和舅舅肯尼斯阿罗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父母也都是大学经济学教授。1983年，28岁的萨默斯成为了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在美国当个教授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1991年萨默斯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1993年在克林顿政府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主管美国的国际贸易问题；1999年至2001年又在克林顿政府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2001年小布什当政，他离开财政部回到哈佛大学担任校长，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校长。2008年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他是奥巴马竞选团队的首席经济顾问，为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黑人总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奥巴马竞选成功后，聘请他担任了美国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操刀制定了美国应对金融危机和之后走出金融危机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政策。本来奥巴马在第二任期想让他当美联储主席，因为得罪过很多人，他没当上，但他依然是美国智库的重要人物。中央党校经常跟美国合作召开中美智库论坛，其中必请的一个人就是萨默斯。依照萨默斯的这种观点，这几十年来有多少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到了中国？数据表明，2010年从美国通过贸易转移到中国的二氧化碳有6.7亿吨，从欧盟转移到中国的有5.7亿吨，占中国当年排放量的15%。再举一个例证，从日本运送到中国的大量集装箱装的是什么？是日本的废电子元器件、废纸、废钢、废玻璃。日本在2000年之后实行环境立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他们的根本原则就是把垃圾放到处理成本最低的国家去处理，也就是中国。不仅仅是日本，全世界有大量垃圾都运到了中国，据国外统计，中国每年要处理掉世界56%的垃圾。所以，今年国家环保部专门向WTO严正声明，中国将不再进口国外高污染高危害垃圾。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绿色贸易体系，实现国与国之间自然资本的公平分配。除了穷人和富人、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自然资本要公平分配，对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本公平分配也很重要。每年的“双十一”，中国网购都能突破世界纪录，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三个字是买买买，大家都购买了大量东西。现在，全世界消费主义盛行，用法国皇帝路易十五的话讲就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也要恣意消耗自然资源。其实，我们要和子孙后代之间建立合理的自然资源分配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公平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因此，公平分配自然资本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第一，要处理好穷人和富人的关系。人太穷了，没办法，就要破坏一点生态环境；但是，人过于富裕也会浪费自然资源。所以十九大报告高度强调共同富裕。第二，要处理好欠发达区域和发达区域的关系。穷国和富国之间存在自然资本分配不公平的情况，对于我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来说，其实也存在这个情况。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也很重要。之前我在县委书记班讲课的时候，有个县委书记给我讲了一个案例。10年前，他当环保局长的时候关停了一个污染企业，过了几年，这个污染企业老板又来找他。老板说：“你把我的厂关了，我现在跑到上游安徽省去了。我现在产能更大，污染更严重，我在上游，对下游危害更大。”这个县委书记只能苦笑，因为环保是属地管理，他对那个老板一点也没办法。这样又过了几年，这个污染企业老板又来找这个县委书记：“哎呀，不行啊。现在安徽也搞环保，把我的企业也关了，我怎么办？我跑新疆去了，我通了一根几千米长的管子，把污染物排到沙漠中去，查都查不到。”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国欠发达区域和发达区域之间的自然资本分配也存在着不公平。当然，我们最近在搞中央环保督察，环保力度越来越大，正在查处一大批这种污染转移案件。第三，要处理好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关系。美国阿拉斯加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该州盛产石油，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和特朗普总统会见的时候，中美签订了大量的能源合同，其中包括中国从阿拉斯加州进口石油。阿拉斯加州开采石油，每年都要把一部分石油收益留下来存为信托基金，作为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本。他们的考虑是：石油开采完就没了，子孙后代怎么办？我们也一直强调，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净水清的良好生态环境。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改善区域之间的污染转移问题；还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对穷困人口、贫困地区，通过生态补偿机制，使他们的自然资本在市场上得到变现和大量增值，这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面。三、有效配置：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我们要实现自然资本的有效配置，就要按照十九大报告要求，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资源都具有稀缺性。资源的稀缺性包括竞争性和排他性两方面。什么叫竞争性？就是这个资源你用了，别人不能用。什么叫排他性？就是指这个资源如果归你所有，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别人就不能使用。比如自行车，你骑了这辆自行车，别人就没法骑它了，你占有了这个资源，这就是资源的竞争性。如果自行车是你买下来的，归你所有，你买一把锁把车锁起来，只要社会治安良好，别人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不能骑走它，这就是资源的排他性；而你买的这把自行车锁，代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产权。但是大量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产权不明晰，这些资源的排他性还不明确。我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产、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这说明我国大量的自然资源都是属于全民共有或集体所有。我国改革开放40年、建国近70年来，只有矿产资源的产权大致是明确的，其他大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产权是不明确的。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起，党中央一直强调加快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确定产权主体，创新产权实现形式，保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的权益，公平分享自然资源资产收益。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这一点，提出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我国将怎样具体来管理和有效配置自然资本呢？自然资本根据稀缺性的不同，可以分为资源性产品、可再生能源、生态产品、可再生生物资源、废弃物吸收能力这几大类。下面我结合十九大报告，对每一类自然资源的管理方式进行简要论述。第一，资源性产品。资源性产品是指这类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这一代人用完了，下一代人就没有了。资源性产品包括水、土地、矿产、化石燃料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等。大家可能会纳闷：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怎么属于资源性产品？因为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大量的水是深层地下水，这些水是不可再生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用的大量的深层地下水，其实和石油、天然气、煤炭类似，是在较长的地质年代形成的，对于我们短期的人类来说，就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而且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跟安全相关的重要产品，它的稀缺性越来越大。美国情报委员会曾经有报告，水安全问题有可能成为今后几十年很多国家政权颠覆的一个重要方面，控制水资源，就可以控制某些国家国计民生命脉。有纪录片报道，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原来有很多毒贩，随着近几年该国水危机越来越严重，毒贩纷纷转行贩水，因为贩水的利润比贩毒还要高，足见水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稀缺资源。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人均使用量和世界水平差不多。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占有量更少，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十五分之一，而人均使用量也和世界水平差不多。因此，对于我国来说，我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有效配置这些资源性产品。这些资源性产品是稀缺的，有竞争性也有排他性。它们有稀缺性，可以直接在市场上定价，这也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事情。但是在大量资源性产品的开采、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是会产生环境污染的，比如开煤矿会对周边产生环境污染。这些污染，经济学叫做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就需要政府给一个合理定价，把它们加到总的产品价格中。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些资源用完了，子孙后代就没了，就要界定后代的产权，政府要给后代定一个价钱，就像美国阿拉斯加州把一部分石油开采的收益留给下一代人一样。只有把资源稀缺市场定价、外部性政府定价和后代产权政府定价三部分价格加起来，才是资源性产品配置的真正合理价格。相关改革工作我们现在一直在做，十九大报告强调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合理反映资源性产品总体价格，用价格方式推动全社会全面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第二，可再生的能源。可再生能源包括像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水力发电，等等。它的特点是没有竞争性，没有排他性，比如太阳能，并不是我占了别人就不能用了，所以在市场上是没有办法配置的，因为它们的资源价格是零。但是，使用大量可再生能源也需要花成本，比如建风力电站，买风电机组需要花钱，占用土地需要花钱，运行维护也都是有成本的。再生资源的价格就是它的利用成本。现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价格还比较高，跟使用煤炭、天然气和石油有价格差距，这就需要政府给予合理补贴，让可再生能源的价格降下来一点，达到合理的社会接收程度，让可再生能源能够得到更好推广。发达国家对于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新能源高度重视。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 新能源 + 互联网”。在德国农村，很多人家屋顶都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发电，很多地方实现了能源的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输送到电网上去。奥巴马任美国总统时说：“不能坐等中国在新能源领域追赶上美国。”对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发起打击。于是，前几年中国光伏产业在欧洲和美国遭遇“双反”反倾销、反补贴的双重打压，大量光伏企业倒闭。当然，我国光伏企业自身也有问题，但是也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发达国家的新能源战略。原来我国光伏产业“两头在外”，原材料从国外进口，生产出来的大量光伏产品出口国外。经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光伏发电设备市场已经进入了饱和阶段。它们发现，如果不打击中国光伏产业，中国自身就会大量使用这些光伏设备。通过国际贸易手段打击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这就是它们的一个大战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必须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审时度势，借势而为，找到顺应能源大势之道。十九大报告专门强调要壮大我国的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原来我们经常讲的是能源的转型、升级，而这里讲的是革命。革命就要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变化、转变。第三，生态产品。生态产品指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宜人的气候、优美的风景，等等。生态产品也是没有竞争性、排他性的，所以没有价格，需要政府合理的货币化估值来确定它们的价格。举几个例子。浙江湖州有个莫干山，山高两三百米，相比于新疆、云南、内蒙古等地的风景名胜来说，真是小巫见大巫。2010年前后，有个南非小伙子在当地山脚下承包了一块地，建了一些小宾馆，像我们很多地方搞的农家乐。但是，这是外国小伙子弄的，所以当地人叫“洋家乐”，他叫作“裸心谷”。那里盖了几个小木屋，里面陈设简单，就一张木床、几个木头桌子，最有特色的是在屋顶上做了一个大浴缸，你可以在里面一边泡澡一边看外面风景，但是外面人看不到你。就这么一间房间，即使你提前三到五个月，花三到五千块钱，也还不一定能够租得到。据当地政府介绍，就这么一张床，一年给当地政府提供的税收是十万，即一天一张床的税收是三百块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生态产品的合理定价和大量增值。这几年浙江省大量治理养猪产业。浙江桐庐有人发现猪圈还是挺有特色的，就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创意：在很原始的猪圈里，直接放上几张桌子，把猪圈改成咖啡厅。现在这种猪圈咖啡厅生意非常火爆，是当地的重要旅游景点。可见很多生态环境经过改造之后都可以增值，这就需要我们合理地对它们进行估值。我们去湖北调研，一个工艺大师把毛竹做成工艺品，刻上他们工作室的章，一个工艺品可以卖两千多块钱。现在大家都很关心雾霾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问题，于是很多地方开始售卖当地的新鲜空气，比如浙江临安。在合理定价的基础上，生态产品都可以有效增值，成为商品。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第四，可再生生物资源。可再生资源是指能够通过自然力以某一增长率保持或增加蕴藏量的自然资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森林和野生动物。约一万年前，地球森林面积是62亿公顷，覆盖了一半的陆地面积。现在地球森林面积缩减到28亿公顷，而且每年消失的森林面积达1450万公顷。如果持续下去，190年后，整个地球就会成为不毛之地。工业革命之后，有大量的物种灭绝了，这种速度比正常速率高1000倍。由于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主要受自然增长规律的制约，所以对于可再生资源来说，主要是通过合理调控资源使用率，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在市场和政府的框架下，要运用可再生资源的竞争性和潜在排他性，由政府确定产权，由市场形成价格。这个工作我们政府也正在做，比如大量确定林业产权。习近平总书记原来在福建工作时就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上山，林权也要确权。现在这些都做到了。在林权确权之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跟进建立合理的市场定价机制。我们现在对林业的生态补偿还比较少，一亩地才几十块钱，对于老百姓来说这点收益太少了，因为砍一棵树所挣的钱多多了。所以，我们下一步最关键的工作是建立合理的市场定价机制。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创新产权模式，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植树造林。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我们要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要注意运用市场化手段，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动物。虽然各个国家出台了很多方法，但野生动物有市场需求，很难从根本上制止这种买卖。但是很多地方野生动物保护得很好，出现了野生动物增多的情况。在一个合理的生态系统里，每一种动物都有一个合理的量。比如新疆和西藏保护野生动物不错，某些野生动物多了之后，开始超过生态系统容量，野生动物找不到吃的了，就去侵扰当地村庄。政府也要控制它们的量，但是政府要派人去打死这些野生动物成本很高，这就可以引入市场化的机制。2016年奥斯卡金像奖电影荒野猎人就讲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美国北部密歇根州贴近加拿大，当地有很多猎人，他们世世代代以打猎为生，打死一头黑熊就能证明自己具有作为猎人的最大能力。所以当地黑熊越来越少，政府开始保护黑熊，但还是有很多的黑熊偷猎者，而政府抓偷猎者需要花很大成本，面临很大矛盾。于是政府把这些猎人叫来，把政府每年要打死的黑熊数量公布出来，作为狩猎权拍卖给这些猎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赢”的局面：第一，政府不再需要花钱雇人去打黑熊了，可以由获得狩猎权的人去打；第二，政府也不用去抓偷猎的猎人了，这些猎人可以合法地去捕猎黑熊；第三，通过拍卖，猎人掏钱购买狩猎权，政府财政就有更多的钱用以保护黑熊。从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五，废弃物吸收能力。大自然有自我净化能力，生态环境有废弃物吸收能力，但容量是有限的。我们很多人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河流很干净，倒点垃圾、脏水，它可以自我净化。但是后来污染物排放多了，超过大自然自我净化能力，小河就脏了、臭了。因此大自然环境容量是有竞争性和潜在排他性的，你排多了，别人就多排不了甚至排不了。因此应该由政府确定排污的产权。现在各地已经开展了很多这方面工作。有的地方做的是排污权，还有的地方试点了碳排放权，如从2011年起，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以及广东、湖北七地进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在这些地方试点中，建立了相应的交易市场，以确定相应废弃物吸收能力的配置价格。下面我们看看废弃物吸收能力配置价格的具体流程，即摸家底、定产权、找大户、分配额、做交易。摸家底，就是要搞明白当地到底能够排放多少污染物，当地还有多少可排放污染物的环境容量。家底摸清楚了，确定了环境容量和污染物排放规模，就可以把它划分成一块一块的产权。这里一般有一个方法，叫做“找大户”，就是找排放的大户，将排放权分配给他们。当然大家肯定要问：为什么他们排污多还要分配给他们？第一，他们首先要做到达标排放；第二，我们现在分配给每个老百姓也可以，但是这样做成本很高，所以一般分配给大的排污企业。当然，最合理的做法是把排污权拍卖给这些大企业，哪个企业出价高，就把这个排放权分配给它。由于我们现在刚刚推进这项工作，为了简单易行，有些排放权还是可以免费分配下去，或者以较低价格分配下去。排放权分配下去之后就可以做交易。做交易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每个企业的减排成本不一样，减排成本比较高的企业就会把它的排放权卖给减排成本比较低的企业，从而双方都能通过这个交易受益。这样就形成了市场交易机制，而且政府也满意。因此，市场可以使各方都获益，政府要完善制度规则，形成合理的分配机制和市场机制。2017年我国已经全面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让我们看看有关碳排放权交易数据。第一组数据：36亿欧元和216亿人民币。2013年欧盟碳排放权拍卖体系拍卖总收入为36亿欧元，我国政府所收企业排污费总收入为216亿人民币。2013年36亿欧元相当于300多亿人民币。欧盟利用市场机制，仅在二氧化碳排放控制上的收入就超过了我们所有污染物排放控制的收入，这证明市场手段比单纯的行政手段效果好很多。第二组数据：13亿人民币和500亿美元。2015年北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