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夷夏观念下地方志中“风俗”书写的演变——以贵州地方志为中心.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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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2 期104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民族历史研究明代夷夏观念下地方志中“风俗”书写的演变以贵州地方志为中心杨洁钫摘 要:本文以明代贵州地方志中的风俗书写为中心,考察了有关苗人“风俗”文本的特点,分析了其历史背景与编修者的华夷观念。明初贵州建省之后,省志、府州县志编纂工作随之开始。在明代不同时期的官修贵州地方志中,苗人风俗的书写极其相似,而这主要表现在对苗人的“非人化”“非礼制”的描写,以及强调王朝直接统治之后、渐知仁义的教化效果。这种统一化的话语体系背后蕴含着很多原因,首先与当时任职贵州这一偏僻之地
2、的官员以及方志编修者所持的华夷观念紧密相关,其次编修者缺乏实地考察,故而承袭前志记载。同时也与地方志“风俗篇”具有的教化功能有关。但统一化的描写之外也有意外出现,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的个人境遇使其私修的 黔记 呈现出非常野蛮、落后的苗人形象。而除传统志书之外,明清的士人也构筑了另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苗俗的真实情况在这些空间里面若隐若现。关键词:明代;贵州方志;苗人;风俗书写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24)02-0104-12地方志这一史籍体裁,宋元以来一直为王朝统治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充足的互动空间,构筑了一个网罗王朝思想、地方精英文化、当地风土民情的知识
3、空间。从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以来,地方志的研究就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方志的整理,到方志的编纂、出版、流通,到地方志的作用及其影响等a。近年来,部分学者将目光转移到西南地区,对于儒家思想如何践行于这一边疆地区进行了讨论。而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大多还是集中于国家治理与制度建设,或者是分析赋役征收与经济发展。然而地方志中其他条目如“风俗”“物产”“疆域”等则在多数情况下成收稿日期:2023-07-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华大学文科振兴基金研究专项“明清时代的契约与契约社会研究”(22AZS011、2021THZW)。作者简介:杨洁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
4、84)。a 参见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1962 年;仓修良 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 年,等等。美国学者戴斯哲(Joseph Dennis)在 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 11001700(英文版,哈佛大学出版社,2015 年;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一书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从宋至清的地方志的生产、流通与作用,分析了地方志修纂的动因、地方志与印刷技术的关系,以及地方志的市场流通及阅读人群等问题。包弼徳(Peter K.Bol)在“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History,Geography,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
5、ong and Yuan Wuz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61,No.1,Jun,2001,pp.37-76,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一文中探讨了地方志这一地方史籍的兴起,以及为宋元的地方知识精英所营造的发挥作用与实现理想的空间这一作用。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2 期105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民族历史研究为一种基本状况的介绍,其书写方法、变化情况常常为人所忽视。就“风俗”而言,这一条目是每一本志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风俗”记载了
6、一个地方的习尚嗜好、民情风俗,与“建置”“地理”“山川”等条目一同勾画了一方风土最基本的图景。然而中国西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其风俗与文化有自己的特点,与中原地区有很大不同。对于这个诸夷杂处之地a,如何在方志中描写他们的“风俗”是当时地方官员与地方志编纂者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如果偏重于与中原风俗不同的部分,则无法体现教化之功,而如果将其描写得与中原地区类似,又无法展现出地方之风貌。当然,处于不同境况的官员或文人,也会展现出不一样的记载。本文将透过明代贵州方志中的“风俗”记载,分析有关苗人风俗书写的特征,并考察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明代的民族观念的变化,以及统治者当时的焦虑情绪与政治愿望。
7、一、明代贵州志书的体例及“风俗”条目中国古代很早就重视“方志”及方志中“风俗”的作用。隋书经籍志 有云: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书 录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斯之谓也。周则夏官司险,掌建九州之图,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达其道路。地官诵训,掌方志以诏观事,以知地俗b。由此可知,通过“风俗”的记载可以区分不同地域的特点,而治理地方的官员亦能从方志风俗中以达“观事”之用。所以自方志于宋确立体例以来,也一直有“风俗”这一条目。然而到了明清,“风俗”一节内容趋于简略c。同时,各地志书的修纂水平不一,很多方志有关“风俗”的记载沿袭前志的内容。加上当时志书存在着“视风俗为具文”的倾
8、向,因此,“风俗”的记述所体现的重要性就渐渐落后于其他的如建置沿革、赋役户籍、人物等部分的内容。明永乐十一年(1413),明朝政府设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d。贵州正式建省之后,从省通志到府州县志的编纂随之开始。目前所存的明代贵州方志,省志有四部,分别为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嘉靖 贵州通志、万历 贵州通志 以及万历 黔记。这四部省志当中,前三部为官修,而郭子章的万历 黔记 则为私修e。在明代所存的省志中,其编纂体例不断完备,万历年间成书的两部省志兼取前志的精华,又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体例、结构的调整,初步奠定了贵州方志编纂的范式,其后出现的方志也多参照了这两部志书的修撰体例。a 本文将有关“苗俗”的描
9、写主要集中于黔东的“苗疆”区域。清人严如煜撰 苗防备览 卷 1舆图苗疆总图(岳麓书社,2013 年点校本,第 388 页)中标示苗疆所涉范围包括铜仁府与松桃厅,思州府(相当于今贵州遵义市务川县所辖范围)之施溪,镇远府之四十八溪,思南府(管辖范围相当于今贵州思南、德江、印江、沿河、务川等地)之陆堡等地,也就是清水江流经的黔东区域。b 隋书 卷 33经籍二,中华书局,2011 年,第 987 页。c 傅振伦:傅振伦方志文存,黄山书社,1988 年,第 167 页。d 明史 载:“永乐十一年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八,州一,县一,宣慰司一,长官司三十九。后领府十,州九,县十四,宣慰司一,长官司七
10、十六。”明史 卷 46地理七,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197 页。e 关于郭子章所纂万历 黔记 之性质,张新民在 地方性知识的文本世界贵州地方志修纂源流考伦(贵州民族研究 2007年第 2 期)一文中将其归纳为私修志书,而严格意义上说,一般官方修纂之书才算方志,但郭子章编写万历 黔记 时,正担任贵州巡抚,而万历 黔记 中又有时任翰林院检讨的贵州人丘禾实,以及刑科右给事中陈尚象等现任官员为其作序,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贵州历代方志集成 之校勘记也提到,此书虽然称为记,但其内容、体例均同于志书,历代学者也将其视为一部正式的志书,其影响不小于其他的贵州通志。故本文仍沿用张新民的说法,将其定义为“
11、私修志书”,但既然为“记”,也具有私人地理书的性质,详见后文。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2 期106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民族历史研究然而对于明代贵州志书的编纂者而言,这块刚正式纳入王朝统治不久的区域,其风俗自有其特点,而且随着王朝统治的深入,风俗应该有所变化,因此,对于风俗一节的书写还是值得重视的。而且,对于明朝统治者而言,方志的资治、教化功用一直都是方志编纂的重要,甚至可以说是首要目的,所以即使是描写有独特习惯、不同于汉人的苗人风俗,都是有着为突显王朝教化之功的内在目标的。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 是现存最早的贵州省志,其凡
12、例中提到:“贵州夷汉杂居,风俗美恶不一,自入圣朝,渐摩仁义,去其故习久矣。然旧志所载,尚循其常,今据实书之,不敢以厚诬也。其夷俗有未变者仍其旧。”a 从这条凡例可以看出,明代贵州方志编修者对于“风俗”的描写有两个重点:一是突出王朝教化,二是记录与内地的差异。此后贵州省志的修纂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当时的著名文人杨慎在为嘉靖 贵州通志 所作的序中提到了修纂缘起:贵州为邦,在古为荒服,入圣代始建官立学,驱鳞介而衣裳之,伐芿乱而郡县之,剗砦落而卫守之。百七十年来,骎骎乎齐美华风b。贵州巡抚江东之在为万历 贵州通志 写的 重修贵州通志序 中也表达出同样的想法:凡例有纲有条,爰分爰合,各有攸当,文不伤质,丽
13、而得体,黔之衣冠礼乐彰而传矣。且也,其事核,其义正,庶几哉c!由此可见,对纳入王朝版图的夷民所在之地进行教化是统治的重要内容,而修志活动一方面既是对王化成果的记录,又是推动教化的重要工具。而对于拥有独特风俗的苗人(亦称夷人),如何描写他们与汉人不同的特征的同时,又要强调教化的成果,且达到进一步王化的目的,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不过,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私修的万历 黔记,其修纂体例与上述两者有所不同,他特辟了一章“诸夷志”与“古今西南夷总论”,专门描写不同夷人的风俗习惯,为何郭子章没有沿用前志的写法,其用意值得关注。二、“夷夏之防”观念下的风俗书写无论是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 以建置为分类标准,还
14、是其他志书以事类为分类标准,其“风俗”篇都是按区域分类,故本节将以思南府、铜仁府、镇远府等黔东地区为例来说明“风俗”的书写特点。首先看思南府,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 关于思南府长官司的风俗一节中提到:蛮獠杂居,言语各异渐被华风(图经,思南之地,渐被华风,饮食言语,素所服习,椎髻之俗,悍劲之性縻然变易矣);汉民尚朴(元志,汉民尚朴,婚娶礼仪,服食体制与中州多同)。信巫屏医,击鼓迎客(同上,蛮有猐獚、犵狫、木徭、猫数种,疾病则信巫屏医,专事祭鬼,客至则击鼓以迎);务本力穑(郡志,夷獠渐被德化,效中华务本力穑)d。嘉靖 贵州通志 也记载了思南府的风俗:a 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凡例,贵州历代方志集成 第
15、1 册,文史出版社,1990 年,第 5 页。b 嘉靖 贵州通志,贵州通志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 第 68 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年,第 4 页。c 万历 贵州通志,贵州历代方志集成 第 2 册,文史出版社,1990 年,第 15-16 页。d 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 卷 4思南府长官司风俗,第 55 页。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2 期107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民族历史研究汉民尚朴(旧志,汉民婚娶礼仪,服饰体制,与中州多同);蛮獠杂居,渐被华风(旧志,思南之地,渐被华风,饮食言语,素所服习,椎髻之俗,悍劲之性
16、,縻然变易矣);务本力穑(旧志,夷獠多效中华,务本力穑)a。可见这两部志书都引用了之前志书的记载(如 郡志 旧志 图经 等),没有出现以“今”的形式叙述的新内容。在具体的记述中,则将蛮夷、汉人区别开来,汉人称“民”或“汉民”,苗夷称“夷”“蛮獠”等,汉人是具有和中原人同样的风俗特征的。与其相对,夷人则好巫术与鬼神,性格剽悍,但经过教化之后,开始模仿中原习俗,渐渐重视农桑。再看一下镇远府的风俗。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 卷之五 镇远府风俗 一节曰:习俗质野,服用俭约(一统志);尚信知礼(府志,附郭土著之民,纯厚尚信,读书知礼)游宦者安之(新志,暑不烁石,寒不随指,四时无疫疾障疠,游宦者安之,亦可嘉也)
17、;俗用媒讲(苗俗有事则用行头媒讲,行头能言语讲断是非者。苗讲苗,以苗为行头。民讲民,以民为行头。凡行头讲事皆用筹以记之,多至一二百筹,少亦二三十筹,每举一筹曰某事云云,其人不服则弃之。又举一筹,曰某事云云,其人服则收之如一二百筹。如婚姻用媒以通两家情好也,凡请行头皆用银布,名曰缚。行头言缚之使不二心也,大概苗易生衅,凡事用媒讲亦息事端,此乃御边之一术矣)b。由此可知镇远府是一个气候宜人、适合居住的地方,民风淳朴,崇尚信义,读书知礼。而此地具有特色的风俗便是行用“媒讲”的苗俗,类似明清乡里老人调解纠纷的形式。而几乎相同的内容,也出现在嘉靖 贵州通志 卷三镇远府及所属镇远县的风俗中:习俗质野,服用
18、俭约(一统志);尚信知礼(旧志,附郭土著之民,纯厚尚信,读书知礼);游宦者安之。镇远县苗民,苗俗,有争则用行头媒讲凡请行头讲事,先用银布以纳之大概苗易生衅,凡事用媒讲亦息事端,此乃御边之一术矣c。万历 贵州通志 的记载如下:镇远县。苗俗有事,则用行头媒讲,以其能言语者讲断是非。凡讲事时,皆用筹以记之,每举一筹,则曰某事云云,其人不服,则弃之;又举一筹,则曰某事云云,其人服,则收之,令其赔偿。大概苗易生衅,多由媒讲,宜痛革之d。可以看出万历志也沿用了前志的描写,甚至内容上更为简略。而唯一的差异是关于“媒讲”之俗,前两志认为是“御边之一术”,可以保留此习俗,而万历 贵州通志 则认为应该革除此俗。虽
19、说大部分的记载都沿袭了前志,但这一细节的变化反映出当时夷汉之间或许已经出现了一些矛盾,方志的编纂者认为需要革去这种风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成书时代较早的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 仅模糊地对夷人与汉人作了区分,而嘉靖 贵州通志 与万历 贵州通志 则开始尝试对同一地区的不同苗人(夷人)进a 嘉靖 贵州通志 卷 3风俗思南府,第 325 页。b 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 卷 5镇远府风俗,第 61 页。c 嘉靖 贵州通志 卷 3风俗镇远府,第 327-328 页。d 万历 贵州通志 卷 15镇远府风俗镇远县,第 323-324 页。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2 期108Journal of Ethni
20、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民族历史研究行分类。如嘉靖 贵州通志 中除了上述所引的镇远县苗人之外,还有偏桥司苗人、石阡府犵狫这样的分类。比如镇远县的苗人爱用媒讲“举筹”,其中包括了结成婚姻亦用媒人。而施秉县偏桥司的苗人则好用“跳月”,“其俗以苗为姓,尚青衣,亦黑蛮种也。居远者服饰丑恶,务农为本。近水者不畏艰险,婚礼以跳月成配,死丧则杀牛祭鬼,击鼓歌唱”a。万历 贵州通志 也在镇远府这一章节下对镇远县、施秉县、偏桥司、邛水司等不同地区苗人分别书写,其中关于偏桥司的苗人风俗描写是:“苗人俱以苗为姓,尚青衣,亦黑蛮之种也。婚礼以跳月成配,死丧则杀牛祭鬼,击鼓歌唱。”b可见万历
21、 贵州通志 沿用了嘉靖 贵州通志 的描述。关于苗人的分类,嘉靖 贵州通志 中虽然根据地区做了区分,但实际上书写的内容并未有明显的差异:邛水司土人:性丑陋,好斗战,出入不离刀弩,衣服婚丧略同金容金达之俗。每二年杀牛一祭先祖。邻境寨峒,男女会饮。(石阡府)苗民司犵狫:性勇而谲聘娶则以牛马为财礼,丧葬击鼓唱歌,男女围尸跳跃,举哀而散,亦置山峒间。葛彰司苗人:性多悍诈。男子蓬头垢面,跣足,妇人绾尖髻,披细褶裙。婚配论牛之多寡。问名之日,女家先宰一牛以为开口钱。有丧,不拘父母族属,屠羊豕,舂米糕,脍鱼醢,以为祭。槌鼓唱歌而相乐c。而万历 贵州通志 亦沿袭了嘉靖 贵州通志 的描述,文字内容也无太大变化。对
22、比三部志书的书写,虽然成熟较晚的嘉靖、万历两种方志开始尝试对夷人进行分类,但具体风俗的内容表述仍然几乎相同。三者都将夷人群体描绘为性格剽悍、婚姻自由,以牛马为彩礼,以及在葬礼上击鼓唱歌的形象。导致这相对一致的程式化书写现象的原因,一方面这些地区本就属于“诸夷杂居”的区域,生活与交往原本便有交叉,所以风俗习惯也有互相吸收、学习的情况,区别不大。另一方面,则需考虑到书写者本身对于诸夷的分类认识并不明晰。当时的人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万历时,任翰林院检讨的贵州人丘禾实曾为郭子章所纂万历 黔记 作序,序中提到:以此宇内往往少黔,其官于黔者,或不欲至,至则意旦夕代去,固无怪其然。乃士生其间,或亦谬自陋
23、,通籍后往往籍其先世故里d。也即是说,贵州虽然已经纳入王朝版图,但夷汉杂居的情况使得朝廷及地方官员都相对忽视对此地的治理,恶劣的环境使得很多官员视贵州为畏途,即便来任,也不愿久留。曾任贵州巡抚的江东之在就任前后便两次上疏乞养e。万历 黔记 纂者本人郭子章在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在福建左布政使任上接到出任贵州巡抚的命令后,也曾以“夙疾尚缠,拟再疏a 嘉靖 贵州通志 卷 3风俗镇远府,第 328 页。b 万历 贵州通志 卷 15镇远府风俗,第 324 页。c 嘉靖 贵州通志 卷 2风俗镇远府,第 328-329 页。d 万历 黔记序,第 9 页。e 第一疏写于就任之前,提到虽“敢不奋往抚绥,以效犬马之力
24、”,但“如臣者未出臣用,而胜臣者未用”,所以乞致仕,第二次则称旧疾未愈则乞骸骨。两次乞休分别见于奏疏 俯赐休致疏,乞赐生还疏,分别载于 瑞阳阿集 卷 2 及卷 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 年,集部,第 167 册,第 45-46 页,第 70-71 页。2 0 2 4 年 第1 6 卷 第2 期109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原 生 态 民 族 文 化 学 刊民族历史研究陈乞”a。他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六月到任后,“司道相见,寥寥数员,各郡公移半注缺官”b,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则是官员“推升边地,强半迁延不赴”,结果就是当时缺官严重,“或以一人而摄五道,或
25、以堂官而兼兵备,或以钱谷而议军旅,或以刑名而署驿传”c,这给平定播州之乱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此,他上疏皇帝,要求对于这种迁延行为依律严惩。然而,也就是郭子章本人,在平播之后,也立即上疏乞休,希望离开贵州。由此可以窥见当时贵州无官愿任、无人愿意长守的情况。在此背景之下,地方官员与志书编纂者对于夷人风俗的书写自然不会进行仔细考究,毕竟“风俗”类目下体现出王朝的教化之功最为主要,且相对于其他的类目,风俗习惯的变迁本来就相对缓慢,于是对于夷人的分类、记录的尝试,可能也就浅尝辄止,最终还是引用前志。这样的书写方法,在之后编纂的方志中也不断重复,让人甚至产生夷人风俗多年未变的感觉。同时,明代贵州志书中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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