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空间书写——黄咏梅小说论_梁世佳.pdf

第 35 卷第 4 期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经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和经济结构转型。随着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打工，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流动人口现象。而在城市与乡村这一对充满张力的空间关系内，小城镇这一介于乡村与城市的空间样态，起源于人口的集聚与离散，汇聚着从“乡土中国”到“城镇中国”的民族现实与时代潮流，与向现代世界转型的当代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遥相呼应。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作家笔下的小城镇，透视时间节点意义上的人口流动现象，关乎人民实际的生存近况与精神处境。在百年“城乡中国”这一宏大的议题内，展现了由种种微观悲喜纠结构成的巨幅众生百态图。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代表了岭南文化的广州文艺，由改革开放这一特殊历史契机，在都市文学的版图内占据了小城镇叙事的板块。生于“小地方”梧州，旅居广州多年的“70 后”女作家黄咏梅，虽在创作中以广州为根据地，相继发表了 骑楼 多宝路的风达人 少爷威武 等小说，追根溯源，其整体性的文艺创作仍归属于“新客家”（客籍作家）作家群1，小说多以客居者的姿态旁观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广州当下既冲突又聚合的城乡空间形式变化，使其小说具有了反映现实社会史的可能性与限度。在此特殊的城乡转换阶段，黄咏梅的写作又契合了“70 后”作者群的价值遵循：魏微、乔叶、金仁顺、鲁敏等作者，成长于相对风平浪静的沿海或内陆的小城镇，对传统集体意义上的“乡土概念”并不亲近，转而勾勒个体记忆内的“小城镇”，“对小城镇日常生活进行想象与建构成为七十年代出生作家鲜明的美学特征”2。这类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将个体的日常生活作为装载“城镇中国”的最大容器，由代际子子孙孙在城乡之间“出”与“入”的生命轨迹透视小城镇这一新增的社会空间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特性。小城镇与小城镇叙事，既是黄咏梅生活具体场域的地理起点，又是她“潜意识里通过小说返回故乡”338的叙事起点。由小城镇这一介于城与乡的“中间物”发掘流动人口催生的城市生存新阶级之情感日常状态，由作家个体经验下的小城镇叙事观照广州流动人口生存状态的复杂性，由局部地域性特征显著的小城镇叙事这一路径嵌入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性的现代化图景。黄咏梅生活的小城镇与笔下的小城镇叙事，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下不断生成的城乡公共议题，提供了社会学、文学等多学科意义上丰饶而驳杂的“样本群”与跨学科的研究价值。一、似城非乡：流动人口的进城难流动人口作为我国人口迁移活动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在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分割状态下出现的人口流动的一种形式4237。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流动人口现象的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人口集聚的城市内更加明显。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流动人口大致可分为两类群体，一是国有企业用工制度变革产生的城市工人下岗待业群体，二是涌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群体，这两大人口流动形式，在城镇*收稿日期：2022-10-12流动人口的空间书写黄咏梅小说论梁世佳（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摘要：随着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我国城乡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乡土中国”逐步向“城镇中国”转型。在此过渡阶段，小城镇日渐成为“70 后”作家群集中书写的空间意象。“70 后”广州客籍女作家黄咏梅撷取小城镇这一空间载体，介入叙事文本存在已久的流动人口现象。叙述上，从身份、地方、日常、记忆四个方面挖掘城市生存新阶层之情感状态，探讨了进城与返乡之间不断生成的公共议题。一方面，由作家个体经验出发关照了广州流动人口当下生存状态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从主体经验到地域写作，阐释了都市书写之于岭南文艺的当代文学价值。关键词：黄咏梅；叙事方式；流动人口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318（2022）04-0025-06钱清华，桂玉梅，高慧：治疗肺动脉高压新药 Selexipag 的研究进展第 35 卷第 4 期2022 年 12 月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Lianyungang Technical CollegeVol.35 No.4Dec.2022DOI:10.19858/ki.1009-4318.2022.04.018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 年第 4 期林立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为显著5306。黄咏梅早期创作的小说集中反映了这一群体的生存境况。20032006 年发表的单双 勾肩搭背骑楼 负一层 都以“国企工人下岗潮”和“农民工进城难”为背景透视了大城市内被迫流动的低收入人群在底层谋生的生存实录。小说以村民的相继死亡和家庭暴力的代际延续隐性地传达了作者对“城镇化”这一社会现实的冷静反思。单双 负一层 将镜头对准了城市工厂里因伤残失去工作的下岗人群和特殊家庭；骑楼 勾肩搭背 则以“打工仔”“打工妹”为主人公，描写了这一群体在大城市内破灭的梦想与爱情的故事。黄咏梅在叙述时常采取“固定机位”的方式，由一个人物或一个家庭命运的跌宕沉浮折射出一个群体的悲剧命运。单双 与 负一层 虽均以身体或智力残疾的人群为叙述对象，描摹了处于社会边缘、几乎没有社会话语权的底层流动人口。究其根源，其实际指向都是 90 年代国企改制后工人沦为“城市游民”的处境6。单双 中亲子之间互相残杀的赌徒一家，负一层 中生活捉襟见肘的阿甘一家，都属于社会结构转型期典型的代表。负一层 中因癌症去世而早早在家庭缺位的父亲，单双 中痴迷赌博的廖强夫妇，他们都是国有企业改制后下岗职工的典型代表，而作品巧妙之处在于其从子女的叙述视角“往后看”，暗示这一悲剧在家庭轮回的循环往复的规律性质。在 负一层 和 单双 中，作者从两位下岗工人的后代阿甘和赌徒李小双的“后见之明”反向书写父母缺位的家庭教育，预先把握住了“阶层固化”这一社会转型期的症结。负一层 中的阿甘、小姨 中大龄不婚的县城小姨、小姐妹 里情感空虚的左丽娟，都是被社会“剩余”的典型。阿甘父亲早亡，母亲迷信，“朋友跟阿甘的积蓄一样少”7242。阿甘早早辍学在负一层当车库管理员，唯一的指望是贴在墙上的张国荣的照片，她经常对墙上的张国荣和父亲的骨灰盒自言自语，头脑装满了问号却记不住经理的车牌号。劳动合同期一到，无处谋生的阿甘选择跳楼自杀。小说中一个细节提示了阿甘的惨剧与其家庭的联系。“阿妈”不仅对女儿的工作一无所知，也对女儿的心理健康毫不关心。她吩咐阿甘去取父亲骨灰盒，阿甘失手将汽水泼进了罐子里，怕妈妈“不会放过自己”，竟把父亲的骨灰盒放进微波炉里去“叮一叮”。由此可见，阿甘与社会的脱节，第一步是从失去与家庭沟通能力开始的。黄咏梅紧随其后创作的 单双 则由“天真的叙述者”（native narrator）涉入更深的“非理性”家庭代际暴力深处，父亲的后视镜 小姨 把梦想喂饱 一系列作品都延续了这一叙述风格。“天真叙述者”常以“无知的单纯与天真”的儿童身份游逛在与其相对而立的成人视角之内，“所说”与“被说者”的离间在阅读上构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8114。单双 中精通数数的李小双生于一个制衣厂工人家庭，她亲眼看见了家庭内外各种形式的暴力。经济拮据的底层父母难以维系正常的家庭关系，父亲廖强稍不顺心就对智障弟弟廖小强大打出手，重复的体力劳动工作使母亲李婉芳无暇顾及生存之外的任何需求，她甚至放任沉迷电视的丈夫欲将亲生儿子从楼顶扔下去的暴行。下岗后，毫无经济来源的夫妻俩一步步“异化”，决定亲手毒杀智力残疾的小儿子以减轻家庭负担。注视着这一切发生的“我”，虽然在叙述时还维持着正常人的清醒，阻止了父母这一系列毁灭人性的举动。但小说中“我”以天真叙述者的口吻道出的“只有在做某次倒数运动的我才可能无条件地舍弃一些东西，因为倒数的时间是有限的。”7173暗示“我”早已如鲁迅 狂人日记 中那个“狂人”一般，陷入了家庭轮回的悲剧与深深的非理性的癫狂中。人性之恶如“长成了肉的质地的枝桠”7184，在目睹了“恶”的“我”身上茁壮成长。“我”先拿数数赌赢了父亲，拆散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又模仿父亲，稍不称意就对弟弟拳打脚踢。“我”和染赌成性的母亲狼狈为奸，加倍豪赌，“而我赢来的钱只是一种数字的钞票形式，数字每天都像光阴一样在流动着”“它们的累积似乎代表着某个光明的阴谋”7188。自从父亲离家出走，“我”像父亲一样踏上了赌博的不归路，背着母亲 100万的沉重债务，“我”一刀刺死了在赌局上结识的情人兼知己向阳，后又捅死了憎恶的母亲。最后，“我”像当年父母亲对白痴弟弟所做的那样，把智力低下的弟弟抛弃在一条无人的隧道内，独自走了出去。至此，再无人可赢的“我”选择只身躺在川流不息的大马路上，结束自己的生命：“的确，我改变了结局。当我躺在路上，面朝天空，我判自己赢了。”7202单双 是对 负一层 的复写，执拗成性的李小双是疯魔后的阿甘，但无论是阿甘还是李小双，都无法改变阶层固化的命运，只能自行毁灭。作者经由极端化的情境和变态的人物心理，指向了时代和社会的症结底层人民无法依靠自己改变命运。教育资源的缺失和社会支援的匮乏导致底层的流动人口以家庭为中心，一代又一代的被欺辱、被忽视、被剩余，却并无时代之风能将其吹起，最终像尘埃一样被遗忘在社会的犄角旮旯。26第 35 卷第 4 期二、流动家园：城乡之间的围城现象骑楼 勾肩搭背则把城乡流动的难民群体在城市化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变迁，用“爱情”与“谋生”这一经典戏剧冲突，层层牵引出后城乡二元结构时代农民工在城镇化这一剧变下的进与退，透露出作者本人强烈的问题意识。骑楼 勾肩搭背 中带有浓郁的地域叙事特征，其地理位置、风土人情、衣食住行都有叙事上的现实依据。骑楼 里的骑楼小城，勾肩搭背 中的白马批发市场，小说中的两对搭伙夫妻，茶楼小妹“我”与空调安装工人小军，黄金搭档刘嘉诚与樊花，映射了一代进城务工的“打工仔”“打工妹”在碎片化的社会空间内的漂泊与寻根。骑楼 写于 勾肩搭背 前，骑楼 里环绕着小山城的一江之水流向的正是勾肩搭背里的滨江之城广州与虎门。改革开放对于航道丰富的滨江之城是一阵春风，对江流下游的小山城却是“美人迟暮”式的伤害，重山包围的小城比起同期的江城缺乏水路上的运输优势，城市发展滞缓。接近港口的地方转为新开发区，多被出租盖起了娱乐城、沐足廊、西餐厅。这直接导致了两方面的“流动”意愿：一方面，“风”吹不动压在社会底层的“沙砾”们，社会总体教育水平和医疗保障从根本上没有提高，镇上的“小鱼们”想进更大的“城”以换取城市景观的福利，吸引着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另一方面，围城内的农民工站不稳脚跟，日常生活与心理上都不能在城市内取得归属感，他们在进城后又迫切想要返乡。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城乡之间便形成了“围城现象”。骑楼 里的空调工人小军、茶楼小妹“我”与“我”的好姐妹阿菊，在“围城”外一般都只能从事苦、脏、累和危险的工种以及服务性的行业。勾肩搭背 里白马批发市场的这对黄金搭档，填补的是城市内非正规经济行业成分。尽管如此，小说中的“农民工”或心为身役，奔波劳碌于城乡之间；或人为情困，颠沛流离于俗世江湖，内心隐秘的渴望都是进城。作者塑造的一系列形象：把梦想喂饱 中瘸腿也要离开梅花州去广州圆梦的大家姐，骑楼 中费劲“从零开始”攒钱想和小军安个家的“我”，勾肩搭背中死心塌地爱上一个“体制内”职员的樊花，如新世纪的一群“骆驼祥子”，铆足了劲只想“买辆车”顽强地活着，无奈敲诈勒索的侦探、败兵的掠夺、虎妞的诱惑，只是换了副现代性的面孔，与他们“向上”的愿望相逢又抵触地纠缠在人生的任何拐角处。勾肩搭背里外地做生意的樊花“就是这样的混凝土儿，血脉是外来人的血脉，水土却是广州人的水土”922，刘嘉诚是她白马服装批发市场上的生意搭档。她于外来的做服装生意的刘嘉城，是一张“老广州”的黄金地图，但她家在广州大树的根却是浅得一有“风吹草动，就立马会想着往东北投靠”921，这决定了樊花卖力不穿“大路货”便宜自己，也不能轻易“便宜”别人的草根心理。与体制内小职员谈婚论嫁失败后的樊花，一句“钱就是我老公啊，天天抱着我睡！”927，戏谑与粗野下掩藏着“无根”的酸楚，“你来广州的目的不是我，我来广州的目的也不是你”931，但这些樊花们的悲辛，就像荒野里的一声呐喊，“一张口，就掉落在了白马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找不着了。”937“围城”外，骑楼小城里的空调工人诗人小军们也未必能靠爱情的诗意与革命的激情安然躲过时势决堤的洪水。小姨 里长辈口中的县城资深“歪脖子树”小姨，不肯听任分配去省城安家立业，一生最革命的一刻是“领导”小区居民抗议政府建立化工厂；契爷里走不出小镇的“糍粑西施”夏凌云，两次“以笔会友”，都遭父母阻拦与亲友非议，当她被锁在黑屋子里，夏凌云便在自己身体上写满蚂蚁般的字继续向外界的情人“通信”；骑楼 里下定决心攒钱和小军一起搬出小城的“我”，好不容易存够了离开这座小城的积蓄，小军却迷恋上了二十三楼的城里姑娘简单，在渴望与简单沟通而不得的臆想里，小军“骑着自己的想象”跳楼自杀，“我”存折里的钱全花在了替小军索赔的过程中。“这个城市一再地拖欠着小军，而小军，一再拖欠着我。”997三、城里城外：流动人口的身份记忆城里城外，城乡发生的人口流动现象既促使小城镇这一都市空间在“70 后”作家笔下不断生成深刻的社会变迁史，又承载着作家本人经验视角下对日常生活的文化阐释和历史思考。被分类为“新客家”的黄咏梅，不仅自己是“挂”在梧州户口的外来人，而且一家都是梧州市的“边缘人”。据黄咏梅回忆，她父亲是广东潮汕人，母亲是贺州人，其父在暨南大学毕业后，因为华侨成分的“不良”出身，被支边分配到广西地质队，一家居住在远离梧州市中心的单位分配的“挂在半山腰上的老屋”338。生活条件的困窘和处于社会边缘的童年记忆形成了黄咏梅小城镇叙事的核心主题关注“边缘人群”实际且复杂的生存状况，而不单止步于理想主义的歌颂。“围城”内外的封闭与流动，既能滋生出 单双骑楼 负一层这样黑暗渊薮里的溃败者，也不乏达人 契爷 何似在人间 里“超然物外”于物质生梁世佳：流动人口的空间书写27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 年第 4 期活的“闲逛者”和“观察者”。走出小城的黄咏梅，其空间位置的变化在写作心理上的映射，体现在她擅长书写形形色色小人物往返于城乡之间“一种无力挽回的遗失和一种陌生拾到的惶惑感”10。“边缘性”既是黄咏梅笔下小城镇叙事的区位特征，又是作家把握现实主义创作由内向外转的自觉渗透。进一步来说，黄咏梅“岭南写作”的“边缘性”之价值正在于其避开了历史建构性的“岭南印象”，试图以复数意义的“我”直面存在于人身上的隐疾。她在叙述中同时扮演着三种角色:努力还原城乡生态的“记录者”、远离故土的“返乡者”和一位现代意识审视城乡关系的“批判者”。前者要求理性克制的“零度叙述”，后者则需要作家“离开自己”，在学理意义上挖掘出社会这一病症的根源。黄咏梅的小城镇叙事文本，正是在“叙述者”“返乡者”和“批判者”三种身份的焦灼中，形成了现实、回忆和学理之间的张力结构。后期创作的 契爷 何似在人间 爸爸的后视镜 集大成式地体现了作者在三种身份转换下，对于特定阶段的城乡流动人口现象，遁入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日常与“非常”的辩证书写。父亲的后视镜 作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则象征着黄咏梅向早期 多宝路的风 这类作品的回归与超越。契爷 何似在人间 中作者试图由“后视镜”退回到“城镇中国”的前身，从“乡土中国”捧回远去的民俗风情，对当下城乡流动的人口现象产生切片式的问题和决策。契爷卢本和抹澡人廖远昆，一位是生的引路人，另一位是死的摆渡者。在广东的农村，孩子出生就会找“契爷”认干爹“挂名”，弥补五行不足的缺憾，到入土的那一天，就需要村里的抹澡人梳洗打扮，干干净净上路。时移势易，“契爷”和“抹澡人”已蒙上乡村封建迷信民俗的尘埃。“契爷”卢本命运的悲剧性在于其是新旧交替之中某种过去的代谢物，却又神奇而合理地保留着“旧道德”的沉重与温情。他走不出松村，自从香港回来后就疯疯癫癫，但他走出过松村，从香港带回了“信息”，在村里人只知道“消息”的年代，他在村里的地位类似于 爸爸爸 中的智障者“丙崽”和 秦腔 清风街上的“疯子”，既备受村里人的欺凌和轻蔑，又是村庄生活不可或缺的成分。与契爷卢本相生的则是“夏凌云”这一类漂亮得超出村民理解反而被视为道德上“不光彩”的“反抗者”女性形象，两者都因“出走”的失败和行事的乖张具有了本源意义上的相似性和对称性。二者的相似性之处在于俩人都是“旧道德”的牺牲品，被迫留在滞后的年代。卢本是家族没落的少爷，没学一技之长，是被香港“赶”回村里的，只能靠装疯卖傻给人“抓坏信息”除晦气苟延残喘。夏凌云是“煎饼摊”父母的独生女，两度以笔会友，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都遭父母阻拦，知识水平不高的她能做的仅是往身上写字，整日迷迷瞪瞪。而二者又处于悖谬的对称关系之内，卢本作为民间迷信性的存在，却给予夏凌云纯粹的情感庇护，尤较于父母的摧残和情人的市侩。当夏凌云情感再度受骗，怀上长途货运司机黎变的儿子又遭黎变抛弃后，卢本戴着众人议论夏凌云的“文胸”，心甘情愿地分担了舆论的喧嚣，彻底地疯掉了。何似在人间 紧随 契爷 之后，借松村最后一个为死人净身的抹澡人廖远昆的一生，回应了 契爷 里的终极命题：如蝼蚁般卑贱地生，但有尊严的死。抹澡人廖运昆，其父在“文革”的“武斗”中丧生，外在历史的创伤内化为廖远昆对死亡的平淡，他怪诞的行事和邋遢的打扮，使他成为松村里“契爷”一般既不可或缺又令人敬而远之的一类人。“死的守门员”这一职业又让他见证了人口老龄化下乡村空心化的惨淡光景。作者由“做丧事”嵌入抹澡人廖远昆宽宥“文革”时谋害父亲的耀宗老人的私人恩怨，表达了作者在民俗主体凋敝的“后乡土”的历史境况内，对“城镇中国”公共领域的思考，因其惯常的日常书写又赋予了其与当下生活价值丰饶而驳杂的联系与意义。四、恋地情结：流动人口的地方记忆从这一维度来说，“地方感”比“地域性”更适合概括黄咏梅小说信手拈来的广式建筑、地名、方言、饮食、民俗，这些附着于作家童年回忆的岭南城市文化符号。顺着梧州小镇的浔江到广州都市的珠江：草暖公园、白马批发市场、多宝路、西关旧屋、东山酒家、中山路小说中人物生活的街道与其使用的语言和味觉、嗅觉等感官记忆相连，描摹了社会转型时期代际流动人口在城镇与乡村空间位置变动下，进退踌躇于主流和边缘的精神前史，塑造了一个作家经验视角下温情脉脉的文化空间。多宝路的风 父亲的后视镜中结合了感官记忆与地方经验，作为黄咏梅创作生涯的首尾闭环之作，再度阐释了小城镇叙事的地方感对于岭南文学乃至当代文学跨区域性质的整体性关照。作品主要从岭南风景的异质性、粤方言的平民化、广府文化的双重性三个方面指向作家的地域性与其地域性的书写。多宝路的风 父亲的后视镜 中的“风”和“鸳鸯江”，不仅是一种自然景观，而且与广州的西关老街，梧州的山城小镇密切共生。在此意义上，自然中“风”“梅雨天”“江水”不仅是叙事上更替的自然空间，同时又28第 35 卷第 4 期梁世佳：流动人口的空间书写作为一种流动的时代氛围和城市气质与人物命运的种种际遇交相缠绕。多宝路位于广州的西关老街，但多宝路的“风”吹在西关小姐乐宜与老一辈“妈子”身上是全然不同的时代氛围。妈子，是走不出多宝路的市井女性，杂货铺老板娘；乐宜，都市白领，走出了多宝路，却摆脱不了多宝路幽暗巷子里的“风”。“所有的声音、光线、生活、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像魔术一般地变成乐一个玉坠，贴身地挂在乐宜身上。”751多宝路里外，“邻里之间的杂言碎语、骑楼底下的通宵麻将桌、女人们的纳凉、男人偷看四川婆以及妈子的叫卖声”11，这些声音气味，“那啖汤”、青石板上的嗒嗒声、香云纱的颜色，盈满了感觉的记忆反复出现在乐宜逃离多宝街后的新生活里，弥漫着宿命般淡淡的哀伤感。“风”是回不去的家，妈子是逃不开的“她”。就如 小姨 里的“梅雨天”，潮湿得格外严重时凝在墙上的“黄珠子”打在小姨头上，她不仅懒得擦，反觉得有趣，因为“到哪活都一样”。时代落在人头上的雨点，避无可避。黄咏梅笔下的岭南精神在于看透了生之本质是庸常琐碎的荒谬，依然借“风”“江”“多宝路”“骑楼”等扩充化了客观意象，谈日常经验之于人性幽暗处的拯救意义。“洪水”“暴雨”“梅雨天”这些岭南地区的气候灾害，酿就了高高密密的骑楼建筑群下，吃着“酸笋紫苏”，打着麻将的人群的生活记忆；“抹澡”“打小人”“找干爹”等南粤地道民俗，虽迷信又陈腐，难登大雅之堂，却萦绕在小摊档、杂货铺林立的街头巷尾，溢满了老一辈挥之不去的广府记忆；“陪人”“麻笠佬”“打捞”，这些粤语中职业性质的人身代词，记录了一座城市变迁下流动人口的身份记忆。黄咏梅每篇小说的人物虽卑琐，却从不缺少向往与追求，这正是无数漂浮在生活之流上的细节形成的新型生命哲学。不仅如此，黄咏梅小说观看细节常采取“后视镜”式站定了往回看的审视。多宝路的风 里的西关小姐陈乐宜“踩着妈子的声音，乐宜一步一步，从相通的另外一条巷子走出了玉器街。那些青石板路，从没如此光滑地让她不得不留心脚下，直到走出这一段，一出去，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站定了，如释重负地呼了口气，身后的巷子，就剩下一个孔，窄小的幽暗的，像从一个刻成 田 字形的玉坠看进去一样。”751契爷 里唯一走出县城的赵想想，“我的眼睛一直朝前看我压根就没想到往后看，更没想到如果在汽车的后视镜上瞄一眼，就能看到我的母亲在镜子里，提着一袋夏凌云的糯米糍粑，追着我们这趟车跑。”7169父亲的后视镜里的司机货车父亲，“父亲在逆风中稳住自己，他双拳紧握，上下摆动着胸前那只方向盘，步伐如此坚定，仿佛他是在朝前奔去，是迎着风，相反，运河则在他的视线里一点点往后退去。”7288这些“站定”回望的“向前看”，“置身其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纵深感，前瞻与后瞩之间，恰恰构成了生活的辩证视角。”12在琐碎生活的深处，与生活短兵相接。五、结语进城还是返乡？逃亡者还是批判者？黄咏梅的小城镇叙事综合了“入”与“出”两种活法，自然也就拥有了多种读法。对于任何城乡之间候鸟式迁徙的两栖者，城乡二元对立的事实、“何处是故乡”的感慨、乡土记忆的“悬空”与“重置”，都是日益紧迫的“后乡土”时代无可逃避的当下，亦关乎“城镇中国”图景下每个人的未来。黄咏梅小城镇叙事之形式篇幅与内容细节的冲突，常表现在小说结尾处戛然而止的沉默后，以未完成式的结局用以收束。答案在不经意间被作者“不在场”化了。父亲的后视镜 中骗光父亲半副身家的赵女士去向何方？小姨 里模仿 自由引导人民 裸体起义的小姨胜利与否？多宝路的风 里的乐宜为什么又回到了多宝路？骑楼 里亏欠小军意外身亡险的保险公司还追不追得回来？这些私域的个人问题也是迫切的公域问题，它们不可能像父亲游泳那样被“一脚蹬在身后”，事实上，它更像小说中咬着人的“癞皮狗”，拖着每只往返于家乡和城镇的候鸟沉重地往下坠。因此，黄咏梅的小说常有种“诗意的沉重”，它常咀嚼着独属于人物自己的悲欢，回避着公共性问题向后延续的叩问。这也是“70 后”作家群笔下小城镇叙事迥异于其他“50 后”“60 后”一代作家的特性：“70 后”作家处在未完成的现代性中，城乡二元变动关系的不确定性让其对于城乡流动人口现象广泛存在的现实问题，诸如外来人口身份歧视、社会认同匮乏、进城还是异乡人等问题不能做出诊断式的回答。多宝路的陈乐宜、松村最后一个抹澡人廖远昆、大楼负一层的阿甘与他们空间位置对应的“边缘”社会处境，沉默是应有之义。黄咏梅所做的是深入世俗、市井、庸常的生活表象，替“被遮蔽的声音”发声，这也是梁鸿、魏微、乔叶一代出走乡村的作家乃至当代新乡土文学对“根”的质询。实际上，在社会现实中作家与读者一起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我们来自何处，又将去向何方？它关乎地方性的构建与共同体想象的现代性，不断地回荡在“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过渡的交界地带。29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 年第 4 期The Spatial Perspective of Floating Population:On Huang Yongmei s NovelsLIANG Shijia（School of Literature,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ente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the scale of our urban and ruralfloating population has grown rapidly，and“rural China”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urban China”.In thistransitional stage，small towns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space imagery written by the“post-70s”writers.Huang Yongmei，a female Guangzhou Hakka writer born in the 1970s，captures the spatial carrier of small townsand intervenes in the long-standing phenomen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narrative text.In terms of narration，itexplores the emotional state of the urban new class from four aspects:identity，place，daily life，and memory，andexplores the constantly generated public issues between entering the city and returning home.On the one hand，theauthor s individual experience has taken into account the diversity of the current living conditions of Guangzhou sfloating population；On the other hand，from subjective experience to regional writing，it explains the contemporaryliterary value of urban writing to Lingnan literature and art.Key words:Huang Yongmei；narrative form；floating population参考文献：1许峰,林琪琪.“原住民”与“新客家”的广州都市书写以梁凤莲与黄咏梅的都市小说为例J.文艺争鸣，2017(12)：163-167.2梁鸿.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J.山花，2009(7)：115-125.3黄咏梅.锦上添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魏津生，盛朗，陶鹰.中国流动人口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5柯兰君，李汉林.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6夏雪,秘舒.新失业国企工人“城市游民”趋势研究以郑州市为例J.青年研究，2009(2)：:18-26.7黄咏梅.后视镜：黄咏梅自选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8波尔蒂克.牛津文学术语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9黄咏梅.把梦想喂饱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10黄咏梅.广州不是一个适合诗意生长的地方N.南方都市报，2002-11-08（02）11李海燕,刘姝赟.论黄咏梅小说的大众化艺术倾向J.社会科学论坛,2014(8)：85-89.12曾攀.当代中国小说的生活化叙事以黄咏梅为中心的讨论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2)：109-115.作者简介：梁世佳（1999-），女，广东广州人，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的研究。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