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比利·巴德》的创作特征分析.docx

歌剧比利巴德的创作特征分析 贾华生摘 要：歌剧比利巴德是英国作曲家布里顿根据麦尔维尔的小说比利巴德创作而成。小说比利巴德的创作是麦尔维尔对自己早期航海生涯的缅怀，作品详尽的细节表述正是强有力地体现了作品的自传性。在麦尔维尔的创作中，海军事务和矛盾问题的详细讨论往往是他感兴趣的话题。因此，在比利巴德中：士兵被鞭打，让人畏惧的军官，战争的场面，新兵的征召，人权，同性恋话题，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等便被描写的相当精彩。故事通过一系列的隐喻、人物刻画和矛盾冲突，尖锐地抨击了人性的善恶问题和当时社会的病态。关键词：背景；形象特征；隐喻；矛盾冲突1 比利巴德的故事背景比利巴德的故事草稿保存在麦尔维尔的孙女埃利诺麦尔维尔梅特卡夫手中，之后它才得以有机会在1924年被整理完成并首次出版。1928年韦弗完成了作品的修订版本，随即被翻译成多国语言。1946年威廉普卢默立足英国当时现状，对韦弗的版本作出了一些带有个人见解的改动，其中一份被布里顿所拥有。两年后由美国作家F.B.弗里曼指出了韦弗版本中的一大批错误和误解。直到1962年，哈里森和默顿在学术和专业原则基础之上完成了一个详尽的、可靠的文本。由于美国护卫舰1842年时发生的萨默斯事件，当时三名船员被指控叛乱并被战地军事法庭定罪处死。因此本故事在设计的时候故意描述为英国海军在1797年发生的叛乱，从而避免与美国舰队事件有着太明显的联系。比利巴德的事件被设定为是1797年夏天英国军舰驶入地中海时发生的，1797年这个节点的选择是由于：在1797年4月15日发生了朴茨茅斯和怀特岛之间的斯匹特黑德叛乱；紧接着是5月20日发生了泰晤士河口岸的诺尔叛乱；7月和9月，在地中海地区爆发了一些较小的叛乱；因此，为威尔船长的偏执和对特拉加特虚构的指控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背景。2 小说创作的阶段过程比利巴德中作者对故事的描述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个发展过程的组成理念在故事道德模糊性和开放性的认识上是至关重要的；其特征经常被人挑出来评论，比如同性恋问题。在第一阶段（从1886年开始），比利巴德仅仅是由一个短的散文诗的结构组成，一个只有32行的民谣“戴手铐的比利”。麦尔维尔的比利巴德这部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在之后的发展中绝对不是单一的特征。威尔作为一个最高指挥官，一个全船的灵魂性人物，当他在等待一个无辜人被指控叛乱并行刑时是有罪的。布里顿和他的歌词作者最初读到“游戏开始了”的时候，一向保留作品原貌的他们一反常态，改为“是的，是的，一切都开始了”，显然目的是为了突显接下来将要迎接比利的悲惨命运。在比利巴德的结构进入了第二阶段的时候，麦尔维尔决定将民谣改为散文故事。为了这个目的，他创造了纠察长这个角色具有恶毒人物性格的约翰特拉加特，来与比利形成一个明确的对比；然而为了进一步体现人物的对立和冲突，在这个阶段中比利被塑造得更加年轻和更加天真。故事发生在一段充满了叛乱主题的历史背景下，因此特拉加特给比利所捏造的罪名指控是很合理的，而比利对特拉加特攻击造成的后果，也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对比利死刑的判决。在这个阶段，故事的发生被集中设计在体现战斗力强大的“大无畏号”上，从侧面也暗示了社会旧思想的强大。这个节点上作为戏剧的扩张，他决定从加大对威尔船长性格描写的重要性出发。然而在这时威尔的上场似乎是简单的，没有太多的评论；但是，此时以这位最高指挥官在场景中的出现为线索引出了一系列的戏剧冲突，他的特性的扩展主导了接下去的整个故事。3 小说的隐喻与思想理念为了能够反映人物个性的特征，有三个名字具有特殊意义而经常受到麦尔维尔的特殊关照。比利巴德的名字来源于被凯尔特人视为阿波罗神的“Beli”和“Budd”，后者代表了健康、生机和春光。威尔船长的名字是拉丁语vir（男子）和veritas（真理）的双关语，而他的中间名字费尔法克斯可以理解为“公平的事实”。特拉加特这个名字起源于过时的动词“阻碍”，这意味着一种带有危险的反常规的固执。这些对比利巴德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了对这部小说中的“立意”或多个“立意”的分歧，而早期的评论内容是对这个讲述纯粹善良和极端邪恶之间矛盾冲突故事最简单程度的接受。对威尔判决的影响并没有详细的探讨，但在20世纪40年代更多的重点放在解释威尔为中心人物的可能性，并且他所处的立场引起了激烈的探讨和争论。在布里顿歌剧版本的舞台上，有一种方式是将故事的注意力集中于反讽威尔的立场，认为其深层的道德意义与表面所表现的完全相反。当然，比利巴德这个复杂的、有歧义的故事没有“正确”的解释，正如布里顿所言：“一切麦尔维尔所写可以称之为对遗嘱的接受”，因此对它接受的问题，是带有矛盾和不确定性的。不可否认，麦尔维尔的小说比利巴德中所蕴含的复杂性（或不确定性）的风格，是很难被窥探到的。在早期令人生厌的描述和诗意语言的丰富度上，比利巴德都是非常罕见和标新立异的。不像麦尔维尔的其他故事中对海景的精彩描写；这篇小说没有对大海进行任何生动的描写，更多的是引发人们对一种反思哲学的思考。只有当比利的生命将被终结时，象征不祥的海鸟降落在甲板上，他们刺耳奇怪的尖叫声回响在每个水手脑中。这是个从根本上体现人性反思的故事，显然非常适合表现将罪恶突显放大的古典希腊悲剧的哲学思想。每当威尔船长陷入困境时也采取的是苏格拉底式的解决方案：根据既定的现实原则基础上，支持公共秩序，并以衡量既定秩序和特殊情况的事实之间的差异幅度作为评判标准，不断引导威尔作为一个象征立足于良好教育和正确认知上的公平正义；另外，不论是威尔从他个人的认知中似乎获得和平的戏剧反讽的悲剧意识，还是去表现“天真”与“罪恶”的化身比利和特拉加特的地方，都受到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关于船被设置为世界的隐喻，以麦尔维尔的朋友WH奥登为代表的评论家们做了大量篇幅的探究。作者通过表述船与海洋环境之间的关系所传达的象征性意义，反映出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时代特征和命运挣扎的理念。在当时的背景下，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的象征性，海上的能见度代表了人物意识所能承載的知识程度，“浓雾”代表着怀疑和自我欺骗，晴天意指人们有了自己正确的意识，或是代表事情的真相大白。在麦尔维尔的小说中，对海洋环境描写时的这种理念是很少被用到的，但布里顿给这种象征性意义赋予了特殊的色彩。在歌剧中，对法国的战争发生在大雾的天气，威尔船长说道，“我不希望看到这可恶的雾”带有故意的讽刺意味；当威尔船长面对特拉加特对比利的诬告进行调查时，他宣称“雾正在消失”；当特拉加特死后他说道“雾已经散尽了”；在结语部分，当比利的尸体消失后威尔回忆说，船行驶在晴朗的日子里。歌剧比利巴德是作曲家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通过艺术性的手段，进一步进行深入加工；从而使作品的戏剧冲突更加尖锐，内容更加丰富，意蕴更加深刻，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是一部具有相当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