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所见之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协助日侨和战犯回国.pdf

日媒所见之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协助日侨和战犯回国 周晓霞 万亚萍 季泓旭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妥善解决日侨和战犯归国问题。由于受当时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日本社会舆论倾向于从政治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向。而 朝日新闻 和 每日新闻 等媒体则侧重于报道日侨和战犯归国的具体情况，其中不乏有关经由天津协送日侨和战犯回国的报道。这些报道向日本民众传达了中国为解决日侨和战犯归国问题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媒体记者对天津及中国的观察和描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而且为改善和发展中日两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关键词 日本媒体 日侨 战犯 天津众所周知，抗战胜利后，在中国经济条件极其困难、政治形势尚不稳定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较为顺利地完成大规模遣返日本侨俘回国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中国政府分批协助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归国，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关于二战后日本侨俘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有不少是关于天津及华北地区日本侨俘问题的专门研究。这些研究根据档案等文献资料，对天津及华北等地的日本侨俘的收容、管理与遣送等方面进行了详尽考察，这对深化日本431本文得到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天津城市形象的影视塑造：借鉴日本经验”（项目批准号：TJZZQN20-006）的资助。侨俘遣返问题和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这些研究多围绕国民政府时期的日本侨俘遣返情况展开论述，鲜有详细探讨新中国成立后送还日侨和战犯的研究成果。并且，在日本战败投降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日本社会还不时会泛起一种否定中国为协助日本侨俘回国做出贡献的声音。因此，我们仍有必要从多角度、多方面对这一问题做深入的探讨。与亲历者的各种回忆和叙述相比，新闻报纸中的相关报道则从记者的视角，记录了在华日本人归国的经历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如日本近代以来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两大报纸 朝日新闻 和 每日新闻，对新中国成立后经由天津协送日侨和战犯回国的事件做了一系列报道，这不仅有助于拓展战后日本侨俘遣返和协送问题的研究，而且对了解战后日本媒体视角下的天津形象也有所助益。一新中国成立后日侨和战犯送还工作的开展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向全世界公开发表了被称为“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号召同胞通过宽恕日本来谋求战后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这段讲话奠定了此后国民政府处理日本侨俘问题的基调。从 1945 年 10 月到 1946 年 8 月，国民政府分期分批地将中国战区的日本侨俘从上海、天津、青岛、广州等港口安全有序地遣返回国。直至1946 年大规模遣返基本完成时，从中国遣返的日本侨俘总数近 300 万人，531日媒所见之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协助日侨和战犯回国如胡荣华的 战后天津暨华北地区日俘日侨遣返研究（抗日战争研究 2008 年第 3期），渠占辉的 战后华北地区日侨的收容与遣返（抗日战争研究 2011 年第 3 期），米卫娜与申海涛的 战后河北省对日侨的集中管理与遣返（抗日战争研究 2007 年第4 期），徐志民的 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研究（暨南学报 2015 年第 5 期），周利成的 天津遣返日俘日侨纪实（世纪 2015 年第5 期）等。这些研究以相关档案资料为基础，详细阐述了华北各地经天津遣返日本侨俘的历史经纬。关于新中国成立后送还日侨的研究，可参考王剑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由天津港协送日侨回国纪实，工会信息 2018 年第 18 期。如曾从塘沽遣返回日本的自由主持人铃木史郎在 WILL 2015 年 7 月号上发文，要求中国就战后没收日本侨民财产做出道歉，并指出在遣返途中，侨民遭受了许多恶劣的对待，“违反了国际法”。可参考其中包括越南北部的侨俘等。在遣返日本侨俘的过程中，天津作为遣返的重要出港据点，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5 年 10 月 20 日，首批经由天津遣返的 3000 多名日侨（包括伤病者 300 余人）搭车前往塘沽，于 11 月 6 日乘坐辰日丸抵达福冈博多。这标志着天津日本侨俘大遣返正式开始。至1946 年8 月10 日遣返最后一批集中于天津的日本侨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共计约34 万滞留于京、津、冀、晋、察、绥等地的日本侨俘经由天津被遣返。大规模遣返日本侨俘的工作虽然告一段落，但仍有许多日本人留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船只，又因遭到阻难，多数日侨难以回国。根据当时政府对日侨人数的调查统计，还有 3 万多名日侨和千名战犯滞留在中国。尽管那时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日侨和战犯，不仅关系着中国的国家形象，而且关乎着战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1952 年 7 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批准了有关部门拟定的协助日侨归国的计划，并组建了由中国红十字会等组成的中国日侨事务委员会，令其负责处理日侨归国事务。同年 9 月，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在华日侨问题的决定等文件规定，除少数日本战犯、反革命分子、掌握我国家重要机密者不予遣送外，其余在华日侨本着自愿的原则，分期分批协助他们归国。11 月，周恩来签署 政务院关于处理日侨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布了遣送日侨的办法、经费、财产处理等，要求各大行政区及有关省市组织日侨事务委员会。由于当时中国尚未有相应的外交渠道，因此政府于 1952 年 12 月 1日以 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关于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各项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 的形式发表公开声明，宣布中国政府保护守法日侨及协助愿意归国日侨的立场，并表示欢迎“日本方面的相关机构或人民团体派人来华和631汪朝光：中华民国史 第 3 编第 5 卷 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中华书局，2000，第 264 页。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关于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各项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 1953）第 2 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第 101 页。中国警察学会出入境管理专业委员会编 公安出入境管理大事记（1949 1999），群众出版社，2003，第 31 页。我国红十字会具体协商解决”。对于中国政府的积极态度，日本国内反响强烈。1953 年 1 月 31 日，日本政府委托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日中友好协会（简称“三团体”）组成的代表团来北京商谈日侨归国事宜。廖承志以红十字会代表的身份和日本代表团就协助日侨归国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在第一次正式会谈时，廖承志发言称“协助日侨回国旨在增进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以廖承志为首席代表的中方代表和以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为团长的日方代表团经过多次协商谈判，最终于 3 月 5 日签署了 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对日侨归国的手续及各项具体问题做了详细说明。对于这一重大事件，朝日新闻 和 每日新闻 皆做了相关报道。1953 年2 月16 日，朝日新闻 和 每日新闻 均刊登了岛津团长发回的关于在华日侨归国问题的电报。报道称，2 月 15 日，中日双方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会谈内容如下：（1）此次协议是援助希望回国的在华日本人，并非所谓“撤回”。日方的报道一般使用“遣返”，但这一词语并不恰当，应使用“归国”这一词语。（2）日本人的乘船港口为天津、秦皇岛及上海。可同时从这三个港口遣返三千人至五千人集中归国结束后，关于个别想要回国的日本人，中方将与日方保持联络，予以援助。（3）关于归国者带回的私有物，除禁止出口品及违禁品外并无任何限制。（4）关于归国者的经济困难问题，中国红十字会为其提供前往乘船地的旅费。值得注意的是，岛津团长发回的电报首先提到了中方协助日侨回国，而非“遣返”。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日本国内把中国的协助看成是“遣返”。对此，廖承志在会谈中特别指出，“在中国的所有日本战俘，除为蒋介石、阎锡山匪帮所扣留的少数人外则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631日媒所见之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协助日侨和战犯回国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关于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各项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 1953）第 2 集，第 101 页。廖承志文集 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 209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1 1953）第 2 集，第 215 页。_u前，都已遣送完毕”，因此，现在滞留中国的日本人“除少数战犯外都是侨民，根本不发生所谓 遣返 问题”。收到日本代表团的电报后，日本政府令撤回援助厅准备配船。2 月 20 日，中日双方就日侨归国具体事宜展开了会谈，次日的 朝日新闻 对会谈内容进行了报道。在会谈中，日本计划将高砂丸配往上海，运送 1500 2000 名乘客；兴安丸驶向秦皇岛，运送 2000 名乘客；白龙丸驶向天津，运送 500 名乘客。报道还提到，由于中方将会在天津集中千名日侨，因此希望日方能继续向天津派遣白龙丸和白云丸两船迎接。3 月 20 日，第一条船兴安丸满载千名日侨从秦皇岛驶往日本。自1953 年 3 月至 1958 年 7 月，从天津、秦皇岛、上海三个港口相继协送日本侨民 21 次，共 3 万多人，其中包括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接受过改造的战犯。随着日侨和改造后的战犯陆续顺利地归国，日本各地开展了欢迎归国者的活动，由此也在民间掀起了中国热。这些归国者以自己的经历“传播了新中国的真相”，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看法。然而，中国政府协助日侨回国旨在增进中日人民友好关系的目的，却遭到一部分日本人的质疑。一些媒体除援引日本外务省的调查人数，质疑中国提供的 3 万多人的归国人数以外，不少人也在揣测中国协助日侨归国的目的。中央公论 的记者就提出疑问：“为何中国现在采取许可 3 万日本人归国的方针？”并就此列出当时社会流行的几种看法：一是中国的建设已经不需要日本的技术；二是 3 万多名归国者中有 1/4 为老人、妇女、儿童、病人，协助日侨归国是为了减轻中国社会的负担；三是出于对日工作的需要，将日本从美国势力范围中拉出，故令日侨归国。一位名叫北831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 第 1 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第 100 页。撤回援助厅直属于厚生省，主要负责日本战败后在外日侨和军人的归国事宜。前身为1946 年设立的撤回援护院，1948 年升格为厅，由援护局和复员局构成，1954 年 3 月被废止，厚生省重新设置了撤回援护局。第一回約五千名 引揚船乗船地 上海天津秦皇島 朝日新聞 1953 年2 月21 日。张历历：新中国和日本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 28 页。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 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50 2004），民族出版社，2005，第 48 页。“川正夫的人向 中央公论 投稿，论述了有关“送还邦人”的出发点。这个作者是抗战胜利后，经由抗日根据地归国的一名日籍军人，他认为中共之所以协助日侨归国，是基于政治考量，即一是关系到中国方面所主张的俘虏送还问题，二是为应对艾森豪威尔政权封锁中国沿海地区而制定的策略。由此来看，对于新中国从人道主义立场协助日侨归国这一实际情况，当时日本的社会舆论倾向于从政治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过，比起杂志等热衷于讨论中国送还日侨的出发点，朝日新闻 等报纸则更侧重于报道日侨和战犯的具体情况，尤其是他们归国前在中国的生活情况，其中不乏有关天津协助日侨和战犯回国的报道。二天津对日侨和战犯的协送作为遣返日侨的三大出境港口之一，天津市遵照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在华日侨问题的决定，以及周恩来对日侨归国工作做出的“要做好政治工作，物质上加以宽待，做好组织工作，不准混乱”的指示，在协助日侨和战犯归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多数日侨经由天津回到日本。来津的日侨不仅人数多，而且分布范围广。根据 朝日新闻 和 每日新闻 的报道，从天津回国的日侨，除来自华北地区外，还有不少来自内蒙古、青海、广东、云南、湖南等地。不仅如此，也有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日侨经由天津回到日本。如1954 年 11 月 朝日新闻 对天津协助曾侨居越南的日侨归国之事进行了报道：“来自越南的 71 名归国日本人乘坐的列车于 23 日上午 8：40，在雨中到达天津站，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和三团体负责迎接，后由两辆汽车将他们送到天津大饭店第三分店。”自 1953 年 3 月 22 日白山丸从塘沽起航送走第一批日侨 969 人后，日本的兴安丸和高砂丸、白山丸多次往返于塘沽与舞鹤，迎接日侨归国。朝日新闻 和 每日新闻 对日本侨民经由天津回国的情况进行了积极931日媒所见之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协助日侨和战犯回国“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通志 公安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第569 页。报道，其中尤为详细地登载了第五、第七批日侨归国的情况。如 1953 年 8月 3 日，兴安丸抵达塘沽，于“6 日上午 10 时，1192 名归国者（男 397人，女 337 人，儿童 458 人，其中包括百名患者）乘坐兴安丸驶离天津港”，这是经由天津协助归国的第五批日侨。1953 年 9 月 18 日，中国红十字会向日本三团体联络事务局发去电报，要求日本于10 月上旬派遣兴安丸或高砂丸到达天津，接回第七批归国日侨。每日新闻 则通过采访参与第六批归国事务的日本红十字会代表，获悉援助日侨集中归国的工作已接近尾声，今后在华日侨将只能经由天津一地回国。此外，每日新闻记者还了解到，日本将于 9 月 29 日从舞鹤港派出高砂丸，预计于 10 月 5日到达塘沽港，并于 10 月 8 日离开塘沽，撤回第七批归国者。实际上，10 月 10 日，“第七批 1491 名归国者乘坐高砂丸驶离天津港”。天津是协送日侨归国的主要港口之一，特别是自第六批日侨归国后，其余滞留在中国的日侨全部集中于天津，并从塘沽乘船归国。据统计，从1953 年 3 月送还第一批日侨，至 10 月宣告分批集中送还日侨为止，中国共协助七批日侨回国，人数达 26026 人，其中经由天津回国的日侨有10584 人，详见表 1。表 1 1953 年经由天津回国日侨统计单位：人批次日期人数乘坐船只13 月 22 日969白山丸、白龙丸24 月 17 日1915高砂丸35 月 11 日1918兴安丸47 月 4 日1909兴安丸58 月 6 日1192兴安丸69 月 2 日1190高砂丸710 月 10 日1491高砂丸 资料来源：根据 朝日新闻 等资料提供的日本人归国人数而制。041d日本问题文件汇编 第 1 集，第 127 页。此后，中国红十字会和天津还协助个别在华日侨返回日本，一直到1958 年，中国共分 21 次协助日侨和战犯回国。其中从 1954 年 9 月至 1958年 7 月，天津先后共 14 次协助 8736 名日侨从塘沽港回国。二是天津协助被宽赦的日本战犯归国。新中国成立后，截止到 1956 年6 月，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共有 1062 人，其中包括曾加入蒋介石或阎锡山军队，后被解放军俘虏的 140 名战犯，以及 1950 年苏联移交的 969 名战犯（其中 47 人在押期间病亡）。随着中日民间交往范围的日益扩大和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政府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的方针。根据 1954 年 8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发布的命令，西井建一等417 名战犯被予以宽赦。随后，中国红十字会电告日本三团体联络事务局，要求其派船接回。对于这一事件，朝日新闻 刊载了如下内容：“从中共归国的西井建一等 417 名原日本军人与 142 名普通侨民已经集合于天津，等待乘坐兴安丸回国。19 日，按照那些被赦免的原日本军人的要求，443 人拜谒了花冈矿山等在日本各地牺牲的中国殉难者之墓（在天津）。”与此同时，每日新闻 也极为关注日本战犯归国前滞留天津的生活状况。1956 年 4 月 25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做出 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对有悔罪表现的战犯“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随后，中国红十字会给日本红十字会等三团体发去电报，要求日本向天津派遣船只，引渡战犯回国。每日新闻 刊登了该电报的内容：“335 名战犯会在 6 月中旬集合于天津，望贵国三团体在6 月 15 日至 18 日派遣轮船到达天津。且贵国三团体可派代表同船来到天津，就今后的遣送，以及欲来中国探望战犯的家属的往来方法等问题进行商议。”23 日傍晚，日本派出的兴安丸到达塘沽新港。随三团体代表来华的还有十几名日本新闻记者，他们采访了这些在天津准备回国的战犯。141日媒所见之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协助日侨和战犯回国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 第 2 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第 139 140 页。日本问题文件汇编 第 2 集，第 124 页。28 日，第一批被释放的 335 名日本战犯和 7 具在押期间死亡的日本战犯遗骨，由塘沽乘兴安丸起航归国。同年 7 月 24 日，中国红十字会在天津将第二批被释放的 328 名日本战犯和因病假释的武部六藏移交给日本三团体。8月23 日，每日新闻 报道了第三批被释放的354 名战犯于22 日晚从抚顺乘坐特别列车前往天津的消息。这批战犯于次日到达天津。9 月 1 日，他们与其他 79 名日侨由塘沽乘坐兴安丸回国。至此，绝大多数战犯被宽赦，并经由天津回到日本。剩余的战犯由于罪行严重而被判处 8 年至 20 年有期徒刑，不过，后来有的也被宽赦，与日侨一同经由天津回到日本。1958 年 7 月 6 日，中国红十字会电告日本，在岸信介内阁改变敌视中国态度之前，协助日本人回国的工作将予以停止。至此，中国共分 21 批，协助约 3.5 万名日本人回国。天津市政府及红十字会为协助日侨和战犯归国也做了努力。在此期间，在中国红十字会和日本三团体的协助下，旅日华侨和留学生也分批乘坐兴安丸等客轮到达天津。与此同时，中国劳工的遗骨也陆续被送回天津。三日媒记者对日侨和战犯在津生活的观察日本战败 8 年后，3 万多名日本人从中国返回日本，这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尤其是新闻媒体，积极对此事进行报道。当第一批在华日侨搭乘兴安丸到达舞鹤港时，75 家新闻媒体赶到现场，甚至出动直升机争相报道日侨归国的情况，充分展现出对这一事件的“狂热态度”。最初，各新闻媒体皆想派得力记者，随三团体乘船访问中国，并就日侨回国之事进行采访，但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许可。因此，关于在津日侨的情况，多通过归国的日侨和访问中国的国会议员的讲述来获取。1954年，天津红十字会首次许可日本记者搭乘兴安丸前往天津，并允许他们就日侨的归国之事进行采访。此后，日本媒体曾数次派记者奔赴天津，采访集中在天津的日侨和战犯。在日侨、战犯滞留天津期间，天津市政府负担了他们的伙食、住宿旅241吴佩华：中国红十字外交，1949 2009，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第 100 页。“费，还在生活和疾病医疗救治等方面提供帮助。日侨往往会在兴安丸等迎接船抵达天津前几日，集中于天津。透过日本记者的视角，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天津市对日侨和战犯协送工作极为重视。首先，在住宿方面，天津市征用了和平路、滨江道一带的几个大饭店，如天津大饭店、交通饭店、惠中饭店等，以供归国日侨和战犯住宿。1954 年，朝日新闻 派出记者搭乘兴安丸前往天津对日本侨民的归国情况进行采访。一名记者观察写道：最近专门被用来协助日本人回国的港口为塘沽新港，招待所设在天津。令人惊讶的是，三个招待所为天津大饭店第三分店、渤海大楼、交通饭店，可谓是天津的一流酒店。一个房间可住2 5 人，均备有床。早晚餐食提供七八盘中华料理。1955 年，每日新闻 也派出记者随兴安丸到达天津，就日侨停留天津时的生活状况进行了采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日侨在天津的待遇看起来相当不错：吃饭是按照中国的习惯，在大厅里围坐在圆桌前吃饭，就像身处在日本的一流中华料理店一样。从这些报道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天津市对协助日侨和战犯归国工作做了妥善的安排。他们在天津所受的优待与回到日本后的待遇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他们登陆舞鹤港后，“要在舞鹤撤回援护局简陋的房屋中度过三晚四日”，这种鲜明的对照令记者“不由感到惭愧”。其次，在生活、购物、医疗救治等方面，也给予日侨极大的关怀。例如，1955 年 2 月 13 日，朝日新闻 报道了集结于天津的归国者“幸福地住在一流酒店”的消息。这是第十批集中于天津的日侨，有 900 余人，分别来自四川、湖北、贵州、河北、甘肃、云南、陕西、河南等省。他们到达天津后，天津红十字会负责接待事宜，并为他们办理乘船手续。“这些341日媒所见之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协助日侨和战犯回国日侨住在位于天津市中心区的一流酒店 天津大饭店第三分店和交通饭店，欣喜地做着归国前的准备。由于孩童比较多，天津市还为他们设置了临时幼儿园，患病的日本人也得到妥善的照顾。”又如，在第十一批 800余名归国日侨集中于天津后，“1 名身患麻疹的儿童，4 名身患百日咳的儿童”得到治疗，天津市相关部门还为百余名儿童打了预防针，“身患脊椎骨疽的山下静江在天津市立医院进行治疗”。在天津短暂停留期间，日侨还可外出购物，“在天津市的马路上，能看到日本居留民携家人散步或购买土特产品的情景”。再者，集结在天津的战犯受到极大的宽待。天津市有关部门不仅安排战犯拜谒牺牲在花冈矿山等地的在日殉难劳工陵园，对其进行思想教育，而且极为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定期组织他们观看电影和话剧。1957 年，8 名滞留天津的日本战犯候船的事件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广泛关注。1957 年2 月，岸信介内阁成立。不久，岸信介窜访台湾，公然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由于岸信介采取反华政策，中日关系遭受严重挫折。同年 6 月，日本众议院议员广濑正雄以“海外同胞撤退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两次致电周恩来，提出率领代表团调查 35767 名日本人“下落不明”的问题，并要求中国红十字会提供协助，企图抹杀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协助日侨和战犯返回日本所做的各种努力。7 月，周恩来在接见 朝日新闻 等记者代表团时，就日方提出的“下落不明”问题予以驳斥。随后，中国红十字会就广濑正雄来电问题致电日本三团体，驳斥所谓日本人“下落不明”的问题。日方歪曲历史事实的态度也影响到了日本三团体向天津派船。8月，中国红十字会通知日本红十字会，要求日方在 9 月中旬派船至塘沽，将8 名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和一些日侨接回。但是，日方迟迟不向天津派船。这些战犯的家人在日本为他们的回国问题奔走呼号，其中一名战犯甚至向每日新闻 寄去信件，意图通过媒体呼吁日本政府派船将他们接回。不过，直到次年 4 月，这 8 名战犯才与其他日侨一同搭乘白山丸回国。这批441”家族買 興安丸帰国者 相天津 毎日新聞 1955 年 3 月18 日。日本问题文件汇编 第 2 集，第 60 页。战犯停留在天津时间最长，从他们写给家人及 每日新闻 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他们等待船只的焦急心情，他们甚至认为已被日本政府抛弃。然而，与日本当局的不闻不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滞留天津 7 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受到了优待。其中的一名战犯，曾任伪满洲国铁道警护军参谋长的原弘志由于身患结核病，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余战犯常被安排去参观天津的工厂，“每周还会去看两三场电影和话剧”。另一名战犯，原陆军中将藤田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我非常感谢中国人民。等一切赎罪结束，归国后，我将尽力为恢复日中两国邦交而努力。”藤田茂回国后，曾多次率团访华，并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成为一名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思想之所以发生转变，无疑是因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了思想教育，当然也与其滞留天津的生活感受有关。为感谢天津市政府和红十字会给予的优待，他们在登船前向天津红十字会献上锦旗。锦旗上这样写道：“贡献后半生为坚决反对侵略战争，争取持久和平而斗争，中日两国人民的永远的友谊万岁。”搭乘日本迎接船访津的日媒记者，除关心在津日侨的生活状况外，也极为关注天津及中国的发展情况。随着他们对在津日侨采访的深入，他们对天津的认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采访之余，他们还对天津做了如下观察：昔日，随处可见的泥泞的市场已消失，卖笑妇与鸦片成瘾者杳无踪影，街道确实变得干净整洁。在酒店，即使外出时不锁房间的门，也不会丢失物品。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干净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上，更体现于其作为“新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面貌和市民的精神风貌上。541日媒所见之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协助日侨和战犯回国第三批被释放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向中国红十字会告别，新华社新闻稿 第 2278 期，1956 年，第 20 页。1955 年 3 月 21 日，日本派遣的搭载着 72 名归国华侨的兴安丸抵达塘沽，随船来访的除日本三团体代表外，还有 朝日新闻 和 每日新闻 的记者代表团。他们连续数日对即将回国的日侨进行采访，并报道了他们在天津的生活情况。此外，这批记者还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带领下参观了北京和天津。在为期 5 天的旅程中，他们对北京和天津的市民生活及经济情况做了观察。那么，在日本记者的眼中，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一名归国者说，“最近访问中国的日本人多礼赞中国”，展示中国好的一些方面，通过这次参观可以发现，中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曾于昭和 17 年、18 年客居北京一个月，并在天津度过两周，十几年后的现在，我不禁为北京和天津的巨大变化感到震惊。从塘沽至天津仅一个小时的巴士旅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们的住宅。二层红砖建筑和一层大杂院式的房子鳞次栉比。多的地方有300 户人左右。那是战前多是土制房子的中国所看不到的风景。记者团的随行翻译吴克泰自夸道：“单身者都有一间屋，已婚者则有2 3 间屋，房租一个月450 日元左右，几乎都是工人的住宅。”据说不仅是工人的住宅，今后农民的住宅也会变成红砖瓦房。他们对天津市民生活的关注还体现在对女性劳动者的观察上。“几乎所有的女性都身着藏青色工人服，化妆的女性只是少数女性进入职场工作令人惊讶，她们或任政府机关的科长，在工厂，女性担任车工更是屡见不鲜，甚至在农村还有女性做卡车司机。”从当时大多数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女性在结婚后理应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但他们眼中的天津女性却展现出另一种面貌 女性即便生了孩子，也会将其放在托儿所，继续从事工作，“在天津，经常能看到挎着包的女性劳动者抱着孩子匆匆回家的样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他们对中国女性的认识。在记者看来，天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居住环境的改善和市民精神面貌的改变上，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展现出了它“自古以来作为贸易港所具641有的活力”。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不仅是送还日侨和战犯的主要港口城市，也是中日贸易较为活跃的城市。以往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全部经由香港，但自 1953 年 1 月起，中日贸易又开辟出一条新航路。1 月 29 日，一艘装有海带的贸易船从北海道钏路港出发，驶入天津港。这艘“中日贸易第一船”的到来，意味着天津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承载着两国人民更多的期待。结语早在19 世纪80 年代，日本的 朝日新闻 读卖新闻 等报纸上就已经出现了有关天津的报道。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视角观察着天津的历史变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关注着天津在中国乃至东北亚地区所发挥的作用，为日本民众了解天津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引导着日本民众对天津的认知。抗战胜利后，天津作为日本侨俘回国的重要出港据点，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在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日本媒体对二战后中国的观察和报道无疑有其特有的立场，其中也受到了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在抗战结束后中日关系跌宕起伏的主线下，日本媒体在不同时期关于天津协助日本人回国的报道，势必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度。抗战胜利后，朝日新闻社前北京总局记者南本定雄就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局势的观察报道。他之所以关注中国局势的变化，显然是因为关心在华日本侨俘的处境。在南本看来，无论是国民党方面还是中共方面，都对日本侨俘展现出宽大的姿态。一方面，蒋介石以“温情”对待日本侨俘，国民党军队根据他的命令顺利推进接收事宜；另一方面，中共也极为优待日本人。他这样写道：中共对日本人的态度，始终非常宽大中共在山海关战役时日军及日本人已经逃亡，但中共对那些留下来的日本人极为优待，他们劝告集中在北平、天津地区的日本人归国，并对归国人员采取优待政策。641日媒所见之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协助日侨和战犯回国南本在采访这些从抗日根据地回国的日本人时，发现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中共”，“一部分日本人的心在不知不觉间转向了中共，对中共表示欢迎”。这在前述北川正夫的回忆中也能得到证实。可以说，中国对日本侨俘的宽大态度，赢得了日本民众的称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仍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积极妥善解决日侨和战犯归国问题。然而，由于受当时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许多有关中国协助日侨归国的报道歪曲事实，如报道在华日侨行动受限制等。一些媒体甚至带有意识形态偏向，认为中国是基于政治立场来解决日侨和战犯归国问题的。针对这一情况，曾在中国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等地工作的木村庄十二特意向 中央公论 投稿，向日本民众介绍了在华日侨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中国人民协助日侨归国时的友好态度，并明确表示在中国生活得很愉快。与此同时，朝日新闻 等主流媒体的报道，也向日本民众传达了中国为解决日侨和战犯归国问题所做的各种努力。在战后中国物资匮乏的情况下，集中于天津等地准备回国的日本人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优待，这使前来天津采访的日本记者深受触动。日本主流媒体作为民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上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在当时中日关系陷入僵局和冷战封锁的大环境下，日本主流媒体对天津及中国的观察和描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战后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而且对改善和发展中日两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作者：周晓霞，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万亚萍，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季泓旭，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编辑：万鲁建）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