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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精品文档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作者：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来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来源日期：2010-3-23本站发布时间：2010-3-23 20:18:20阅读量：278次一、国外农村社会工作的讨论 (一)西方农村社会工作梳理西方社会工作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有关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所占的比例很低,而且亦存在着不少历史发展的真空阶段。究其原因如下:第一,农村被认为是城市的延伸。“边远”、“郊区”(suburb)这些字眼便表明了这种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及农民面对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农作物产值低、人口老龄化等,这些问题在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信念下受到重视,农业政策保存有补贴、资助制度;国家有基本的全民性退休、失业、医疗及教育等保障。农民跟城市居民一样不用为基本生活担忧,不需要接受社会服务体系的特殊关注。结果农村人口的基本需要反而常常被忽视了。第二,社会工作的城市本质。在西方,社会工作起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产物。在都市化的进程中,农民离开家庭和乡村社会的支持,在城市建立新生活,经常会面对贫困、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问题,也会产生自卑和自信心不足等认同困扰,因而需要社会的支持和照顾。社会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第三,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对农村工作的兴趣转移至第三世界的发展工作上。欧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蓬勃发展,自视其发展模式很成功并应该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故此,西方农村工作的文献,大多是关于如何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借助来自西方国家的捐助和贷款,加上科技援助,改善当地人的生活。50、60年代欧美国家的发展研究中心在大学中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为有志于到第三世界支持发展的年轻人,以及从第三世界国家派来的留学生提供农村社区发展的课程训练。正是上述各原因造成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走上了“重视城市、轻视农村”的道路。今天,几乎在全世界,主流的专业社会工作已经变成城市社会工作的代名词。因此,农村社会工作不仅研究文献较为缺乏,也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具体到美国,尽管相对于城市社会工作而言,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滞后,但乡村社会工作实践可以追溯到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命的乡村生活委员会和同年召开的全国慈善与矫治会议。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新政哲学推动了乡村社会工作实践的开展和扩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乡村社会工作的兴趣逐渐消退。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向贫困宣战哲学以及莱昂金斯伯格等人对社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们对乡村社会工作的兴趣开始恢复。许多人加入乡村社会工作运动,他们创设的组织和聚会被称为乡村工作小组和乡村社会工作年度研究会(法利等,2005)。1976年美国第一本农村社会工作的教科书出现(Ginsberg,1976)。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乡村社会的不断变迁,社会工作开始关注“乡村危机”。一项乡村研究报告指出社会服务应该关注:(1)工作和经济问题;(2)成年人和年轻人的酗酒和毒品问题;(3)有益的休闲项目和设施的缺乏;(4)婚姻家庭问题;(4)个人压力、焦虑和抑郁。一些乡村社会工作者还呼吁要关注乡村人口的贫困问题和城乡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乡镇”(rurban)问题(法利等,2005)。美国乡村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1)乡村社会服务。在过去的几年中,全国精神健康协会促进了乡村地区社区精神健康中心的发展。这些中心以及公共福利机构给个人和家庭提供绝大部分服务。其他如矫治、职业康复和教育等服务,也可以由在乡村地区建立的一两个人的小型机构提供。(2)乡村社会工作远程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为了满足社会服务机构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需求,犹他大学社会工作研究生院采取远程教育的方法(教育网等)面向乡村开设社会工作硕士课程(法利等,2005)。这些行动推动了乡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美国的乡村社会工作者是通才,他们必须具备开展个人、家庭、群体以及整个社区工作的能力。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包括:(1)直接服务角色做个人、夫妻、家庭和群体工作(如为酗酒、家庭暴力、药物滥用、抑郁等提供24小时危机热线等);(2)资源专家乡村社会工作者必须清楚政府或社区具有哪些资源,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等;(3)社会服务行政管理者和社区组织者乡村社会工作者常常扮演协调社区所有服务的角色;(4)乡村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同社区的权力结构建立起联系的能力(法利等,2005)。由此可见,西方农村社会工作具有服务为本、教育为本和组织为本三个明显的特点。(二)缺乏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所谓缺乏视角(lack perspective),是指看问题总是关注不足和缺陷。在这种视角指导下的农村社会工作者将注意力多放在如农村人口素质低下(教育落后等)、自然资源匮乏(耕地不足等)、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等)、农业技术落后(传统耕作等)等等问题上。从缺乏视角发展出来的反贫困策略就是如何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解决他们的不足。收等等。很显然,这些计划都是缺乏视角下的扶贫项目。同样,我们刚进入绿寨时,看到村里水、电、路不通,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300元,许多家庭缺粮和负债时,第一反应就是“这里太贫穷了!”“这怎么行呢,一定要改变他们贫穷落后的面貌!”于是,我们运用各种评估工具(例如社区行、参与式快速评估等)测量贫困的原因、程度等,然后对症下药地开展扶贫工作。这种问题为本的思维模式和行动策略理所当然地将“贫困”视为农村和农民的本质问题,工作者要么将农村“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发展条件滞后,要么认为农民的“贫困”是他们“懒惰”、“不思进取”、“愚昧无知”所致,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和智力扶贫等自上而下的帮扶模式便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对策。但无论是政府的扶贫开发,还是NGO的地区发展,抑或是我们早期在村里的“小打小闹”(贷款支持沼气项目、帮忙铺路通水、修建学校、支持妇女养猪、帮助妇女出售手工艺品等),从扶贫的可持续性而言,基本上都无法善始善终,许多扶贫项目的结果是“越扶越穷”。仔细审视问题为本的扶贫模式,我们发现之所以出现“越扶越穷”的窘况,是因为当持守缺乏视角看待农民的问题和需要时,当采取“输血式”的扶贫策略自上而下地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时,作为主体的农民被客体化了,他们的主体性、优势、能力和资产等被忽视了。后来,一个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思路优势视角,帮助我们尝试走出一条反贫困的另类出路。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实验(一)优势视角当前,西方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议题转向是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建设。社区发展实践非常强调资产(assets)和能力(capacity)建设的方法(Kretzman &Mcknight, 1993)。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社会福利学院的研究认为,资产建立(assetsbuilding)以“增强为本”的实务模式为基础,旨在发现及重新肯定个人能力、天赋、智慧、求生技能及志向,以及社区的共同财产和资源。西北大学资产建立社区学院的研究也认为与资产及能力建设相吻合的是尝试探求资源及培养社区不同的关系(Kretzman&Mcknight,1993)。而圣需要得到满足,不公平受到重视,从而实现他们的梦想。(3)抗逆力(resilience)。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正在使得人类的这样一个规则清晰可见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超越和克服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它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4)对话与合作(dialogue and cooperation)。在对话中,我们确认别人的重要并开始弥合个人、他人和制度之间的裂缝(Saleebey,2004)。为此,优势视角强调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财富、资源、智慧、知识等);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它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那些为面包、工作和住房而抗争的人们是具有抗逆力和具有资源的,即便在痛苦之中,他们也期望取得成就);与案主合作,我们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案主;所有环境都充满资源;注重关怀、照顾和脉络(Saleebey,2004)。在优势视角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区发展在美国再度兴起。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社区发展侧重于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社区发展的许多概念集中关注、洞察并利用社区内可获得的资产、资源和优势。从这一点出发,社区发展的起点涉及分析社区中存在的资源,如哪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支撑着社区生活,居住和工作于此处的人拥有什么能力和资源,社区内的组织和团体对社区资产的贡献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Benson,1997;Mcknight,1997,转引自Saleebey,2004)。二是建立关系。基本假设是社区和它的周围环境可能隐藏着某种内在的资源,社区工作者应该认真欣赏和发掘社区的内部资源、资产和能力。社区资源的发掘有赖于信任、关怀和负责任的关系的建立,所以,工作者要注意构筑或重塑自己与居民以及正式的居民组织之间的关系。三是树立希望。以优势和资产为本的取向可以激发案主和工作者的乐观情绪、希望和动机(Saleebey,2004)。(二)“城乡合作”项目的尝试我们之所以从2007年初开始推动“城乡合作”项目,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1.对过去7年实践的反省为了探索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模式,回应“三农”问题,从2001年3月开始,借助基金会的支持,在云南省师宗县人民政府的数民族行政村绿寨作为项目点,并推动了名为“探索中国农村社区发展的能力建设模式以云南为例”的行动研究计划。绿寨位于中国云南省东北部,与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毗邻,全村347户,1469人,壮族占总人口的80%以上。在8个自然村(村民称为寨子)中,有6个壮族村,两个汉族村。绿寨还是一个典型的山寨,壮族聚居在“槽区”(山间盆地),汉族居住在贫瘠的石山上。村寨只有一条机耕路与外界相连,如果不是赶集,一般老百姓都很少外出,外界的人也很少来到这里。至今这里仍然保存着民族的文化习俗,比如服饰、语言、生活习惯等。但近年来,绿寨也受到现代化发展的猛烈冲击,譬如“村村通”的广播电视,使村民对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提高了他们的消费欲望和对现金的需求,也改变了村民的一些生活方式;青壮年村民不断外出打工;另外,基层政府的发展政策,诸如农业商品化、科技推广和旅游开发等也不断冲击着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根据当地政府的一些数据,绿寨基本上是一个在温饱线徘徊的贫困山村。全村在正常年景下每年有20多户人家4-6个月缺粮。根据2000年8月“绿寨村委会救济花名册”统计,那一年全村就有62户、285人接受粮食救济;又根据“2002年度绿寨村委会农业税社会减免申报表”统计,当时全村有16户、44人由于“特困”全免农业税。而两个汉族村则位于偏远的石山上,土地瘠薄,许多村民经常借高利贷买粮度日。绿寨因此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当地政府将“冬季农业开发”、“调整产业结构”、“推广高科技品种”等作为扶贫攻坚任务完成,但我们发现这些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少项目还使得村民更加贫困。近些年来,村民的医疗、教育、生产资料(种子、化肥、农药等)、消费品(摩托车、手机等)等现金需求不断增长,许多村民债务负担沉重,被迫外出打工(然而大多数打工者只能自己糊口)。我们已经在村寨驻扎了近7年,并与村民一起实施了许多以文化和教育为主题的发展项目,因为我们亲眼目睹了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运动对少数民族社区的传统文化和农民自信心所造成的伤害。因此,我们的项目注重草根组织的发育和社区文化的保护,目的是重建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和文化自觉。例如,资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推动村民建设此外,绿寨项目的反思还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重新审视农民的问题和需要,努力挖掘社区自身的优势和资源(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及民众的能力和智慧。社会工作者应该从社区和村民现有的资产和能力出发,而非从社区及村民缺少什么、出现了什么问题、社区的需要是什么入手(Kretzman &Mcknight, 1993)。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首先必须澄清自己的“贫困”观念,“贫困”到底是否只是物质上的问题,还是包括社会文化建构的问题?“贫困”究竟是农民的本质构成,还是基于什么制度性因素造成的。我们在绿寨的经验表明,当工作者以社会文化建构的新视角去审视农民的“贫困”问题时,既不会被“贫困”问题困扰,更不会将“贫困”问题个人化,相反,我们会将农民的“贫困”现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贫困”的历史根源(贫困是如何形成的)结合起来思考,重新界定“贫困”及扶贫策略。首先,“贫困”是社会文化的建构,是按照西方的现代文明标准制造出来的,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中国农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生计困扰,不是农民的个人素质低,而是资源分配不公平,农民无法应对市场风险,农业商业化运作(调整产业结构等)失败等因素造成的。采取“问题外化”(将个人的困扰与社会历史原因放在一起思考)的思维模式和扶贫策略时,社会工作者有可能推动政府改变不合理的扶贫政策或进行资源再分配等等,也有可能走进村庄与农民同行,发掘村庄的资源和农民的潜能,与他们共同应对生计的压力。第二,对许多相对封闭地区的中国农民而言,“贫困”可能不成问题,因为直到今天他们依然生活在清贫、和谐而闲暇的生活中,并不觉得困扰。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应该尽力保护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恬静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按照现代文明的标准“制造”贫困问题。如前所述,优势视角致力于动员村庄及村民的力量(资源、智慧、知识、能力等)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和愿望,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由此,我们从四个方面重新认识“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可能性:一是资产和能力的优势。我们发现,对于绿寨来说,村庄具备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城市)无法比拟的环境优势无污染的空气、水源和土壤等;直到今天绿寨一些农户仍然保存着传统的耕作方式,在绿寨及其周围地区仍然能够寻找到老品种资源,许多农户具有非常丰富的传统种植技术。对城市的“中产阶级”社区而言,由于居民对于自身健康和食物安全的关注,他们渴望并有能力(购买力)消费绿色农产品。二是关系的优势。绿寨仍然维持着密切的人际关系和合作生产的传统习惯(“换工”等),这对发育生产合作组织十分有利。我们在村里已经蹲点近7年,与村民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在城市社区与业主委员会、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等也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三是我们和村民、居民对“城乡合作”项目满怀信心和希望。四是“城乡合作”项目同时激发了社会工作者和农业科学家的双重优势,透过社会工作者的社区组织、科技工作者的现场技术指导,农户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大家优势互补,实现了互助和共赢。上述资源和能力的优势互补和相互信任关系,促使“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平台顺利地建立起来,从而保证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合作和直销的形式,实现互惠互利。3.“城乡合作”项目的初步尝试根据可持续生计良性互动框架(图2)和开展“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优势判断,我们对“城乡合作”项目的总体构思是:(1)发展工作必须跳出农村社区的限制,到城市居民小区进行消费者的组织工作,并促进城乡社区(农产品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合作。(2)不仅要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也要推动他们保护环境,保存及弘扬传统文化,整合地应对农村诸问题,实现可持续生计;与此同时,通过城乡合作维护消费者获得健康安全食物的权益。(3)使科学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精诚团结,共同合作,协助农民解决在生产转型过程中面对的种种问题。因此,项目的总目标是以城乡合作、公平贸易为平台,通过建立城乡合作社组织和参与式质量认证体系,深入挖掘农耕文化,最终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共创生态文明和可持续生计。具体目标包括:(1)通过城乡合作社组织的发育,搭建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平台,促进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创建和谐的城乡关系;(2)发掘、保存和利用优良的水稻品种资源和稻作文化资源,恢复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社区生态文明和可持续生计;(3)提高城乡居民使用农药化肥的风险意识,探索有效的参与式农药化肥替代技术方案,发展生态农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食物安全;(4)建立健全以城市消费者为主体,生产者参与的“参与式质量认证体系”,检查农产品质量,保证“城乡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城乡合作”项目的初步尝试,反映了我们对可持续生计和优势视角的确信和实践。下面简单地介绍项目初步实施的情况,以便对以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方法整合的农村社会工作情境模式有更加清晰的认识。首先,在搭建“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平台的过程中初步实现优势互补和互惠互利。我们深信,要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和可持续生计的的城乡社区阵地,也正是在“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过程中,城乡居民有机会携手并进。例如,在四次大型活动之间,我们通过工作坊、研读文章、案例解析、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就项目的理念、目标、策略、方法等展开了深入持久的讨论(甚至是论争),在理论与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大家逐步澄清并认同项目的理念和目标,并在实践中打造出许多切实可行的介入策略和方法。记得在城市居民深入绿寨“绿色体验”时,居民很自然地用昆明的市场价格与村民讨价还价,当时,大家虽然感到这样的议价不公平,但也无法澄清公平贸易的议价原则。后来,在小组讨论中大家逐步意识到,公平贸易的价格构成除了应该体现农产品的使用价值外,还应该重视劳动成本,要关注老品种的健康和文化价值。在第二次老品种谷子议价会上,我们和村民推出了不同于市场的价格原则,结果这些原则不仅被城市消费者接受,而且市民们都认为这样的定价原则体现了劳动力(包括牛工)的价值、产品的生态价值和品种资源的文化价值,是公平的。我们还采用算账的方法与村民一起讨论种植老品种谷子的优势。村民种一亩杂交稻需要支出农药、化肥、种子、除草剂等成本267元,收成大米403公斤,按照市场最高价26元/公斤计算,纯收入是:403公斤26元/公斤-267元=7813元;而村民种一亩老品种谷子,成本几乎是零,收成大米272公斤,按照公平贸易价636元/公斤,纯收入是:272公斤636元=1730元。通过算帐对比,工作员和村民惊奇地发现,原来种植老品种谷子不仅收益好,保护了传统种子及耕作技艺,而且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的生态种植,对水土资源的保护和消费者身体健康都很有意义。与此同时,村民们深切地体会到公平贸易既使他们避免了市场的压力(村民不再担心农用物资涨价和农产品跌价),也使他们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找回了自信和尊严。村民带着自己优质的劳动果实,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理直气壮地与消费者面对面地议价和公平交易。(三)社会工作方法在“城乡合作”中整合我们曾提出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第三种倾向是方法为本或工作者为本,许多社会工作者(含教育者和社工学生)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实践中最关心的是个案、小组、社区工作是什么?怎么做?怎样运用三大方法帮助“案主”?大家要么将三大方法奉为法宝,要么只注重工作者乡合作”并不是为了满足几户人家的需求,要使更多的村民从中受益,明年要吸收其他农户参加互助合作小组。村民向工作员吐露了心声,工作员除了仔细聆听,还向他声明了团队的原则,这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尊重和包容。诸如此类的一对一倾谈,就是个案工作。总之,在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境遇模式中,透过社会分析(可持续生计)和优势视角确定的奋斗目标成为介入的惟一主线,围绕目标,工作者要有足够的敏感,当意识到应该从社区层面介入时,就动员社区、举办社区活动、开展社区教育等;当意识到应该从小组层面分享和交流时,就及时开小组会,推动小组动力形成,使组员在互动中成长起来;当意识到应该跟进个人,交流谈心时,就不失时机地开展个案工作。这就是方法整合的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三、结论综上所述,我们相信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是当下中国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的范式转向(paradigmshift),因为它既突破了传统“问题为本”的扶贫模式,也超越了“缺乏视角”和“工作者为本”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首先,不同于“问题为本”的扶贫模式,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尝试在“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平台上,建立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关系,透过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主人翁精神)和潜能(聪明才智),从而实现城乡居民的互惠互利和城乡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不同于“问题为本”和“工作者为本”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反对将农民问题化及彼此割裂的介入方法(划分为个案、小组、社区三大方法),强调以农村可持续生计和农民能力建设为主线,从个人、群体、社区、社会政策等多层面整合地思考社会工作的介入策略,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我们所推动的城乡合作项目正是以上模式的初步尝试,每一种模式的成型都有待我们一步步地实验,一点点地累积经验,不断地自我反思修正。甚愿我们的文章能够得到同行的指正,使得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更上一层楼。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作者：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来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来源日期：2010-3-23本站发布时间：2010-3-23 20:18:20阅读量：278次一、国外农村社会工作的讨论 (一)西方农村社会工作梳理西方社会工作的研究文献,我们发现有关农村社会工作的研究所占的比例很低,而且亦存在着不少历史发展的真空阶段。究其原因如下:第一,农村被认为是城市的延伸。“边远”、“郊区”(suburb)这些字眼便表明了这种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及农民面对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农作物产值低、人口老龄化等,这些问题在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信念下受到重视,农业政策保存有补贴、资助制度;国家有基本的全民性退休、失业、医疗及教育等保障。农民跟城市居民一样不用为基本生活担忧,不需要接受社会服务体系的特殊关注。结果农村人口的基本需要反而常常被忽视了。第二,社会工作的城市本质。在西方,社会工作起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产物。在都市化的进程中,农民离开家庭和乡村社会的支持,在城市建立新生活,经常会面对贫困、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问题,也会产生自卑和自信心不足等认同困扰,因而需要社会的支持和照顾。社会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第三,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对农村工作的兴趣转移至第三世界的发展工作上。欧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蓬勃发展,自视其发展模式很成功并应该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故此,西方农村工作的文献,大多是关于如何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借助来自西方国家的捐助和贷款,加上科技援助,改善当地人的生活。50、60年代欧美国家的发展研究中心在大学中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为有志于到第三世界支持发展的年轻人,以及从第三世界国家派来的留学生提供农村社区发展的课程训练。正是上述各原因造成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走上了“重视城市、轻视农村”的道路。今天,几乎在全世界,主流的专业社会工作已经变成城市社会工作的代名词。因此,农村社会工作不仅研究文献较为缺乏,也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具体到美国,尽管相对于城市社会工作而言,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滞后,但乡村社会工作实践可以追溯到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命的乡村生活委员会和同年召开的全国慈善与矫治会议。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新政哲学推动了乡村社会工作实践的开展和扩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乡村社会工作的兴趣逐渐消退。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向贫困宣战哲学以及莱昂金斯伯格等人对社会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们对乡村社会工作的兴趣开始恢复。许多人加入乡村社会工作运动,他们创设的组织和聚会被称为乡村工作小组和乡村社会工作年度研究会(法利等,2005)。1976年美国第一本农村社会工作的教科书出现(Ginsberg,1976)。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乡村社会的不断变迁,社会工作开始关注“乡村危机”。一项乡村研究报告指出社会服务应该关注:(1)工作和经济问题;(2)成年人和年轻人的酗酒和毒品问题;(3)有益的休闲项目和设施的缺乏;(4)婚姻家庭问题;(4)个人压力、焦虑和抑郁。一些乡村社会工作者还呼吁要关注乡村人口的贫困问题和城乡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乡镇”(rurban)问题(法利等,2005)。美国乡村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1)乡村社会服务。在过去的几年中,全国精神健康协会促进了乡村地区社区精神健康中心的发展。这些中心以及公共福利机构给个人和家庭提供绝大部分服务。其他如矫治、职业康复和教育等服务,也可以由在乡村地区建立的一两个人的小型机构提供。(2)乡村社会工作远程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为了满足社会服务机构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需求,犹他大学社会工作研究生院采取远程教育的方法(教育网等)面向乡村开设社会工作硕士课程(法利等,2005)。这些行动推动了乡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美国的乡村社会工作者是通才,他们必须具备开展个人、家庭、群体以及整个社区工作的能力。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包括:(1)直接服务角色做个人、夫妻、家庭和群体工作(如为酗酒、家庭暴力、药物滥用、抑郁等提供24小时危机热线等);(2)资源专家乡村社会工作者必须清楚政府或社区具有哪些资源,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等;(3)社会服务行政管理者和社区组织者乡村社会工作者常常扮演协调社区所有服务的角色;(4)乡村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同社区的权力结构建立起联系的能力(法利等,2005)。由此可见,西方农村社会工作具有服务为本、教育为本和组织为本三个明显的特点。(二)缺乏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所谓缺乏视角(lack perspective),是指看问题总是关注不足和缺陷。在这种视角指导下的农村社会工作者将注意力多放在如农村人口素质低下(教育落后等)、自然资源匮乏(耕地不足等)、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等)、农业技术落后(传统耕作等)等等问题上。从缺乏视角发展出来的反贫困策略就是如何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解决他们的不足。收等等。很显然,这些计划都是缺乏视角下的扶贫项目。同样,我们刚进入绿寨时,看到村里水、电、路不通,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300元,许多家庭缺粮和负债时,第一反应就是“这里太贫穷了!”“这怎么行呢,一定要改变他们贫穷落后的面貌!”于是,我们运用各种评估工具(例如社区行、参与式快速评估等)测量贫困的原因、程度等,然后对症下药地开展扶贫工作。这种问题为本的思维模式和行动策略理所当然地将“贫困”视为农村和农民的本质问题,工作者要么将农村“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发展条件滞后,要么认为农民的“贫困”是他们“懒惰”、“不思进取”、“愚昧无知”所致,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和智力扶贫等自上而下的帮扶模式便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对策。但无论是政府的扶贫开发,还是NGO的地区发展,抑或是我们早期在村里的“小打小闹”(贷款支持沼气项目、帮忙铺路通水、修建学校、支持妇女养猪、帮助妇女出售手工艺品等),从扶贫的可持续性而言,基本上都无法善始善终,许多扶贫项目的结果是“越扶越穷”。仔细审视问题为本的扶贫模式,我们发现之所以出现“越扶越穷”的窘况,是因为当持守缺乏视角看待农民的问题和需要时,当采取“输血式”的扶贫策略自上而下地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时,作为主体的农民被客体化了,他们的主体性、优势、能力和资产等被忽视了。后来,一个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思路优势视角,帮助我们尝试走出一条反贫困的另类出路。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实验(一)优势视角当前,西方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议题转向是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建设。社区发展实践非常强调资产(assets)和能力(capacity)建设的方法(Kretzman &Mcknight, 1993)。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社会福利学院的研究认为,资产建立(assetsbuilding)以“增强为本”的实务模式为基础,旨在发现及重新肯定个人能力、天赋、智慧、求生技能及志向,以及社区的共同财产和资源。西北大学资产建立社区学院的研究也认为与资产及能力建设相吻合的是尝试探求资源及培养社区不同的关系(Kretzman&Mcknight,1993)。而圣需要得到满足,不公平受到重视,从而实现他们的梦想。(3)抗逆力(resilience)。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实践正在使得人类的这样一个规则清晰可见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超越和克服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它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4)对话与合作(dialogue and cooperation)。在对话中,我们确认别人的重要并开始弥合个人、他人和制度之间的裂缝(Saleebey,2004)。为此,优势视角强调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财富、资源、智慧、知识等);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它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那些为面包、工作和住房而抗争的人们是具有抗逆力和具有资源的,即便在痛苦之中,他们也期望取得成就);与案主合作,我们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案主;所有环境都充满资源;注重关怀、照顾和脉络(Saleebey,2004)。在优势视角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区发展在美国再度兴起。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社区发展侧重于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社区发展的许多概念集中关注、洞察并利用社区内可获得的资产、资源和优势。从这一点出发,社区发展的起点涉及分析社区中存在的资源,如哪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支撑着社区生活,居住和工作于此处的人拥有什么能力和资源,社区内的组织和团体对社区资产的贡献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Benson,1997;Mcknight,1997,转引自Saleebey,2004)。二是建立关系。基本假设是社区和它的周围环境可能隐藏着某种内在的资源,社区工作者应该认真欣赏和发掘社区的内部资源、资产和能力。社区资源的发掘有赖于信任、关怀和负责任的关系的建立,所以,工作者要注意构筑或重塑自己与居民以及正式的居民组织之间的关系。三是树立希望。以优势和资产为本的取向可以激发案主和工作者的乐观情绪、希望和动机(Saleebey,2004)。(二)“城乡合作”项目的尝试我们之所以从2007年初开始推动“城乡合作”项目,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1.对过去7年实践的反省为了探索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模式,回应“三农”问题,从2001年3月开始,借助基金会的支持,在云南省师宗县人民政府的数民族行政村绿寨作为项目点,并推动了名为“探索中国农村社区发展的能力建设模式以云南为例”的行动研究计划。绿寨位于中国云南省东北部,与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毗邻,全村347户,1469人,壮族占总人口的80%以上。在8个自然村(村民称为寨子)中,有6个壮族村,两个汉族村。绿寨还是一个典型的山寨,壮族聚居在“槽区”(山间盆地),汉族居住在贫瘠的石山上。村寨只有一条机耕路与外界相连,如果不是赶集,一般老百姓都很少外出,外界的人也很少来到这里。至今这里仍然保存着民族的文化习俗,比如服饰、语言、生活习惯等。但近年来,绿寨也受到现代化发展的猛烈冲击,譬如“村村通”的广播电视,使村民对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提高了他们的消费欲望和对现金的需求,也改变了村民的一些生活方式;青壮年村民不断外出打工;另外,基层政府的发展政策,诸如农业商品化、科技推广和旅游开发等也不断冲击着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根据当地政府的一些数据,绿寨基本上是一个在温饱线徘徊的贫困山村。全村在正常年景下每年有20多户人家4-6个月缺粮。根据2000年8月“绿寨村委会救济花名册”统计,那一年全村就有62户、285人接受粮食救济;又根据“2002年度绿寨村委会农业税社会减免申报表”统计,当时全村有16户、44人由于“特困”全免农业税。而两个汉族村则位于偏远的石山上,土地瘠薄,许多村民经常借高利贷买粮度日。绿寨因此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当地政府将“冬季农业开发”、“调整产业结构”、“推广高科技品种”等作为扶贫攻坚任务完成,但我们发现这些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少项目还使得村民更加贫困。近些年来,村民的医疗、教育、生产资料(种子、化肥、农药等)、消费品(摩托车、手机等)等现金需求不断增长,许多村民债务负担沉重,被迫外出打工(然而大多数打工者只能自己糊口)。我们已经在村寨驻扎了近7年,并与村民一起实施了许多以文化和教育为主题的发展项目,因为我们亲眼目睹了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运动对少数民族社区的传统文化和农民自信心所造成的伤害。因此,我们的项目注重草根组织的发育和社区文化的保护,目的是重建村民的社区认同感和文化自觉。例如,资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推动村民建设此外,绿寨项目的反思还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重新审视农民的问题和需要,努力挖掘社区自身的优势和资源(资产建立和能力建设)及民众的能力和智慧。社会工作者应该从社区和村民现有的资产和能力出发,而非从社区及村民缺少什么、出现了什么问题、社区的需要是什么入手(Kretzman &Mcknight, 1993)。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首先必须澄清自己的“贫困”观念,“贫困”到底是否只是物质上的问题,还是包括社会文化建构的问题?“贫困”究竟是农民的本质构成,还是基于什么制度性因素造成的。我们在绿寨的经验表明,当工作者以社会文化建构的新视角去审视农民的“贫困”问题时,既不会被“贫困”问题困扰,更不会将“贫困”问题个人化,相反,我们会将农民的“贫困”现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贫困”的历史根源(贫困是如何形成的)结合起来思考,重新界定“贫困”及扶贫策略。首先,“贫困”是社会文化的建构,是按照西方的现代文明标准制造出来的,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中国农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生计困扰,不是农民的个人素质低,而是资源分配不公平,农民无法应对市场风险,农业商业化运作(调整产业结构等)失败等因素造成的。采取“问题外化”(将个人的困扰与社会历史原因放在一起思考)的思维模式和扶贫策略时,社会工作者有可能推动政府改变不合理的扶贫政策或进行资源再分配等等,也有可能走进村庄与农民同行,发掘村庄的资源和农民的潜能,与他们共同应对生计的压力。第二,对许多相对封闭地区的中国农民而言,“贫困”可能不成问题,因为直到今天他们依然生活在清贫、和谐而闲暇的生活中,并不觉得困扰。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应该尽力保护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恬静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按照现代文明的标准“制造”贫困问题。如前所述,优势视角致力于动员村庄及村民的力量(资源、智慧、知识、能力等)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和愿望,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由此,我们从四个方面重新认识“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的可能性:一是资产和能力的优势。我们发现,对于绿寨来说,村庄具备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城市)无法比拟的环境优势无污染的空气、水源和土壤等;直到今天绿寨一些农户仍然保存着传统的耕作方式,在绿寨及其周围地区仍然能够寻找到老品种资源,许多农户具有非常丰富的传统种植技术。对城市的“中产阶级”社区而言,由于居民对于自身健康和食物安全的关注,他们渴望并有能力(购买力)消费绿色农产品。二是关系的优势。绿寨仍然维持着密切的人际关系和合作生产的传统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