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瘟疫时期的国教会焦虑——《忧郁的剖析》中的写作疗法、清教极端主义与乌托邦想象.pdf

英语研究（第十八辑）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英国文学经济思想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航路开辟时期英国文学的贸易帝国建构研究”（）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世纪文学中的疾病意识与国家焦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陶久胜，男，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英国文艺复兴文学和文学跨学科研究。英国大瘟疫时期的国教会焦虑 忧郁的剖析中的写作疗法、清教极端主义与乌托邦想象陶久胜（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摘 要：世纪初瘟疫频发，忧郁的清教徒在英格兰宫廷不再得势，忧郁成为一种瘟疫、罪恶与政治身体疾病。精英人士控诉清教徒的疯癫狂热与分裂国教会行为，呼吁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在忧郁的剖析中，作者伯顿试图通过写作治愈自身忧郁却陷入疯狂写作之中，谴责作为王国痼疾的清教极端主义，使用乌托邦图景描写理想国家。面对国教会垄断教义与政府不肯改革，伯顿唯有与清教共处并效忠国教会以捍卫王国健康，其乌托邦理想只是一个受忧郁驱使的疯狂想象与语言游戏，这透露出斯图亚特早期社会的国教会焦虑。关键词：忧郁的剖析；国教会；清教极端主义；写作疗法；乌托邦 ：，：，英国大瘟疫时期的国教会焦虑 忧郁的剖析中的写作疗法、清教极端主义与乌托邦想象 ，：；引言“非常忧郁”，“我过着一种安静、久坐、孤独的私人生活”。“出生时，土星达到中天”，“我不受禁锢的思想自由游览”（：）。“我因此写作，使自己忙于这种游戏劳动”，“忙于写作是为了战胜忧郁”（：）。因“让人瘙痒的体液”，“无穷的书不断涌现出来”，他陷入疯狂的持续写作中（：）。清教徒的“宗教忧郁”，“比战争、瘟疫、疾病、饥荒与所有其他，更使人糊涂与迷恋，造成更大伤害，带来更多忧虑，更折磨人的灵魂”（：）。故“我将建造一个乌托邦，一座新的亚特兰蒂斯，一个我自己的理想共和国，那里由我自由统治、建城与立法”（：）。城中机构和谐布置，“为所有需要的人建造”（：）。鉴于“没有花园不生毒草，没有麦地不长毒麦，我们中有一群清教徒、教派分立者与异教徒，甚至在我们内部也有极端主义者”，而“过度狂热地反对这些人”，“将会摧毁我们的一切”，故“我”愿与清教共处，忠诚英格兰国教会以维护“和平”（：）。这是罗伯特伯顿（）忧郁的剖析（，）中涉及忧郁的情节片段。评论家安妮 沙普尔（）指出，伯顿从地理制图视角剖析人体忧郁，正如人们依赖地图进行全球大冒险，但伯顿嘲讽患有忧郁症的疯狂探险者，表达出他的悲观主义世界观（，：）。玛丽安隆德（）在宗教、医学与文学治疗语境中，探讨在经典与非经典写作中伯顿如何构建读者的阅读体验，如何利用神学与医学话语构建对读者具有身心治疗作用的文本（，：）。上述成果侧重忧郁与地理或阅读的关系，忽视从医学视角，在英国国教会分裂语境中解读忧郁与清教极端主义的政治身体内涵。实际上，早期现代英国瘟疫频发，疾病话语进入日常生活与政治文化领域。世纪初，忧郁的清教徒在王宫不再得势，忧郁成为一种瘟疫、罪恶与政治身体疾病。精英人士指责清教徒的疯癫狂热与国教会内部的宗派分立，呼吁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伯顿在忧郁的剖析中描写自己与英格兰社会的清教忧郁，英语研究（第十八辑）提出治疗人体忧郁的写作疗法，构想用乌托邦社会取代患病的政治身体。然而，忧郁玷污了写作，使他个人陷入疯狂写作中，这种疯狂也感染了政治改革计划，把乌托邦理想变成一种受忧郁驱使的疯狂游戏，这透射出早期现代社会的国教会焦虑。由此，在忧郁话语与清教极端主义语境中，笔者研究伯顿如何解剖个人忧郁与国家忧郁的病症并探索疗方，同时探析疗法流产所隐含的 世纪英格兰社会的国教会焦虑。英国、世纪忧郁话语忧郁的剖析由四卷构成，第一卷是导言，伯顿以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身份面对读者；第二、三卷分别阐释人体忧郁的起因与疗法；第四卷细说爱情与宗教忧郁问题。伯顿探讨的不仅是一个身心问题，而且是一个宗教政治问题。亚当 吉特兹（）认为，“伯顿忧郁的剖析的核心问题在于：忧郁是否会死去？”（，：）到 世纪初，“忧郁理应死亡”成为主流，那些忧郁人士被过度刻板刻画。在诗歌中与戏剧舞台上，忧郁患者受到极大嘲讽；任何有才华的人皆不想与这种愤世嫉俗者发生联系（，：）。西奥多斯宾塞（）发现，年左右出生的朝臣，曾鼓吹忧郁为社会地位的重要表征，但至 世纪初期，他们不再在王宫中掌权（，：），他们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譬如，圣保罗教堂主持牧师约翰多恩（）曾是一位地位显赫的忧郁人士，但被逐出王宫后，他在布道辞中不断谴责忧郁，最好时把它视为人格缺陷，最糟时把它看成罪恶与瘟疫。这种变化使得忧郁的剖析的出版显得有些过时了。如忧郁的剖析标题所说：忧郁成为一个有待解剖的尸体。忧郁必定被认为已经死去，等待法医剖析以验明死因。至少，忧郁身体需要放置足够长时间，解剖者伯顿才可能详尽描绘它的核心要件。然而，伯顿在该书前几页中表示，忧郁的确仍然继续存在，根本没有甚至不会死亡，故他需要查明病因，更需要提供症状描述与治疗方案。伯顿似乎演绎了患病（自然或政治）身体与语言符号再现之间的断裂关系。他创造了一幅世界图画，却发现它只是一个弄臣图像，国家、世界与弄臣一样处于忧郁状态。他叙述道：如果你想象一座山，或爬上去看，你不久就会看到，所有世人都疯了，忧郁昏聩。那是（科斯莫珀利特斯不久前在一幅地图中）把它描绘成一个弄臣的头（带有座右铭，需要草药治疗的头）、一个疯癫的头、一个弄臣的天堂，或如（古希腊）阿伯尼罗奥斯（）所说，一个需要改革的笨人、骗子、谄媚之徒的普通监狱。斯特拉博（）在他的地理学（）第九册中，把希腊比作一个人的图像。尼古拉斯捷波列斯（）在解说索菲娅纳斯（）的地图时，支持这一比较如果这一引用成立，那它就是一个疯子的头。（：）英国大瘟疫时期的国教会焦虑 忧郁的剖析中的写作疗法、清教极端主义与乌托邦想象伯顿把人体、头像比作希腊、全球，人的图像与地理地图互为对应，弄臣的头与疯癫的世界类比。自然身体、政治身体与宇宙天体之间的隐喻关系，源于古希腊时期的大小宇宙对应论（，：）。伯顿指出两种疯癫：一种是由弄臣所代表的他人或自己的忧郁，另一种是由希腊所隐喻的英格兰忧郁。可一旦世人皆“忧郁昏聩”，诸国都是“一个疯子的头”，那又如何治疗忧郁？（，：）通过语言写作，伯顿为英格兰读者提供的治愈个人与国家身体的改革措施，包括语言符号本身，是否也必然受到了忧郁的感染？早期现代英格兰社会的忧郁究竟疯狂到何种程度？忧郁是一种文化思想，解释与组织人们看待世界与自身的方式，塑造社会、医学与认识论的标准（，：）。经历中世纪基督教社会，因黑死病在、世纪频发，古希腊哲学与医学全面复兴，忧郁获得诗学、病理学、神学乃至政治学等多重内涵。忧郁在人体上呈现为冷、热、干等不同“质”混合而成的过剩体液，显现黑色、苍白色、红润等肤色。忧郁在早期现代知识分子中尤为流行，不仅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忧郁天才理论对他们有很大吸引力，而且由于大多知识分子遭受政府冷淡对待，不满王国政府的专制腐败。他们愤世嫉俗或撰文抱怨国家，表达政治边缘遭遇，试图改变现状却无能为力，因体液过剩而患上忧郁或形成忧郁型人格（，：）。古希腊医生盖伦（）讨论忧郁疾病与忧郁人格，提出极端的体液过剩造就疾病，非极端的过剩则决定气质人格类型。黑胆汁无论在身体还是思想（大脑）中，都会导致忧郁（，：）。亚里士多德与伯顿等则把热干混合体（黄胆汁）与冷干混合体（黑胆汁）均视为忧郁体液。“忧郁体液早已在自然中混合了。因为它是热和冷的混合，因为自然包括这两个元素。”（，：）当然，强调习性而生发的忧郁，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发展为没有原因的莫名忧郁（，：）。忧郁也被阐述为上帝对有罪之人的惩罚，抑或最高恒星带给天才的体液不平衡。提摩西布莱特（）对医学与宗教感兴趣，区分了生理学上的忧郁与上帝之手施予良知受罪之人的精神忧郁疾病（转引自，：）。当然，早期现代医学是身心医学，认为身体与思维情感互为影响（，：）。自然体液由四种体液共同构成，不友好的热量过多可能引发忧郁（，：）。布莱特更重视非自然的忧郁疾病：有些人违背上帝立下的自然法，故其灵魂和良心需受百般折磨，“扫罗王感染此病，上帝派遣邪恶精灵增加痛苦。因为背叛，犹大接受用自己的手给自己复仇之惩罚”（，：）。自亚里士多德提出天才忧郁论，星座、天才与忧郁的关系被建立起来。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哲学家柏拉图（）与苏格拉底（）、诗人荷马（）、战争英雄埃阿斯（）、亚历山大大帝（）等天才人物都是先天忧郁型人格，因为他们“身体热量接近思想所在地，感染了疯狂或狂怒之疾。这适英语研究（第十八辑）用于女预言家、占卜者与神启之人，他们的状况不是因为疾病而是一种自然混合体（热干）而起”（，：）。马西利奥费奇诺（）把基督教自由意志与天才忧郁论相结合，强调在最高恒星下出生的人蕴含最高灵魂能力，其身体热量让其灵魂在最大程度上接近上帝，而黑胆汁也使天才人士倾向忧郁习性。“忧郁”成为文艺复兴图画作品的鲜明主题，画中的忧郁人士往往是一些受上帝灵感启示与追求学术之人（，：）。忧郁渗透到英格兰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伯顿所生活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弊病”（，：）。英格兰人把布莱特与安德尔劳伦丘斯（）视为诗学的天才典范，意图复兴基于黑胆汁过剩的传统诗学天才论（，：）。菲利普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探讨诗歌创作与天才灵感之间的关系。忧郁渗透到艺术、医学、神学与政治领域，获得天才、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神启、国家责任等各种内涵。为宣扬国教会政策，英政府大力发展公共教育，古典（忧郁）知识进入教学课程（，：）。到斯图亚特早期，牛津、剑桥毕业生数量远超政府与教会的需求，许多知识分子生存压力巨大，处于待业状态。哪怕是就业中的人员，也因为其他人员待业而薪水低下。譬如，副牧师收入低微面临潜在失业，生存压力让部分人要么转为清教徒，要么皈依天主教（，：）。查理一世实行个人专制统治，破坏了宫廷的用人与赞助制度，国家与教会的诸多职位被公开买卖，候选人的美德、才华成为推荐人才的次要考虑因素（，：）。一些人只能做教会讲师，在不同教会流动讲解新教，他们转变为清教徒，利用讲师身份谴责君王的政治、宗教与外交政策（，：）。因报国无门或薪水极低，毕业生对王国愈加不满与绝望，他们发展成一支异化、忧郁的知识阶层与激进的清教徒队伍，极力表达对国教会与王国宗教政策的不满，给政治宗教秩序造成巨大威胁。世纪后期始，清教势力迅速增长，不少人坐上了教区牧师的位子。清教徒坚信宗教改革不够彻底，强调国王、主教与普通教徒没有等级差别，圣经（）是基督教唯一权威，教会许多圣礼必须废除，鼓励人们身心体验基督的“拯救恩典”（，：）。年，在萨默塞特的温佳顿，教区委员会由清教徒把持，一群“拘泥教义的呆板之人、清教徒恶棍”，“最善于掩饰的伪君子”，许多人认为，“恶魔一定上了他们的身体”（，：）。清教极端主义类似瘟疫，精英人士指责清教徒的狂热与国教会内部的宗派分立。詹姆士一世警示儿子，要清除作为王国身体过剩体液的清教徒，懂得治国之道以确保国家健康有序：“傲慢的清教徒”表现出“荒谬的谦卑”，“对同伴宣称与呼喊，我们（国王们）只是恶虫”，他们“要审判与强加法律于他们的国王，却不受任何人的审判与控制”。（，：）约翰李利（）控诉清教徒，“用伪装的良知，你感染不同宗教，在国家的血管中散播毒液 你固执的虔诚。它像淋巴瘤一样潜英国大瘟疫时期的国教会焦虑 忧郁的剖析中的写作疗法、清教极端主义与乌托邦想象入肌肉，如水银般进入骨头，最终腐蚀身体”（，：）。托马斯纳什（）定义清教徒为江湖郎中，捍卫新教主教为有技能的医生，作为国教会首领的君主有似首席医生，能够探测出异教徒的感冒发烧，预防清教徒“毒害陛下。爱民的有效路径，在于使清教徒作为国民灵魂医生的资格失效，（）禁止他们行医”（，：）。借用忧郁的剖析，伯顿谴责清教忧郁，试图推动政治改革。受斯坦利费什（）自我消费的人工制品（）的影响（，：），鉴于忧郁的剖析与百科全书的相似性，学界发现，伯顿对文艺复兴的文本传统发动了一场全面解构（，：）。伯顿引用古今中外典籍以阐明忧郁，但庞杂的材料却使他失控，这个伟大项目转变成了一场没有中心的无效言说（，：）。因此，该书也可解读为一部政治隐喻，一部倡导社会改革却谨慎地捍卫原有政治机构的文学作品（，：）。伯顿在作品中对宗教极端主义展开批评，试图压制激进的清教宗派之疯癫，开启了克伦威尔时期与复辟时代的反清教狂热话语之序幕（，：）。此间，忧郁与宗教预言能力的关系经历了一场巨变。内战前，人们普遍相信，忧郁可赋予个人诗学与宗教先知的能力；内战后，人们视宗教热忱为忧郁症状，把忧郁视为一种让人迷失在个人幻想中的身心疾病。伯顿站在忧郁谱系话语的最前沿，把与宗教热忱相关的“疯癫”从神圣狂喜状态转变成一种病理条件。病理学已为当时任何懂得“理性”活动的人所熟知与理解，如剑桥柏拉图主义者就非常依赖“理性”这个术语（，：）。此时，清教忧郁早已是与理性对立的社会疾病。例如，乔纳森斯威夫特（）曾在一个木桶的故事（，）中恶言谩骂宗教狂热主义，让那些自称先知的清教徒几乎没有还击的机会（转引自，：）。个人忧郁与国家忧郁的病症与药方忧郁的剖析中，作者伯顿自称“忧郁患者”，自誉为“非常忧郁”“不愿与人共处”“孤独的”德谟克利特（：）。他对读者叙述自己身体的忧郁成因与症状。在大学里，我过着一种安静、久坐、孤独的私人生活，为了自我与学习，几乎与雅典的齐诺克雷蒂一样久坐，实际上一直到年迈，与他一样学习智慧，大部分时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我一直有这种在书中漫游的体液，像一只跑动的西班牙猎犬，向它看到的每一只鸟大叫，驱使鸟离开它的狩猎之地。除了我应该学的，其他一切与猎犬类似，也只会抱怨，看似可以到处跑而事实上无处可跑。正如谦虚的格斯纳，我阅读了许多书，但毫无目的，因为缺少方法。在图书馆，我翻阅不同作者的书籍，昏昏沉沉，收益甚微，因为缺少艺术、秩序、记忆与判断力。我在地图或卡英语研究（第十八辑）片中游览，我不受禁锢的思想自由游览，研究宇宙学让我特别兴奋。我出生时，土星达到中天，火星是我行为的主宰，与我的上升相遇结合，两者都是它们区域中的幸运星座。正如生活在花园中的德谟克利特，我过着一种修士生活。这对我算是足够的娱乐了，我远离世界中的骚乱与动乱。（：）伯顿的人体忧郁叙事与古典医学对忧郁的起因、症状阐释相吻合。从病因上看，他的学者生活负有责任，他“过着一种安静、久坐、孤独的私人生活”，“实际上一直到年迈”。伯顿的出生星座也是原因之一：“土星达到中天。”学者忧郁归因于天体、自然与人体三方面。土星与水星处于星座最高处给予学者最高智慧，驱使人调研之属性让人体冷干的忧郁体液逐渐增多。追求科学让灵魂不断从边缘转到中心，思考最玄妙的形而上的问题。这些与土和土星的属性相符。学习时不断搅动灵魂，使大脑干燥而需湿润，湿度被消耗时热量也被耗干，大脑变得干冷，与黑胆汁冷干之特征一致。当身体血液被用光时，血液显现干黑（，：）。就症状而言，忧郁使伯顿“只会抱怨”，悲观绝望，“像一只跑动的西班牙猎犬”。他“翻阅不同作者的书籍”，却“收益甚微”。盖伦提出，头疼是胃腔中的黄胆汁过剩，引发恐惧与沮丧所致。从胃部发展起来的这些痛苦乃至癫痫，影响头部而产生许多非正常感官意象，如忧郁患者担忧阿特拉斯（）放弃顶天而任由天压倒世界（，：）。当胆汁过剩时，大脑的意识紊乱造成对记忆之事的幻化，心脏中的忧郁情感对大脑的记忆幻觉作出回应，希望变成绝望，欢乐变成悲伤，负面情感让大脑记忆更加虚幻，心理自然更加恐惧、无助与悲观，如此反复循环不止（，：）。为战胜忧郁疾病，伯顿实践写作疗法。我写忧郁，忙于写作是为了战胜忧郁。没有任何比懒散更能成为生发忧郁的最大缘由，“忙碌是最好的疗法”，正如拉西斯所说：尽管忙于玩乐没多大意义，然而听一听神圣的塞内加，“比起什么都不做，没有目的地做，更好”。我因此写作，使自己忙于这种游戏劳动，我便可避免懒散的麻木。（：）写作是一种语言“游戏”，可让伯顿不再“懒散”，可谓忧郁“最好疗法”。然而，多少优秀医生已经写了数卷书或精确的册子，讨论忧郁这一话题！这里没有新东西。我所拥有的是从他人那里偷窃过来的，我的书页对我大叫，你是一个贼。“偷窃死人的劳动是一种比偷窃他们的衣服更大的冒犯。”大部分作者最后怎么了？受让人瘙痒的体液驱使，每个人不得不表现自己，渴望名声与荣誉，我们都写。在无知者群众之中，为了获得一个无价值的天才之名声，为了获得一个纸质王国。（：）英国大瘟疫时期的国教会焦虑 忧郁的剖析中的写作疗法、清教极端主义与乌托邦想象因为“受让人瘙痒的体液（忧郁）驱使”，“他们必须写些东西”，陷入持续的疯狂写作当中。也因为受忧郁感染，他们“表现自己，渴望名声与荣誉”。伯顿与他人“偷窃死人（古典作家）的劳动”，无法产出“新东西”，写作成为一种反复“从他人那里偷窃”语言的游戏，写作疗法似乎失效，忧郁的疯癫表现愈演愈烈。当伯顿身患忧郁疾病时，英格兰王国身体是否健康？伯顿写道：你会看到诸多不满、普遍不公平、抱怨、贫穷、野蛮、乞讨、瘟疫、战争、反叛、分裂、兵变、争辩、懒散、叛乱、享乐主义、未耕耘的土地、浪费、沼泽地、众多泥塘、荒地，等等，衰败的城市，低劣、贫穷的城镇，人口稀少的村庄，肮脏、丑陋、野蛮的人民，王国、国家必定充满不满与忧郁，是一个疾病身体，不得不进行改革。（：）“人体因为体液发生各种变化，类似地，一个王国因为不同温热症发生，也会有许多疾病。”（：）托马斯斯塔基（）使用“水肿”，指称国家的懒散仆人和自耕农过多，导致国家战斗力缺乏，因这些人基本只说不做（，：）。威廉埃夫里尔（）叙述“舌头”（罗马天主教）抱怨“背”和“胃”（君王和权贵）压迫“手”和“脚”（平民），描写“背”指责“胃”贪婪，“胃”讽刺“手”和“脚”愚蠢（，：，）。尼古拉斯布莱顿（）斥责那些包括清教徒在内的“过多体液之人”，他们不满自己的社会地位，其“低语抱怨”在王国灵魂中“产生了一个无法治愈的伤口”（，：，）。伯顿批评一切社会疾病，从“懒散”到杰克凯德（）领导的平民“叛乱”，从罗马天主教到愤世嫉俗的清教，认为英格兰是个“充满不满与忧郁”的“疾病身体”，呼吁统治者“改革”社会。在他看来，治疗政治身体的改革类似医治自然身体的药物。伯顿正视清教徒的宗教极端主义，借用花园杂草意象表达改革意图。他认为清教徒与柏拉图时代的部分牧师一样，“柏拉图相信这些牧师都是疯子，乃迷狂或天才作用之结果。他们是巫师、女巫、狂热分子、伪先知、异教徒、宗教分裂者与前类相比，这个幅度更大，更不可思议，比战争、瘟疫、疾病、饥荒与所有其他，更使人糊涂与迷恋，造成更大伤害”（：）。古希腊牧师与英格兰清教徒均被视为忧郁的宗教极端分子，但清教徒病情更重，他们给政治身体带来“更大伤害”。王国类似花园，王国治理犹如园艺科学，“他们（古罗马时期的英格兰人）曾与在弗吉尼亚的人一样不文明，然而通过引入种植园与良好法律到殖民地，他们（罗马人）把野蛮的不法之地变成富有、人口众多的城市，成为最繁华的王国”（：）。罗马人让不列颠从荒蛮之地变成美丽花园，但现今英格兰身体处于忧郁状态，“紫蓟生长在玫瑰丛中，一些坏野草与暴行扰乱政治身体和平，使王国荣光黯然失色，因此应当把它拔出来，全速推进改革”（：）。有机政府各机构互为联结与依存，园内各植物间的有机关系正如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英语研究（第十八辑）关系一样。花园与政治身体相似，皆有各自目的与命运走向（，：）。清教徒犹如杂草，园中植物实现美丽和谐犹如政治身体通过改革回归有序健康。或许受托马斯莫尔（）的启发，伯顿构想由政府领导的和谐一致的政治身体。虽然清教极端主义与其他忧郁症状让“和谐一致”变成一种幻觉，但伯顿从未放弃他的政治改革理想，他通过诗学语言书写自己的改革热情。因此，这是一项如此困难与不可能的事情，远在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能力之外，他们粗鲁、愚蠢、无知与未开化然而，为了满足与取悦自己，我将建造一个乌托邦，一座新的亚特兰蒂斯，一个我自己的理想共和国，那里由我自由统治、建城与立法。（：）赫拉克勒斯属于神话世界，具有诗学想象特征，乌托邦似乎是英格兰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亚特兰蒂斯与理想共和国等均有现实主义因素。伯顿的乌托邦是他试图推进的政治改革的延伸，绝非与现实无关的纯浪漫的诗学想象，正如乌托邦（，）被认为是莫尔试图参与改革英格兰甚至欧洲社会的计划书（，：）。批评家沙普尔指出，忧郁的剖析提供了一副和谐排列的诗学图景，但它最终对应的是源于古希腊的世界傻瓜图，该图模仿傻瓜（弄臣）的脸谱绘制而成，表达充满谄媚、欺骗与疯癫的世界需要改革之思想（，：）。伯顿不只发明解决社会危机的诗学方法，还设想一个有实践意义的有效运转的国家，遵循古典体医学的体液平衡与和谐原则，让公共事务置于一种适度的排列中。根据乌托邦计划，诸方面唯有按有机比例生成，政治身体忧郁才可能被治愈。乌托邦图景按照规则、对称与几何比例科学布置。伯顿这样叙述：“她将被分成 或 个行省，山峰、河流、公路或其他更显著的界线精确地把行省分开在每一座修建的城市中，我都会建便利的教堂、墓地、城堡、监狱、市场与法庭修建让人满意的救济院、学校、桥梁，等等。”（：）如果乌托邦是按公共利益与和谐健康原则运行，那伯顿所处的英格兰便是按照极端个人与疯癫疾病原则运转。从自然身体到政治身体，伯顿把自己想象为一个乌托邦王国统治者，提供了对付身体忧郁疾病的特殊解药与疗方。然而，他继续道：“坚持所有特殊（解药）是赫拉克勒斯的一项任务需要维萨里解剖每个部位。征服怪物的赫拉克勒斯，他制服世人与帮助他人，不能解救自己，而最终自己也疯了。”（：）乌托邦构想远超比利时医生维萨里的医学能力，要让英格兰恢复到健康状态似乎是非人力所能及的任务。为此，赫拉克勒斯甚至“最终自己也疯了”。当大力神无力完成乌托邦计划时，乌托邦本身成为一种疯狂计划，政治身体再次陷入忧郁病态之中（，：）。为解决忧郁问题，伯顿转向诗学共和国但最终又回到了疯癫世界中，这是否暗示了伯顿政治改革的流产？英国大瘟疫时期的国教会焦虑 忧郁的剖析中的写作疗法、清教极端主义与乌托邦想象 疗法流产与英格兰社会的国教会焦虑伯顿是首位从理论上定义清教极端主义为一种忧郁疾病的学者。他实验性地探讨宗教忧郁，如他所说，“我无范式可以遵循，没人可以模仿。未有医生清晰地写过这个议题，所有人承认它是一个最显著的症状，一些人看到了它的病因，但几乎没人视它为一种疾病”（：）。或许因为宗教忧郁的复杂性，伯顿对它的态度前后矛盾。他在阐述宗教忧郁问题时，经历了从首卷支持改革到第四卷消极绝望的转变。在第一卷中，伯顿转向乌托邦的诗学方法，含混地为宗教忧郁提供药方。在第四卷中，他首先清楚表明改革姿态，但随后坦言不得不与暴政和平相处，放弃可能带来王国康复的改革理想。忧郁的剖析第四卷讨论宗教忧郁，否定作为治疗方法的改革主张。对忧郁病因 普遍的狂热迷信 进行评论时，露丝 福克斯（）断言：“治疗迷狂根本不可能。就此话题，忧郁的剖析落至最低的潮汐状态。宇宙的恐惧意象缠绕在一起：爱与恨、法制与暴政、疯癫之人与疯癫帝国、宗教与迷狂、神与人，一切皆堆砌在怪兽般的无序中，无法治愈。伯顿的疗方是跛脚的，他知道这个。”（，：）“宗教与迷狂”使整个王国乃至“宇宙”处于“怪兽般的无序中”。疯癫让伯顿惶恐不安，忧郁无处不在而感染一切，他自身也不能幸免，他的改革药方也恐怕只是自己作为忧郁病人的遐想而已。对清教极端主义，伯顿从首卷中与哲学家“一起大笑”变为末卷中与大力神“一起哭泣”。在第一卷中，他以德谟克利特的身份决定在尚未发现的地区建立新的亚特兰蒂斯城。在第四卷中，新的亚特兰蒂斯城至今还未见宗教真理之光，宗教“迷狂蒙蔽了人们的心智”（：）。在第一卷中，新亚特兰蒂斯强调数学与科学原则，预示弗朗西斯培根（）著名的科学小册子的出现。在第四卷中，宗教忧郁无法治愈，科学进步让步于最残忍的毒药疗法，即“在精神病院”（：）。在第一卷中，德谟克利特乐观看待暴政，相信政府与国教会的改革措施能让政治身体重获健康。在第四卷中，作者开始质疑德谟克利特的身份，“讲到这些症状，我要与德谟克利特一起大笑，还是与赫拉克利特一起哭泣？”（：）大力神赫拉克利特甚至也只能哭泣，因为他的神力恐怕也被忧郁感染。国教会必须接受清教狂热，因“英格兰的神学问题不可治愈”（，：）。伯顿甚至借用“水体”意象表达放声大哭之意，“这一片巨大无边、难以置信的疯癫与愚蠢之海：充满暗礁、岩石、沙子、旋涡、涨潮、潮汐的大海，充满可怕的怪兽、粗野的形体、咆哮的海浪、暴风雨、安静的塞壬、宁静的海面、无法言说的苦难、悲剧与喜剧、荒诞与可笑”（：）伯顿批评清教的同时却赞扬其纯洁及对宗教改革的贡献，这暴露了他愿与清教妥协的立场。清教徒由路德教派与加尔文主义者构成，倡导阅读马丁路德（）与约翰加尔文（）的著作，纯化基督教教义、圣礼与圣餐英语研究（第十八辑）仪式，表现出宗教极端主义的狂热、忧郁与疯癫。伯顿表示，只要路德信徒与加尔文主义者能避免更大的冲突，他愿意接受这些激进的新教徒，因为他们“难免迷狂，但比其他人更纯洁”（：）。显然，“其他人”是指国教会中的普通新教徒。忧郁的剖析记载了伯顿对国教会的质疑与对清教徒的同情（，：）。他有时用抵御洪水比喻对它的抵制，“正如水坝一个地方被堵住了，另一个地方却开始泄漏，迷狂也是如此”（：）。伯顿还论述道：“真理宗教，正如酒与水的混合，储存与隐藏起来而不去言说，直到路德时代，突然开始净化，又如另一个太阳驱散那些迷狂的迷雾，让它恢复到原始教会的纯洁状态。”（：）路德好比“另一个太阳”，他所做的只是模仿上帝荣光，充当上帝荣光的影像。他是“驱散那些迷狂的迷雾”的“太阳”，让教会恢复到“原始教会的纯洁状态”。“迷狂的迷雾”指罗马教廷的堕落腐败，路德对宗教改革的贡献由此凸显出来。世纪清教徒，在伯顿看来，作为路德教派成员的清教徒也是可以被国教会接纳的。改革亦是把双刃剑。路德模仿上帝荣光，使得其宗教理念与圣经教义很难分辨。路德试图摧毁对天主教的偶像崇拜，但路德教徒似乎又陷入了另一种偶像崇拜 对路德的偶像崇拜。对此担心的伯顿表现出政治保守倾向，支持国教会与清教极端主义共处。他指出：没有花园不生毒草，没有麦地不长毒麦。我们中有一群清教徒、教派分立者与异教徒，甚至在我们内部也有极端主义者。傻子才会在极力避免一个错误时走向反面。在与伪基督、人类传统、那些天主教仪式与迷信斗争的路上，过度狂热地反对这些人，将会摧毁我们的一切为了大家的和平，噢，锡安！（：）不再像在首卷中那样乐观坚定，伯顿打算容忍现有宗教组织，如果他不算善变之人，至少以保护社会秩序的名义表达了一种政治保守主义的姿态（，：）。“为了大家的和平”，伯顿直言放弃乌托邦理想，因为“没有花园不生毒草，没有麦地不长毒麦”。既然国教会“内部也有极端主义者（清教徒）”，那么彻底铲除宗教极端主义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再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人类常犯的错误，“过度狂热地反对”清教极端主义“将会摧毁我们的一切”。可见，伯顿在改革上的缄默由他的怀疑所激发，因为即使真理、宗教、实践也总由恶魔双刃剑相伴随，试图净化致命冲突而发动的改革会引发相似的冲突。伯顿讽刺政府暴政性的宗教法规，但同时表达了对英格兰国教会的忠心。早期现代英格兰君主既是王国最高统治者也是国教会的首领。国会上下两院中有相当数量的主教与其他神职人员，国会成员大多是国教会的新教徒，国会通过的宗教法规能反映国教会的意愿。作为激进新教徒，加尔文主义者宣扬因信称义，强调人是否得救皆由上帝预定，相信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他们在阅读中感受自己的罪恶与上帝恩典，进入狂喜与疯癫状态。为了维护政治秩序，官方未谴责加尔文英国大瘟疫时期的国教会焦虑 忧郁的剖析中的写作疗法、清教极端主义与乌托邦想象主义者的疯癫与宿命论，反而限制国民对此教义进行任何评论（，：）。荷兰新教阿米纽派教义温和且不激进，认为人类意志可与上帝意志相容，却被英格兰国会禁止进入英格兰（，：）。在第四卷中，伯顿引用伊拉斯谟（）的话回应：“我们祖先的律法理应受到尊重与严谨对待，因为它们源自上帝。包庇与散播对公共权威的怀疑，既不安全也不虔诚。最好能忍受暴政，不是煽动地抵制暴政，只要它不会驱使我们走向不虔诚。”（：）他讽刺国教会与王国政府，称政府默认加尔文主义的政策为“暴政”。然而，加尔文主义已成“祖先的律法”的一部分，“理应受到尊重与严谨对待”。为了避免危害“公共权威”，伯顿说服自己与其他国民放弃改革，“忍受暴政”而与国教会共舞。伯顿甘愿忍耐国教会垄断教义，遏制发展迅猛的清教势力。世纪初，大主教威廉罗德（）在国教会中发起改革运动，拒绝加尔文主义宿命论，倡导自由意志与每个人都可能得救的理论。政府颁布禁令，反对教徒“把自己对条款的理解或评论作为条款的意义”，要求教徒屈从于国教会作出的对罗德教义的“清晰与完整意义”的权威解读（，：）。年，伯顿成为牛津地区圣托马斯教堂的教区牧师。这一禁令正是针对像他一样的牧师人群，他明确表示，“我们这些有大学学位的人尤其受到限制”（：）。早在 年，国教会就颁布了这一禁令，故在 年第一版忧郁的剖析出版时，伯顿就必定熟悉这一禁令。到 年该书第五版出版时，对罗德的批评声音越来越高，反对国教会霸权的清教徒愈加活跃，英格兰进入内战前夜。出于对政治身体健康的考虑，伯顿一直呼吁国民忍耐臣服。伯顿更愿意站在国教会一边，控诉忧郁人士与其他清教徒，“他们着魔了，不耐烦地咆哮与嚎叫，诅咒、亵渎、否定上帝，质疑上帝力量，公开放弃宗教，准备使用暴力，如绞死、淹死，等等”（：）。作为权宜之计，哪怕国教会已经腐败，为了预防英格兰陷入内战，伯顿选择维护专制的英格兰国教会，有效打压那些愤世嫉俗者与忧郁清教徒。与清教共处和扼杀清教的矛盾立场是否暗示知识阶层在寻找国教会疗方时的焦虑意识？阿奇撒吉卜力（）指出，罗德教派与清教牧师的紧张关系使两者处在“不可修复的两极”（，：）。面对疯狂清教徒即将点燃的内战，伯顿与国教会、查理一世政府站在一起，在第四卷中把清教徒定义为狂热的伪先知以便为国教会正身。清教徒与先知或基督进行模仿性身份认同，其疯狂行为表现出巨大威胁性。伯顿反问道，“与其他人一样冒充神，谁会比他们（清教徒）表现的疯癫更大？”（：）为了更像耶稣基督，疯癫状态中的个人把自己想象为基督，精神错乱而无力区分再现与被再现的事物本身。伯顿还回忆了 世纪初以来激进教徒的反复无常与病态奇想，“有人说自己是基督，获得了 个门徒，来到世上审判世界，非常古怪地蛊惑世人一些人预言奇怪之事，一些人预知这个，一些人预知那个。大多数贫穷、不会读写的清教徒，通过荒谬的迷狂、英语研究（第十八辑）斋戒、沉思与忧郁，误入这种恶劣的错误与麻烦之中”（：）。尽管如此，伯顿愿与这些清教徒相处，但前提是清教徒不要试图推翻国教会与现任政府。当清教徒要革命时，伯顿宁愿接受暴君和暴政也不愿意与清教徒所承诺的解放幻象共处，这正是包括伯顿在内的 世纪英格兰精英阶层把清教瘟疫化与妖魔化的重要原因。结语忧郁的剖析在、与 年多次再版，每次都会增补一些对清教忧郁症状的解剖，这离不开清教徒逐渐控制国会并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这一语境。清教势力在 世纪初本应消亡，却在 世纪上半叶愈加强大，这让伯顿与同时代人深感焦虑。忧郁既是困扰伯顿的人体疾病，又是干扰国教会的王国疾病。为此，伯顿提出写作疗法治疗自然身体，建议乌托邦图景医治政治身体。但因受忧郁感染，伯顿深陷持续写作之中，乌托邦理想也被证明是一种疯狂想象与语言游戏。为避免更大社会疾患，他学会与专制国教会和病态清教徒共处，可当清教徒威胁国教会与斯图亚特王朝时，他使用语言把清教徒批判为模仿耶稣或上帝、有偶像崇拜嫌疑的伪先知。模仿似乎是宗教忧郁的自然属性，当然也是任何语言作品的本质特征。所以，当伯顿使用语言写作治疗忧郁时，忧郁当然不可能治好，只能让身体陷入无限的模仿游戏中。正如评论家吉特兹所说，书名“忧郁的剖析”是个双关语：忧郁正如当时兴起的解剖学中有待解剖的尸体，可视为一种物质条件，甚至一种时尚姿态；但被给予某种形状以备解剖时，忧郁又弹回到偶像崇拜与永恒的忧郁症状中（，：）。因为模仿，伯顿批评宗教机构或宗教派系时，自己的批评也变成了一种疯狂表达。注释 译自，（）：，：。杰克森选用的是 年版本，四卷合在一本书中出版，但每卷都重新编排页码。本文引自该作品的引文都为笔者自译，以下将只标明该著卷数与页码。参考文献 ，：，（）：，：，英国大瘟疫时期的国教会焦虑 忧郁的剖析中的写作疗法、清教极端主义与乌托邦想象 ：，：，（）（）：，（）：，（）：，（）：；：，（）：，（）：，：，：，（）：，：，：，：，：，：，（）：，（）（）：，英语研究（第十八辑），：，：，（）（）：，：（）：，：（）：，：（）：，（）：，：，：（），：，（）：，（）：，：，（）：，：，：，：，：编 辑：陈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