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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事件中网络媒体的管理措施分析

施雨岑
摘 要：现如今，我国正处在危机高发阶段。由于危机事件能够引发较大的社会反响，因此，已经成为了公共管理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另外，危机事件的新闻价值也较大，从而引起了大众媒介的广泛关注。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而且还为危机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基于此，文中针对我国网络危机管理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重点分析了危机事件中网络媒体的管理措施。
关键词：危机事件；网络媒体；管理措施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国民素质的不断提升，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社会民生问题，房价、物价、贫富差距以及失业等社会问题的日益加剧，较易引发危机事件。其中，民众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和医改问题，从而加大了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压力。除此之外，部分虚假的网络言论与谣言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因此，导致危机事件发生了恶化，由此可见，有必要采用有效的策略来治理网络舆情。
1.网络危机事件治理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1.1缺乏网络危机管理意识，忽视了民意
目前，随着网络危机事件的屡屡发生，政府在面对危机时，由于缺乏足够的危机管理意识而在思想方面忽视了对危机的治理。所以，政府常常采用消极的或强制性的手段来处理危机。尽管我国民主政治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网络成为了传达民众意愿的载体，但是，“官本位”价值观仍然深深影响着政府官员的价值观，认为政府发表的言论均是正确的，网络言论不能代表民意。比方说，网络上充斥着“我只服务于领导”或者是“媒体是党的”等方面的言论。所以，发生网络危机事件以后， 由于政府未对网络民意引起重视，进而导致了危机治理过程中难以对民众的利益诉求加以充分了解，再加上未对目标诉求加以明确，最终无法成功地治理危机事件[1]。
1.2信息发布缺乏权威性，损害了政府形象
随着网络空间的不断扩大，在网络中开始充斥着各種各样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因此，发生网络危机事件以后，一旦政府不产生干涉，或官方迟迟不发布信息，就可能在网络上出现各种形式的信息，然而，由于缺乏对这些信息的监督，因此，网民猜测的可能性较大，还有可能是网民故意编纂的虚假信息。以上信息基于网络的作用，扩大了影响范围，从而导致政府公信力遭到了质疑。由此可见，一旦损害了政府形象，就难以赢得公众的信任，进而加大了治理政府网络危机事件的难度。
1.3采取“鸵鸟式”的应对方式，影响舆论引导力
随着网络危机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政府在面对来自于舆论的压力时，往往会由于缺乏合理的应对措施，而在危机发生的初始阶段，采取“删”、“堵”、“掩”等方式来处理危机。此种处理方式导致了民众或其他利益相关者难以正确地把握网络危机事件的完整信息，从而对危机事件的处理产生了制约。另外，此种谎言掩盖形的应对方式难免会被揭穿。此时，一定会增加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使民众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进而阻碍了政府正确地引导危机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
2.危机事件中网络媒体的管理策略
2.1立足于网民层面将劝说性权力引导工作落实好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网民在危机事件中并非与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大多数网民却能够促进危机事件向极端化发展，并且基于此种力量的影响，可能导致危机事件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另外，在网络媒体的作用下，分散的网民变得越来越集中，从而导致他们的行为也变得更具一致性。所以，应该针对网民的情绪与行为特点，在危机事件的各个发展时期正确地引导网民。
首先，在危机事件的萌芽期、发展期以及顶峰期对网民进行积极引导。就危机事件的萌芽期而言，应该成立特定的舆情搜集部门，重点搜集网民关注的危机问题，然后再对其进行分类整理，进而能够发挥出预防的作用，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危机事件。就危机事件的发展期而言，为了引导舆论向理性化发展，应该建立健全民意表达体系，以此来降低发生网络舆情事件的概率。就危机事件的顶峰期而言，应该加大对网民的心理疏导力度，并且针对他们组织开展宣传心理健康知识的活动，从而既有助于网民正确地理解社会矛盾，从根本上消除他们的社会心理障碍，同时也能够推动其心理越来越趋于成熟化。其次，构建出一套完善的舆论领袖引导体系[2]。通过对网民舆情展开的调查可以看出，在网络舆论过程中存在着推进话题发展的领袖人物，也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此种类型的人物在促进网络舆情的发展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对其实施正确的引导，能够有效地防止危机事件发生恶化。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网民的年龄以及文化水平较低，因此，较易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由此可见，有必要建立健全网络意见领袖体系，以此来引导网民正视社会中发生的一系列危机事件。
2.2立足于媒体层面将权威性权力调控工作落实好
网络的开放性让公民实现了能够通过网络媒体自由发表自身的言论与意见。另外，随着各种网络媒体的不断涌现，在争夺危机事件发言权方面也开始变得日益激烈。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网络舆论压力，有必要针对各个网络媒体实施相应地干预与调整，以此来达到优化配置传播资源的目的，尽量减少因恶性竞争而造成的不良影响。
首先，将各个网络媒体具有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采用差异化的管理方法。由于不同的网络媒体均具有本身的发展优势，并且在传播危机事件的过程中还起着各自的作用，因此，应该与各个媒体的传播特点相结合，构建出差异化的管理模式，从而能够确保媒体获得健康稳定发展。比方说，微博间短精悍，传播特点呈现出了零散化，难以将复杂事件的发生过程详细地表达出来。所以，根据微博的特点，应该重点筛选、删除以及屏蔽微博中较易导致恶性事件发生的相关信息内容，另外，还应该根据其发挥的重要作用将真实、富有正能量以及与主流价值观相符合的内容进行排序，进而能够将微博舆论的引导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其次，加强各个网络媒体之间的竞争合作，推动其实现互补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网络媒体也开始逐渐朝向多元化发展，而且各个网络媒体在技术方面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倘若加强各个网络媒体在技术上的合作，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网络媒体的发展空间。一方面促进各个网络媒体之间的信息实现共享，无论用户登陆何种媒体的账号均可以获取到最新发布的消息，并且还提高了用户参与讨论热点话题的积极性。一旦在传播危机事件的过程中出现了谣言，就应该要求各个网络媒体担负引导舆论的责任，进而有助于正确地处理危机事件。另一方面，对各个网络媒体的传播特点加以充分利用，推动其在危机事件发展的各个时期发挥出自身的作用。比方说，在危机事件发展的萌芽期利用微博、实时通讯以及论坛等将话题引出，以此来集中人们的注意力。在危机事件发展的顶峰期，利用社交网站等呈现出裂变与强关系特点的媒体来全方位控制危机事件。在危机事件发展的末期，利用门户网站等权威性较强的媒体来促进危机事件朝向理性化发展[3]。
2.3立足于系统环境层面将硬性治理权力的工作落实好
网络媒体系统环境同社会环境之间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从而对社会危机事件的发展方向造成了影响，因此，既应该要求政府部门对其实施监管与治理，同时也需要网络媒体的自身管理。另外，网络媒体系统环境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危机事件，基于此，有必要对其实施强制性权力治理。
首先，提高网络媒体的公信力，推动其在民众心中树立起较高的形象。其中，公信力是基于媒体的长期发展而形成的，主要体现为在民众心中的威望、信誉度和影响力。对于此方面来说，传统媒体的权威性较高，然而，由于网络媒体具有虚拟性，并且无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管理方面，均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地控制，因此，公信力不高。一般来讲，在传播危机事件的过程中，网络媒体是一种传播信息所采取的主要方式，而且在促进危机事件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由此可见，一定要加大對网络媒体公信力的管理力度。要想提升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不仅需要提升网络媒体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与道德修养，而且还应该提高他们判断真假信息的能力。严格治理危机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正确地引导民众走出误区，以此来推动舆论朝向理性化发展。其次，加大同传统媒体之间的合作力度，促进舆论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随着各种媒体之间的不断融合，网络媒体也需要加大同传统媒体之间的融合力度，并且对相互之间的合作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如今，大多数的传统媒体均成立了专属网站，从而为媒体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传统媒体能够将信息资源提供给网络媒体，与此同时，网络媒体也能够促进传统媒体的传播与发展。在网络媒体中，由网民所发表的某种意见较易成为传统媒体报道中的主要议题。因此，在推动网络媒体同传统媒体进行合作的过程中，应该将两者的特点相结合，取长补短，互相促进。除此之外，网络媒体还具有速度较快与时效性较强的传播特点，可以及时地发现事件发展的最新情况，然而，也体现出了信息缺乏有序性以及整合性较差的缺点。虽然传统媒体发布信息的速度没有网络媒体快，但是，它却具有比较专业的采编团队、较高的信誉度和大量的资源，所以，往往可以做到深入地挖掘与跟踪事件。基于此，要想营造一个健康理性的舆论环境，就应该要求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进行良好的配合，协同治理虚拟环境与现实环境，以此来推动舆论朝向理性化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就危机事件的舆情处理而言，网络媒体既应该将网民个体的舆论引导工作落实好，同时还应该落实好媒体的权威性调控工作，另外，还应该将系统环境的强制性权力治理工作落实好。只有这样，才能够将网络媒体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从而不仅有助于对舆情危机进行正确处理，而且还能够促进社会舆论朝向理性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陆季春.危机事件中网络媒体的管理策略[J].新闻战线， 2016（2x）.
[2]王立君，靳羽西， 郭娜.公共危机事件的网络传播与管理对策[J].科技传播， 2016， 8（17）.
[3]张鸿顺.基于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政府网络舆情管理措施[J].求知导刊， 2016（18）：64-64.
[4]周子歆.突发公共事件中关于网络舆情危机的处理对策研究[J].四川水泥， 2017（8）：342-342.

-全文完-