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角下青年生育困境和政策支持研究_刘福霞.pdf

第 28 卷第 1 期2023 年 2 月 25 日 Vol.28No.1Feb.25，2023Journal of Hebei Open University河北开放大学学报社会性别视角下青年生育困境和政策支持研究刘福霞1，尹心歌2（1.河北开放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80；2.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00）摘要：三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远低于公众预期，持续快速攀升的高生育成本固然是当下青年生育面临的主要矛盾，但社会、职场甚至家庭拒绝承认女性生育困境的存在，才是导致现代女性陷入生育困境的主要诱因。由于政府财政还未富裕到能够包揽一切的程度，用于解决社会化问题的一般思路并不能直接用于解决生育社会化问题，生育完全社会化和完全回归家庭并不现实，最好采取家庭生育决策、社会保险参与、国家财政兜底的政策机制。在少子老龄化生育困境面前，应对低生育率不仅需要提高家庭生育、抚育能力的政策措施，更需要从税收、就业、住房、文化、服务设施等方面进行突破，构建性别友好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既可适应人口发展经济规律，又能顺应社会化大生产对女性社会性别的主流方向建构。关键词：社会性别；性别友好；生育困境；三孩政策中图分类号：C 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567（2023）01-0048-05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我国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实施，旨在平缓总和生育率下降趋势，以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保持人力资源红利优势。但三孩政策实施后，效果远低于公众预期，普遍预期的2022年出生高峰并未到来，人口出生总数与一孩数量仍保持双降局面，但这并不能代表生育放松政策的失败，因为随着经济水平提升和城市化进程提速，生育率持续下降是世界性普遍规律。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探明三孩政策未达预期效果的真正原因以及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为此本文拟基于社会性别视角，对三孩政策未达预期效果的原因进行探讨，并据此提出应对措施和政策建议。一、国内外研究实践及发展动态人口减少将会对养老、教育、经济等产生重大影响，国内外学者早在18世纪就认识到低生育率带来的这一危机并大量投入研究。关于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学者 Malthus 认为是受到生产资料的制约，若生产资料充裕，人口将保持快速增长；Leibenstein 认为生育率下降是由于家庭生育预期效用不断降低而生育成本不断上涨所致1；Becker认为随着收入增加，父母更偏向于通过提升孩子质量来获得效用，这种生育偏好变化直接导致家庭选择减少生育数量；Caldwell 认为现代社会中，家庭财富主要从父母流向子女，财富流向的变化导致了父母较低的生育意愿；Budig 提出“生育的收入惩罚”，选择生育的女性，其工资一般远低于未生育的女性2；李芬认为内嵌于家庭生命周期的生育和抚养角色造成了女性的“职业中断”，并在女性后继的职业发展中形成负面记忆和叠加效应3；周立收稿日期：2022-09-28基金项目：2022 年度石家庄市社科专家培养项目“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青年生育困境和社会政策支持研究”（2022 zjpy 21）作者简介：刘福霞（1971-），女，河北唐山人，法学硕士，高级讲师，主要从事西方司法制度、终身学习与学习型社会研究。【经济 法律研究】DOI:10.13559/ki.hbgd.2023.01.00949 第 1 期群提出生育供给的“公共品”属性使得抚养子女的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具有不对称性，同时现代社会制度使得子女从准私人物品转变为准公共物品，这种变化使得低生育率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为应对低生育率危机，各个国家也加强了鼓励生育的实践探索，例如新加坡的双向生育政策，鼓励大学学历以上的女性生育和限制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生育，并在退税、保健储蓄使用、公共部门弹性工作制、住房等方面实施优惠政策；日本则探索创造良好的婚姻援助环境、设立儿童福利津贴、休假制度等；德国将产假延长至36个月，并在生育补贴、社会保险、提倡男性育儿责任和贡献方面不断加码；我国自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起即在延长产假、取消社会抚养费、增加普惠托育服务等方面进行政策倾斜及配套支持措施的探索。二、社会性别视角下我国青年生育困境及成因解析我国三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家庭并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儿童无人照料以及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4养育成本的快速提高，固然是当下青年生育面临的主要矛盾，但一些经济优渥人群也不愿再生，对此社会性别理论将其归因于社会性别实践带给女性的职业冲突。1.社会性别视角下的青年生育困境与生理性别对应的社会性别一词，源于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的力著女人交易。社会性别理论认为男女所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由生理决定，而是由社会文化逐渐规范而成，比如男性阳刚适宜职场、女性柔美适宜家庭，是在长期的文化建构中形成的。这种社会性别文化建构论开启了从两性（建构与被建构）权力关系视角研究社会问题的先河。女性涉足的工作领域，传统上以男性为主，职业标准的构建呈现与男性一致的特征，这种男性建制导致女性在工作领域屡遇尴尬5，最典型的问题即女性因生育导致的工作停滞、退出风险不被重视。社会、职场甚至家庭并不认为她们存在此种困境，这种拒绝承认女性生育困境的舆论环境，成为导致现代女性陷入生育困境的罪魁祸首。2.青年生育困境的直观体现社会、政策、家庭拒绝承认女性生育困境的存在，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我国生育政策中仅原则性提出女性享有被照顾的权利，实践中的具体优惠措施很少；二是在男性意识主导下，社会并不认为女性生育、抚育子女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在这种氛围下女性感觉不到生育价值；三是在传统文化影响下，认为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是女性最首要的工作6，工作没有问题，但不能耽误生育和照顾孩子，否则就被视为人生失败；四是女性在家庭资源分配中被边缘化，婚后的家庭对其职业晋升培训、健康健身等方面的费用、时间投入很少。3.青年生育困境的现实和历史成因青年人不愿生育主要基于以下诱因：首先，持续快速攀升的高生育成本对家庭有限收入形成的经济约束，是造成生育水平下降的现实原因。其次，女性社会性别意识的觉醒、女性自身对生育价值的认知、家庭和社会对女性生育价值的尊重成为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最后，生育收益的不断社会化。在生育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的现实情况下，生育收益的社会化能够更好地解释低生育率的出现。三、生育成本的完全社会化探索及其局限子女本身具有社会化属性，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养老功能也使生育收益具有了社会化特征，为生育成本的社会化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生育成本已进行了完全社会化探索，例如在英国，由于政府承担了女性产假期间的工资费用，因此公民和企业对生育都普遍持欢迎姿态，极大削弱了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但在发展中和欠发达地区和国家，生育成本的完全社会化并不现实，以我国生育成本分担情况为例进行分析，即可知其中利害关系所在。1.用人单位权益难以公平兼顾目前我国在生育成本社会化的探索上，多试行用人单位（负担生育保险费用缴纳）和国家（社会统筹负担生育成本）共同承担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可以说生育问题成为人才市场重男轻女的最大推手，用人单位不愿承担女性职工在孕产、哺乳期间不能工作的生育成本，必然迫使一些单位在招聘时给女性设置重重障碍，这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所致。但对于社会来说，生育子女利国利民，国家有义务用一定的公共资源来弥补这个领域，决不能让企业承担“性别亏损”的责任，所以企业权益如何兼顾也就成为一个需要考量的因素。刘福霞，尹心歌：社会性别视角下青年生育困境和政策支持研究50第 28 卷河北开放大学学报2.国家全部负担生育成本不现实我国政府还未富裕到能够包揽一切的程度，生育成本的完全社会化目前在我国还有一定难度。当然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背景下，要求彻底回归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生育模式也不现实。这种矛盾警示我们，用于解决社会化问题的一般思路并不能直接用于解决生育社会化问题。只有尊重生育规律和我国国情，让生育成本由国家、用人单位和家庭三方面共同承担，才能让生育真正迎来“社会友好”，让女性在求职过程中真正享受到公平待遇。四、家庭生育决策权的回归与代际育儿优势通过对已回收的女性教师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研问卷进行分析，发现女性生育与代际支持的关联呈正相关，家庭内部不同代际成员间的资源互换、情感互助关系成为女性愿意生育的最有力支持，因此是时候让生育回归自然理性和家庭决策之中了。1.生育决策权回归家庭符合我国目前国情我国生育政策放开到普遍三孩后，并未导致平均生育率的颠覆性上升，所以不如彻底取消生育限制，让生育决策权回归家庭。首先，生育权利回归家庭符合自然属性，利于社会平稳运行。生育本质上是家庭行为，我国的计划生育对居民的生育行为进行积极干预，这是出于国计民生大局而不得已的做法，如今人口总量控制大局已定，让渡于国家的生育权利是时候归还给家庭，让生育恢复家庭行为的本意，成为人类社会自然属性的一部分。过去居民接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是公民的觉悟，现在将生育权利归还给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其次，取消生育限制可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为了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管理成本相当高，取消生育限制，国家可以大大缩减计划生育管理队伍，节省一笔巨大的管理成本。2.家庭代际育儿符合传统和现实需要伴随着现代家庭结构的变迁，传统社会中由老到少的“哺育”和由少到老的“反哺”这种代际间双向均衡状态已不复存在，突出表现在父代对成年子代的持续支持有增无减，父母依然给已成年子女提供着各种形式的支持。究其原因，一是老人大多有相对充足的闲暇优势和经济基础，构成代际支持形成的前提和条件。二是老人的阅历丰富。年轻人在婚姻家庭初期经验不足，对父母经验支持需求度高，如初孕初育时期的日常照料等。三是社会公共服务支持的不足。目前女性大多都参与到了社会劳动中，我国社会公共服务的不足和工作条件的限制，使得父代对子代家庭的支持显得愈发必要和迫切。四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好，有能力为子代提供支持。五是在婴幼儿照料方面，城镇家庭已经打破“儿子偏好”，呈现出兼顾儿子和女儿家庭孙代照料的特征。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家庭的代际支持富有传承性，自古就是财富父一代子一代的积累，经验父一代子一代的传承，必然会对现代家庭产生深远影响。五、性别友好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立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各地采取的延长产假等普惠托育政策，都是对其他国家经验的借鉴。但我国有自己的独特国情，有些经验不能照搬。透过社会性别视角发现生育困境问题，主要矛盾在于青年女性遭遇的生育惩罚。婚育被青年女性看作职业发展的最大牵绊，职场女性遭受的不公正多源于性别带来的生育问题。生育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女性的全职就业，绝大多数女性在生育后被迫选择间歇性的兼职工作或薪酬更低、工作时间更加灵活的就业。因此我们以解决性别生育惩罚为目的，尝试性别友好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探索，以期符合自己的国情和人文传统。1.性别友好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科学内涵性别友好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指尊重性别角色差异和女性生育价值、认可生育自主性和多样性的社会公共福利政策保障体系，旨在推动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形成鼓励生育、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的文化认同以及配套公共服务、福利保障支持措施的出台。性别友好的内涵可理解为性别的文化友好、政策友好和环境友好三个方面。文化友好主要体现在社会能够尊重生育的价值，能够包容生育决策的自主性和行为的多样性；政策友好主要体现在相关政策的包容性、鼓励性和福利性；环境友好包括服务友好、设施友好等。性别友好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国家与社会对生育主体生命至上、权利至上和健康至上的价值取向、服务取向和福利取向，其本质就是为千家万户提供丰富多样的生育福利供给，以保证生育能够成为被全方位、全过程保护和保障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生育友好型51 第 1 期政策支持体系”。2.性别友好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构成在少子老龄化困境面前，应对低生育率不仅需要提高家庭生育、抚育能力的政策措施，更需要从税收、就业、住房、文化、服务设施等方面进行突破，构建性别友好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1）统筹多元产假设置，减少就业性别歧视。2021年3月，国家卫健委回应全国人大代表林勇教授提出的夫妻合休产假建议时表示，产假设置并非越长越好，产假越长越不利于女性回归职场，因此要多元统筹男女生育假期的设置，强调男女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任。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可先争取陪产假与产假合并，实现夫妻合休产假，之后再适时推动延长产假。目前我国的产假模式多是基本产假98天+奖励产假。但现实情况是，女性产假时间过长和男性产假时间过短的问题阻碍了女性在市场中的公平就业。支持父亲承担育儿责任、制定家庭休假政策目前已成为一种国际共识。这种支持父亲参与的家庭休假政策，成为工作与家庭平衡政策的重要探索，既有利于婴幼儿成长，也可减轻女性独自育儿的重担，减少女性的职场生育惩罚，缓解男女两性的相关冲突，走向性别平等的重要一步。（2）完善二手房购房政策，保障三孩家庭权限。2022年5月17日，杭州市出台房地产新政，在杭州市限购范围内，允许符合条件的三孩家庭增加一套限购住房，同时在新建商品住房公开摇号销售时，三孩家庭参照“无房家庭”优先摇号。此种类似政策在东莞、南京等地也有落实，充分体现了三孩家庭购房方面受到的积极保护。专家称增加三孩家庭一套购房资格的配套政策，有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实施，成为保障三孩家庭居住权益、促进人口增长的重要政策支持。（3）完善生育保障制度，促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我国现行的生育保险与产假制度的成本几乎完全由企业自行承担，导致企业更加偏好不生育员工，给女性员工入职设置阻碍。因此，应当考虑以社会保险的形式承担生育期间的企业劳动力损失支出，同时对提供合法生育假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来部分承担企业因为员工生育带来的临时性人力成本。三孩政策放开后，各地也在延长产假、取消社会抚养费、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等各个方面推进政策落实和探索力度，例如苏州投入4亿元用于促进普惠托育事业的发展，浙江将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纳入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建设，攀枝花市探索发放生育津贴、完善生育服务体系等。目前生育政策的优化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正在逐步落实7，性别友好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渐形成。（4）尊重生育自然规律，推动决策权回归家庭。生得起、生不起、生几个孩子本来就是家庭计划的一部分，依照我国目前的国情，绝大多数家庭也是选择生育两三个孩子，生育太多不符合家庭经济状况，也不符合全社会的利益，所以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生育权，人口结构自然会保持在合理增长的水平，同时既有生育潜力也会充分释放，促进支持生育的家庭环境快速形成。人口结构均衡在维护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将生育纳入家庭决策范畴，使青年生育真正承担起增进国家认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是现代社会经济对女性社会性别角色建构的主要方向。（5）弱化家庭福利责任，给予三代同住家庭物质奖励。2010年以来国家各级财政虽然不断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可03岁婴幼儿的照料及相关政策仍然匮乏。在政府不提供足够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市场虽可提供服务填补空缺，但高昂的价格却成为低收入和贫困家庭的负担。在责任分担上，家庭仍然是照料婴幼儿的责任主体，政府只是承担照护困难群体的责任。这种残补式社会福利体系已不能有效支撑三孩政策的推行，政府应主动提供更多平价、优质且非现金给付式的托育相关公共服务，切实降低家庭负担，实现儿童照顾一定程度的“去家庭化”。提高托育服务的可及性和高质量，不仅能够促进女性就业，更可以对儿童进行社会化投资，为国家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凡此种种，政府是时候考虑给予三代同住、采取隔代照顾的家庭一定数额的保育津贴，探索家庭隔代照料+政府保育津贴的合作机制，既可发扬家庭育儿的传统和优势，又可缓解国家生育配套支持政策空窗期的尴尬和推行难度。（6）进行教育设计，给予家庭向上的社会流动预期。教育可以改变人生和实现阶层跨越，但父母的财富状况往往决定了子女的财富和教育状况，贫富差距正在稀释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生育多子女需要承担的庞大教育费用就让年轻父母对二胎、三胎望而却步。为解决这一冲突，教育部开始刘福霞，尹心歌：社会性别视角下青年生育困境和政策支持研究52第 28 卷河北开放大学学报着手中小学“双减”工作，推动托育服务体系完善和普惠托位建设，在中高职专科、高职本科增设婴幼儿托育专业，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给予家庭通过子女努力学习获得工作机会和经济地位的社会保障及向上流动的机会。（7）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改革，降低生育成本。低生育率有社会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因素，但主要矛盾仍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振兴上。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青年人生育意愿不高，经济拮据才是影响生育的关键和根本。只有通过全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让年轻人手中的财富稳定持续增加，夯实生育的经济基础，降低大众预期的生育成本8，才能不断推动生育水平向国家既定的政策目标靠拢。参考文献：1Havey Leibenste.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 Declin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5(1):5-31.2Michelle J.Budig.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1(2):66-68.3 李芬.工作母亲的职业新困境及其化解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 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12-20+146.4 方英.个体调适与社会政策支持：高龄青年女性再生育与工作和家庭平衡研究 J.青年探索，2017（2）：87-97.5 张丽琍，李乐旋.女性科技人员发展问题成因研究综述 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0（2）：59-65.6 唐文焱.文化视野下的高校女教师身份困境研究 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8：69-71.7 侯杰.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渐形成 N.中国家庭报，2022-02-17（8）.8 杨昕.中国低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 D.延安：延安大学，2021：12-23.A Study on Youth Fertility Dilemma and Policy Sup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enderLIU Fu-xia1,YIN Xin-ge2(1.Hebei Open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80;2.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Gansu 730000,China)Abstract: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is far lower than the publics expectation.The high cost of childbearing,which continues to rise rapidly,is certainly the main contradiction that young people are facing at present,but the refusal of society,the workplace and even the family to recognize the existence of womens reproductive difficulties is the main inducement that causes modern women to fall into reproductive difficulties.Since the governments finance is not rich enough to cover all the problems,the general thinking used to solve the socialization problem cannot be directly us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ocialization of fertility.It is not realistic for fertility to be fully socialized and fully returned to the fam-ily.It is better to adopt the policy mechanism of family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soci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and national financial support.In the face of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f aging childbearing with fewer children,coping with the low fertility rate requires not only policy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fertility and nurturing capacity of families,but also breakthroughs in taxation,employment,housing,culture and service facilities,and other aspects to build a gender-friendly fertility support policy system,which can not only adapt to the economic law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but also conform to the mainstream direction of social production on female gender.Key words:gender;gender-friendly;reproductive dilemma;the three-child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