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团与文化机构合作的范例——重识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pdf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博士生导师团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简介：张志平，文学博士，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李直飞，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纳：“打架”，“杀开了一条血路”重评创造社“异军苍头突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年第 期。杨扬：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年第 期。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 文学研究会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年，第 页。文学社团与文化机构合作的范例 重识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张志平，李直飞 云南大学，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昆明 摘要：在经济与文学的关系中，经济基础决定着作为特殊意识的文学已成为常识，但是，文学对经济的能动性往往被研究界所忽略。在许多时候，文学并不是消极的被经济所决定，如文学研究会在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在商务印书馆从诸多方面影响了文学研究会时，文学研究会也一直主动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当商务印书馆妨碍文学研究会实现自身的宗旨时，文学研究会则努力突破束缚。双方长期合作，是双方成功平衡各方利益和诉求的结果，在双方冲突、妥协、磨合的过程中成功平衡了经济与文化、政治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冲突。双方形成了既独立自主，又相互借重、制约，形成均势的复杂关系。这是在现代文学市场中形成的现代文学与社会资本之间的新型机制。这种新型机制作为民国文学机制的一部分，是研究者触摸民国文学历史脉络、探究中国文学现代化规律的一个窗口。关键词：文学研究会；商务印书馆；文学新机制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物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研究者用它探讨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时，文学通常被经济“决定”，而文学与出版社之间的关系则屡被用做显著的例证。晚清以来，以技术、资本为基础的现代出版社出现，深刻改变了文学生产、传播的形态，塑造着不同于古代文学的现代文学格局，现代文学社团即深受出版社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文学社团，创造社通过“打架”，“杀开了一条血路”从而在文坛上“异军苍头突起”，文学研究会则平和崛起于文坛，但在短期内产生了全国影响。两个社团的发展路径迥异，出版社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及产生影响上，商务印书馆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些学者指出，“如果不是有商务印书馆强大的财力做后盾，如果不是因为商务印书馆的决策人坚持对新文学的长期支持，小说月报就不可能对中国新文学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些以 小说月报为背景成长起来的文学研究会的新文学家，他们在文坛的影响和地位，理所当然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大。”“没有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文学研究会的产生”，“商务印书馆是直接促使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原因之一，并且以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持了文学研究会整个的发展过程”，而在革新 小说月报上，“在新文学的要求之文学外，商务的商业立场，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学者虽看到商务印书馆对文学研究会的巨大影响，但未看到文学研究会自主性的一面，并不能全面揭示出二者间的复杂关系。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他虽认为文学这些艺术形态受普遍经济规律支配，但也承认它们自有其特殊的形态。诚然，按照“物质决定意识”的逻辑，商务印书馆在诸多方面影响了文学研究会，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文学研究会在受商务印书馆影响时并非消极无为，相反，它一直主动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力量发展、壮大自身，而当商务印书馆妨碍它实现自己的宗旨时，它则努力突破束缚。它和商务印书馆既独立自主，又相互借重、制约，形成均势的复杂关系，是在现代文学市场中产生的，预示着一种文学新机制逐渐形成。一、文学研究会主动向商务印书馆借力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虽然受制于物质生产，但又具有相对的对立性，是一种富于个性的自由创造活动。作家具有主体性，作为众多作家联合而成的文学研究会也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性。年秋，瞿秋白、郑振铎等人创办的 人道月刊停刊后，郑振铎想办一个文学刊物，只是手头拮据，不能独立出版。这时，商务印书馆高层到北京拜访胡适、梁启超、蒋百里等人，张元济、高梦旦以“附入 小说月报之意告之”。郑振铎见自己办文学刊物的计划受挫，便想先成立一个文学会，然后由该会出面办刊，这样，一来基础稳固，二来便于跟各书局洽商有关事宜。耿济之等人赞同郑振铎的想法，于是，张元济、高梦旦返沪后，他们便酝酿此事。年 月 日，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商务印书馆对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起了促进作用，但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同人间有计划、有目的的“文学事件”，证明文学研究会同人“是一个心理颇为成熟稳健的群体，他们非常善于利用社会资源，为自己的尝试增加成功的砝码和保障”。文学研究会成立后迅速扩大在全国的影响，就是他们主动借用商务印书馆力量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借助商务印书馆，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将 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沈雁冰多次强调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的刊物”，表明文学研究会与 小说月报的合作是借用性质的。在第一次会务报告里就有“至于 小说月报，则以个人的名义，答应为他们任撰著之事，并以他为文学杂志的代用者”，很明显表现出与 小说月报的距离。文学研究会此举的目的是在保持自主性的前提下，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刊物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此时的商务印书馆需要利用文学研究会的力量来提升 小说月报的销量，给文学研究会借助 小说月报来倡导自己的文学理想提供了空间。为此，当 年 月沈雁冰革新 小说月报时，向商务印书馆提出“现存稿子（包括林译）都不能用”，商务印书馆也只得答应。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社团，现存稿子包括林译小说属于旧文学，舍弃这些稿子，从第 卷第 号起刊登新文学作品，进而提倡“为人生”的文学。也就是说，沈雁冰革新后的 小说月报仍旧是商务印书馆的，但上面刊登的文学作品、阐扬的文学观念等是文学研究会的。从历史上看，文学研究会以 小说月报为代用会刊长达 年，不仅发表了大量作品、阐扬了自身的文学观念，还培养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 期文学董丽敏：小说月报革新：断裂还是拼合？重识商务印书馆和 小说月报的关系，社会科学 年第 期。马克思：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见童庆炳等：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 卷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陈福康：郑振铎传，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李秀萍：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制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茅盾在 革新 小说月报的前后 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等文中多次提及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的刊物。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小说月报第 卷第 号。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上），北京：华文出版社，年，第 页。了大量作家、会员。文学研究会主动借用 小说月报为发表阵地，是它成为影响最大的新文学社团之一、形成风格鲜明的文学流派的重要因素。文学研究会还通过与商务印书馆合出丛书，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文学研究会一成立，便将编辑丛书列为该会的一项事业，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后，迅即把出版丛书提到日程上。年 月，文学研究会的会务报告里有言：“前次本会决议的丛书契约，商务印书馆已完全答应”。年至 年，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合出了“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通俗戏剧丛书”“小说月报丛刊”“文学研究会世界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等，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与其他出版社合出的丛书。在这些丛书中，数“文学研究会丛书”影响最大。该丛书由郑振铎编辑，商务印书馆未干涉编辑事宜，这体现在编辑计划和出版物的差异上。譬如，入选 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的丛书有 种，而实际出版的丛书达 种，比计划增加 种。譬如，在国别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拟出版日本、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北欧、西班牙、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史，实际仅出版 俄国文学史略；在外国文学作品上，文学研究会拟出版 英国短篇小说集 哈提短篇小说集 心史 王尔德神异故事集 夏芝诗集等，实际出版的是爱罗先珂的 爱罗先珂童话集、泰戈尔的 飞鸟集、莫里哀的 悭吝人、托尔斯泰的 我的生涯 一个俄国农妇自述、柴霍甫的 三姊妹等。再譬如，在文学研究会作家作品上，文学研究会拟出版陈大悲和叶绍钧的作品集，最终出版的是顾一樵、王统照、刘大白、瞿秋白、许地山、朱湘、庐隐、张闻天、李金发、许杰、老舍等人的 部作品。“文学研究会丛书”的编辑计划和出版物的差异表明，在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合出该丛书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未干涉具体的编辑事宜，文学研究会具有较大的编辑自主权，从而通过商务印书馆的资本出版该丛书，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譬如通过标榜写实的作品、俄国文学，倡扬现实主义；再譬如通过扶植文学新人，建构“为人生”的新文学。（二）借助商务印书馆的发行网，扩大自身影响文学研究会要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扩大在全国的影响，找到重要的宣传平台至关重要，而发行网络遍布国内外的商务印书馆就成了文学研究会可以借用的资源。实际上，文学研究会成立后迅速扩大在全国的影响，就是建立在出版社、杂志社庞大的发行网基础上的。沈雁冰后来指出：“我们的 名气的扩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得于商务印书馆和 时事新报遍及全国的发行网，老板要赚钱，也就连带替我们扩大了影响”。相形之下，文学研究会在借助商务印书馆的发行网扩大自身影响上，收效相当显著。年，沈雁冰革新 小说月报时，商务印书馆的营业额高达 元，是当时中国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凭借强大经济实力，先后建立 个分馆，在黑龙江、云南、香港、新加坡等地设置经销处，联系 多个销售点。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与商务印书馆合办 小说月报，借助商务印书馆庞大的发行网，迅速扩大自身影响，这是一般文学社团不具备的优越条件。比如 小说月报刊登过云南最早的纯文学期刊 翠湖之友的信息：“新的杂志也有三种出现：一为 翠湖之友，他是在云南府万钟街三十八号达群工业社，定价每张二分；据我们所知道，他实在是云南的惟一的文学杂志”。文学研究会同人关注到云南文学期刊的状况表明，文学研究会的影响已扩散到中国边疆，而通过关注欠发达边疆地区的文学彰显自身的影响，其推手正是商务印书馆庞大的发行网。（三）借助商务印书馆的平台，培养和使用人才商务印书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先进的管理体制，该体制是商务印书馆高效运营的文学文学社团与文化机构合作的范例 重识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见 文学研究会简章，小说月报第 卷第 号。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小说月报第 卷第 号。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小说月报第 卷第 号。文学研究会丛书说明，收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年，第 页。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上），第 页。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国内文坛消息，小说月报第 卷第 期。根本保证。“商务日益成为一个大型企业，一个集中的、分层次的管理体制实质上是为了不同部门的紧密合作，保证整个公司各种业务的顺利运作”。办刊是商务印书馆的一项业务，但编辑、印刷、发行刊物的人专业化程度很高，他们各司其职、不管其他工作，这确保商务印书馆的办刊业务效率高、质量高。同理，商务印书馆的管理人员也很专业。文学研究会借助商务印书馆的平台，或主动介绍会员进商务印书馆锻炼，譬如沈雁冰介绍郑振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或主动吸收商务印书馆员工入会，譬如胡愈之、徐调孚、章锡琛、彭家煌等人加入文学研究会前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以发展、壮大自己，这对文学研究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郑振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先后编选小学教科书、创办 儿童世界、编辑 小说月报，经锻炼，不仅提高了编辑水平，而且增强了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为他策划文学研究会系列丛书、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创造了条件；又如徐调孚是商务印书馆员工，年协助郑振铎编辑 小说月报，年 月在郑振铎离开商务印书馆后，接任 小说月报编辑。显然，徐调孚如果未经郑振铎培养、未在编辑岗位上锻炼，不能胜任 小说月报这样一份大报的编辑工作。再如章锡琛在编辑 东方杂志 妇女杂志等商务印书馆刊物的过程中，磨炼了才干，积累了丰富经验，于 年 月离开商务印书馆创办开明书店，在文学研究会选择合作方上大开方便之门。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借助商务印书馆的平台培养和使用人才，是它比同期众多文学社团兴旺发达、存在时间较长的原因之一。（四）借助商务印书馆，健全运行机制，培育分会文学研究会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强大力量，在办刊、编稿、运作社团等方面逐步形成独特的运行机制。该机制是文学研究会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文学研究会在各地设立分会时，便适时输出该机制，培育这些分会。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后，相机在各地设立分会。尽管鞭长莫及、总会与分会的关系不密切，但文学研究会不忘用自己有效的运行机制培育分会。广州分会的发展过程是个显例。文学研究会在培养人才、推广办刊经验等方面助推广州分会发展。首先，培养骨干分子。广州分会成立时，骨干分子梁宗岱、叶启芳、汤澄波等人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并在文学研究会办的刊物上如 小说月报发表过不少作品，他们为分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推广办刊经验。广州分会成立后，吸取总会的办刊经验、效法总会的办刊模式，将会刊附在各类报纸上发行，“又有许多周刊旬刊附在各地日报内，而这周刊旬刊又标明某处文学研究会分会主编的字样”，为分会成员发表作品、文章搭建了多样而宽广的平台。文学研究会的运行机制是在与商务印书馆合作中，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力量、吸取商务印书馆运行机制的养分，逐步形成、完善的，这个机制在成熟以后又被推广到各地分会去，在文学研究会培育分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出文学研究会的主体性。显然，商务印书馆作为社会力量促进了文学研究会的发展过程，但文学研究会并非简单地被资本决定，而是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主体性，其主动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平台来实现自身的文学理想、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发行网来扩大影响、借助商务印书馆现成的机制来培养自己的人才并将成熟的运行机制适时输送给分会，文学研究会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壮大自己，较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宗旨，这些内在主体性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二、文学研究会对商务印书馆掣肘的突破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文学研究会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也必然会受到商务印书馆的多方掣肘，主要表现如下：（一）商务印书馆别样定位期刊文学研究会办刊的宗旨是：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发表新文学作品，它定位期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人生”。但商务印书馆的期刊定位并非如此，文学研究会的几个发起人与商务印书馆高层商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 期文学叶宋曼瑛：从翰林到出版家 张元济生平与事业，香港：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茅盾：关于“文学研究会”，现代 年第 卷第 期。见 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合作事宜时，商务印书馆高层先“以文学杂志与 小说月报性质有些相似，只答应可以把 小说月报改组，而没有允担任文学杂志的出版”、后称 小说月报“内容虽可彻底的改革，名称却不能改为 文学杂志”。从商务印书馆不准另办期刊也不同意将 小说月报改名来看，商务印书馆定位期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经济效益。在商务印书馆高层看来，小说月报已创办 多年，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不必另起炉灶。商务印书馆别样定位期刊，与文学研究会的理想显然有差距，无形中制约着文学研究会的发展。追求期刊销量是商务印书馆作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合办 小说月报，也不得不考虑销量的问题，彰显出商务印书馆制约文学研究会的力量。比如沈雁冰革新 小说月报后，一直被销量困扰。有学者考证，“改版后的 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的销量，应该不会超过二千份，第十三卷则进一步有所下降”。年 月，他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就透露出“小说月报出版了八期，一点好影响没有”。年 月，他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又说：“今年说报的销数比去年减些，我觉得非常惭愧，尚有三期，未必即能有多大影响，挽回些什么。我想不出今年的报要比去年的坏，坏在哪里。”无从提升刊物销量，是他最终辞去 小说月报编辑职务的原因之一。研究者指出：“在解释茅盾被迫离开 小说月报编辑之职时，除了考虑到商务印书馆内部的保守派方面的原因之外，茅盾自己因为 小说月报的销路不佳而辞去编辑工作的可能性，更是必需考虑的因素。”沈雁冰被 小说月报的销量困扰，最终辞去编辑职务，是商务印书馆因别样定位期刊而制约文学研究会的重要事件。（二）商务印书馆主导期刊赢利沈雁冰接任 小说月报编辑时，向商务印书馆提出 个要求，其中一个是“馆方应当给我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从后来的实践看，商务印书馆对他“全权办事”的承诺是打了折扣的。一旦涉及期刊的盈亏，商务印书馆便强力介入，甚至撤换编辑。商务印书馆主导期刊赢利的行为鲜明体现在掌控期刊广告上。历史上，商务印书馆和鸳鸯蝴蝶派颇有渊源，譬如两次聘任鸳鸯蝴蝶派作家王蕴章为 小说月报编辑。商务印书馆与时俱进、支持沈雁冰革新 小说月报后，鸳鸯蝴蝶派作家失去一块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商务印书馆为安抚这批作家、继续招揽固有读者，年初创办 小说世界，其娱悦读者的宗旨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理念背道而驰。然而，比较 小说世界和 小说月报上的广告，诸如医药广告、商品广告等，不难发现，几乎 小说月报上有的，小说世界上也有。有趣的是，小说月报还刊登了 小说世界面世的广告：“小说世界出版，每周一册，第 期在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发行”。与此相应，小说世界第 卷第 期也刊登了 小说月报第 卷的内容预告。两种办刊宗旨截然不同的期刊登载同样的广告，非常明显地说明商务印书馆所属期刊上的广告，是由商务印书馆掌控而不由期刊编辑投放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定位不同的 小说世界和 小说月报上的广告相同外，革新前后的 小说月报上的广告也一样。从沈雁冰革新 小说月报前后的广告看，除了商务印书馆产品的广告，像关于中华储蓄银行、丕朕氏大药行、上海贸勒洋行、威古龙丸等药物的广告以及各类学校的广告，革新前后的 小说月报上的广告商、广告内容都一样。小说月报第 卷第 号甚至刊登关于林译小说的广告：“林琴南先生所译小说，久为阅者所欢文学文学社团与文化机构合作的范例 重识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第一次）。段从学：小说月报改版旁证，新文学史料 年第 期。茅盾：致周作人（年 月 日），茅盾全集第 卷，合肥：黄山书社，年，第 页。茅盾：致周作人（年 月 日），茅盾全集第 卷，第 页。段从学：小说月报改版旁证，新文学史料 年第 期。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上），第 页。小说月报第 卷第 号。迎，本馆前将先生译本五十种汇为一集，廉价发售不久即罄，皍复续出第二集，集中各体具备，不拘一格，先生之译笔亦能随意境为转移，阅之足以增长智识，非徒为消遣之物品，而此仍特定廉价发售预约，以副爱读者之雅意。”沈雁冰革新 小说月报时舍弃林译小说，如今又替林译小说做广告，岂非自相矛盾？再譬如，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宣告“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可代用会刊 小说月报第 卷第 号上登出一则广告“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 消遣妙品”，的确匪夷所思。这充分表明，编辑 小说月报的人和在上面策划、投放广告的人不同，两批人不互动、不交集。换句话说，商务印书馆聘任沈雁冰为 小说月报编辑，只给他革新刊物内容的权力，没给他策划、投放广告的权力。而广告是文学期刊收入的一大来源，商务印书馆掌控了广告的投放，其实也就掌控了期刊主要的盈利方式。从商务印书馆为主导期刊赢利而掌控期刊广告看，其革新 小说月报是不彻底的。（三）商务印书馆影响 小说月报的办刊风格沈雁冰接任 小说月报编辑时，商务印书馆高层慨然承诺，他“全权办事”、不干涉他的“编辑方针”。不过，他上岗后发现，商务印书馆高层的处事待人原则束缚着他的手脚，他很难放手去干。他后来指出：“因 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刊物，而商务的老板们最怕得罪人，我们对有些文艺上的问题，就不便在 小说月报上畅所欲言。”正因为如此，革新后的 小说月报延续了之前平和稳健的办刊风格。沈雁冰小心翼翼，在发稿上尽量回避涉及敏感问题或有批判锋芒的作品、文章，但他身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难以置身新文学阵营与旧文学阵营论战之外。年 月 日，他在 小说月报第 卷第 号发文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批评鸳鸯蝴蝶派、提倡自然主义。此举不合商务印书馆高层的处事待人原则，特别是得罪了与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的鸳鸯蝴蝶派，商务印书馆高层极为不满。商务印书馆高层不但要求他“在 小说月报上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 礼拜六道歉”，且违背诺言，“对 小说月报发排的稿子，实行检查”。在此情形下，商务印书馆左右了 小说月报的办刊风格。商务印书馆是一家现代企业，其高层运筹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经济效益。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建设“为人生”的新文学，它在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掣肘。面对来自商务印书馆的掣肘，文学研究会凸显了强烈的主体性，主动采取了多种措施，试图突破限制：（一）争取编辑自主权郑振铎当年想办一份文学杂志的初衷是掌握编辑自主权，以便对文艺上的问题畅所欲言。沈雁冰接任 小说月报编辑时，要求商务印书馆“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其目的也是争取编辑自主权。沈雁冰辞去 小说月报编辑时，向商务印书馆提出其“任主编的 小说月报第十三卷内任何一期的内容，馆方不能干涉，馆方不能用 内部审查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依然在捍卫编辑自主权。文学研究会成员争取编辑自主权的直接目的是突破社会力量的限制，建设“为人生”的新文学。（二）坚持艺术准则沈雁冰虽信奉启蒙主义，但不认同一些文人用迁就民众来启蒙民众的做法。他革新 小说月报后，该刊的销量没升反降。他压力很大，但没为迎合读者而降低选稿的艺术标准。他获悉读者看不懂革新后的 小说月报上的作品、不喜欢读论文后认为，“因为民众的鉴赏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 期文学 小说月报第 卷第 号。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 卷第 号。小说月报第 卷第 号。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上），第 页。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上），第 页。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上），第 页。力太低弱，而想把艺术降低一些，引他们上来，这好意我极钦佩，但恐效果不能如梁先生所预期”，“鉴赏能力是要靠教育的力量来提高，不能使艺术本身降低了去适应”，因此“文艺迁就社会，万不能办到”。不止沈雁冰，文学研究会其他成员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也坚持艺术准则。年，商务印书馆为迎合老读者而创办 小说世界后，文学研究会成员撰文回击，“不但把 小说世界第一期出现的那些牛鬼蛇神，骂了个狗血喷头，也把商务当局冷嘲热讽，看得一文不值，说他们 刚 做 了 几 件 像 人 做 的 事，就 不 舒 服了”。在此，文学研究会用艺术准则有力回击了受利益驱动的商务印书馆。（三）自办刊物在办刊上，文学研究会除了受商务印书馆掣肘，还承受着现实需求的压力，“小说月报出版太迟缓，不便多发攻击的文章，而现在迷惑的人太多，又急需这种激烈的药品”。为此，文学研究会在努力办好 小说月报的同时，自办刊物，结果，文学旬刊问世。文学旬刊 年 月 日创刊，年 月 日出版第 期后停刊。文学研究会享有 文学旬刊的编辑自主权，能在上面自由发表意见。相形之下，小说月报的办刊风格平和稳健，文学旬刊的办刊风格剧烈急进。文学研究会“尽力从攻击方面去做”的结果是，该刊成了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学衡派、创造社论战的主要阵地。譬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学生在 南高东南大学日刊上推出“诗学研究号”宣扬旧体诗时，叶圣陶抨击“诗学研究号”为“骸骨之迷恋”，薛鸿猷来信反驳，文学研究会同人将薛鸿猷的来信题为 一条疯狗，发表 对于 一条疯狗的答辩 由 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等文驳斥痛骂，并声言随时恭候薛鸿猷的“第二条疯狗”。文学研究会为建设新文学而与保守势力恶战的景象，不可能出现在 小说月报上。文学研究会言辞激烈的声音，只能通过享有编辑自主权的 文学旬刊发出。（四）自办出版社因厌恶商务印书馆掣肘，郑振铎提出：“我们替商务编教科书和各种刊物，辛辛苦苦不算，还常常要受某些家伙的气。出一本书，他们可以赚几十万，我们替资本家赚钱太多了，还不如自己来办一个书社的好”。沈雁冰、叶圣陶等人赞同郑振铎的提议，于是，他们准备新办一个出版社。年 月，朴社成立，发起人有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顾颉刚、王伯祥、周予同、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等 人，多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由顾颉刚任会计、王伯祥任书记，每人每月出 元钱，集资办社。年 月，朴社解体。朴社存在时间不长，“出书虽不多，但都比较用心”，这是文学研究会努力突破商务印书馆限制的实践。文学研究会在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为它搭建了发展的平台，同时也制约着它进一步发展。文学研究会同人为突破商务印书馆的限制，自觉尝试多种举措，虽然这些举措并未完全收到理想的效果，但他们的行为难能可贵，彰显出文学研究会独立自主、有强烈主体性的一面。三、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新型关系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错综复杂。商务印书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办刊观念落后、刊物销量下降的危机，须引进思想开放、富有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的文学研究会人才，以开文学文学社团与文化机构合作的范例 重识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茅盾：致梁绳?（年 月 日），茅盾全集第 卷，第 页。茅盾：致周作人（年 月 日），茅盾全集第 卷，第 页。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上），第 页。郑振铎：致周作人（年 月 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 辑。郑振铎：致周作人（年 月 日）赤：由 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文学旬刊 年第 号。陈福康：郑振铎传，第 页。商金林：文学研究会创办的书店 上海朴社始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年第 期。创新局面。文学研究会要发展、壮大自身，进而实现建设“为人生”的新文学的宗旨，也须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力量。两者在拥有独立性、行使自主权的前提下各取所需，在合作过程中形成既互相借重又互相排斥的局面，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大体说来，主要是双方在经济与文化、政治与文化间取得了平衡。（一）经济与文化的平衡尽管商务印书馆的利益诉求制约着文学研究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商务印书馆只有企业属性、没有文化属性。商务印书馆靠传播文化获取经济利益，也就意味着其必须平衡好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事实上，商务印书馆既是一家现代企业，又是一个现代文化组织。“商务自诞生之日起，即是与中国的新教育，新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的”。年，商务印书馆成立时只是一家印刷所。年，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时与其主要创办人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商务印书馆接着创立编译所，走上编译、出版著作的道路。商务印书馆高层是一批经济头脑发达、文化情怀深厚的智者。他们在经营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既追求经济效益，又讲求社会效益、文化效益，赋予商务印书馆鲜明的文化属性。商务印书馆具有文化属性是它与文学研究会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文学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合作过程中，双方努力寻找经济与文化的平衡点。当沈雁冰为革新 小说月报向馆方提出 项要求时，商务印书馆高层明知舍弃林译小说会造成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仍大度包容，同意了他的要求。文学研究会同人在办 小说月报的过程中，既考虑期刊销量，又尊重商务印书馆掌控期刊广告的事实。双方相对平衡经济与文化的意识很强，这为双方化解矛盾辟出了腾挪的空间、留下了妥协的余地，进而为双方创造了长期合作的条件。新青年社与群益书社合作关系破裂的原因，从反面证实了文学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平衡经济与文化的重要性。清末民初，群益书社是一家实力不比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弱的民营出版社。在其支持下，新青年连续刊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杂志。年，陈独秀把 月 日出版的 新青年办成“劳动节纪念专号”，上面有孙中山、吴稚晖、蔡元培等名人的亲笔题字，还有 幅照片，篇幅从往期 至 页猛增至 多页。群益书社认为，这一期要用锌版印刷照片和表格，排印费自然多，加上用纸量比往期多，如不加价，会亏很多钱。陈独秀则为普通读者、特别是无产者着想，不同意加价。双方互不妥协，结果，“陈独秀与之矛盾遂不断加剧，以致对簿公堂，最终在 新青年卷出版后与之脱离关系”。不难看出，经济与文化失衡，是双方合作关系破裂的原因。在此，文学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相对平衡经济与文化，的确难能可贵。（二）政治与文化的平衡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学属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它往往通过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制度发生直接关系而间接地领受经济基础的根本性支配力量”，因此，相比经济对文学的影响，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更直接。晚清以来，因政治上犯忌而受挫的作家、出版社屡见不鲜，商务印书馆也遭逢过此类危机。年，商务印书馆办的大型综合刊物 东方杂志因刊登国际时评而在越南、新加坡遭官方查禁，此事牵连商务印书馆的其他书籍和货物，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此后，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其高层深知，想正常经营、进而发展壮大，必须站在保守、中立的政治立场上，小心翼翼地处理问题、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问题。显然，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 期文学金耀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化 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志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邹振环：作为 新青年赞助者的群益书社，史学月刊 年第 期。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 以 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 年第 期。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第 页。童庆炳等：文学理论教程，第 页。依然发展、壮大，与其高层始终站在保守、中立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在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期间，双方因政治立场不同，势必产生矛盾。商务印书馆高层从长远利益出发，自然希望沈雁冰接编 小说月报后的风格像以前一样平和稳健，但文学研究会同人思想激进、勇于创新、锐意进取，不会萧规曹随。一个经常被学术界忽略的事实是，沈雁冰 年 月革新 小说月报时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编入中央工作人员的一个支部。身份决定立场，立场决定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他的特殊身份，自然会在 小说月报的办刊风格上烙下印记。在他编辑的两卷 小说月报里有众多中国共产党员的译文、译作、文章，除他的外，还有沈泽民的译文 塞尔维亚文学概观 俄国的批评文学 俄国的农民歌，文章 克鲁泡特金的俄国文学论 俄国的叙事诗歌等，李达的译文 日本文坛之现状 现代的斯干底那维亚文学 大战与德国国民性及其文化文艺，李汉俊的译文 雾飚运动“最年青的德意志”的艺术运动，陈望道的译文 文艺上的自然主义 近代俄罗斯文学底主潮，文章 日本文坛最近状况，瞿秋白的译作 痴子 可怕的字，何叔衡的译作 压碎的花，张闻天的文章 托尔斯泰的艺术观 太戈尔之“诗与哲学”观等，这些作者与沈雁冰一样，是早期共产主义者。此外，沈雁冰编辑 小说月报期间，重点介绍俄国文学、时常报道海外文坛动态、专门设置“俄国文学研究”特号等，形成独特的办刊风格，沾染着浓郁的政治色彩。他编辑这样一份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期刊和商务印书馆高层之间产生矛盾就不难理解了。商务印书馆高层是一些善于平衡政治与文化的智者，年，他们虽以沈雁冰因文章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得罪鸳鸯蝴蝶派为由向他施压、逼他辞去 小说月报编辑职务，但未驱逐他，仍留他在国文部工作。此举是他们平衡政治与文化的结果。他们睿智过人且通权达变，一方面，他们不想恶化与他的关系，更不想恶化与他背后新生的政治组织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怕他离开商务印书馆后另办一个杂志，与他们竞争。他留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也是他及其背后的新生力量平衡政治与文化的结果。而从沈雁冰的角度来看，他是中共中央联络员，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在没有适当人选接替他的工作的情况下劝他留下来；而他留下来工作的好处是继续利用商务印书馆的平台，建设“为人生”的新文学。郑振铎接任 小说月报编辑，也是双方平衡政治与文化的结果。就商务印书馆高层而言，郑振铎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但并非中国共产党党员，且为人低调、谦和、稳重，行为不像沈雁冰那么急进，由他接任 小说月报编辑，不会惹起政治上的是非；此外，郑振铎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但也是该馆元老高梦旦的女婿，系“自己人”，由他接任 小说月报编辑，既能维持与文学研究会的合作关系，又能消释鸳鸯蝴蝶派的嫌怨。对文学研究会说来，郑振铎虽非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具有进步意识，系沈雁冰的挚友，他接任 小说月报 编辑后，会沿袭沈雁冰的办刊风格，不会另起炉灶。此外，郑振铎虽是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女婿，但也是文学研究会成员，由他接任 小说月报编辑，不但能维持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关系，而且能像沈雁冰一样为文学研究会实现自身的宗旨创造有利条件。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合作关系破裂的原因，从反面证实了文学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平衡政治与文化的重要性。与郑振铎想自办刊物时的情形类似，郭沫若等人 年商定成立文学社团、创办文学杂志时，泰东图书局高层登门拜访，双方遂敲定合作事宜。借助泰东图书局的平台，创造社在文坛快速崛起、声威日益浩大。不过，好景不长，创造社办的刊物短期内相继停刊，具体说来，“创造日本是创造社和 中华新报合作的产物，而泰东图书局与中华新报社同是 政学系 的分支。在 创造文学文学社团与文化机构合作的范例 重识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上），第 页。见钟桂松：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 页。日停刊前夕，政学系代表章士测到了上海，在 时报上作了抨击白话文的文章。作为 政学系所控制的泰东和 中华新报不得不 听将令，于是便有了 创造日的停刊。创造日既停。同一政治系统控制下的 创造季刊和 创造周报同样在劫难逃”。显然，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合作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是泰东图书局受政治势力操控，未平衡好政治与文化。相形之下，文学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因成功平衡政治与文化，开创了长期合作的空间。也就是说，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长期合作，是双方成功平衡各方利益和诉求的结果，是双方成功平衡经济与文化、政治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结果，是双方冲突、妥协、磨合的结果。双方在长期合作中凝聚智慧，既独立自主，又相互借重、制约，形成均势，这预示着在现代文学市场上逐渐形成了文学社团与文化机构合作的新机制。这种稳定的新机制十分重要。在“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社团常与出版社合作，但大多时间不长，譬如 青年杂志（后改名为 新青年）社与群益书社 年合作，年分道扬镳，前后 年左右；再譬如，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 年合作，年各奔前程，前后不超过 年。而文学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在时有冲突的情况下，合办 小说月报长达 年，合出书的时间则长达 年，这正是在编辑期刊、出版丛书过程中平衡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上相互借用、妥协达成平衡关系而形成稳定机制起作用的结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形成的这种新机制是民国文学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文学机制是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是民国时期参与新文学发生、发展过程的各种因素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过程和原理。显然，它是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合力、融构的结果。晚清以来，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出版业崛起，为新文学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出版机构是参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社会力量，文学社团与出版机构的互动关系是民国文学机制的重要环节。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在合作中，成功平衡双方的利益和诉求，合作稳定、持续时间较长，成为文学社团与社会力量结合的范例，也因此成为研究者触摸民国文学历史脉络、探究中国文学现代化规律的一个窗口。责任编辑 张瑞臣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第 期文学张勇，魏建：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郭沫若学刊 年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