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涵界定、现实困境与建构逻辑_朱卫卿.pdf

东吴学术 2023 年第 2 期108政治学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涵界定、现实困境与建构逻辑朱卫卿 摘 要：社区是国家治理直达基层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所在，也是促成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调研发现，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着由传统观念窠臼引致的社区治理有效性不足、多方利益冲突带来的社区碎片化、权力博弈引发的社区公共性衰落、居民间文化冲突导致的社区生活个体化等诸多挑战。打造全新社区治理格局、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党和政府对社区治理内在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也是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基本要义，需要以社区党建为核心，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筑牢社区治理的基础；加强政府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互动联系，加大供给社区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完善社区治理运行机制；增强社区群众的凝聚力，调动社区群众的广泛参与，使社区治理主体进一步走向成熟。关键词：社区；治理共同体；挑战；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从动态意义上来说，社会治理是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各类协商与互动机制，共同解决社会治理难题、回应人民群众需要的过程。一方面，在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巨大外部性张力中，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任务的复杂化、治理方式的多样化都意味着需要重新整合社会集体的力量和优势，需要重新建构现代性的社会空间结构、组织架构和治理逻辑。另一方面，治理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不仅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革与创新、实现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的现实需要，也为促进新的社会团结和形成新的共同体范式提供了理论指引。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 54 页，北 京：人民出版社，2022。DOI:10.16100/32-1815/c.2023.02.0062023 年第 2 期 东吴学术109一、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涵界定与研究视角（一）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内涵界定“共同体”这一理念及其所反映的精神内核，包含着人类对于持续、稳定、和谐群体关系的期许和向往。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公民共同体”，还是霍布斯、洛克等所理解的“社会共同体”，都将“共同体”理解为人类结合的基本形式。19 世纪末，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本质是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体生活，被理解为是在共同体里的生活。”在滕尼斯看来，现代意义上的“共同体”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生活共同体，即基于生活的、较为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络；二是利益共同体，即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并通过某种结构网络实现利益共享；三是价值共同体，即按照某种公共规范、价值认同和公共精神，在互动与交往中互惠与共享。从内在规定来看，社会治理本身就蕴含着“治理主体的合作、治理机制的整合、治理对象的多元”等“共同体”理念。在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治理主体间的地位、力量、信息的不对称是个客观事实。总的说来，由于社会力量相对薄弱，党和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先天优势，这就需要通过共同体的形式来弥合主体间不对等与不对称的差距。从目标诉求来看，共同体的构建是社区治理的目标之所在，也是社区善治所需达到的状态，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区共同体的治理机制和方法手段。基于此，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以共同体理念为导向，寻求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行动，蕴含开放性、包容性与灵活性，面向实践解决基层社会均衡建构问题的价值指向、组织机构及其治理机制。有学者认为，一种治理模式的适用性往往具有两个方面的维度：第一、分析性适用。即该治理模式能够抽象为理论构建的分析性工具，协助研究者寻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真实问题所在。第二、规范性适用。即该治理模式能够作为参照系助力治理主体把握治理的实践脉络，形塑社会的经验性秩序和规范性秩序。两种适用性一者偏向于静态和线性，一者偏向于动态和非线性，二者相互交织，能够对治理的症结作出科学合理的诊断和分析。治理共同体应具有以下特质：首先，治理共同体的组织结构表现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顺畅的立体化网络。其次，治理共同体的边界是开放的，国家与社会在互构中整合各种治理主体和资源。再次，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方式以民主协商为主导展开各项合作，并致力于构建秩序系统、赋权系统、创新系统三者相平衡的共同体。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区治理的复杂性、异质性与不确定性日渐显现，城乡社区成为国家治理直达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不仅能够强化居民、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之间的横向合作与纵向联系，也是提升治理效能、增进社会成员福祉，以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厘清社区治理权力边界的必然要求。（二）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研究视角 “社区”这一概念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作为国家治理的基层单元，我国社区一般是指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人员、地域、政策等方面调整的居民委员会所管辖区域。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社区，它包含三个方面含义：一是物质层面，即以一定居住区为基础；二是精神层面，即具有居民共同认可的公共价值；三是管理层面，即是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的载体和平台。从现代政治意义上来讲，我国的社区治理与建设不仅是为了加强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也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国内对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在社区治理的机制创新、流程再造、结构重塑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并大致形成了三 袁方成、王泽：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之路 一项历时性的多维度考察，探索 2019 年第 1 期。王木森、唐鸣：社区治理现代化：时代取向、实践脉 向与未来走向十八大以来社区治理“政策实 践”图景分析，江淮论坛 2018 年第 5 期。德 斐迪南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 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第 53-54 页，北京：商务印 书馆，1999。苗红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重构基于政府 购买公共服务的分析，广东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3 期。李友梅：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逻辑，中 国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11 期。东吴学术 2023 年第 2 期110种分析框架。一是“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该研究从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并认为社区治理是重构国家权威、政治权力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体现方式。二是“过程事件”分析框架。该研究从具体的社会事件入手，重新分析和阐释社区治理流程，强调社区治理的“业务主导性”，并重点关注社区自治组织的发育和社区的微观自治基础。三是“价值制度”分析框架。该研究结合当前社区治理的最新实践，聚焦社区治理的价值特质和运作规范，提出社区治理是政府、社会、公民多元社会主体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复合体”，超越了“国家社会”与“过程事件”的分析框架。综上，学者们以不同视角和框架对社区治理的内涵、功能、效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较少涉及底何种治理机制能够促成一个紧密的“治理共同体”，尤其是对于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并未加以着重分析。并且，既有研究对于多元治理主体在“复合治理”中的互动模式进行了较为详细地剖析，但对各主体之间的联结过程和治理要素之间的整合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因此，在综合分析既有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关注社区治理的整合机制，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和行动逻辑，继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本土化阐释的理论话语体系。二、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实挑战 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中，由市场经济逻辑引致的内在性张力使得传统“单位人”的行为逻辑和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社区人”作为新兴的主体力量从传统社会中“脱域”出来。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由单位制所承担的大部分社会功能也逐渐转移到社区中去，这一现象在社区力量勃兴较早的地区首先显现。苏州是江苏省规划建设的特大城市，也是长三角一体化都市圈中的核心城市，截至 2021年底，苏州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81.93%，按照历史积淀和资源禀赋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因历史积淀形成的老旧社区；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单位制社区；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建成的各种高中低档居民社区；城市快速扩张形成的“村改居”社区等。调研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打造社区治理新格局、提高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是社区发展的迫切要求，但当前社区治理中存在以下问题。（一）社区治理措施有效性不足一是治理主体单一。当前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现实并未根本改变，在组织领导社区治理过程中，部门社区管理者仍然认为政府是全能型政府、是社区治理中唯一的管理方和最大的利益主体，并不能够平等对待其他治理主体，所以固守传统的“重地位、轻服务”的主导思想，个别社区还存在基层党组织缺位、基层政府组织不健全的现象。所调研的社区均有居民表示，虽然常见到社区内各式宣传栏、阅报栏、公示栏或画廊等实体性宣传载体，却并未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对社区的领导，社区内出现一些矛盾冲突时，也难以见到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组织及时介入化解的身影。二是治理成效不足。部分社区一线管理者服务意识淡薄、工作作风落后，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治理创新的实际需要。调研中有居民反映工作人员对社区治理中存在问题不闻不问、推辞回避的现象。通过访问 12345 便民网站等网络论坛，发现几乎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定数量有关社区的投诉帖，大多关于社区工作人员反应迟缓、推诿扯皮、不作为或者慢作为、社区工作效率低、当社区居民遇到困难时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回应与关注等方面，更有投诉社区内个别人利用权力“真空”从中谋取私利。很显然，权力的资本化必然会激化社区居民与各级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二）利益冲突与社区治理的碎片化利益是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人们结成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动因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 张桐：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结构：对一个学术问题的 重新界定，中国行政管理 2017 年第 9 期。苏州市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县域，2023 年 5 月 22 日，http:/ 年第 2 期 东吴学术111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在社区生活中同样不例外，自 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导致我国社会利益格局发生重大调整，而整个社会利益日趋分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社区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出现了“从利益稳定性到利益多变性”的趋势，利益结构变化愈大，利益实现要求的主体性与实现途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则愈深，利益冲突是阻碍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因素。一是社区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调研发现社区内居民之间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冲突。第一、影响型利益冲突。此类冲突属于社区内一种常态现象，主要表现在社区居民之间因争抢地面停车位、生活噪声干扰、侵占公共空间、空调安装位置、宠物饲养等生活琐碎细事方面所产生的冲突。第二、旋转型利益冲突。旋转型利益冲突指的是因居民存在公私双重角色所产生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居民与居民代表之间的冲突。第三、泛化型利益冲突。部分社区居民过于谋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一旦利益受损，无论大小都会无限放大其利益诉求，从而产生过度维权行为，这种行为往往易于侵害其他居民的利益。二是社区居民与物业公司的利益冲突。第一、竞取型利益冲突。在社会生活中“两个利益主体对于某种双方均未获得的利益都有利益要求，这往往表现为一种利益竞取。”调研发现少数物业公司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想尽办法从居民身上和社区公共资源中攫取各种可能的利益。如小区物业公司意图强行收取该小区地面停车费，遭到多数居民抵制后所引发的冲突现象。第二、职责型利益冲突。调研发现不少居民认为物业公司并未为业主提供较为优质的服务，当居民主张其权益时，物业公司往往为保证自身利益与居民形成对峙，如阻挠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等，就容易造成“物业管理困局”现象，打破了原本基于平等契约关系建立起来的社区平衡，破坏了双方共生与共存格局，从而导致社区矛盾发生。（三）治理行为公共性不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单元由单位制向街区制转型成为一种必然，社区权力自然也成了基层治理中各利益主体争相控制和影响的焦点。调研发现，当前社区内物业公司与居民之间的权力博弈，较为完整深刻地展示了社区冲突中多元主体间权力博弈的动态过程及博弈策略迁移状况。在乌尔里希 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论域中，个体参与各项社会活动获取物质回报并承担社会风险的转移，社会从一种具有“明显界限”的实体转变成为一种“非线性、开放”的模糊状态。具体而言，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巨大转型中，个体的生活空间、职业结构均在一定程度发生了转变，个体发展呈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在公共领域，伴随着权力与权利边界的不断明晰，集体主义至上的价值逻辑也逐渐在社区消解，突出表现为公共精神的削弱和利己主义的凸显。一是主导权的争夺。争夺社区主导权这一现象在城市新建这一类社区内表现较为明显。一般而言，商品房小区建设完毕交付业主使用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往往会指定一家物业公司进驻小区进行前期管理，此时小区居民委员会和所在社区业主委员会大多尚未成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区权力的真空状态，使得物业公司在一定时间内能够独揽社区权力。当一方垄断社区权力则极易侵害社区居民及其他治理主体的利益，而一旦社区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等社区组织成立之后，社区物业公司则会丧失权力独占的机会，故物业公司往往会为了保住其主导权的垄断地位做出一些“努力”，比如设置一些“门槛”和“障碍”，导致物业公司与居民及其他社区社会组织产生矛盾。二是决策权的争夺。在党的领导与政府主导之下，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是保证社区治理有效推进的前提。调研发现，在实际治理运行中治理主体间往往会因为理念、目标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矛盾，主要表现在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与居民中一方围绕社区治理与建设发展，试图获得更高决策权和更大影响力，由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 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第 42 页，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9。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第二版），第 59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东吴学术 2023 年第 2 期112此引发社区权力秩序的变动。“一个行动者影响力的领域由受他或她所影响的其他行动者构成。”在没有出现新的制衡方或出台新的法规政策以规范其行为的前提下，任何一方意图独占决策权必然会遭到其他治理主体的抵制，重建社区治理结构使得政府向社区赋权和社区内的分权成为一种必然。（四）社区居民文化碰撞不停社区文化的发展状况既是评判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也是衡量该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一个标准。调研发现，社区居民之间存在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明显差异，社区公共生活中异质性与排他性文化所导致的社区矛盾时有发生。一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苏州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中心城市，其积聚效应近年来开始显现，大量吸引了邻近省份城市人口跨地域的向苏州聚集，他们常常“把自己定位为社会底层 或 外来的，从而陷入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往往易于滋生出较强的阶级阶层冲突意识。”再加上苏州作为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人口流动异常频繁。社区居民在社区认同感、社区满意度、社区归属感等方面同样存在较大差异，在道德观念、法律意识上存在着冲突。二是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碰撞。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村改居”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实现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新探索和新尝试，社区居民“居住方式已经改变，但其社会交往网络仍按乡土社会的习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制结构的长期存在，“农民上楼”和“资本下乡”的双重逻辑催生了社区居民在生存模式、职业结构的改变，也带来了居民参与意识、合作意识及民主意识等方面的提升。然而，社区在乡村传统文化与城市新兴文化的激烈碰撞中，遭遇到一系列由于文化冲突所带来的碎片化、分离化问题，阻碍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和社区和谐有序地发展。三、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党的领导是我国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最本质特征，公众参与则是现代治理模式的基本行为特征，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是社区治理的终极目标，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心所向，也正极大地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社区建设发展的时代要求，只有正视并正确分析当前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出其症结所在，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理措施并不断化解社区矛盾，才能最终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换言之，要实现“人人有责、人尽责、人人享有”这一明确目标，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社区党建”为核心，以“政社互动”为框架，以“公共精神”为灵魂，构建真正意义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一）以“社区党建”为核心，筑牢社区治理的坚实基础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是宏观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映射，是一个涉及利益博弈、权力制衡、资源配置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核心行动者及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行动和多边协同，以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协同性治理的思路形塑微观社会治理过程与方式，进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一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是党作为最高政治力量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突出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统领作用。同时推进社区基层党建创新，提升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和服务能力，真正发挥党的基层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纽带作用，推进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健全社区党组织设置。洞悉城市不同社区的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变化，主动排查并扫除社区党组织覆盖的空白点，着实提升社区党组织的影响力，主动向社区内的社会组织、物业公司、社区单元、社区居民延 美 罗伯特 A 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 峰译，第 41 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原珂：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及化解路径探析，行政 论坛 2017 年第 2 期。姜燕：农民安置型社区文化冲突成因及对策探析，理论导刊 2012 年第 1 期。2023 年第 2 期 东吴学术113伸，创新社区党组织活动方式。二是要严格社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党员教育学习终端，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全面推进“学习强国”APP 的学习使用，鼓励社区基层党组织与周边高校、企事业单位等建立“协同党建中心”。对于有条件的社区，可尝试建立“基层干部培训讲师团”，成员可招募高校教师、职能部门相关人员、乡镇企业优秀共产党员等，从而使社区干部培训“通理论、接地气”。三是以区域化党建为抓手，破解社区治理核心难题。依靠全覆盖、广吸纳、动态开放的“区域化党建”，将隶属不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禀赋的治理主体有效整合起来，进而形成目标、机制、运作模式一致的区域化党建组织体系。社区以区域服务为导向，通过充分发挥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作用，统筹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联合相关机关、企业、高校等党组织，建立健全区域化党建工作联席会制度，深化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党员服务中心的一体化建设，实现区域党建工作的“一盘棋”。（二）加强政府与治理主体的联系，完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机制政社互动的出场是基层民主建设的“出发点”“突破口”“训练场”，也是基层“微自治”模式探索的有效实践形式。在社会互构论看来，拥有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共同目标的社区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在“多元治理主体”互构与共变的过程中实现，而政社互动过程主要表现为作为社区治理权威的政党与作为社区治理客体的社会之间的相互形塑。一是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组织紧紧扎根社会基层。党和政府要更加深入群众，关注基层群众民声民意，充分关注当前社区居民生存、精神、生活、文化等方面的需求。从精细治理、立体治理和创新治理的视角出发，推动制度场域与生活场域之间的相互对话，倡导共同行动和凝聚社区共识。从加强立体治理、重视联动统筹出发，建设以街道为主体、以居委会为支撑、以调解员为抓手的社区调解体系，推进社区“网格化”治理。二是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在市场理论和行政权力协同与互构过程中，社会组织能够有效弥补政府治理覆盖面不足、治理效率较低的缺陷，从而有效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精准化供给。进一步将社区治理目标与群众切身利益和诉求结合起来，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组织要做到分工有序、做好通联。同时进一步完善工作事项准入和共议制度，形成“公共服务清单”“协办清单”“内部事务清单”的三位一体的社区治理体系，理顺“财权”与“事权”的关系，保障社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的能力。总体而言，政府部门通过提供公共设施与公共活动空间，为社区活动提供有效的制度性与经济性保障。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不仅能够克服“主体性”缺失的陷阱，也能够有效推进“一核多元”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三）增强社区群众的凝聚力，培育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公共精神社会团结因其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操作性，能够通过制度的赋予，获得社会的主观认同。传统人际信任所展现出的“团结”是机械团结，而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网络结构信任是“有机团结”，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社会的团结越弱，社会的纽带越松，外在的因素越容易介入到社会之中。”社区居民的“有机团结”程度是社区治理成效的晴雨表，只有在实现“有机团结”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激发社区的公共性。一是要扩大社区参与，增强社区有机团结。对社区而言，治理共同体既能保证社会发展的延续性，又能体现出社会组织化的衔接机制，社区中的多元治理主体特别是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以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并受益多多的真实事例为切入点，重新唤醒传统共同体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公共精神等等，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为社区治理建设建言献策、共谋发展。二是要强化社区协商，破除制度性障碍。要打破基层政府组织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 李慧凤、蔡旭昶：共同体概念的演变、应用与公民社 会，学术月刊 2010 年第 6 期。法 埃米尔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第 111 页，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出版社，2000。东吴学术 2023 年第 2 期114权力壁垒，发展社区基层协商民主，激发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加强社区居民间的交往与信任，提高社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完善社区治理创新，从而实现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向社区居民民主参与、多元主体互动的权力运行机制转变，极大地减少社区矛盾。三是要提升社区功能，弘扬培育社区精神。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目标，强化系统性思维，加强社区宣传教育，注重吸纳更多社会组织、社会精英人士、人民团体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构建立体化的参与空间与参与渠道，架构以社区公益性服务、便利性服务、互助性服务相互衔接融通的社区服务网络。通过开展社区群众性活动，加强舆论宣传引导，为社区居民提供共同遵从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唤醒社区居民主体意识，重塑社区公共意识、责任意识与参与意识，培育互信与合作精神，进而实现协调社区群众的活动，使社区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团结统一体。五、结 语伴随着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带来的剧烈变革，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公民之间的联结纽带及其内部结构层次与关系，都发生了近乎颠覆性的现代性重塑。回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隐含着一个核心要素，即社会公正的价值理念。多元共存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系统化，完善社区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组织与其它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首先是社区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好其自身领导核心的作用；其次是基层政府组织提供必要的制度平台、法律环境与动力资源；最后包括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为目标，充分整合经济、文化、行政、法律等必要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社区矛盾、纠纷与冲突，将社会危机扼杀于萌芽之中，使社区治理更加科学高效，提高基层社会活力，同时也要通过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建立健全新型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体制机制，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把社区真正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也为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大数据视野下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2019SJZDA013）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朱卫卿，常熟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基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