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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62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一体双层”模式建构张思永 宋庆伟摘要：当理论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进行必要的学术史梳理，以便回望来路，展望去路。近年来，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正成为国内译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以应对翻译学学科进一步发展的诉求。但与当前欣欣向荣的翻译史研究相比，国内的翻译理论史研究还较为薄弱。本研究聚焦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模式的元思考，尝试以翻译理论史的 4 个要素译论、翻译实践、译论者和社会为构成性的“一体”，从内层心理层和外层社会层以及相对应的两个跨学科视角发生认识论和知识社会学作为阐释性的“双层”，建构一个研究和撰写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一体双层”模式，并对该模式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理论阐发和举例论证，最后对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提出几点建议，特别是提出建立一个译学分支学科“译论思想史”的设想。本研究希望能为中国翻译理论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研究模式方面的可能途径，助力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关键词：中国翻译理论史；“一体双层”模式；心理建构；社会建构；译论思想史中图分类号H059/H315.9 DOI：10.12002/j.bisu.49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24）01-0062-21引言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是历时性译学研究的两翼，但发展并不平衡。近年来，国内的翻译史研究形成热潮，硕果累累。这一方面源于中国的史学传统，另一方面则与西方文化学派译论的引入和国内译学界对翻译家研究的重视有关。相比翻译史研究，国内的翻译理论史研究和撰写还比较薄弱。本文聚焦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认为以往研究存在 3 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模式僵化、研究视角单一化、研究手段工具主义化。在研究模式方面，“分期+人物+资料”模式或以译学话题为线索的概论式研究较多，这使得译论史研究往往流于史料的堆砌；在研究视角方面，已有一些文化视角的研究，但从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2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百年中国英译小说国家形象海外传播困境及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1BYY057）和2021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山东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1-ZXWS-06）的阶段性成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297 期）63整体来看，这类研究的数量尚显不足，且缺乏跨学科研究的综合视角，特别是缺少译论者心理视角的研究，影响了译论史研究该有的多维性和立体感；在研究手段方面，基于 CiteSpace 等工具的计量化研究为译论史的梳理和分析带来了诸多便利，但这种量化研究如果缺少与质性研究的有效结合，容易导致明显的工具主义倾向，使译论史研究机械化。二是研究成果和研究风格分布不平衡。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中国传统译论史的梳理和研究，对中国现当代翻译理论虽然有一些基于史料的梳理和思考，但更多地是偏向多人合作的概论性质的梳理，具有独特的学术史观、体现研究者个人风格的历时性梳理和研究还比较少。三是对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的元思考尚显不够。元思考可以为理论研究的全面性、深刻性和方向性保驾护航。目前，译学界对中国翻译理论史本身已经有一些思考，但多是对断代翻译理论史特别是中国传统译论史的元思考，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特别是研究模式建构的元思考还比较少。事实上，译学界已经意识到撰写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王宏印（2017：446）提出的“中国翻译学建设的十大领域”之一就是中国翻译理论史和译论读本的编纂。近年来，高级别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不断有这方面的立项，加强翻译理论史研究是现代翻译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诉求。弥补不足，方可赋能前行。本文在对以往研究反思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一个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的综合模式“一体双层”模式，并对该模式的结构和功能进行较详尽的阐释和论证，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建议，以期为中国翻译理论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方法论的启示。一、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模式：“一体双层”1.模式建构本文受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批评传统（1991）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作品、世界、作家和读者）的启发，考虑到翻译理论要素构成的特殊性和翻译理论史研究的多层次诉求，尝试提出一个由 4 个要素和两个层面构成的研究和撰写中国翻译理论史的综合模式，即“一体双层”模式。其中，“一体”是模式的主体，由 4 个要素构成：译论、翻译实践、译论者和社会；“双层”指两个层面内层和外层，具体涉及两种建构心理建构和社会建构。这两种建构涉及相应的两个具体跨学科阐释视角发生认识论和知识社会学。“一体”是构成性部分，“双层”是阐释性部分。该模式如图 1 所示。翻译研究64译论者社会翻译实践内层发生认识论（心理建构）外层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一体（构成性部分）双层（阐释性部分）译论行动活动图 1 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的“一体双层”模式2.图解提出这一综合模式主要基于 4 点考虑。首先，在研究原则上，应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本然的历史是由一堆凌乱的史实或史料组成的，如何对待和有效地使用这些史料以揭开历史的“真相”便涉及如何运用逻辑人为地建构出一个带有体系性的结构，这是现代学科的要求。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应凸显翻译理论史研究的跨学科性。以往的翻译理论史研究缺乏跨学科方法的观照，应该说，史学方法是翻译理论史研究最直接的借鉴方法，但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也可以借鉴过来研究翻译理论史。再次，在研究内容上，应兼顾译论成果和过程的全面性。翻译理论史研究不但要关注译论成果的梳理，还要探究译论生成所涉及的译论者心理认知建构过程和社会文化等外部影响过程等。最后，在研究框架上，应强调翻译理论史研究的立体性。翻译理论史研究需要克服以往研究模式单一化、线性化的不足，从多维度、多视角展开研究。静态地看，这一综合模式的主体部分由 4 个要素译论、翻译实践、译论者和社会构成。其中，译论（即翻译理论）是译论者对翻译实践思考和研究的结果，根据分类标准的不同，可以包括：翻译思想、翻译理论（狭义的）和译学体系、应用理论和纯理论、本土译论和外国译论、原创译论和衍生译论、基于过程的译论和基于产品的译论等。翻译实践是译论创生的直接或间接源头，是译论史研究必不可少的构成性要素，在形式上可以包括译入和译出，自译和他译，独译、合译和国家翻译实践，转译和重译，全译和变译，文学翻译和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297 期）65文学翻译等；在内容上可以包括翻译操作实践、翻译批评实践、翻译教学实践、译论批评实践等。译论者是译论生产的主体，其主体身份可以包括翻译家、译论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等。他们既可以是职业的，也可以是业余的；既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群体的（如学术共同体等）。社会是译论生成的外部环境，包括意识形态、阶级、翻译教育、翻译政策、赞助机构、学术会议、对外交流、学术出版和发表、学术传统、文化传统、外来思想、其他学科、其他译论、学术范式、民族思维风格、地域特色、时代精神等。动态地看，该模式的主体是以译论为中心，连接译论者、翻译实践和社会环境的互动网络关系，具体表现为 6 种关系：译论者与译论的单向关系：译论者作为译论的创造主体，通过其翻译实践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生成译论。译论与社会的双向关系：译论通过指导翻译实践间接影响社会发展，并对译学学科的建设发挥作用；社会通过译论者或翻译实践间接影响译论的生成和发展。翻译实践与译论者的双向关系：译论者基于翻译实践形成对翻译的思考（包括形成翻译观和翻译批评观等）；译论者在译论的指导下，更好地实施、认识或解释翻译实践。翻译实践与译论的双向关系：翻译实践通过译论者的中介作用影响译论的生成，译论也通过翻译家指导翻译实践，两者具有发展的同构性（这是译论发展分期的依据）。翻译实践与社会的双向关系：两者的互动需要作为中介的译论或译论者的参与一方面，翻译实践对社会精神的塑造和社会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也是必然存在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即致力于此。社会与译论者的单向关系：社会环境影响译论者的研究领域（如选题）、研究思路（如译学教育对译论者的影响）和译论表征的风格（如传统思维对译论形态的影响）等。从阐释方法看，该模式采用内外兼顾的跨学科方法。针对以往翻译理论史研究多聚焦翻译理论成果的梳理而较少涉及翻译理论发生史的不足，该模式尝试以“一体”的四要素为核心，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视角出发，阐述翻译理论的发生和发展。两个阐释视角分别对应“四要素”中的“译论者”和“社会”（在图 1 中以实线表示），而这两个视角都离不开“翻译实践”的参与（在图 1中以虚线表示），因为“无论何时，无论我们如何提升翻译理论的抽象程度，都无法否定、也不应否定翻译理论的实践来源”（许钧，2021：10）。“翻译实践”在这两个学科视角中分别体现为“活动”和“行动”，共同构成翻译理论研究的译论者行为。具体来说，我们应从广义认知心理学中的发生认识论来考察译论者在译论创生过程中的认知结构及其建构过程，从社会学中的知识社会学视角来考察译论生成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机制和决定作用。这两个学翻译研究66科分别从两个层面内层和外层，与模式的主体部分四要素形成局部或全面的互动。虽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两个层面都涉及知识、思想或理论的历时性演变和发展，比较契合翻译理论史的研究旨趣。另外，理论认识的结果是产生于认识过程中的，因此，对理论发生过程的研究必然涵盖对理论成果的梳理和评论，使得翻译理论史研究兼顾成果和过程研究，使之更趋全面、更具深度。正如黑格尔（1959：12）所说：“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它就是哲学这门科学。”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则从反方向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翻译理论史即为翻译理论的发生史。二、“双层”对“一体”的阐释和论证如上所述，“一体”是该模式的构成性主体，“双层”是模式的阐释性层面。下文将着重从“双层”所涉及的两个跨学科视角出发，对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进行合理性、适用性和应用性等方面的阐释和论证。1.发生认识论视角发生认识论视角是从译论者主体的认知心理层面探究翻译理论的发生史。传统的认识论只顾及认识的某些最后结果的高级水平认识。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开创的发生认识论（认知建构主义）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皮亚杰，1981：17）。（1）认识发生的建构机制皮亚杰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的先验范畴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克服行为主义心理学“刺激-反应”理论单向性缺点的基础上，提出认识既不是传统经验论所认为的在客体中预先决定的，也不是传统唯理论所认为的由主体内部结构先验决定的，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建构而成的。建构是指认知结构不断改变和更新的进化过程。建构的结果便构成结构，结构是一个由各种转换规律组成的整体，对认识起着中介作用。“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紧密地联结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转化为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为复杂的）结构。”（皮亚杰，1981：15）可以看出，不同于其他结构主义偏重对结构的共时性分析，皮亚杰更加关注结构的历时性发展。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认知建构的机制和过程如图 2 所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297 期）67主体客体活动图式 1同化顺应图式 2适应平衡图 2 认知建构机制和过程示意图如图 2 所示，一方面，人的认知是主体与客体通过“活动”这一中介相互作用而不断建构的结果。皮亚杰（1981：4）认为，“活动”既是感知的源泉，又是思维发展的基础。从比较简单的结构到更为复杂的结构，结构的建构过程依赖认知主体的不断活动。另一方面，认识的发展体现了“结构功能建构”的辩证统一。其中，图式（schema）是主体的认识结构，也是认知的起点和核心。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皮亚杰，1984：3）：整体性强调结构内部各个元素间的关系和动态组成程序；转换性强调结构不是静止的形式而是转换的系统；自我调节性是指一个系统的转换永远不会超出它本身之外，而由转换产生的新的因素也总是属于这个系统。认识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用过去形成的信念，组织现在的感觉经验的过程。同化是指主体对客体因素进行主动的选择、改变，将其纳入原有图式（图式 1）的功能；顺应则与同化相反，是指当主体的原有图式不能同化客体时，对原有图式进行调整或创立新图式以适应新客体的功能。同化和顺应都以图式为基础发挥作用。主体对客体作出的任何一种适应或同化于先在的图式，或使已有图式顺应于现实都要使这两者达到某种平衡，平衡的结果便是新图式（图式 2）的生成。平衡既是状态，又是过程。有机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适应-平衡机制是主体认知发展的推动力。当主体面对新的客体时，平衡被打破，出现不平衡，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认知建构过程。同化和顺应使认知结构处在保持平衡和打破平衡的交替进行过程中，从而推动认知不断向前发展。（2）翻译理论的发生和建构过程就翻译理论的发生而言，作为认知主体的译论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翻译实践活动以及其他相关认知活动（如对传统译论的反思、对西方译论的接受和跨学科研究等），与原初的或现有的翻译理论产生相互作用。当然，考虑到本文讨论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翻译理论史的发生和发展情况，这里的认知主体翻译研究68既可以指作为个体的译论者，如提出“化境”说的钱锺书，也可以是作为一个群体的译论者概念，如以地域为标志的中国译论者，以时代为标志的中国古代译论者，或以学派或流派为标志的语言学派译论者等。在此过程中，译论者已有的译论认知图式会发生两种作用：同化作用或顺应作用。同化作用发生在现有译论与翻译实践或翻译史实比较吻合或稍有偏差时，这时现有理论便得到验证或需要作出一定的量而非质的调整。通过同化作用，原有的译论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丰富和发展。对现有译论的应用研究（包括指导翻译实践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用于翻译史实描写以及翻译批评的描写性或阐释性译论，以及中国传统译论创生过程中围绕几个关键范畴（如文、质、信、美、神、韵、境、和合、中庸）提出的各种传统译论或现当代语境下基于传统国学创生的译论等都是同化作用的结果。此外，中国译论现代化以来对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研究也属于同化作用的结果，正如皮亚杰认为的：“结构的转换可以是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历时性转换。”（雷永生等，1987：7）顺应作用则发生在现有译论图式不能同化客体，即不能指导当前的翻译实践，或对翻译史实不能作出合理性描写或解释，或与异质性外来译论遭遇而不能“独善其身”，或在跨学科研究中遭遇受体对供体的排异反应时，现有的译论图式往往会作出大的调整，或“破旧立新”直接根据新的翻译实践创立新的译论，或直接接受异质性外来译论，或调整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适应新的翻译实践或译论发展环境。通过顺应作用，在质的层面更新了原有的译论系统，较大幅度地推进了译论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中国传统学术内部的“同质性”因素较多，尽管中国翻译实践的历史悠久、翻译类型多样，但中国传统译论多围绕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展开讨论，因此发生的多是同化现象。相比之下，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史中的顺应现象则比较多。典型的例子便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译学界对西方语言学派译论和文化学派译论的引进和接受。西方现代译论的异质性使得中国原有的传统译论显得格格不入，在一段时间内甚至被迅速边缘化，西方译论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译论体系乃至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的现代化进程。其实，西方译论自身发展中的各种转向也正是在顺应作用下不断建构的结果。当前，国内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都面临新的局面，如翻译方向的“向外转”、翻译技术的蓬勃发展等，这些都呼唤着对“翻译”的重新界定以及创生新的译论来指导当前的翻译实践或批评实践，最终有望促成更多本土译论的创生和中国译学学派的形成。通过同化作用，原有的译论图式同质性地丰富起来；通过顺应作用，原有的译论图式创生新质或新译论生成，新旧译论达到暂时的平衡，如 20 世纪 90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297 期）69年代上半期中国译学界出现的短暂的“停滞期”或“静寂期”。这种平衡状态通常会随着新客体的出现而被打破，如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西方“文化学派”译论引入后，国内译论者的认知图式进入新一轮的建构过程。但无论如何发展，新译论都是在旧译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体现了翻译理论史发展中传承与创新、静态与动态互动的辩证关系。当代翻译学的话语体系也正在逐步走向成熟，这个体系不是由某一权威译论家通过先验的方式预设而成的，也不是通过体验的方式形成零散的译论拼凑而成的，而是译论者群体通过各种翻译实践活动不断建构起来的，并以有机整体性发展为其主要特征。因为“整体只是系统的组成规律的结果，首先的事情是使得整体得以形成的逻辑程序或者自然过程，而不是整体本身或者元素”（皮亚杰，1984：9）。（3）几点说明关于发生认识论视角的翻译理论建构过程，有必要作以下几点说明。第一，根据发生认识论，任何认识都是以某一原始图式为起点的，翻译理论史研究也涉及一个起点的问题，特别是对传统译论史研究而言，更需要回到传统译论的原点（陈大亮，2021）。当然，首先需要做的是确定译论的原点在哪里，考证工作非常重要。不管是传统译论还是现代译论，这一原点就是译论发生的原初图式，译论体系正是从此原点出发一步步地通过同化和顺应建构起来的。正如周领顺（2019：122）所言：“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与新的事实相结合时，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不断反思，边梳理边进步，目的在于提升理论的运用效果，帮助获得可信的结论。”第二，同化和顺应两种作用发生时客体的异质性有一个程度问题。通常来说，客体异质性越弱，越倾向发生同化作用；客体异质性越强，越倾向发生顺应作用。如果出现异质性过弱或过强的情况，同化和顺应作用都会失去效用。就翻译理论的发生来说，若只是使用一些同质性翻译史料重复性地印证某一译论而不对该译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提出一定的挑战，这种研究对该理论的发展起不到推进的作用；若是引进完全异质性的陌生译论或在跨学科研究中供体学科与翻译学科的距离较远，原有的译学体系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无法接受这样的理论，结果不但不会推进译学体系的发展，甚至可能会产生对外来译论的“生吞活剥”或造成某些跨学科译学分支“创生即亡”的命运。当然，译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否成功，译论者的跨学科素养以及执着研究的精神也是重要的因素。常见的情况是，在译论发展中同化和顺应通常保持一种平衡，即客体对主体来说具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客体既与已有图式部分契合，又保有适当的异质性。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译学界对西方语言学派译论和文化学派译翻译研究70论的接受正是这种平衡作用的结果。当前国内的一些本土译论，如变译理论、译者行为批评和生态翻译学等也都是平衡性地融合了中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资源，一定会在理论发生、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第三，需要警惕译论建构过程中的误读。在译论认知发生过程中，会产生种种误读，最常见的情况是：在面对异质性译论时，本该通过顺应作用调整认知图式，但却错误地运用了同化式接受。特别是国内译学界在接受西方译论的过程中，译论者常常倾向将西方某些与中国传统译论或现有译论“貌合神离”的译论同化到中国译论的认知图式中来，如将西方描写译学中的“改写”“解构”“创造性叛逆”“操控”“暴力”等描写性译论视为规范性译论，并尝试用以指导翻译实践，这必然导致认识上的混乱和翻译实践上的灾难，为翻译的粗制滥造提供口实。从表面上看，这与中国传统译论多数为应用性的规范性译论的思维定式有关，也与国内学人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翻译理论只具有指导实践功能这一传统的单维度思维有关，但究其深层原因，恐怕是由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实用理性思想所致。皮亚杰对人类认识发生原理的探索可以说是突破性的，对我们从译论者认知发展的视角探索译论史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然而，这一视角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译论者在译论创生过程中的心理过程不单体现在认知发展方面，其他心理因素如兴趣、意识、意志和情感等也会参与到译论发展的过程中，但这些心理因素对译论创生的作用通常是静态的。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则是从动态的视角讨论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因此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不妨将以上其他心理因素放入以发生认识论为主体框架的论述中作补充式说明。另一方面，认识过程不单是心理过程，还是社会过程。心理发生学视角过于关注知识生成的心理起源，而忽视了其社会起源，尤其对人的社会性实践活动重视不够，因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是与现实隔绝的自足体系，都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翻译理论作为一种人类知识体系，其创生过程必定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因此，翻译理论史的研究离不开外部视角的阐释。本文认为，社会学视角，特别是知识社会学，可以为翻译理论史的研究提供来自外部因素的理论支持。2.知识社会学视角许钧（2021：10）认为：“进行翻译理论史研究，应把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理论和社会思潮的变化结合起来考察，需要注重翻译理论思想发生、发展的特征和逻辑必然性，即其存在与社会需求的契合程度，其反映时代精神内涵的情况，以动态的视角来展现我们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翻译思想家思考翻译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297 期）71维度、深度、广度，及其内外关联度，以之揭示社会思想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边界。”国内翻译理论史研究长期以来主要局限于史料的搜集和梳理，从社会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探究翻译理论发生的研究还很少，这影响了翻译理论史“史识”的权重，导致理论史研究流于表面。当然，国内已有一些翻译思想（史）或翻译理论（史）的研究涉及翻译思想或理论背后的民族精神层面，如刘宓庆（2005）提出要重视对中西翻译思想之“源”的追溯，邵有学（2018）对翻译思想背后的深层理念和价值观进行了探究。如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史研究和重写提供了契机，包括翻译理论史研究在内的元翻译研究也需要一种“文化转向”（张思永，2018），特别是需要以社会学框架为理论支撑，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探究翻译理论的生成。（1）何为知识社会学传统认识论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形成了理想的、静态的知识观。知识社会学则强调人的目的和非理性因素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讲，知识社会学研究思想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代表人物有马克斯舍勒、卡尔曼海姆、布鲁尔（强纲领、社会建构论）以及其他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场域、文化资本）、福柯（知识与权力）、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旨趣概念）等。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观点包括：社会境况决定论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知识和思想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意识形态理论（视角理论）社会通过视角对知识生成起作用；社会境况决定认知主体的视角，视角又决定思想；视角是无意识的，是合理的偏见。关联义一种思想只有在某种社会环境或社会存在的特殊范围内才是真理。强调思想同行动的联系人是行动中的人，行动的目的性决定了思考问题的方向，行动方式会影响思维方式。强调认识的社会性在静态方面，认识主体的背景知识、认知图式、非理性因素（人格、意志等）都与社会环境（实践）有关，主体的认知工具（物质工具、符号工具）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在动态方面，通过社会交往（交谈、讨论和争论）促进认识的不断发展。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社会学是由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创立的，旨在对知识进行社会学考察，研究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特别是研究社会对知识的影响和作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预设就是“存在决定思想”。曼海姆（2005：1）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以各种形式相互直面的世界中，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民族与民族相遇，由阶级、地位或职业所界定的个体与该群体中其他成员相遇时，就没有人还能轻易地保持自足、自满的想当然状态”。我翻译研究72们将这些影响和制约因素的总体称为理论创生的社会环境，具体包括理论创生主体（包括代际主体）、创生视角、竞争和意识形态等方面。（2）合法性论证：三“合”本文认为，知识社会学可以为中国翻译理论史的研究和书写提供理论框架。翻译理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翻译实践这一人类目的性行为密切相关，无疑也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必然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知识社会学用于翻译理论史研究的理据可体现在 3 个“合”上。一是研究思路和对象契合。一方面，知识社会学认为“行为先于思想”，即强调知识的生产者研究者的经验和行动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翻译学是一门经验学科，翻译理论的生产离不开翻译研究者的各类翻译实践和其他与译论创生有关的各种学术活动，包括攻读学位、讲学、参会、项目申请等。正是翻译实践和学术活动促成了翻译理论的产生。另一方面，知识社会学将知识的生成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作为人类知识一部分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的生成与发展自然可以成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二是研究方法切合。“知识社会学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林建成，2011：81），这体现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统一。其中，历史学方法是指动态地考察各种思想在历史上的发生和演变过程。具体包括两种方法：倒推式方法和归属法。倒推式方法的理路是：现象（what）探法（how）溯源（why）。这样，广义的知识或理论就可视作由内向外依次构成的 3 个层次：现象层次、方法层次和社会层次。就翻译理论史研究而言，不是就翻译理论而翻译理论，而是从翻译理论出发，探求其由以产生的方法或视角，再追溯这种方法或视角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境况，即刘宓庆（2005：viii）所主张的对翻译思想的“沿波讨源”。归属法的理路是：个别思想思想类型社会因素。就翻译理论史研究而言，就是将个别翻译理论划归到某一翻译理论类型或流派中，再将翻译类型归到所属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历史环境中。如将“译介学”归入文化学派译论中，再将文化学派译论归属到比较文学研究群体或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研究中。可见，这两种研究具有共同点，即二者都将探究理论生成的落脚点放在了社会文化层面上。三是研究理路吻合。传统的知识学往往从哲学层面讨论人类知识的获得，不管是经验主义还是唯理主义，都具有较明显的心理学倾向；知识社会学则强调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对知识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这与当前翻译理论史研究的“向外转”趋势比较合拍。如前所述，国内的翻译理论史研究不应仅停留在史料的简单梳理层面，还需要一个助力翻译理论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译论研究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297 期）73“文化转向”。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可在这方面有所作为。（3）应用举例本研究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为主，结合其他知识社会学家的理论，涉及的知识社会学观点有：意识形态、乌托邦、代际关系、竞争理论、视角理论、特殊化理论、场域理论和权力话语等。下面仅从相关的两个方面作列举性讨论。翻译理论生成的社会性知识社会学强调认知的社会性，体现在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静态方面又有两个小的方面，一是主体的认知背景、认知图式和社会身份。其一，任何认知主体要进行有效的认识活动，都必须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在译学研究中，译论者的背景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如钱锺书的国学和现代西学背景对其“化境”论的影响；现代译论研究也离不开来自传统译论、西方译论的理论和方法以及跨学科的背景，如比较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等会从不同的视角产生不同的译论。其二，主体的认知图式也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译论家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接受教育的经历、地域文化、翻译实践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等，这些活动都会或隐或显地影响译论者的认知图式，最终影响其译论研究，如刘宓庆译学思想的形成就离不开其家学渊源、师友、湖湘文化以及中西哲学、美学、语言学等的影响。其三，译论者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如翻译家、文学家、学者和官员等身份或角色都会使译论的理论形态和表述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二是认知工具的社会性。认知工具包括各种物质工具、知识工具和语言工具，这些工具都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如翻译过程认知研究中各种仪器的使用和语料库在译学研究中的使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译论研究中的运用等。翻译理论的语言表述带有明显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也通常使得该译论具有相应的文化特色。在动态方面，社会交往促进感性认识理性化或个人认识社会化以及理论体系的完善化。许多翻译理论在生成之前，会有一个感性认识的阶段，译论者通过学术访问、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等渠道进行诸如交谈、讨论和争论等不同形式的思想交流，使感性的认识理性化；也可以通过学术讲座、学业讲授、国内外著作和论文发表、公众号推送等途径将个人的翻译理论或翻译思想进行推广和宣传，特别是当前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使得译学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更加便利。针对翻译学硕士、博士的翻译理论教学是将译论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另外，译论知识的体系化体现了其社会性过程：一方面，需要译学共同体相互联结，贡献智慧，促进译学学派、流派和范式的形成；另一方面，应在译学交流中破翻译研究74除陈旧感，发现新思路、新方法、新视角，开拓新领域，这有助于译论的不断更新，有助于其朝着现代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翻译理论的生成与“视角”知识社会学提出了“视角”在认识中的作用。“视角”理论认为，特定的社会环境、生活状况造就了认识主体看问题的角度，因此，“社会决定思想”是要通过“视角”这一中介完成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决定”一词取其弱版释义，表达的是“影响”之意。视角可以体现为认识主体的思想方法、思想类型、思想模式、思维方式、解释世界的方式和世界观总体思维结构等（林建成，2011：11）。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渊源看，这一概念源自尼采的“视角”论，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先结构”、伽达默尔的“偏见”和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是人的一种无意识的历史存在状态和理解世界的先决条件。“视角”理论对翻译理论史的社会学研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首先，就翻译研究而言，翻译实践的文本类型、语言类型和方向等社会因素都会影响译论者的视角，最终决定生成什么样的译论，如西方印欧语系“同质性”语言之间的互译实践导致“等值”论、“对等”论的产生，中国翻译史上以“异质性”的汉外互译为主导的实践导致了中国传统译论的“经验+哲学（美学）范畴”式的生成模式。另外，译学界各种范式的转向，本质上就是研究视角的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理论史可以被视为一部译学视角转移的历史。此外，“视角”理论还可用来解释某些译学话题。限于篇幅，下文仅就“译学论争”“译论误读”“译学体系建构”这3 个方面展开简要讨论。在译学论争方面，中国译学史上曾出现过或温和或激烈的“文质”“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翻译理论与实践”“有无翻译学”“科学艺术”“特色共性”等话题之争。究其原因，以往常常归因于二元对立思维所致，实乃论争双方所持的立场不同，即看问题的视角不同使然。而视角正是译论者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造就的，如 20 世纪 30 年代鲁迅与梁实秋的“硬译顺译”（“直译意译”之变体）之争便是由于双方所站的阶级立场不同。视角差异还体现在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上，如在“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论争中，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艺术？”论争双方的意见并不一致，结果导致双方各说各话，产生了一些无谓的争论。在论争僵持不下时，通常会有第三方站出来进行调和，指出双方各自的片面性，并提出折中的意见。其实，第三方是将论争双方的片面性都包容在自身之中，以一种更辩证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视角之间很难说有优劣和宽窄之分，译学论争从整体上看是有利于译论的发展的，它能暴露双方的片面性，从而为更全面地看待问题创造条件。论争其实就是一种竞争形式，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297 期）75曼海姆十分强调“竞争”对知识生成的作用，认为竞争是知识或思想的协同决定因素。如国内译学界的“特色共性”之争，也是中西译学比较背景下竞争思维的结果。目前，国内对这一译学事件多采用描写的方法进行历时性梳理，鲜有从哲学或社会学的视角论证这一论争本身的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论争的本质就是讨论译论的局部适用性还是普适性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的普适性不能依靠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而更多地是通过具有不同视角的人达成的共识来实现。因此，任何知识的普适性都是相对的，存在一个程度的问题。从知识社会学看，“视角”的存在必然使得某一译论带有局部适用性特征，形成所谓的“特色译论”；同时，视角之间也是可通约的，随着视角的社会基础变得越来越宽，理论视野也越来越开阔，通过寻找各视角间的共同点或公分母，理论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其普适性也会越来越大。然而，即使高度普适性的理论归根到底也受制于翻译实践的制约，那种只需通过演绎推理形成的类似数学、逻辑学的绝对普适性翻译理论是不存在的，因为翻译学本质上是一门经验科学。总之，现代中国译学正是在各种论争中逐渐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在译论误读方面，也可以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角度来加以说明。视角往往可以视为一种“偏见”，译论者在已有“偏见”的基础上看待或接受包括传统译论和西方译论在内的其他译论，在此过程中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误读。根据伽达默尔“合理的偏见”和“盲目的偏见”之区分，“误读”可进一步分为“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两种。前者多发生在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阐释上，如译学界对严复的“信达雅”基于现代视角的各种解读；后者在对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解读和西方现代译论的接受中时有发生，如将古代译论中的“文质”之争误读为现代意义上的“直译意译”之争，或如前所述，将西方描写学派的“改写”“操控”“创造性叛逆”等描写性理论误读为规定性理论，企图用来指导翻译实践。这种偏见或视角的形成，往往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民族思维有关。在译学体系建构方面，“视角”理论可用来阐释译学体系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由于译论者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受视角所限，在国别译学体系建构中，常常表现出某些译学概念的缺失或对某些话题的讨论较为薄弱。在中西译学（译论）的共时和历时比较中，这种现象比较常见。如中国传统译论中缺少西方译论所擅长的语言分析等译论话题，而西方译学中也缺少中国译学界着力较多的元翻译理论或元译学研究。可见，视角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非全面性或片面性。那么如何实现译学建构的全面性和系统化诉求？根据知识社翻译研究76会学，这可以通过扩大视角的办法实现。视角的扩大可以是现有视角的扩容，也可以是新视角的加入。如目前国内普遍认可的霍尔姆斯的翻译学体系本身是西方学者视角的产物，是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译学体系的建构，除了需要西方译学界视角的不断扩大外，更需要来自其他非西方译学界视角的加入，包括中国译学界的视角。这样，不管建构的翻译学体系是普适性的还是本土化的，都是具有不同地域背景和学术背景的译论者视角不断扩大和融合的结果。事实上，近年来国内翻译学界出现的一些本土化理论正是这一努力的结果。但同时也需警惕的是，视角的扩大应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那种为视角而视角的译学研究是不足取的。除了以上知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外，其他知识社会学理论也会对翻译理论史（包括译学学科史）研究带来源自外部因素的阐释视角，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意识形态理论（翻译研究中的科学主义、社会科学基金申请指南等）、乌托邦理论（翻译学体系建构、翻译学之“梦”大讨论等）、代际理论（翻译理论家的代际分析）、权力话语理论（同行评价、译学学科建设）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就这些话题展开讨论。三、对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的几点建议结合以上对翻译理论史研究模式的建构和阐释，对于未来的中国翻译理论史研究，本文尝试提出 3 点宏观建议。第一，强化翻译理论史研究的方法论意识，重写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译学方法论是译学发展的核心，也是理论创新的关键。广义上的译学方法论可以体现在 3 个方面：翻译实践方法研究、翻译理论方法研究和元翻译（理论）方法研究（即关于翻译实践方法和翻译理论方法的反思性研究以及相关翻译实践史和翻译理论史方法的思考）。近年来，国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