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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4.0：创新与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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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4.0：创新与破坏
2011年，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在其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明确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他认为，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的革命将改变整个世界。2012年4月英国《经济学家》杂推出“第三次工业革命”专刊，集中谈论数字技术给先进制造业带来的颠覆性改造。
仅仅4年之后，第4次工业革命又接踵而至。2016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新书《第四次工业革命》面世。指出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技术、区块链、量子信息和生物技术等的汇聚导致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人类驾御了蒸汽动力，用机器代替人力。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了电力以及19世纪晚期以来的一系列发明，包括内燃机、飞机以及电影等等。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主要基于数字技术、个人计算机技术以及互联网的发展。
施瓦布赞同一些人所认为的第四次革命只不过是第三次革命延伸的观点，但是他认为，新技术的规模、速度和影响意味着它们应当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才刚开始。其发展曲线将呈现出指数函数形态，目前我们正处于大幅提速的拐折处。施瓦布说：“（第四次次工业革命）将带来的改变影响十分深远，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像我们所处时代一样，同时面临如此巨大的希望和潜在危机。”
科技革新总伴随破坏，这场革命将毁掉很多工作岗位，尤其是一切中介职能。举个例子来说智能机器可能将在不久后取代诸多行业的从业者：会计、货运司机、房地产经纪人以及处理常规汽车保险的理赔员等。据估计，美国有47%的工作岗位将因智能机器而岌岌可危。这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学说中的破坏效应。
施瓦布也清楚说明了其中的一些风险：对技术进步成果的分配不均衡和大规模失业的风险；全球治理的衰落；机器人、基因工程和网络武器的潜在滥用；很多现有企业遭到破坏，面对这样的创造性破坏，列入标准普尔指数的上市公司的平均寿命已经从60年降至18年。
当然“创造性破坏”中的创造效应也是明显的：一些岗位会消失，也会有一些我们如今难以想象的岗位应运而生。以往工业革命也是这如此，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农业领域就失去了几百万的就业量。但在制造业中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在瓦特的蒸汽机于1776年问世为纺织等行业提供动力之前，英国雇佣的工人少于100万，而到1830年，英国的雇佣的工人超过了300万，显然机械化创造了就业岗位。此外，虽然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出现了收入和财富两极分化，但也导致了此后100年（1850年—1950年）的政治和体制改变：民主思想得到传播，行业工会出现，税收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网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更大的消费品市场，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的诸多消费品创造了条件：电视机、收音机和吸尘器等等。
诚如国际工会组织秘书长菲利普·詹宁斯所说：“我们需要统筹安排以确保科技的民主发展，相关政策需要进行公众讨论。我们有机会通过科技改善人们生活，促进通信、教育和医疗行业发展。我们不应该害怕担忧科技进步。”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速度，因为四次革命势头太快了，可能会形成高度的社会紧张。这一挑战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因为正在消失的就业一般是在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的支柱。尽管如此，由于第4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要过较长时间才会被人们感觉到，关于工业革命4.0，出现了三种错误观点。
第一种认为它对时代的冲击不会像前几次工业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那样巨大，不会有太大突破。过去，人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充分感受到科技改变所带来的影响，而今天的许多技术进步尚处于起步阶段。不过，现在就说人类基因组测序技术或合成生物学对人们来说没有汽车或航空旅行那么重要，显然还为时过早。
第二种观点认为，如果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解决，那么这次工业革命将不会碰到麻烦。目前有人心存幻想地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创造的财富会从富人流向穷人，那些被机器取代的行业人员只需换一个待遇相同的工作。事实上，目前所有迹象都显示，即将到来的变革所产生的利益将集中在一个相当小的精英圈子里，因此会加剧目前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趋势。瑞士银行在2016年的达沃斯年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强调了上述观点。报告认为“劳动力市场将出现两极分化，低技能的工作继续被机器替代，并且这个趋势渐渐蔓延到中产阶级从事的工作上”。
第三种观点是，如果对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主宰的经济所创造的财富进行再分配，比如把收入分给民众，这样由于机器包揽了大部分工作，我们所有人就能享受更多休闲时光，那么一切都会很美好。然而，即使财富再分配可以梦想成真，也只能解决我们部分问题。首次参加达沃斯论坛的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贾斯廷·韦尔比说，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生的改变中，不仅要做好经济上的准备，还要注重精神上的准备。他说：“这不仅仅是钱的事，还关乎一些我们之所以称为人的事。”
在这样的剧烈变革中，我们必须培训劳动者掌握新技能，适应新岗位。这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国家和企业大力合作。企业必须迅速持续创新，从指挥与控制的结构转向更加合作的团队工作。国家也应该在适应数字革命。然而，世界各国领导人经常用传统的线性思维看待问题，太过关注眼前问题，而缺乏对塑造我们将来的破坏和创新力量做战略性思考。简而言之就是面对具有破坏性的新科技挑战，当前的政治架构已经力不从心，它暴露出来的缺陷很可能产生反作用，让后果更加严重。理论上说，政治应该确定博弈规则并让人们去遵守。它是根据已经发生的变革制定长久的法则。但如今的变化太快了，政治很难扮演这种角色。比如无人驾驶汽车就是这样，如果能有相关的法律框架或许不久就能上路了，但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框架。国家与企业和人民一样，也应该改变，去适应。行动方式应该更加灵活。但目前很难实现这种灵活性与当前必要的民主制度运作之间的调和。所以必须创造新模式。为此，公共舆论也应该意识到正在发生的变化的规模和意义。
施瓦布提出，第四次工业有“使人类机器人化”的潜力；但是，如果能以一种积极的和负责任的方式加以塑造，也能够促成一场新的文化复兴和一种真正的全球文明，将“人性提升到一种基于共同命运感的、新的集体和道德意识”。
施瓦布认为希望终将战胜风险。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通过赋予其以使用数字网络的能力、提高组织的效率、加速个性化药物的研发、以及为气候变化提供一个技术解决方案，来为那些经济上被排除在外的人带来福祉。
真会如此吗？
目前可以明确的是现有企业必须迅速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果它们不想被其毁灭的话。
资料来源：根据如下资料编写整理：
1.刘劼，第三次工业革命须有互联网思维，《参考消息》，2014-10-21；
2.拉里，埃利奥特，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人类既带来希望又带来灾祸，英国《卫报》网站，2016-01-25，转引自《参考消息》，2016-01-27；
3.尼古拉·巴雷 达维德·巴鲁 让-马克·维托里，克劳斯．施瓦布：国家也应该适应数字革命，法国《回声报》网站，2016-01-20，转引自《参考消息》，2016-01-27；
4.约翰·桑希尔，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新书《第四次工业革命》，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6-01-17，转引自《参考消息》，2016-01-27；
5.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史（第6版）》，86，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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