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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制衡、威胁认知与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崛起困境秦立志 谭皓宇【内容提要】关于陆海复合型大国能否摆脱崛起困境的议题探究经久不衰,从阿尔弗雷德马汉到科林格雷都进行了丰富的著述。既有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聚焦于外交政策,本文则将其与地缘政治和大战略视野结合,体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战略决策复杂性分析的增益效果。对崛起困境的考察包括战略环境研判、国内政治过滤、威胁研判、风险偏好的目标设定、战略选择及其战略效果等,囊括了完整的战略行为模式。体系制衡压力的大小作为自变量,经过进攻性或防御性威胁认知的中介变量过滤,导致窗口预期下的战略选择及衍生的战略透支风险。其中,体系制衡压力主要受体系位置和体系身份合法化清晰度的影响。威胁认知的攻防性质受到领导人意象、国内政治博弈、国内社会压力和战略文化的系统塑造。战略透支风险具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一种非线性的因果机制,并不意味着战略透支后果和难以逆转的崛起困境。如若崛起国不及时止损以规避风险,则会陷入崛起困境。相反,及时修正战略路径则会跨越“奥古斯都门槛”。通过对德意志第二帝国发动一战陷入崛起困境的案例分析并进行过程追踪,以验证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为崛起国营造安全盈余的外部战略环境与审慎的海陆战略决策提供历史教义。【关 键 词】陆海复合型大国 崛起困境 新古典现实主义 战略透支风险【作者简介】秦立志,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地缘政治学、大国崛起战略、海洋帝国史;谭皓宇,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地缘政治学、大国战略史。【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两极竞争背景下新兴崛起国 反遏制战略 研究”(21BGJ06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DOI 编码】10.16717/ki.53-1227/f.2024.01.004.07一、问题的提出:“德意志之殇”是否不可避免?大国相对实力的此消彼长是漫长的国际关系史中永恒的规律。当工业革命的钟声敲响旧时代的丧钟,资本主义推动下的技术革新和民族主义刺激下的民族国家组织形式构建,使得某个大国获得了更快的增长速度,将实力优势转化为权力优势,取得了国际体系中的支配性霸权地位。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权力转移的流动性影响国际体系的变迁。在体系性霸权主导的秩序框架内,一些“后发”大国凭借自身的国内发展、合理的对外政策、适度的战略节奏,与霸权国的相对实力差距快速缩小,对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构成了崛起进程。崛起国出于安全感和理性选择的考虑,对周边乃至更远地区寻求控制,对与本国战略目标相关的地缘空间进行权力投射。不论崛起国是否有争霸意愿,对霸权国体系主导权的结构性冲击,都可能会推动霸权国采取防御性遏制、进攻性遏制或推回战略,以应对崛起国日益增长的安全威胁。面对外部制衡压力,崛起国诉诸反遏制的行为往往加剧了安全困境或螺旋模式。在大国战略史上,这种遏制与反遏制的国际政治图景,经常表现为“崛起国综合征”与“守成国综合征”,“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悲剧反复上演。所谓“德意志之殇”,即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崛起困境问题。德意志第二帝国作为 19 世纪后期最具活力的新兴大国,解决了困扰德意志民族几个世纪的统一问题,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大放异彩,一跃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然而,这个盛极一时的欧陆强国,却只有一个短暂的战略机遇期。从 1871 年威廉一世(Wilhelm I)于法国凡尔赛宫镜厅称帝,到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帝国匆匆不过 48 载。以威廉德国为代表的陆海复合型大国,多处在海陆势力的联合夹击之下,由于面临两个方向的战略压力和吸引,资源和力量配置分散。17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1)阎学通、孙学峰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 页。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考察了近 500 年中崛起国与霸权国间的权力博弈,在选取的 16 个案例中,只有 4 个未爆发战争。没有爆发战争的案例,要么是权力转移的双方不具备崛起国与霸权国的体系身份,要么是因为应对更严峻的第三方挑战而冰释前嫌,或者是以冷战的形态展开。参见: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之间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 276-315 页。徐若杰:崛起国缘何陷入战略迷思 基于一战前德国海权战略决策的实证研究,太平洋学报 2020年第 9 期,第 49 页。这种情况让崛起国面临三大地缘政治难题:一是海权与陆权的战略重心选择问题。二是如何让实力增长的同时不明显加剧体系制衡压力的挑战。三是崛起国对海上霸主应该采取合作还是对抗的战略态度。德国最终深陷战略迷思,走向“德意志之殇”的帝国崩溃,是崛起困境的典型案例。威廉德国对一战的首要责任,促使其从一战前的备受期待者变成战后的备受批判者,甚至是作为德国民族性格标签的理性和纪律性,也被认为是战争的助燃剂。可事实的确如此吗?这里无意为德意志第二帝国辩护,但作为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典型案例,对其崛起到崩溃的全过程进行历史追踪,可以有效地佐证本文提出的关于陆海复合型大国崛起困境的解释机制,并对崛起国应对地缘政治风险提供理论参照与历史启示。那么,导致陆海复合型大国陷入崛起困境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呢?这类后发强国取得陆权相对优势后,在向海洋辐射权力之际,为何会陷入充满风险的危险地带?战略是分配和运用所有资源以求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作为旨在实现相对复杂任务的内在系统连贯的实践方略,关键取决于目标与能力的动态平衡。大战略的症结在于政策,即国家领导人为维持和增进长期的最佳利益而将军事和非军事的所有要素集合在一起的能力。战略决策与执行的失能,违背了“大战略不仅要联合使用各种不同的工具,而且还要限制它们的用法”的忠告。学界关于既有的崛起困境研究,主要包括四个维度:一是以国际体系结构失衡所致的霸权国制衡为施力方,强调制衡的安全压力和战争威胁对于崛起困境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强调崛起国融入国际秩序的合法化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体系内成员对崛起国身份合法化的拒绝,导致了崛起国之于国际秩序的权利缺失,进而构成合法化的困境;三是聚焦崛起国自身权力扩展过程中的战略透支问题,认为崛起国战略资源的过度投放,以及目标与能力间的失衡导致了崛起困境的生成;四是突出崛起国自我身份建构中的理性偏离,认为崛起国自我身份重构中的“我外皆敌”观念,带来了战略盲动的崛起困境。27体系制衡、威胁认知与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崛起困境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3 页。郑义炜:陆海复合型大国海洋转型的“危险地带”假说:历史叙说与现实超越,国际观察 2018 年第 5 期,第 52-53 页。时殷弘:战略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 页。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论大战略,臧博等译,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 205-238 页。美 保罗肯尼迪: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李庆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第 5 页。英 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钮先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278 页。张一飞:高速崛起大国的“蜀汉困境”与自我身份重构,当代亚太 2018 年第 1 期,第 31-44 页。本文从大战略视野出发,将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地缘政治相结合,考察陆海复合型大国崛起进程中的战略行为模式。核心解释机制是:体系制衡压力作为自变量,经过崛起国威胁认知过滤的中介传导,作用于窗口预期下的战略选择以及衍生的战略透支风险。这种战略透支风险可能导致崛起国战略目标偏移,如不及时修正崛起路径,则可能陷入崛起困境。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大战略分析框架新古典现实主义解释了国家面对外部战略环境挑战和机遇时的应对方式。它承认体系结构仍是分析国家战略决策的主导性因素,但尝试突破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困境,重新将国内变量找回,回落到单元层次。这一理论试图解释在相同国际结构约束和刺激下,具体国家外交政策行为不同的动因,将“第一意象”(决策者)、“第二意象”(国内结构)和“第三意象”(国际体系)结合起来,国内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基于这一理论逻辑,国家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国家政治和军事机构的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国内社会中行为体和利益集团的影响、精英或社会的凝聚力等内部特征,会影响领导人对国际威胁和机遇的评估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对外政策。诺林 里 普 斯 曼(Norrin M.Ripsman)、杰 弗 里 托 利 弗(JeffreyW.Taliaferro)和斯蒂芬洛贝尔(Steven E.Lobell)将已有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流派进行划分,认为存在两类不同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路径。第一类只是试图用国内政治作为中介变量修正结构现实主义,以解释结构现实主义不能解释的与体系指令相背离的异常历史案例。第二类试图建立一种能解释外交政策选择和大战略调整的全面研究路径。这三位学者修正了第二类新古典现实主义,探37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1)秦立志:陆海复合型国家战略转型的动力机制 兼论对中国的启示,太平洋学报 2019 年第 2 期,第 4 页。新古典现实主义发现了结构现实主义路径的四项缺陷:领导人并不总能正确感知体系刺激折射的清晰信息、国家所处的战略环境缺乏明确性、决策者即使正确认识到体系指令也未必理性决策、国家并不总能高效地动员国内战略资源。参见:Nicholas Kitchen,“Systemic Pressures and Domestic Ideas: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of Grand Strategy Form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6,No.1,2010,pp.117-143.李巍: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 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评论 2009 年第 5 期,第 134-135 页。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Vol.51,No.1,1998,pp.144-172.Steven E.Lobell,Norrin M.Ripsman and Jeffrey W.Taliaferro,eds.,Neoclassical Realism,the State,andForeign 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41.讨了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即作为国家行为结果的国际关系模式。这一研究路径将来自体系性压力的自变量划分为战略环境(包容性/约束性)和清晰度(国际体系给国家呈现出的信号),将作为中介变量的国内层次因素细分为领导人意象、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内政治制度,认为危机决策、对外政策反应、战略选择及其国际后果、国际结构变迁构成了因变量渐进的光谱。他们认为国家会根据体系约束和国内政治指令,从一系列备选政策中作出最后的战略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纳入国内层次变量后,现有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研究更为关注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国家对外政策选择,而对国际诱因如何作用于国内政治缺乏研究。只有对这两方面的因果链条都加以研究,新古典现实主义才能完善成一种真正意义上连接国际与国内因素的跨层次理论。本文结合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地缘政治特殊性,提出新古典现实主义大战略分析框架,扩展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国际诱因如何作用于国内政治的因果链条研究。(一)自变量分析:体系制衡压力大小体系制衡压力对崛起国的战略缔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将导致崛起国面临更牢固的遏制联盟,使得应对外部安全威胁的国防军备投入增加,极大地消耗崛起国本该投入到国内发展的战略资源,造成其战略目标与资源的失衡;二是崛起国领导层可能基于紧迫性的错误威胁认知而舍弃理性决策过程,将对手敌意合理化,用认知相符的威胁预期来升级地缘政治的对抗烈度。1.体系位置的主导作用国家的体系位置主要分为侧翼与中心,衡量体系位置的主要指标是权力中心的地理分布及权力转移趋势,体系位置会塑造国家所处外部战略环境的包容性或约束性。处于权力地理分布中心位置的国家是相对脆弱的,若权力转移趋势有利于该国,则这种地缘政治不利条件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扭转。能为特定的战略互动创造约束、提供机遇,体现了地缘政治之于大国博弈的重要性。47体系制衡、威胁认知与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崛起困境Ibid.加 诺林里普斯曼: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27 页。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 年第 3 期,第 111-128 页。秦立志:安全困境、战略自主与风险偏好的惯性探究,国际安全研究 2023 年第 6 期,第 58 页。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2001,pp.83-84,114-128.陆海复合型国家的陆海两难选择与体系中心位置的地理分布是近乎天然的地缘劣势,降低了它像侧翼国家或海权主导国那样较高的战略试错的容错率。依据杰弗里帕克(Jeffrey Parker)提出的地缘政治方法论,可以对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地缘政治特殊性进行三个层面剖析:对地理空间自身特征的考察、探究地理空间不同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对地缘政治空间进行整体分析。第一,从地缘空间自身特征上来看。陆海复合型国家濒临开放性海洋,背靠较少自然障碍陆地。地理上的陆海兼备,使得这类国家面临战略选择方向上的两难,容易导致战略资源的分配失衡。来自陆地和海洋的双重诱惑伴随双重威胁,一方面,对国家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影响到国家战略的持续性原则,容易导致战略短视;另一方面,这种双重易受伤害性导致国家缺少战略试错的空间。第二,从与其他国家间互动关系上而言。一方面,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崛起势必引起霸权国的激烈反应,而往往处于侧翼的海权或陆权大国,比位于中心位置的陆海复合型大国更具战略弹性,侧翼大国可以通过战略收缩针对性地组建遏制联盟,陆海复合型大国的联盟可获性与联盟有效性相对较低;另一方面,陆海复合型大国可能与毗邻陆上大国对手也存在深度的安全困境,具有更复杂的周边安全环境,崛起国扩展权力首先可能触动地区均势。第三,基于地缘政治空间的整体性分析。陆海复合型大国需要以增长的海上权力界定扩大的利益,战略冒险的可能性充满变数。根据地理磨损原理和陆上边界缺乏自然障碍的客观地缘事实,其他国家普遍更担心临近的陆上威胁。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外部制衡能力受到削弱,难以对内部实力的战略透支进行有效补充。而反观体系侧翼的霸权国,可以通过既有的制度规范和联盟安排“以57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1)秦立志:崛起大国战略转型的动力机制与历史启示 体系变革与战略塑造,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 180-186 页。美 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新华出版社,2003 年,第 9 页。邵永灵、时殷弘: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国家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0 年第 10期,第 47 页。郑义炜、张建宏:论陆海复合型国家发展海权的两难困境 欧洲经验对中国海权发展的启示,太平洋学报 2013 年第 3 期,第 61 页。吴征宇: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 年第 2 期,第 44-46 页。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曾言:“彼此相邻的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结构决定了其天然对手的命运,这是大国政治的普遍规律。”参见:Martin Wight,Power Politics,London:Roya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78,p.158.秦立志: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海权战略与英德冲突的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 年第 11 期,第 52页。逸待劳”,战略试错的空间较大。通过对海上战略通道的掌控,有利于霸权国利用较高的海上交通通达度施展离岸平衡的战略手段,通过巩固其遏制联盟确立先发制人或预防性战争的相对优势。陆海复合型崛起大国与霸权国的权力转移趋势,将影响霸权国的遏制烈度。如若崛起国权力转移趋势占优,霸权国可能产生趋势焦虑的主观意愿。崛起国权力转移趋势占优带来的霸权国趋势焦虑,将促使霸权国通过一系列措施向崛起国施压,包括增加军备、发起政治对抗和组建遏制性联盟等,会加剧崛起国的外部安全压力。由于地理毗邻性、进攻意图与进攻能力的共同作用,快速崛起的陆海复合型大国作为威胁的释放者,将促使其周边国家加入霸权国的遏制联盟,造成崛起国自身的权力劣势。这种趋势焦虑将促使霸权国提升对崛起国的遏制烈度,加剧崛起国所面对的体系性战略环境的约束性。体系性战略环境起到沟通体系结构和国家战略选择的作用,是体系结构的具象化,基于有限理性选择最优政策选项。紧迫性是指明确而迫切的威胁或机遇。崛起国可以大致识别来自霸权国遏制烈度的威胁紧迫性大小。在同等条件下,威胁越紧迫,国家的战略环境就越具有约束性。在约束性战略环境下,国家面临的体系制衡压力较大,崛起国更容易形成战略迷思。2.身份合法化清晰度的影响国际体系清晰度主要包括三个要素:威胁和机遇的可识别度、体系能否提供有关威胁机遇的时间范围、是否有最优政策选项。如果国家面临的威胁或机遇及其变为现实的时间范围与最优政策选项具有较低的清晰度,那么不同国家间,根据偏好和战略利益进行政策选择时分歧就会较大。国家间分歧的扩大会推动战略误判可能性的提高,也会导致国家政策选择的迷思与体系压力增大。大国崛起进程中需要争取与实力相匹配的身份合法化。合法化是获得合法67体系制衡、威胁认知与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崛起困境姜鹏:趋势焦虑与冲突意愿:区域主导权竞争中的防御性进攻主义,国际安全研究 2020 年第 4 期,第 88 页。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 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24 页。美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6-25 页。秦立志:陆海复合型国家战略转型的动力机制 兼论对中国的启示,第 5 页。UriBar-Joseph and Jack S.Levy,“Conscious Action and Intelligence Failur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4,No.3,2009,pp.461-488.加 诺林里普斯曼: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 42 页。Norrin M.Ripsman,“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in Steven E.Lobell,Norrin M.Ripsmanand Jeffrey W.Taliaferro,eds.,Neoclassical Realism,the State,and Foreign 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70-193.性的过程,合法化的对象可以是霸权国的权力地位,也可以是崛起国改变现状的战略行为。合法性来源于国际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共识,可分为对权力关系接受程度的权威合法性和作为成员合法身份权利的秩序合法性。其在崛起进程中会因“异质身份”而遭受他国敌意,为了缓解这种身份困境,崛起国可以通过长期性组合战略改变现有国际身份共识。崛起国利用合法化言辞为代表的合法化战略,为国际体系提供公共产品,让其他国家产生对其建立良性秩序能力的预期。同时,崛起国坚持言行一致的原则,将对外宣称的战略目标与实际战略行为相匹配以获得良好的国际信誉。拥有良好国际声誉的崛起国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制衡,取得与之实力相匹配的大国地位,加速崛起进程。模糊的身份合法化清晰度将导致其他国家难以识别崛起国对自身的威胁或机遇程度。崛起国在权力结构上的零和性特征以及较快的崛起速度,都会刺激其他国家理性的威胁认知。同时,崛起国提供新公共产品的行为,可能让霸权国和其他大国基于自身国际影响力受到挑战而感到不满。此外,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而拉拢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会干扰崛起国的合法化战略为这些国家提供的政策选项。这种身份合法化困境将影响崛起国的国际声誉,促进针对崛起国的制衡联盟的形成。(二)中介变量:进攻性/防御性的威胁认知体系制衡压力塑造了崛起国的威胁认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导致崛起国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其威胁认知本就拥有一定程度的威胁紧迫度。在这种环境中,出于自助和安全的考虑,国家甚至将对方维护安全的战略行为视作敌对的威胁,这种双方战略目标间匹配度的割裂导致了相互敌意的威胁认知的生成,这便是被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称作螺旋模式的冲突模型。可以说,国际体系环境本身,就存在着决定国家夸大77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1)杨原、孙学峰:崛起国合法化策略与制衡规避,国际政治科学 2010 年第 3 期,第 11 页。Ian Clark: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and World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5-21.葛汉文:“熊通困境”: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政治与安全两难,国际安全研究 2020 年第 6 期,第 86-104 页。崛起国实力上升只构成遏制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在于对崛起国的意图判断。由于国家意图无法直接得知,国家声誉就成为推断崛起国战略意图的最佳途径。良好的声誉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遏制威胁,避免遭受遏制联盟的围堵。参见:王学东: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国际政治科学 2005 年第 1 期,第 106-131 页。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65-70 页。外部威胁认知的趋势。一方面,权力转移趋势下来自约束性战略环境的遏制紧缩压力,辅之陆海复合型崛起国权力地理分布上的天然地缘劣势加成,为威胁认知的转向提供了紧迫的外部环境。国家由此会产生深刻的恐惧感,趋向于过分解读来自对方威胁的证据,威胁紧迫度随之陡增;另一方面,模糊的身份合法化清晰度导致其他大国对崛起国的合法化意图难以清晰识别,身份合法化困境带来的战略信誉危机促使双方战略互信持续降低,双方战略目标的匹配度进一步割裂。总之,体系制衡压力的加剧,框定了崛起国威胁认知趋向知觉警觉,极易构成其与战略对手间进攻性威胁认知螺旋上升的情况。威胁主要包括客观存在的目的性威胁与主观认知的原因性威胁。目的性威胁是一种主动的积极行动,行动者为实现本国战略目标,采取行动对他国发出威胁,使其遭受损失;原因性威胁则是一种被动的威胁感受,是基于过往经历、内在价值取向等感受到的、对本国即将遭受威胁的预期。单纯的威胁存在不能调动国家的战略决策,只有通过对威胁的认知过程才能作用于国家战略行为。这种认知一方面来源于战略对手发出实际威胁信号的事实性推论,另一方面源于决策层对战略环境和对手能力的潜在判断。因此,威胁认知很少是纯粹的客观辨认,更多是对客观局势的一种主观推论和认知建构,是对威胁信号的选择感知与判断。目前,学界对于威胁认知的研究呈现两方面的特点。第一,更多与国际危机研究相联系,把威胁作为国际危机事件和危机决策间的决定性中介变量,威胁是危机决策中决策单元高度优先的战略考量;第二,对威胁认知生成的全过程研究相对缺乏,更多是针对具体国家或具体案例的分析,将威胁认知作为案例分析中的变量之一,未考虑威胁认知生成过程的完整性。或是诸如地缘政治理论,将威胁认知作为理论的传导变量,强调“他者”对“自我”的威胁是一种地缘政治想象,由此展开后述的理论演绎。总的来说,对于威胁认知的阶段87体系制衡、威胁认知与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崛起困境Klaus Knorr,“Threat Perception,”in Klaus Knorr,ed.,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Kansas:Law rence Press,1976,pp.78-79;T.W.Milburn,“The Nature of Threat,”Journal of Social Issues,Vol.33,1977,p.126;David Baldwin,“Thinking about Threat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15,No.1,1971,pp.71-78.邱美荣:威胁认知与朝核危机,当代亚太 2005 年第 6 期,第 6 页。Michael Brecher,“Toward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A Preliminary Report,”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Vol.21,No.1,1977,pp.43-44;Glenn H.Snyder and Paul Diesing,Conflict among N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p.6.熊琛然等:威胁:地缘政治理论构建的前提与原始动力,世界地理研究 2017 年第 2 期,第 52-57页。性运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忽视了威胁认知本身的生成过程,而对影响威胁认知生成的主要因素的分析,也未形成完整的分析框架。本文尝试构建有关崛起国威胁认知生成过程的完整分析框架,体系制衡压力作为自变量,决定崛起国对威胁的选择和判断。由领导人意象、国内政治博弈、国内社会压力和战略文化路径依赖构成的单元内生压力涉及国家和个人两个分析层次的影响。其中,领导人意象作为个人因素,是导致威胁认知自我强化的主要传导机制。国内因素及战略文化的辅助传导作用,对威胁信号的组织与重构产生过滤性的影响。对威胁认知的取值界定为进攻性威胁认知与防御性威胁认知两类,考察涉及有关威胁认知的三个要素:战略对手间战略目标的匹配度、威胁紧迫度和威胁应对的战略态度。在崛起国与对手的战略博弈中,当双方战略目标匹配度较低和威胁紧迫度认知较高时,崛起国倾向于重视威胁甚至高估威胁,威胁认知趋向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力最大化带来安全最大化的战略逻辑。当双方战略目标匹配度较高和威胁紧迫度认知较低时,则对威胁的敏感性较低,威胁认知趋向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权力克制有助于安全最大化的战略逻辑。这里排除了战略对手之间在不同议题领域存在的进攻-防御组合式威胁认知,这是因为组合式威胁认知本身难以操作化,而且这里探讨的是国家整体的战略选择及互动效应,而非具体领域的战略与对外政策问题,并不涉及混合战略的考量。虽然进攻性的威胁认知未必代表风险承担,基于工具理性假设的考量认为,短期内不升级对抗烈度的风险规避可能埋下了安全隐患,在长期的战略评估看来是一种风险承担。但通常而言,进攻性的威胁认知更易诱发对抗升级的螺旋模式,风险承担与螺旋模式的关联性概率更大,这种地缘政治层面的陆海并举的战略冒险也更易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基于风险承担这一大概率的可能性加以分析。1.领导人意象之于威胁认知的生成领导人意象作为国内中介变量影响了国家对威胁的回应方式,左右国家对体系威胁刺激的感知,对威胁认知起到了放大效应。意象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模式,明确了一系列广泛的认知性约束条件。个人的先前经验、领导人个性特征97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1)秦立志:战略不确定性与安全困境的生成机制,国际政治科学 2023 年第 2 期,第 75-82 页。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Vol.51,No.1,1998,pp.144-177.及“操作码”构成了认知性解释的前提,左右领导人的认知和意象。“操作码”由一系列“主体信仰”构成,影响领导人对具体新信息的理解,并指导他们作出决策。领导人意象一旦形成,会产生认知过滤的作用,让领导人对外部体系的刺激产生个人偏见,生成错误知觉。这种错误知觉具体由领导人的认知相符现象、诱发定势和历史包袱而形成,会产生诸如过高估计对手的整体性、过度自信、愿望思维和认知失调下的自圆其说等一系列错误知觉。错误知觉会导致领导人对体系指令和接收信息产生误判,误解威胁紧迫度的升级从而夸大对手敌意。这种对体系内权力转移趋势的错误评估,会左右国家的威胁认知与回应体系压力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在危机决策中,决策的高风险和预期压力与信息的不完整性相结合,领导人意象中有关“操作码”、认知误差及个人偏见的消极作用会被放大,极易产生错误认知,推动损失预期框架下的风险承受,导致国家在非核心利益区发起自我挫败式的介入。对崛起国而言,国际体系快速变化的背景和推力,以及崛起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会导致决策者威胁认知与利益权衡发生偏移。这种偏移作用于国家自我身份的重构,将“我者”与“他者”重新划分,重构“敌人”和“自我”的意象,产生“我外皆敌”的认知错误,导致原有理性战略的偏移,产生不切实际的新生孤立战略目标,造成实力的无谓消耗。双方战略目标匹配度因此骤降,巨大的敌意感受会使崛起国陷入类似总体战的战略迷思,战略的审慎原则荡然无存。敌意的合理化反而导致自我包围预言的实现,招致遏制联盟的扩大,崛起进程因地缘政治对抗烈度的过高升级而中断。2.国内因素对威胁认知的辅助传导国家的战略选择具体由对外政策落地,因此来自国内政治的影响因素不容忽视。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曾就对外政策分析提出“双层博弈”08体系制衡、威胁认知与陆海复合型大国的崛起困境美 诺林里普斯曼: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61 页;Alexander L.George,“The OperationalCode: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Making,”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3,No.2,1969,pp.190-222.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 12-15 页。学界有关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对越南政策的解释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研究认为约翰逊因其家教和与父母关系而形成的、不愿接受失败的个性特征影响到其对越政策,导致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参见:Doris Kearns,“Lyndon Johnsons Political Personalit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1,No.3,1976,pp.385-409.林民旺: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外交评论 2006 年第 5 期,第 64 页。张一飞:高速崛起大国的“蜀汉困境”与自我身份重构,第 40-44 页。模型,认为对外政策决策者在考虑国际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国内政治的制约。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通常由正式制度、决策程序和组织惯例构成。他们为围绕政策形成而进行的国内政治竞争设定了总体框架。例如“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固有的制度性约束,诸如分权制衡、选举和问责制等结构性障碍能对国内政治实体构成制约,加之民主国家内部政治实体利益的分散性和决策信息的非垄断性,使得民主体制国家不易被卷入战争。但从历史上看,新兴崛起国的国内政治程序可能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政治体制去调停、限定和统一各政治组织实体的政治行动。由于这种合法中介的缺失,国内各政治组织实体为追求利己主义政策而进行的政治博弈缺乏合法而权威的解决途径。全局性协调的匮乏导致崛起国难以形成统一合理的威胁认知,对外政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出现断裂,极大制约崛起国对体系压力的表达。国内因素对威胁认知的辅助传导,主要分为国内政治博弈和国内社会压力两个维度。崛起国在短期内很难达到国家-社会关系的理想化程度,有时为了迎合部分国内联盟和大众的利益诉求,导致对外战略与政策逐渐陷入困境。第一,在国内政治博弈中,外交政策的制定既非单一行为体的选择也不是组织的输出,而是政府中各政治博弈者相互讨价还价的产物。承载国内制度结构的政治实体和官僚组织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拥有各自的部门利益。由于国内政治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不同实体和官僚组织根据自身部门利益争取资源的政治博弈在所难免。国家对外政策的最终形成,反映的是这种国内政治博弈最终胜出的结果。国内政治博弈对威胁认知辅助传导的关键,在于其影响决策精英凝聚力和文武关系协调的作用机制。持续的内部分歧造成的领导层分裂程度,是导致精18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1)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Jack S.Levy,“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nd the Causes of War,”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0,No.2,1986,pp.193-222.Michael W.Doyle,“Kant,Liberal Legacies,and Foreign Affairs,”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2,No.3,1983,pp.205-235.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第 178-179 页。美 格雷厄姆艾利森、美 菲利普泽利科:决策的本质:还原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王伟光、王云萍译,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23-26 页。英凝聚力不足的重要根源,精英极化会导致如何应对体系性威胁的共识难以达成。文武关系协调涉及政治精英与军队间的互动。军队是国家的暴力机器,被赋予国防安全的使命,但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工具,需要决策层的领导和规制。如何在文官控制军队和保持军队强大而高效间找到平衡,构成文武关系的核心命题。理想的状态并非某一方的削弱,而是文官对军事事务进行客观总体而非干扰性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军队被授权实施军事行动,独立于政治过程,但受到文官的监督。但处于物质实力上升期的崛起国,其文官政府有时难以对军队施加合理有效的控制,军队的暴力性外溢极易形成进攻性的对外威胁认知,而扩展进攻性政策又会影响政策制定的审慎性,从而左右国家的整体战略选择。总之,决策层精英的分裂和对军队的较弱政治领导,会使战略决策偏离审慎轨道,这一战略短视会加剧崛起困境的国内生成隐患。第二,国内社会是国家立足的土壤,是国家制定政策和发挥影响力的根本。崛起国后发工业化带来的国内社会急速变迁,会导致社会凝聚力水平降低,国内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崛起伴随利益多元化,以公众舆论为代表的大众政治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国家与国内社会关系因此会变得错综复杂,崛起进程中来自国内社会的压力陡增。衡量国内社会和谐程度的主要标准是:利益集团等次国家行为体服从决策层的程度、公众对整体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目标的支持度。国家在与各利益集团和民众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理性的对外威胁认知发生偏移,对体系环境的回应出现杂音。总体上,国内社会的压力主要分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大众舆论的压力。就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而言,在后发工业化社会发展中崛起的各国内利益集团,会通过互助而形成国内联盟,这些联盟具有信息垄断和宣传优势,以普遍的国家利益为其自利政策正名。他们具有各自的国外利益纠葛,政府面对各利益集团联盟的诉求时,极易随波逐流,各种对外政策来回变换,战略短视风险提升。一方面,强势的联盟通过游说决策层以夸大某一方向上的外部威胁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