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正念技术对情绪调节的影响效果初探.docx

简易正念技术对情绪调节的影响效果初探 钟佳涵李波郭璞洋修玉兰（1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应用心理学研究所，北京100081）摘要：目的：考察实验室实验与手机实验结合的正念训练方式对情绪调节的影响作用。方法：招募30名高校生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15人，通过一次实验室训练让实验组被试习得正念情绪调节技术，并在一周内通过手机微信推送练习任务，使用贝克焦虑量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情绪调节困难量表、五因素正念量表分别在整体实验开始前（一测）、实验室实验结束后（二测）与手机实验结束后（三测）对所有被试实施三次测量。结果：t检验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焦虑（一测比二测t=2.283,P=0.039；一测比三测t=3.853,P=0.002）、抑郁（一测比二测t=2.154,P=0.049；一测比三测t=2.875,P=0.012）与情绪调节困难水平（一测比二测t=2.267,P=0.040；二测比三测t=2.177,P=0.047；一测比三测t=2.676,P=0.018）在实验后显著下降，正念水平则显著提升（二测比三测t=-2.543,P=0.023；一测比三测t=-2.396,P=0.031）。结论：该干预方法能够提高个体的正念水平，降低负面情绪，改善情绪调节能力。关键词：正念 情绪调节 实验室实验 手机实验 心理健康引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普遍都会受到诸如焦虑、抑郁、愤怒、恐惧等消极情绪的干扰，有效地调节消极情绪是解决各种心理问题与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1，而不同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是有差异的，情绪调节功能低下是多种临床症状如物质依赖、自我伤害、攻击行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等的问题根源2。目前，增强个体情绪调节能力已成为解决心理健康问题过程中的重要目标3。当前含有针对情绪调节内容的干预方法集中于认知行为领域，包括传统的认知行为疗法4，在认知行为疗法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情绪调节疗法5与情绪中心认知行为疗法6等等。不过，现有的这些疗法基本都是针对焦虑抑郁患者4-6等情绪失调人群建立的，疗法的主要目的是治疗某一心理障碍，情绪调节只是其中一方面。在我国也有个别研究者考察瑜伽7、仁慈冥想8、团体辅导9等方式对个体情绪调节的影响，针对情绪调节能力的干预研究还相对较少。目前国内外的情绪调节干预方式大多都局限在长期团体训练的形式，一套完整的干预疗法要持续6-12周乃至更长时间10，所需的时间与精力成本比较高。在各种情绪调节干预方法中，源自东方禅修的正念疗法已被证明能够减少情绪调节困难11，如辩证行为疗法12、接纳与承诺疗法13与正念认知疗法14等，并且正念训练已被引入国内在临床和非临床群体中得到广泛应用15。正念有助于个体在面对消极情绪时重塑原先的习惯性不良反应模式，其中，“注意觉知”与“接纳态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6，这也是大多数研究所公认的两个正念核心成分17，研究者认为正念的作用机制与健康的情绪调节过程紧密相关，有针对性地考察正念不同成分对情绪调节的具体影响将有助于改良现有的干预方法18。与其他情绪调节干预方式一样，传统正念团体训练也存在时空与资源的限制，以长时间静坐为主的练习模式难以被长久坚持，干预情景与日常情景的割裂使得个体难以将习得的正念状态泛化到生活中去19。为更好地促进个体在生活中坚持正念练习，国外已有研究20验证了利用移动设备给戒烟者推送日常正念冥想练习的有效性，移动设备在健康领域的使用为改进正念训练模式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方向。综上所述，针对目前情绪调节干预方式的局限，本研究会设计让非临床个体在实验室训练情景中习得简便易行的正念技术，该技术提炼自前人的正念疗法，从中精简出“注意”与“态度”两个关键成分，以供被试专门用于调节负面情绪，并在之后的日常生活情景中通过手机微信推送来维持个体的正念情绪调节练习。本次报告将通过相应问卷的施测结果来考察该方法对改善情绪调节的有效性，分析正念的核心成分如何作用于个体的情绪调节。1.对象与方法1.1研究对象在北京某高校全日制在校生中，通过微信、校内宣传等以“情绪管理实验”的名义持续招募被试，排除有正在服用精神科药物、过去一个月因精神疾病住院与正在接受心理咨询或参加心理团体等情况的个体，先后共有38人成为被试，后有因个人时间安排或实验中情绪唤起失败等中途退出者8人。被试依顺序进行实验，被随机分到实验组与对照组，最终完成全部流程的有30人，每组各15人。其中：实验组平均年龄22.201.86岁，女生10人，男生5人，本科学历10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5人；对照组平均年龄20.201.78岁，女生9人，男生6人，本科学历13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2人。全部实验均安排在实验室中进行，实验开始前与被试签订知情同意书并在结束后支付相应报酬。1.2研究工具1.2.1贝克焦虑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Beck，1985）：BAI用于评定被试“现在”或“最近一周”受多种焦虑症状困扰的程度,由21个自评条目组成,按14分4个等级进行评分，得分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高。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等心理测量学特性。211.2.2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Radloff，1977）：CES-D共20题，为国内外应用广泛的抑郁测查工具，要求被试使用0-3分评定最近一周内症状出现的频度，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已有研究证明中文版CES-D适用于我国不同年龄群体。221.2.3 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Gratz& Roemer,2004）：一个评估个体情绪调节困难程度（特别关注的是消极情绪）的量表，包括36个条目，在1（几乎从不）到5（几乎总是）的尺度上给每个条目打分，得分越高者表明情绪调节困难越严重。题目分布在6个因子维度上:情绪反应接受困难、目标定向困难、冲动控制困难、情绪觉知困难、调节策略使用困难、情绪理解困难。该量表已经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进行了检验，信效度均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231.2.4 五因素正念量表（FFMQ，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Baer et al., 2006），是一个包括观察、描述、有觉知地行动、不判断和不反应五个维度的正念量表，共39题。采用1（一点儿也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的5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正念水平越高。该量表的中文版已经过修订，信效度良好。241.3研究设计1.3.1实验室实验（表1）1.3.2日常手机实验（表2）1.4统计分析采用SPSS 17.0来分析数据：在三次测量结果中，一测与二测之间的分数变化代表实验室实验的干预效果，二测与三测之间的分数变化代表日常手机实验的干预效果，一测与三测之间的分数变化代表整体实验的干预效果；组内比较使用配对t检验分析各组的一测分数与二测分数之间、二测分数与三测分数之间、一测分数与三测分数之间的差异；组间比较使用独立t检验分析两个组在二测分数减一测分数、三测分数减二测分数、三测分数减一测分数方面的增益差异。2.结果2.1组内比较如表3、表4：实验组的焦虑和抑郁量表得分在实验室实验干预后以及整体实验干预后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在情绪调节困难量表上，其总分在实验室实验后、日常手机实验后、整体实验后均呈现显著下降，在分量表“情绪接受困难”与“冲动控制困难”上来自W的得分在实验室实验后、整体实验后均呈现显著下降，在“目标定向困难”与“策略使用困难”上的得分在日常手机实验后、整体实验后均呈现显著下降；在五因素正念量表上，其总分在日常手机实验后、整体实验后均呈现显著上升，在分量表“有觉知的行动”上的得分在日常手机实验后呈现显著上升，在分量表“不反应”上的得分在整体实验后呈现显著上升。以上结果说明，实验组在经过两个部分的实验干预后负面情绪与情绪调节困难水平均有下降，而正念水平则得到提升。同见表3、表4：对照组的焦虑量表得分在实验室实验结束后呈显著下降，但在日常手机实验结束后又显著回升；在情绪调节困难量表的“情绪觉知困难”维度上，其得分在实验室实验后与整体实验结束后均有显著上升；在五因素正念量表的“不反应”维度上，其得分在整体实验结束后呈显著下降。对照组在以上维度的变化与实验组存在明显不同，该组其他维度在实验前后无显著改变。2.2组间增益比较如表5：经过实验室干预以及整体实验干预，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抑郁量表、情绪调节困难量表总分以及“情绪接受困难”与“策略使用困难”分量表上的增益水平均达到显著差异，“目标定向困难”分量表得分经过日常手机实验干预后两组组间增益差异达到显著水平，五因素正念量表的“不反应”分量表得分经过整体实验干预也呈现出显著的组间增益差异。以上结果说明在经过不同的实验处理之后，两组在部分维度上的改变程度存在显著不同。3.讨论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的焦虑与抑郁水平整体呈持续下降趋势，并且在抑郁水平的改变程度上存在显著组间差异，说明正念练习对改善焦虑抑郁有良好效果。而对照组的焦虑水平在二测时显著下降又在三测时显著回升，说明对照组的焦虑程度在二测时也有一定改善，可能在实验室中的静候状态对平复焦虑起到了作用，但在自然情景中的并没有持续改善的效果，而该组的抑郁水平在实验前后则无显著性改变，说明单纯的动态情绪评估对负面情绪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在情绪调节困难量表上，实验组在总分以及“情绪接受困难”、“目标定向困难”、“冲动控制困难”、“策略使用困难”四个维度上都呈现持续显著下降趋势，在这几项上的改变程度也多与对照组存在显著组间差异，说明实验组的干预方式对改善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具有良好效果。在五因素正念量表上，实验组在总分与“不反应”维度上呈现持续显著上升趋势，“有觉知的行动”的三测比二测也有显著提高，说明该呼吸技术的确能够提升个体的正念水平。对于正念与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国外曾有Coffey等人27使用DERS与FFMQ来对此进行探讨，发现两者有显著相互对应的共同因子，其中包括“对内在体验的接纳”、“对内在体验的识别”以及“在负性内在体验中控制行为的能力”，他们认为正念通过改善负面情绪调节能力来影响心理健康。本研究结果体现了DERS与FFMQ的同步提升，验证了正念练习的确可以提升情绪调节能力，尤其促进个体在接纳负性情绪、于负性情绪影响下完成任务、控制自身负面反应与使用调节策略应对负性情绪方面的进步。至于正念是如何对情绪调节发挥作用的，对此Teper与Segal等人已提出相应模型16，认为正念是通过“对情绪状态的注意觉知”以及“对情绪体验的开放接纳”让个体能更快调动必要的心理监控资源去减少情绪反应的消极影响，由此改善个体的执行控制水平（executive control），进而影响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其中对当下的“注意觉察”与“接纳态度”是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这两个因素也正是本研究设计的正念技术的主要成分。总体来说，较之于实验组，无论是DERS还是FFMQ，对照组在大部分维度的前后变化上并没有太多显著差异，说明动态情绪评估对个体情绪调节与正念水平影响并不显著，证明实验组个体的变化多源自正念技术的练习。比较特殊的情况有两处：一是在DERS中，对照组在分量表“情绪觉知困难”三测时出现了显著上升趋势，该维度主要考察个体对情绪的注意与觉察，从题目看还包含一定“对情绪的认可”的成分在里面（如“当心烦时，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合理和重要的”），对此现象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持续的情绪动态评估中，个体会更多意识到自身的负面情绪，但又没有像实验组一样通过正念来培养对情绪的不批判性接纳，不良的情绪体验反而导致了回避去关注情绪的倾向，即可能造成经验回避28；二是在FFMQ的“不反应”维度上，三测时对照组呈显著下降，并且两组在三测减一测的改变程度上存在显著组间差异。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个体通过持续评估更多意识到自身的消极情绪，但仅是注意到并不足以改变原本对于消极情绪的自动负面反应，实验组通过正念练习增强了对负性情绪的觉察也提高了对之的接纳程度，越能不纠缠地接纳负面情绪便越能去自动化反应，如果只是注意越来越多而缺乏接纳，反而可能让个体陷入情绪中引起更强烈的不良反应28。由此可见，“接纳”水平的不同可能是两组发展趋势差异明显的原因，针对正念与情绪调节的关系，国外研究者认为“接纳”所起的作用比“注意”更为重要27，此次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一点。本研究通过问卷结果初步验证了实验室训练与手机推送结合的正念技术练习方式可以提高个体的正念水平，由此可以改善焦虑、抑郁情绪并提升个体在接纳情绪、控制冲动等方面的情绪调节能力，同时验证了“注意觉知”与“接纳态度”两种正念成分在其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接纳”对情绪调节的重要影响，为正念干预情绪调节提供了有意义的研究视角。但此次实验研究目前还存在有待改进的不足之处，比如：在实验室里被试习得了负面情绪与正念技术之间的新联结，但在日常生活里进行定点推送时被试并不一定正处在负面情绪中，无法完全将实验室情景迁移到生活中可能会对干预效果造成影响。本研究提供的干预方法目前只是一个雏形，还有待通过更多探索去形成更完善的体系，并且还需要数量更大、范围更广的样本群体来验证其适用性。参考文献：1Campbell-S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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