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金融与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基于房贷差异视角下的实证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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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年第 期(总第 期)金融研究收稿日期: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类研究创新工程课题“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及优化路径研究”()作者简介:杨晓燕(),女,甘肃武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与财政;冯兴元(),男,浙江宁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金融学、区域经济;李睿君(),女(仡佬族),贵州毕节人,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正规金融与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 基于房贷差异视角下的实证研究杨晓燕,冯兴元,李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
2、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云南大学 经济学院,昆明 )摘要:促进农村家庭生计可持续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基于 两期整合数据考察正规借贷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数集中在 之间,整体脆弱性水平较低。相较于非正规借贷家庭,正规借贷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更低。房屋正规借贷高额度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较高,而非房屋正规借贷高额度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较低,这两类农村家庭的低额度正规借贷组中有很大部分家庭的生计可持续能力很高。回归结果表明,正规借贷额度每提高 个单位,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数降低 个百分点。相较于房屋正规借贷额度,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
3、弱性的降低效果更好。进一步研究发现,房屋正规借贷和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均可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非农化的转型进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但房屋正规借贷在该机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更大。据此提出引导农户合理使用正规借贷资金,开发“房贷 ”金融产品,细化农村金融帮扶策略的对策建议。关键词:正规借贷额度;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生计策略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一、引言支持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涉农正规金融机构的使命,也是当前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前沿议题。自 年到 年,连续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有涉及改善、健全农村金融服务的相关内容,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战略性思考。正
4、规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血脉,为乡村振兴建设“供血输氧”,是农村家庭生计可持续的根本所在。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资本到财富的转变过程中,农村正规金融的大力发展并不代表农村家庭生计可持续水平的全面提高。一方面,农信社等金融机构在践行“双重目标”时囿于经营成本、盈利能力和大型银行下沉的“挤压效应”等致使其出现了“使命漂移”问题(温涛和何茜,),存在只起到奉献管理手段而达不到增产增收目标等弊端(沈红丽,),影响了其对农村的支持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生态环境不稳定,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对农户的生计可持续能力有一定影响。且部分农村家庭由于面临教育、医疗和子女婚嫁等问题会在城市中购买住房,这个过
5、程中产生的房贷作为正规借贷的其中一类对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那么,在上述背景下,正规金融发展能否有效降低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房贷是否对农村家庭的生计可持续能力产生扰动?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亟需回答。在农村正规金融方面,学者们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且成果颇丰。首先,在金融排斥方面,由于地理位置、金融机构的利率上限等因素,农村弱势群体、低收入者无法获得同等的金融服务(冯兴元等,),由此产生的“精英俘获”等问题使得金融服务的益贫性不足,形成了农民的非自愿性排斥(李建军和韩繤,)。此外,部分农村群体受文化制度、宗教信仰、主观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了对正规金融的
6、自愿排斥(杨东,)。其次,在金融深化方面,金融机构在利率市场化的适度竞争过程中不断提升服务广度和深度。早期,银监会出台的“东西挂钩、城乡挂钩、发达与欠发达地区挂钩”的挂钩准入等措施(陆智强和熊德平,),使得众多农村类金融机构作为中国银行业的“第四梯队”服务“三农”(张琳和廉永辉,),小额化、分散化的贷款发放成为该时期农村正规金融的主要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金融改革以金融市场论和局部知识论相联结,克服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温涛和何茜,),市场、产业、数字化布局和分层化的农村金融范式为解决农民融资困境、提高农民生计可持续能力提供了有效路径(黄益平等,)。现阶段,金融通过助力农产品品牌打造及仓储冷链
7、等促进农产品销售,实现价值增值,形成如“贴息贷款 银行 农村产权抵押贷款 产业助力”等一系列金融服务产业扶贫的完整路径(王丽巍和安佳,);农民的金融素养和纯收入得到提高、消费和资本投入得到改善(宋全云等,;陈思等,),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赵德起和王世哲,)。最后,在金融新发展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金融的数字化、低碳化研究。金融数字化可以更好地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以及相关产业链的延伸,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实现金融机构对农民“软信息”的更多积累(王修华和赵亚雄,),分散金融风险,同时农民的信贷可得性也得到显著提高(叶文辉和龚灵枝,)。金融低碳化通过深层次、广维度和高水平的改革使正规金融资源更好地下
8、沉到农村地区,鼓励农民就地发展特色产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振农村绿色生计资本的转化效率(金书秦等,);通过“碳账本”等对有减排贡献的个人进行记录,带动金融客户群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提高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效率,实现农村弱势群体物质资本的增加和自然资本的不减少(杜莉等,;曾学文和徐拓远,)。此外,在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提出的“金融健康”也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阈,如胡煦和汪雯羽()指出,通过将金融健康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目标,可保护金融消费者因反应不足、“羊群效应”和动物精神等非理性特征而造成的金融行为偏差和不理性行为。然而,鲜有学者从正规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视角
9、综合展开研究,相关涉及此类探讨的内容仅散见于少量文献。这些研究指出,随着生计重心的转移,银行贷款作为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缓冲的主要构成(吴孔森等,),为弱势农户搭建融资通道,金融资本顺势提高,生计脆弱性会降低(蔡晶晶和吴希,)。而与上述观点存在分歧的研究则指出,在取得融资后,借贷资金作为债务使农村家庭置身于高暴露水平的生计风险中,抵御和恢复能力降低(刘伟等,),且富裕农村家庭从市场化环境中受益,贫困农村家庭更多的则是从市场化环境中感受风险,在收不抵支的情况下,容易陷入“借贷 还贷 借贷”的融资怪圈(,)。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与启示,但还有进一步的探讨空间:一是农村家庭生计脆弱
10、性的研究多以气候变化、扶贫政策和乡村旅游等为出发点展开分析(吴孔森等,;蔡晶晶和吴希,;刘伟等,),鲜有文献深入挖掘正规借贷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且缺乏正规借贷类型细化后房贷额度差异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二是现有文献多将是否正规借贷这一政策冲击变量作为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展开分析,相较于正规借贷额度的实证分析,虚拟变量很难克服有偏估计导致的结果误差,且缺乏正规借贷分类视角下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间接影响路径的进一步探究。三是就脆弱性指数评估而言,心理与政策资本作为农户行为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鲜有文献将其归入生计脆弱性研究内容之中。鉴于此,本文从正规借贷不同额度的整体效应和分类差异
11、的视角出发,在分析正规借贷额度的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影响的内在机理基础上,使用箱线图分析房屋正规借贷额度差异下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采用实证模型探讨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剖析房屋正规借贷额度和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通过影响农村家庭生计策略的非农化转变继而对生计脆弱性产生影响的机制,采用内生性检验、控制遗漏变量等方法验证正规借贷资金支持效果的稳健性。本研究结论有益于拓宽正规借贷对农村家庭生计影响的研究视阈,为制定针对性的农村正规金融供给政策提供经验证据。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文的生计脆弱性指农村家庭或个人在面对内外部冲击或变更时,由于自身
12、的暴露度、敏感度和适应性迥异而表现出遭受损失的不平稳状态(,)。在“金融活水”持续灌溉农村家庭生计可持续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家庭基于理性小农特征,在追求边际报酬最大化的过程中,依据家庭内部资本禀赋和外部资源牵制做出与自身匹配的融资决策(杨晓燕和夏咏,)。正规借贷额度、类别及家庭生计活动等差异性运行机制下带来的生计脆弱性结果也会产生不同。(一)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于传统小农户而言,当获取额度相对较高的正规借贷时,家庭可通过提高子女受教育水平,掌握、利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装备从事农业的现代化生产,实现现代化、集约化经营(胡凌啸和王亚华,),或在具备一定管理和技术
13、条件的小农家庭中帮助其适度扩大经营规模,延长产业链或进入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环节,进而提高其风险抵御能力,降低生计脆弱性。于专业大户而言,高额度的正规借贷可使其引进新技术、升级设备以及拓宽经销渠道等,单位产品的供给成本下降,生产要素投入比小于产量增加比,收益率得以提高,从而扩大经营规模(马燕妮和霍学喜,)。此外,通过融资,专业大户有机会开展多元化经营,降低单一产业的风险集中度,同时借助金融衍生工具规避农产品价格风险,降低生计脆弱性。生命周期理论与持久收入假说理论都强调家庭如何进行跨期资源配置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目标。农村家庭可通过信用评级体系的“资源创造”效果更好地融入金融系统,构建社会资本,以此获
14、取更高的授信额度,提高家庭资产的可转换性和灵活性,从而熨平家庭经济波动,保持适应自身的发展水平。基于此,家庭逐步实现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积累(伍艳,),在融资政策、资源禀赋和社会关系的深度交融下,家庭的适应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提高,生计脆弱性降低。但在关注高额度正规借贷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的同时,不能忽视其负向作用。根据债务陷阱理论,高额度的正规借贷可能会使农村家庭陷入债务陷阱,尤其是在金融素养较低、利率较高、偿还周期较短或缺乏稳定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家庭被迫不断“借新还旧”,导致债务累积,可能会提高其生计脆弱性。于小农户而言,借贷额度相对较高可能会导致他们承担过大
15、的还款压力,一旦遇到农作物歉收、自然灾害和大病风险等,容易陷入债务困境(刘西川和江如梦,),进而提高生计脆弱性。于专业大户而言,当借贷额度较高时,可能存在市场信息误判、投资过度和盲目扩张的风险(王丽霞,),由于市场参与度深,如果投资项目收益不理想或市场行情逆转,高借贷额度可能使其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波动、行业周期性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庞大的债务负担可能会导致其生计状况急剧恶化,从而生计脆弱性提高。尽管上述两种情况可能同时存在,但就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一直以来,融资不足被认为是阻碍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而农村家庭借贷资金的合理使用倡导和借贷政策向“适度规模”的不断倾斜,在一定程度上控制
16、了农村家庭对正规借贷资金使用的盲目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计脆弱性的提高。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能够降低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二)不同正规借贷类型对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的影响机制“农民安家贷”政策针对农民群体,在提供资金帮助其购房后,家庭的“居”与“业”形式发生转变。杨晓燕,冯兴元,李睿君:正规金融与农村家庭生计脆弱性 基于房贷差异视角下的实证研究房屋正规借贷使农村家庭生计策略向非农化转变进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的影响路径如下:一是伴随着农村婚姻的示范性消费,多地形成了本地新建或城镇购买住房的趋势。但若是在城镇中购买了住房,部分农户由于资本禀赋匮乏,即使“城中有房”,也并未到
17、城中居住。新建或购房后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发生转化,银行提供的借贷资金在缓解家庭融资压力的同时会激励农户努力拓展生计活动,家庭收入渠道多样化,边际收益上升,抗脆弱性能力随之提高。二是在得到银行金融支持购买城镇住房后,家庭成员住房模式形成代际分工,父辈大多继续在村里从事农业生产,子代进城生活,在房屋发挥居住功能的同时,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到积累(吕洋和高子茗,),生计策略更易转向非农化,此时家庭呈综合发展趋势,抵御风险能力提高,生计脆弱性降低。三是在上述第二类居住模式中若家庭有老人生病或者独居,农业生产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老年农业”会随之解体,此时家庭成员完全转移至购买的城镇住房中,生计策略从
18、“兼业型”到“非农主导型”转变至“非农型”,家庭的生计场域环境发生变化,养老、教育、医疗及谋生方式趋于稳定化,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提高(王常伟和顾海英,),生计脆弱性水平降低。非房屋正规借贷包括用于生活性消费的医疗、教育等低额贷款和用于生产性消费的创业、规模经营等高额贷款。在农村的现实经济环境中,家庭用于生活性消费的正规借贷资金一般是政策红利下为其提供的短期无息贷款,某种意义上来说,小额生活性借贷实际上充当了农户的消费投资角色(童馨乐等,)。此时,借贷资金作为家庭的“偿还动力”,促使农户努力在后期拓宽收入来源渠道,在无息阶段尽力还清贷款,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生计策略向非农化转变的可能性不大,但农
19、户的综合禀赋能力是上升的,适应性会逐步提升。而除低额无息正规贷款外,正规金融机构主要为农村家庭提供高额的生产性贷款,区别于消费性资金耗损,农户通过高额借贷资金进行规模种植养殖和生产经营等实现更大程度的价值增值,此时家庭的生计策略更易从传统小农经营向自营工商业等模式转变(陈思等,)。即使在市场价格变动、产业收入锐减的情况下,由于家庭与正规金融机构长期建立的信任机制可使农户更易于融资,即家庭有足够能力抵御外来风险冲击。再加之长期积累的家庭财富与前期购入的预防性储蓄等,适应能力必然较高,即生计脆弱性降低。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房屋正规借贷和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均可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非农化的
20、转变进而有效降低其生计脆弱性。(三)房屋正规借贷与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影响差异基于上述理论分析,进一步讨论房屋正规借贷与非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影响差异大小。事实上,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上述两类机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不同。房屋正规借贷可综合财富效应、预期压力效应、杠杆效应以及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的社会保障效应。具体表现为:第一,根据财富效应,贷款购房家庭的财富分配权重提高,财富份额增加,家庭的财富分布结构得到改善(孟宪春,)。农户会感到自身资产价值上升,在资产和信心的加持下更会倾向于非农化生计策略的转型。第二,相较于其他消费类或周转性贷款,房贷期限较长,还款压力相对分散,这为家庭提供了更稳定的财务环
21、境和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去尝试和适应非农经营活动,形成“家庭上移”,抗脆弱性能力会提高(王欧,)。第三,分税制后的金融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城镇住房供给(南永清等,),其实质是降低农村家庭的信贷约束,允许其以较少的自有资本控制较大的资产规模。这种杠杆效应刺激了家庭再生产体制的上移,助推了生计策略的非农化转变,进而降低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水平,而这是非房屋正规借贷所欠缺的。第四,在城乡融合背景下,住房与教育、生活环境和工作机会等绑定,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升更有助于农村家庭进城定居,稳定非农就业(吕丹等,),减少因农业收入波动带来的风险,家庭的生计脆弱性降低。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房屋正规借贷额度的提高在影响
22、农村家庭生计策略非农化转变进而降低其生计脆弱性的作用超过了非房屋正规借贷的资金提供。云南财经大学学报(年第 期)三、研究设计(一)数据来源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简称 )。考虑到自 年末开始新冠疫情冲击对农村家庭选择贷款与否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影响,本文主要使用 、年两期的数据,其中主要使用 年的筛选数据做控制变量、测度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指标。但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家庭若上期有正规借贷但本期询问时已还清,则会在本期被界定为非正规借贷家庭。事实上,上一年或前不久还清贷款,其借贷行为及额度对目前的生计脆弱性结果依然会产生影响,故本文在对 年数据进行整理后,将 年非正规借贷而 年
23、进行正规借贷的家庭编码 号进行合并,测度农村家庭两期的正规借贷对其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以规避变量界定和因果关系上存在的偏差。文中涉及的指标 村居是否属于自然灾害频发区由 年样本 号匹配所得。对数据进行合理清洗后,最终得到 户农村家庭样本,其中申请并取得正规借贷资金的家庭有 户(占比为 ),且 户家庭中有 户家庭有房屋正规借贷,故文中使用变量“房屋正规借贷”农村家庭界定,户中减去 户房屋正规借贷农村家庭为后文中所指的“非房屋正规借贷”农村家庭。此外,工具变量中使用的宏观经济指标数据来源于 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综合国内外学者
24、对生计脆弱性的研究,其共同内涵为个人或家庭面对变化时的风险承受能力。本文依托经典脆弱性框架“暴露度()敏感度()适应性()”,首先在对原始数据标准化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生计脆弱性子指标的权重,由于在权重确定中有个别指标为负数,通过平移使之归类为结构相对数,则取?,相应地,(),因为这种调整是通过移轴 去负值和映射 压缩区间的方式确定权重相对数,故并不影响权重的作用效果。其次利用函数模型法来测算农村家庭的生计脆弱性,即 (),其中生计脆弱性的取值范围为 ,即综合值越接近 ,农村家庭的脆弱性越高,生计可持续水平越低。暴露度()通常指农村家庭与系统灾害的接近程度,包括自然、社会和经济等方面
25、。所处地区是否为自然灾害频发区、看病地点的选择和重大事件支出可分别表征家庭受自然灾害的威胁程度、享有的社会福利和自身经济承受范围内的支出额度决策,故选取上述三个指标测度其暴露程度。敏感度()指农村家庭的生计受到的负面影响。家庭负担比、生计多样性和当年收入状况可较为可靠的衡量农户对风险的敏感程度,因此选取以上三个指标测度。需要说明的是,生计多样性只靠家庭生计种类赋值较难体现其收入来源的均衡性,因此要根据不同生计策略的收入比重赋予不同权重。借鉴 等()的研究方法,使用辛普森()指数测度农村家庭的生计多样性,具体计算公式为:,其中 ,表示家庭 的各项生计策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家庭的生计策略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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